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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生活场景

　　裘山山

　　之一

　　和先生下楼，在电梯里遇见一对父女。父亲曾是我的同事，我和他打招呼。他手上拿着一个相机，是个不错的单反，我问，打算去哪里玩儿吗？他指着女儿说，这是我女儿的学习工具，上哪儿都要带着。我说哦，她喜欢摄影？女儿有些腼腆地笑笑，做父亲的马上抢着说，她现在是某某大学新闻系的，拍照是他们其中一项学业。接着又说，她考进大学拍的第一张作品就得了一等奖。言语之中无比自豪。做女儿的始终笑着没有说话。

　　电梯到一楼，我们彼此告别。先生走出去后小声问我，你还记得这个女孩子吗？我说好像有些面熟。先生说，她就是那个曾经每天晚上坐在我们家楼梯口上的小姑娘啊。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她！

　　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老楼房，每天晚上吃过饭出去散步时，都会看到这个小姑娘和另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坐在我们那个单元二楼到三楼的楼梯拐弯处。有时喝饮料，有时吃零食。从春到夏，从夏到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有时我们散步回来，他们还坐在那里。天都黑尽了也不回家。大概是不愿分开。

　　我们那个单元住户比较少，我们住三楼，四楼只有一户人家，他们选择那里，一定是觉得可以少碰见人。男孩子瘦而高，常常将女孩子遮挡着。但因为被我们遇到的次数太多了，仍不可避免地照面。只是我这个人有面盲症，记不住，先生是记住她的样子了。后来有个邻居也遇见了，告诉我，每天坐在你们家楼梯口的女孩子，就是某某的女儿呢。我很吃惊，但保持了沉默。有时我会想，她回去怎么跟父母说的？她父母相信吗？

　　如今看到女儿顺利长大，进了大学，很欣慰，也很感慨。大概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看能否平安过渡了。不知那位做父亲的，如今是否知道他的女儿，曾经在十三四岁时，每天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度过无数个甜蜜而又危险的傍晚。

　　之二

　　走路，过十字路口，见一电瓶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看上去问题不大，因为骑电瓶车的小伙子站在那里跟出租车司机吵，拦着车不让他走。电瓶车倒在一边，没有摔烂的迹象。我走过去时，一个交通协管员过去劝解。这样的事天天都会发生，我没在意。

　　可是等我从银行办完事出来，再走回到那个路口时，他们竟然还在那里吵，这就让我惊讶了。起码过去四十分钟了呀，我看那个交通协管员劝解无用，很无奈地站在边上。我走过时耳边刮过几句，大约是骑电瓶车小伙子认为是出租车把他碰倒的，出租车认为是他自己倒的。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唉，花这么多时间吵架，还不如给他个五十或一百赶快走人。但接下来想，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呢？我辛辛苦苦跑路拉客，得拉好几位客人才能挣百把元。为了拉客常常饿着肚子憋着尿，我凭什么随便给他钱？而骑电瓶车那个小伙子也会认为自己很委屈：我穷，我坐不起车，只能骑电瓶车，你开车的还欺负我，我要不找回点儿补，今天一天都不爽。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实际那个小伙子到底怎么想的，我无法知道。我不是他。

　　我走远了，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只是觉得，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每个人，都不容易。

　　之三

　　我去一个小店换手表电池。我总是去那里换。

　　路上我在想，小店不会关了吧？要另找个地方可是麻烦。走去一看，小店还在，女主人也还在，而且样子都没什么变化：瘦瘦的有些发黄的脸，卷卷的头发披散着，身上斜挎着一个包（估计就是她的收银柜）。差不多有十年了吧，她一直在那里，修钟表，兼卖一些杂货。店面也是老样子，没有扩大装修。

　　我走过去时，一个小伙子正站在柜台前向她推销一种新的饮料。她跟小伙子说，我不要，我这里的饮料都走不动。小伙子不甘心，还想继续做工作。这时她看见我了，立即丢下小伙子跟我打招呼。她把我的手表打开，马上认出里面的字迹是她上次换电池时留下的。她马上说，进口电池涨价了，要十元了。我说是吗？原来是六元哈。她说涨了一年多了。我也没说什么，反正两三年才换一次，十元就十元吧。

　　在她给我换电池的时候，小伙子依然在旁边候着，还时不时插句嘴。女人说，你走吧，别耽误你时间，我肯定不会要的。但小伙子就是不走，还嬉笑说，我跟你学学手艺噻。女人不再吭声。我换了手表电池后，又换了两个纪念品上的电池。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一刻钟，小伙子就这么站在边上等，生了根似的。我付了钱走了，听见小伙子又开始向女老板推销。

