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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忏悔与反悔

　　石湾

　　上世纪60年代初，即我还在读大学时，刘白羽、秦牧、杨朔就已被誉为当代散文“三杰”。尽管在“三杰”中我偏爱杨朔，但对刘白羽也还是怀有一种敬慕之情。不过，那时候他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名作家，而不是一名大权在握的高官。很有意味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文化部系统工作，由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白羽在“文革”开始之初就挨批斗去了。待我下放到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在我们连食堂掌勺的师傅，竟然就是以前专给刘白羽开小灶的一位名厨。他的烹饪技艺确实了得，虽那时猪肉是定量供应，但他烹制的烧茄子、奶油白菜等拿手好菜总令我们赞不绝口，甚至戏称是在艰苦的年代享受到了“高干待遇”。然而，我对刘白羽的为官生涯真正有所了解，是1980年春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新观察》杂志社工作之后。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新观察》杂志社属于重灾区。1980年《新观察》复刊时，三位领导，即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当年都被错划为右派。我所在的文艺作品组，组长也曾是右派。还有流落到苏州的龚之方、《羊城晚报》的萧荻等《新观察》的右派老编辑，来京公干时也常回编辑部聚会。每听他们回首往事，尤其是“肃反”和“反右”运动，对刘白羽当年整人的狠劲儿无不耿耿于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4年底，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其时我已随编辑部主任调离《新观察》，到作家出版社创办《中国作家》，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她竟与刘白羽“狭路相逢”。因1977年刘白羽调回部队，当了好些年的总政文化部部长，每有军旅作家进电梯，必先向他行军礼，然后致以“首长好”之类的热情问候，气氛亲切之极。唯有她冷眼旁观，仿佛与刘白羽素不相识，其场面甚是尴尬。下了电梯，我问她：“刘白羽不认识你吗？”她回答：“他当年是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就是那时定的案，我是丁玲的秘书，他怎么能不认识我？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右派，我已到《新观察》当编辑，仍受丁玲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样整人的左派，至今不认错，我才不屑于搭理他呢！”

　　像她那样，因受丁玲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还有建国初她在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深造时的一批同学，其中包括后来以《小兵张嘎》闻名于世的徐光耀。2000年第1期的《长城》杂志，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徐光耀此后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徐光耀以一个过来人的平常心，冷静回顾了自己这棵在党和人民培育下，于文学创作园地崭露头角的“碧树”如何遭劫、被1957年的反右狂风一夜间横扫枝叶，进而“头朝下、脚朝上”，沦为右派、“修正主义分子”的痛苦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资料再现往昔，对当年那段历史的诡异与荒诞进行了反刍，笔触真挚而大气，既没斤斤计较地去抱怨什么，也没尖刻狭隘地去仇视什么。但无可违避地涉及了包括刘白羽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在极“左”潮流肆虐中的负面表现。

　　《昨夜西风凋碧树》完稿于1999年7月11日，在《长城》采用前，曾遭两家刊物的婉拒。出人意料的是，一经《长城》刊发，《炎黄春秋》《新文学史料》《新华文摘》等十余家刊物争相转载。更令徐光耀意想不到的是，当年整他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刘白羽竟然被他的文章所打动，于2001年3月29日给他写来一封情致深切的“悔过信”：“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地谢罪、谢罪……”

　　刘白羽的忏悔，把徐光耀深深感动了。2001年4月3日，他即给刘白羽回信说：“…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是迷信……”

　　2001年第4期《长城》，以“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通信”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编者在按语中这样写道：“老作家徐光耀的长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在本刊2000年第1期发表后，影响是深远的，作者先后接到80多位热心读者的来函来电，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一年后的今天。下面发表的是著名老作家刘白羽同志最近的一封来信和光耀同志的复信，新世纪之交两位老作家的炙人之语，掷地有声，发人深思，相信会在《长城》的回音壁上留下久久的回响。”随后，又是数十家报刊转载了这两封信，使众多读者，尤其是文学界的人士，也包括笔者在内，像徐光耀一样深受感动和震撼，一下子对刘白羽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认识”，纠正了“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把他当作为“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而“更加敬重”。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对这段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产生了疑惑。那时，我还在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接到了上奉交办的任务：为刘白羽出版一部新的散文集。这部名为《天籁集》的文稿，收录了他晚年的二三十篇短文及几封书信，仅10万字，加上《附录》中陆正伟、王中才等记者、作家采写他的7篇文章，约14万字。那时他已年过八旬，因此，他在代序《晚霞谈文录》中说，这“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散文集了”。于是，为增加书的厚度，我和责编商定，将《天籁集》全部做成精装本，并请我社的美编室主任来担任装帧设计，尽可能把这位作协老领导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出好。未料，我在终审书稿时，发现在《致徐光耀信》后，附了一篇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首先，我觉得既然收录了写于2001年3月29日的《致徐光耀信》，就应该附上徐光耀2001年4月3日给他的复信。其次，从体例来看，如果一定要收录黎辛的《致黄秋耘信》，也应该将此文移至《附录》，而不能紧随《致徐光耀信》其后。当我认真读完黎辛的《致黄秋耘信》，立即明白了刘白羽的用意，即他对两年前向徐光耀所作的忏悔，竟然有了反悔之意。