　　我又开始思忖，人家都明确说不要了，他为什么不换一家呢？但马上又想，他肯定已经无数次碰壁了，明白不纠缠不休是不行的，他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真是不易啊，这么觍着脸推销。这小伙子看上去白白净净的，最多高中毕业吧，为了生活，不得不在年纪轻轻时就放弃自尊。我又想，如果我是那个女老板，肯定会心软，要上几瓶的。但我毕竟不是女老板，不知道作为一个小杂货店的老板，进货太多积压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小本买卖必须精打细算。

　　常有朋友私信给我，或者发稿件到我邮箱，请教写作。我总是感到很为难。在我看来，写作是没法教的，尤其是为了文学的写作（应用文写作尚有规律范本可循）。若真的喜欢，也没什么捷径可循，只能是最笨的办法了，多读好作品，悟一悟，多观察生活，也悟一悟。我曾说，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就是这个意思。当你遇到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时，你会站下来想一想吗？如果是我，会怎样？

　　让文字从心里走过

　　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神奇，是在少年时代。

　　记得是12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去游泳，我们家附近有所大学有游泳池，可是妈妈规定不能一个人去，要有伴儿。我就去约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偏偏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下午要去舅舅家，可能去不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给她留了个纸条，大意是说，这么热的天，一头扎进凉凉的泳池里多好啊，听着知了在树上叫，比赛谁憋气的时间长，痛痛快快地玩儿一下午……放下纸条我就回家了，回家就忘了。却不知道纸条的魔力出现：刚吃过午饭，女同学就带着泳衣兴冲冲来找我。我喜出望外，说你不是要去舅舅家吗？她说，我看了你写的纸条马上就动心了，明天再去舅舅家。

　　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的神奇。原来文字是可以改变人想法的。母亲曾跟我说，她读小学时因作文写得好，班上一富家子弟就找她要作文本。她不肯，因为她只有一个本子，怕弄丢了。那富家子弟便马上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她高兴坏了，当即成交。因为对她来说，写篇文章是容易的，买两个本子却十分不易（而对富家子弟来说刚好相反）。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那篇作文对那个富家子弟到底有何意义？已成为历史幽深处的一个谜。而我只记住了那个最肤浅的结局：文字可以变成物质财富。

　　中学里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它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作为一个家境不好从小自卑的女孩儿，唯一的亮点，就是老师总在课堂上念她的作文了。其实我自己并没觉得有多好，我只是为了赢得老师欢心才那样写的。扪心自问，没有一篇是动了真心的，今天若拿出来看，一定不忍卒读。后来上了大学，被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淹没，方知自己的浅薄和渺小，再不敢轻易写什么了。那种对文字的畏惧，几乎废掉了我的写作爱好。

　　某个暑假结束，我从杭州返校，可是因为中途转车，硬座票也没买到。只好挤进卧铺车厢蹭座。到了晚上列车员来清理车厢，毫不客气地像赶鸭子那样赶我走。我旁边一位中年人大约是同情，小声说，还有空铺位，你可以补张票。我咬咬牙，拿出17元钱补了一张，那张只睡了一晚上的卧铺票，耗去了父亲给我的一学期书费（总共20元）。父亲对我历来要求严格，若知道我受不了苦买了卧铺，一定会生气的。回到学校我便硬着头皮给他写信，殷殷诉说着路途的艰辛和被列车员撵出车厢的尴尬，不得已买了卧铺票……不久父亲回信了，汇来20元钱。父亲说，那种情况下你买张卧铺票是应该的，这个钱爸爸出。

　　我惊喜交集，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文字终于也和母亲一样“换了钱”，而是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能力。还意识到，真正的文字能力，不是体现在作文上（得高分的作文往往是循着某种模式写出来的），而是体现在只为表达心情所写的文字上，比如书信，比如日记。我的写作热情再次被点燃。

　　后来做了文学编辑，并开始写作，日日与文字纠缠，越是接近文字便越是敬畏。虽然常常感到“词不达意”，恨自己没有“力透纸背”的功力，写不出那种振聋发聩直击灵魂的大作，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着，就是诚恳的写作态度，不哗众取宠，不故弄玄虚，也不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我相信，老老实实地写，用心写，那文字，总会与某一颗心相遇。

　　忘了是哪一年，我写了一篇随笔《城里的树》，对城里人不但不爱护自己的树，还把乡村大树移进城里的做法深感不满。当然写过便放下了。不想前年去部队采访，却与此文邂逅：一位曾与我同在机关工作的少将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一年胡主任看了你写的《城里的树》，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去（他当时是管理处长），他说，你看看，作家都写文章批评我们了，说我们不爱惜树，你们还不赶快改正？

　　我知道胡主任说的是这段文字：

　　在我上班的路上，有一棵树，是香樟。它的脚下不知何时被人们抹上了水泥，可能是为了平整路面。但抹水泥的人竟一直把水泥抹到了它的脚底下，紧贴着树干，一点空隙也不给它留，好像它是根电杆。每次我从那里过，都感到呼吸困难，很想伞把镐头把它脚下的水泥凿开，让它脚下的泥土能见到阳光，能吸收水分。不过让我钦佩的是，这棵香樟树竟然没有被憋死，一年四季都绿在路上。也许它知道它是那条路上唯一的树，责任重大。每每看到它，我都内疚不安，我帮不了它，却享受着它的绿荫。

　　让我意外的是，这位胡主任从来不是个细腻柔情的人，作为一位曾经驻守西藏边关几十年的军人，他刚硬甚至有些粗暴。但却被这么一篇小小的文章打动。这位当年的管理处长接了指示，立即派人去找到那棵树，把那树下的水泥凿开，给它以通畅的呼吸和雨露。而我因为搬出了大院，没再去关注这棵树。时隔多年听到这个故事，心里半是欣慰半是惊异。原来这篇小文章，竟救了一棵树。

　　同样发生在我们政治部的，还有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大约四年前，我写了一篇《会议合影》，初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目的，只是对时下所有会议都要合影这样一个做法感到不满，觉得它既劳民伤财又毫无意义。在文章里我对此事冷嘲热讽一番，而且主要冲着那些“大人物”。文章发出后被我们政治部吴主任看到了，让我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恼，反而很欣赏。也许他虽贵为将军，也与我有同样体会？据传他经常向人推荐这篇随笔，包括向他的上司推荐。

　　三年之后他调走了，我们机关全体欢送他，照例要合影。我依然躲了没去，相信他不会怪罪我。当大家站到架子上等更大的领导来合影时，吴主任笑说，你们先下来吧，站在上面又累又晒，裘山山早就替你们发过牢骚了。

　　有同事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开心。只有千把字的小文又发挥作用了。虽然作用很小，但至少，它替很多人说了心里话。敢于说出不满，也许是改变不满的开始。

　　但有些读者与我作品之间的故事，不但不能让我欣慰，反会让我紧张不安。比如一位男青年因读了我的《穿过那片树林》而决定和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结婚（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丑姑娘），一个女友看了我的《拉萨童话》而决定去盲童学校做志愿者，一位军校生因为看了《我在天堂等你》而选择进藏，等等。我怕他们在做出决定后后悔，在遇到挫折后后悔，或者现实让他们失望他们却无力回头。每每这种时候我就扪心自问，在写这些作品时，是否真诚？回答是肯定的。我的每一部每一篇作品，都是以诚恳之态度写出。遂心安。

　　我知道，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很多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感受。在我，每每得知有人因为我的作品感动落泪，或者受到启发，或者开怀大笑时，我都会在感受到文字的神奇的同时，更加敬畏文字，或者说，更加谨慎地对待文字。

　　如今，网络盛行，QQ，论坛，短信以及微博的兴盛，让文字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普及了。只要认识个三两千字，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并借助媒体平台传播开来，或者与人沟通。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表达工具。这时你会发现，不管写作者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能真正被人们喜爱乃至能四下里流传的，依然是那些真诚的文字。

　　于是我再次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肆意挥霍你认识的那些字，永远都不要随意处置你熟悉的那些字，永远都先让文字从心里过一遍，再问世。

　　暖日子，冷日子

　　儿子小时候因为不喜欢上幼儿园，总是盼着星期天。因为星期天在日历上是红色的，儿子就称其为红日子。每到星期天晚上睡觉时，他嘴里就会念念自语：唉，红日子又过完了，黑日子又来了。我一边偷着乐，一边一本正经地教育他，要想过红日子，必须先经历黑日子。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现在他长大成人，工作忙到所有的日子都是黑的，有时连法定的长假也不休息，但我再也听不到他抱怨了。也许，当孩子的期盼变成了大人的期望，就自然而然卸载掉了许多单纯的快乐。

　　其实在日历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日子和黑日子，或者说暖日子和冷日子。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悄悄翻着属于自己的日历，享受着自己的好日子。有些日子的色彩是我们自己染上去的，有些日子的色彩是生活赠与的。有些甚至是我们刻意安排的。当然，绝大多数的日子，是没有颜色的日子，平平淡淡。