　　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写于1998年8月4日，长达12000字。1998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是在《来稿、来信照登》栏里刊发这封信的，目录上连这封信的标题都没有列出。《新文学史料》在编者按中说，“本刊今年一、二期刊登了《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作者黄伟经）一文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期，我们从标题到正文一字未动地编发了当事人的来稿、来信。读者如能撇开双方文字上的感情因素，当会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当年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反右运动时，黎辛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兼秘书，黄秋耘则是《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黎辛致信黄秋耘，其核心内容是指黄秋耘在《访谈录》所说“主要是刘白羽领导作协的反右派斗争，甚至可以说独断专行一切”与事实不符，认为“刘白羽是领导作协整风与反右的三把手”。但他承认：“1955年荃麟病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刘白羽是主要执行人。”荃麟即时任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刘白羽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而中宣部分管作协整风、反右的是副部长周扬。由此，黎辛认为，周扬是领导作协整风和反右的一把手，划不划谁是右派，是由周扬说了算：“周扬由于陆定一的支持，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是超乎寻常的大的。”

　　据笔者所知，被黎辛当作领导作协整风与反右的二把手的邵荃麟，他作为作协党组书记，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运动开始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因此，邵荃麟虽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但他是一个属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人物。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去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就径直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我想，这也许就是黄秋耘及我在《新观察》的老同事们认定1957年作协的反右运动是刘白羽主持的缘由。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除刘白羽当时发表的《让我们一道来扫除乌云》《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美丽羽毛下的丑恶灵魂》《秦兆阳的破产》等火药味十足的反右文章而外，郭小川也曾在1969年所写的《我的书面检查》中说：“在讨论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着刘白羽开口提出不划……对于秦兆阳划右派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陈徒手著《人有病 天知否》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提及那段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把刘白羽的《致徐光耀信》说成是他“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并“对他这种真诚、坦率、博大的襟怀表示钦佩”。其中，只有邓友梅的一篇，令我读出了别样的滋味儿。

　　黎辛的《致黄秋耘信》，作为一家之言，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当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此文早于《昨夜西风凋碧树》两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刊出，且文中只字未提徐光耀，由此在我看来，将其作为刘白羽《致徐光耀信》的附件收入《天籁集》显然是不妥的。于是，在审稿单上明确表示了我的意见：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建议换上徐光耀的《致刘白羽信》。责任编辑是总编室主任杨德华，他虽很理解我的终审意见，但面有难色地说：“白羽同志若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那咋办呢？”我说：“如果不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出书后可能会挑起新的矛盾，影响到文学界的团结。反正不撤的话，我就不签发这部书稿。”

　　作家出版社是隶属中国作协的一个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每本书的盈亏与责任编辑的年终奖金直接挂钩。因此，像《天籁集》这样的任务书，只能由总编室主任亲自当责编。而刘白羽虽在1982年就已离休，但1990年又重出江湖，被任命为《人民文学》主编，在中国作协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杨德华担心，万一刘白羽坚持要将黎辛的《致黄秋耘信》收入《天籁集》，并去向中国作协领导打招呼的话，那该怎么办？我说，那就好办了，若有哪位领导同意白羽同志的意见，有书面批示，作家出版社执行就是了，到时可换一个终审者签发书稿，反正我不承担责任。杨德华看我态度很坚决，就只得硬着头皮说：“那还是我先和白羽同志沟通一下吧。”我对他说：“与白羽同志沟通，不是先得同他秘书联系吗？你不如让他秘书来一趟，与我们先交换一下意见再说。”后来，杨德华直接把《天籁集》的审稿单给白羽同志的秘书看了，秘书向白羽同志如实作了回报，然后回话说：“既然要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那就连我的《致徐光耀信》也一并撤下吧！”就这样，《天籁集》作为刘白羽此生最后一个散文集，由我签发，于2002年12月出版。遗憾的是，在这部散文集中，找不到他晚年著作中最大的一个亮点：《致徐光耀信》。

　　刘白羽同志于2005年8月19日逝世，享年89岁。2006年3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总政艺术局所编的《白羽同志英名永存--刘白羽纪念文集》。该文集末尾，附有两份《刘白羽同志遗物捐赠清单》，在第一份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遗物清单中，有他《天籁集》的大部分散文手稿和多封他与作家来往的书信手稿或复印件。但其中没有他与徐光耀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相互通信。然而，在这部近56万字的纪念文集中，仍有许多篇怀念文章，提及那段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把刘白羽的《致徐光耀信》说成是他“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并“对他这种真诚、坦率、博大的襟怀表示钦佩”。其中，只有邓友梅的一篇，令我读出了别样的滋味儿-

　　……我到石家庄去参加光耀作品讨论会时，一见面光耀就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见落款是“刘白羽”，心里扑通一声，忙问光耀：“你把《昨夜西风凋碧树》寄给刘白羽同志了？”他说：没有，我写了他当年对我粗暴的情节，再主动寄给他看，不像是跟老人挑衅吗！我不会这样做。不知他从哪里听到了这书出版的消息，自己找到去读的。

　　我把信从头读起。不读则已，读完大为震惊。我没想到近九十岁的老前辈，在读了指责他的文字后，不仅没有气恼，而且竟以发自肺腑的心声，写来一封信向晚辈“谢罪”，对他当年的一些言行深为忏悔自责。当我带着泪水看到“谢罪”这两个字时，同时也看到了写这两字的人的人格高尚的光环。

　　光耀见我感动，他说：“我也很感动。可也有人认为这些话未必发自真心。”我激动地说：就是假的也难能可贵！不是有很多人从前做过错事，至今仍装正经，连假认错也不肯吗……

　　当年刘白羽向徐光耀究竟是真谢罪还是假认错？如今我把《天籁集》出版前的这段小插曲披露出来，对文学史家及读者诸君作出自己的判断或有所益的吧！

　　选自《长城》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