　　记得我刚当编辑的时候，很认真，对每一位作者的来稿都非常负责，于是经常纠结，不忍退稿，尤其是熟悉的作者，退稿让我很难受。后来我就专门挑选一个明朗的日子来做这件郁闷的事，一封接一封地写退稿信，诚恳而歉意。一口气退掉数个，如释重负。这样的日子，被我称为退稿日。

　　后来就有了这种习惯，把一些必须做又不想做的事，挑一个日子集中完成。比如挑一个好天气来耐心收拾我历年发表作品的杂志，分类存放，这算是我的梳理日；又比如在一个郁闷的日子整理照片，从老照片里看到曾经的快乐和满足，这算是我的怀旧日；还比如把要熨的衣服集中起来，把熨衣板架在电视机前，挑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一口气熨烫完毕，这算是我的贤惠日。还比如外出回来，用一天时间处理带回的各种事务，答应给别人寄的书，答应帮人家看的稿子，或者其他承诺。这算是我的公务日。

　　包括做好事，也需要下决心。比如看到网上在征集过冬的衣服，或者征集旧书，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就立即抄下地址打算做，却总是下不了决心去翻衣柜或者翻书柜。于是给自己定一个爱心日，放下手上的一切，翻箱倒柜地找出东西，然后打包，然后去邮局（寄这样的包裹是无法快递的，通常在偏远的地方）。

　　我常常告诉自己，今天必须把这件事做了。权当是老天爷安排的。

　　这样的日子，不管是黑是红，不管是暖是冷，都很踏实。

　　说了那么多，终于说到了今天。

　　今天在我也算个特殊的日子：我一口气做了三件求人的事。求人是我最不愿做的事。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一个需要负责的单位，我还有很多朋友，生活中工作中总会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现在这个社会，即使是为了工作也常常要靠私人关系。很无奈。所以“找人帮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起码百分之九十九求人，是为了工作和部下。为此还留下“恶名”（机关至今传说我为部下争房子告别人状）。但只要我还当这个主编，有些事是躲不过的，我不做没人能替我做。

　　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我总是一拖再拖，假装忘了还有这样一件事，拖到实在没法拖的时候，才一跺脚，做！

　　今天就是这样，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干脆把今天当成一个求人的日子吧，一跺脚，把几件很难开口又必须开口的事一并了掉。于是开始发短信，打电话，一一找人。其实真的开口了，大多是会答应帮忙的，碰钉子的事很少发生。我所要做的，就是说些好话，然后听别人打几句官腔。比起那些需要提着东西上门求情的人，我已经很简单了。但心里依然不是滋味儿，自尊心使然吧。

　　这个日子，算是我的冷日子。

　　好在，我事先用教育儿子的话教育了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躲不过的冷日子，过了冷日子才能过暖日子。

　　或许换个角度想就没那么别扭了，比如把这个日子，定性为帮人忙的日子，或者定性为感谢他人的日子（就是感谢那些帮我忙的人）。这么一来，黑日子的颜色就淡化，变成普通的日子，甚至是暖日子。

　　其实很多事都看你怎么去想了。也许在种种纠结中，让阿Q领着我们走出死胡同，是个不错的选择。

　　百分之一和万分之一

　　最近有两个人让我佩服得紧，两位都是企业家。一位是新闻里看来的，一位是听“冬吴相对论”听到的。与大家分享。

　　先说“冬吴相对论”里听到的这位。“冬吴相对论”是一出财经脱口秀节目。起初我在手机听书软件里看到它时丝毫没产生兴趣，还是老姐推荐才开始听的，一听果然很棒。一个梁冬一个吴伯凡，智慧加幽默，轻轻松松地就长了不少知识。这个节目的口号是，“坐着打通任督二脉”。“任督二脉”是人体上的两个穴脉，在中医诊脉与道家导引养生上都相当重要。而在武侠小说里，任督二脉更是被推崇备至，说它们一旦被打通，武功即可突飞猛进。很盼望他们打通我的“任督二脉”，没武功也可以养生啊。

　　今天早上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听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深圳有个学有色金属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做了工程师，叫王传福，1995年下海，当时正是“大哥大”很牛的时候，他凭直觉判断，手机电池应该很有发展前景，就打算买设备生产电池。他带了全部家底200万人民币去日本，到当时这个行业的老大三洋、松下等大企业洽谈，一问傻了，那套设备需要500万美元，也就是四千多万人民币，他连十分之一的钱都不够。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会窘迫地打道回府，但王传福很淡定，没说钱不够，提出要参观生产线。

　　一参观时他就发现了破绽，或者说发现了机会。原来这套昂贵的设备，主要功能是用来除湿除尘的，因为电池需要非常干燥洁净，哪怕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微尘附在电池上都会严重影响质量，甚至爆炸。那么为了达到除尘除湿的效果，整个车间都处于高度干燥的状态，工人只能在里面工作两个小时，超过时间就会脱水。也因此生产电池的成本非常高。王传福想，需要除尘除湿的只是电池，又不是人。为什么要将整个车间搞成无尘干燥的状态？

　　他回来后，便设计生产出了一种玻璃箱子，左右有洞口，工人只需将手伸进去操作，在里面为电池除尘除湿即可，人在外面，多长时间都行。这设备看上去很土很简单，却很顶用，关键是大大降低了成本，总共只花了100多万人民币。

　　王传福就靠着这种土法上马的生产设备，一步步地将日本几家生产电池的大企业逼到墙角，最后不得已改行生产其他产品了。现在王传福他们公司生产的锂电池已经占世界电池产量的三分之一，并从2003年开始生产汽车了。

　　我知道很多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都有传奇故事，但王传福的故事还是让我相当震动，它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前面已经有人在某件事上做到权威的时候，你还会去改变吗？你还会想到超越吗？正如梁冬说的，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多少是可以改良的？

　　由此想到，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必须是那“百分之一”，在层层淘汰之后依然留存。

　　比如这个王传福，假如有100个有色金属专业的硕士当了工程师，最多会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不满足于做工程师。那么这50个跳槽的人，也最多会有一半人扔掉铁饭碗去重新创业；而重新创业的人里，也最多能有一半选对道路。这样就剩10个人了，10个人里，也最多有一半的人敢于倾其所有去投资一个没有把握的新事业。最后剩下5个，当他们拿着全部的钱去买设备却发现根本买不起时，最多也只有一半是不甘心的，暗暗琢磨想法，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达到目的。最后，在不甘心的人里，能找到正确方式的，恐怕连一半的概率都没有了。所以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成为王传福。

　　这个恐怕不止是企业家的规律，行行如此吧。

　　但在我佩服王传福的时候，一个更让我佩服的人出现了。这是位85岁的老人，曾经的云南烟王褚时健。大概还有人记得，1997年，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宣判前他女儿已在狱中自杀，可谓家破人亡。那年他71岁。

　　前不久我去云南五溪，还参观了他创建的红塔集团卷烟厂。那真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企业，是亚洲最大的卷烟厂（估计也是世界第一）。我们只参观了包装车间，车间里人很少，都是机器走来走去在干活。由于国家对烟产量有限制，厂里每个月都要休息几天以免超产。

　　虽然褚时健离开烟厂已经十几年了，但没人忘得了他。当我走在花园一样优美的厂区时，也不由得问起了他的近况。知情人告诉我，褚时健在蹲了五年牢之后，因糖尿病保外就医，时年76岁。但他并没有找个地方养老打发余生，而是一个人跑到哀牢山包了一片荒山开始新的创业，种植柑橘。一种就是10年。

　　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说85岁的褚时健，因种柑橘而成为亿万富翁，他种出的“褚橙”味道不在美国新奇士之下，但价格便宜得多，现如今市场上供不应求。他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从“烟王”到“橙王”，这十年来，他怎样在远离都市的大山里艰苦创业的，他是怎样解决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比如改良土壤结构、发明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以及口感问题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报道。我只想说，仅看到结局，就足以让我敬佩。

　　我忽然想，一个从牢里出来的浑身是病心里还藏着冤屈的76岁的老人，能走到今天，已不是百分之一了，而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甚至万万分之一。因为比起王传福，他靠的不仅仅是勇气、智慧、勤劳、韧性等这些优秀品质，更重要的是一颗非凡的包容世界的心。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话我以前当诗歌听，看到褚时健我才知道是一个事实。

　　最后我想说一个报道中看到的细节：年轻时褚时健曾是云南边纵的一名战士，经历了八年的战火纷飞的生活。有一次战斗很激烈，敌人火力太猛，他二哥牺牲了。上级让撤退，他坚决不走，一个人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找到二哥的遗体才撤。

　　也许有什么样的青年时代才会有什么样的晚年？我不能确定。

　　但有一点我知道，当我们成不了那百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时，我们至少要发现我们和两者之间的距离。

　　选自《山西文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