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散文排行榜

第十四章 再探北戴河

　　石英

　　从当今交通日趋便利的观点看，北戴河离我所在的京城是相当近的。虽不能说是近在咫尺，但直达动车据信也不过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从公众皆知其名而言，好像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有平头百姓、一般公职人员到高层领导，每年暑假，最盛行的是去北戴河消暑。当然，还有人所共知的是：上世纪伟人毛泽东那著名的词篇《北戴河》更拉近了人们与此地感情上的距离。

　　然而，北戴河却绝不同于一般的新景点。它有它自己非同寻常的历史与文化；而且还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以来沿海尤其是华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人文历史、交通旅游、对外交流等方面罕有的鲜明特点。

　　我本人与北戴河也算是有缘的。我知道“北戴河”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四年前的夏秋之间。说来很有意思，当时我的故乡胶东解放区正进行土改“复查”运动，村里的“贫农团”大搞分浮财，对地主富户“扫地出门”，我家因属中农，不分“果实”也未被触及，但因我本人已参加了试建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乃积极分子，协助“贫农团”记账。有一回，到一户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户内，见许多珍贵书籍散落就地，被众人脚踏不已，心生怜惜。农会长知我爱读书，便主动表示：“这些书没人要，你喜欢的话就抱回去看吧。”我自然喜出望外，真的就选了一些“抱”回家去。其中最喜爱的当属1934年版上海地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分省图》和《世界分国图》两大册，不仅为珂罗版精印，而且每幅地图的文字说明竟长近一庹，须折叠几折，可见内容之详。在分省图的河北省“城市”一栏的“秦皇岛”之内有单立“北戴河”一小节。当时年少记忆力强，该段文字至今基本未忘，大致是：“为我国著名的风景游览避暑胜地，尤其是因其距开滦矿务局较近，每年暑伏季节，外国商贸豪富络绎不绝，且建有若干别墅在焉。而国内名士显要等亦竞相前来。故自清末至民初，此处海滨胜地名声渐显。”而唤我难忘的是，这段文字的最后，特别强调说：当时中国的避暑胜地之山为庐山、莫干山、鸡公山三处；而海滨胜地只有北戴河一处。就连山东半岛的青岛也未列入这上佳的档次。可见，“北戴河”在那个时代已被十分显赫地列入权威性名录。那么，仅以个人的生命跨度而言，“北戴河”这个概念还不算是老资格吗？当然，那时的我还只能是充满神秘想象地心向往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如愿以偿地真的来到了北戴河。

　　如果说三十年前初次结识北戴河还只是感到新奇与兴奋的话，那么三十年最后一次谒见这个胜地对它了解得更多，更深层；乃至于透过它的水光云影，更清晰地看到了它遥远的过去。如果说，三十年前初来北戴河我还比较年轻，在激情澎湃之下写了一篇抒情风格的诗情文字《北戴河听涛》，那么当我进入苍劲而理性的年龄段，便有了更多的感悟，更深层的思考。在这里，我第一次全景式地浏览了记录北戴河过去年月的图片和实物；领略了仿真的老式火车与华洋人像，还有重现北戴河游览这初兴时的相关宣传品与广告画，一幅骑马的英国时尚女郎的风姿使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当时经营者的意向。至于我以前虽曾粗略看过今已经过整修系统展示出的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达官贵人的别墅洋楼，则更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洋人”们与北戴河亲近、纠结的复杂关系。而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一些著名人士在北戴河消夏、海泳等活动实况。这些人中有我比较熟知的戊戌变法领军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参加过巴黎和会谈判的外交家顾维钧，曾任北洋政府的“代国务总理”、直至解放后还担任过政协委员的朱启钤，以及京剧大师梅兰芳偕其夫人福芝芳在浅海中的泳装照……

　　这一切一切，都在诉说着它的深远而多重的资历，也无疑是它非凡身份的具体证明。这些，仅是我凭记忆写下的片断印象，并不想过于详细铺叙北戴河所发生的事件与相关名单，因为这些资料在北戴河的旅游图册中应有尽有。而我更侧重的是由几番接触到的北戴河尤其是它过去相关图像，引发出的别种思考。

　　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的真相是客观存在也是不容篡改的。但不能否认，在不同时间不同的意识背景下可能会有相异甚至相反的评价。就以北戴河而言，当年我于本乡解放区读初中地理，在论及中国的旅游避暑胜地北戴河、青岛及几处名山时是这样说的：“它们往往是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所开发并供他们享用，许多地方都有蒋家集团等达官贵人与其外国主子的别墅洋房，而普通百姓是没有资格享受，甚至是不得亲近的。”云云。

　　这是不是实情呢？当然，这样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事实上，如青岛，首为德帝国主义者“租借”开发，继而又为日、美帝国主义者所盘踞；又如庐山、鸡公山、莫干山等，其开发与九江、汉口洋人租界为在此就近寻找避暑之地有直接关系。而上述诸胜地确实都有蒋氏集团建有的别墅之类。在全国解放前的解放区，正是人民革命战争进行之时，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理所当然地要尽情揭露它们的种种罪行，以使人民认清他们进行侵略与祸国的本质，至少以时代背景而言，这样做既合于理又利于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义之举。而随着日月的转换，在全国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对此类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观照自然就有了新的评价：一切名胜遗址均为国家和人民所有，对于今天人们认识往昔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些东西尚可为今人观瞻、享用，岂不美哉？再加上无可否认的名人效应，凡属名地胜迹的相关当事人几乎都是非同平头百姓的名流耆宿，这对于今天而言，无异于最具见证力的名片。而且最近还有更新的观点：当日发现与开发某处胜地的人士，尽管可能是某些帝国主义买办分子，但经营获得某种成功，其结果也终归有利于后世的我们，如此还不失为一种不小的贡献呢。这些应认为是对同一事物从另一角度省察而得出的评价，也是很实际的可以理喻的思路。

　　其实不仅是上述景区和避暑胜地，扩展开来，即使一些古城镇和其他古代遗址也有近似情况。大约在百年或几十年前，我国有为数不少的古城古镇保存的完好程度绝不逊于平遥和周庄；还有为数更多的古寺宝刹名人故址等依然在焉。而在后来或在战火兵燹中被毁；或因作为封建迷信象征及保留反动人物遗址以彰其威而拆掉，等等。所有这些，有的是因形势需要不得不如此，有的是由于当时的认识局限而人为所致。结果这些城镇和珍贵遗址当然就没有平遥、周庄等城镇那么幸运，也就不可能留供今天的人们作为旅游文化和商业需要而获重大效益。这一切的不平衡，观念评价的殊异是很难被一一“追认”清楚，也不宜以今天的“明白”一味指责那时的“糊涂”，只能说一句：不仅是人，城与地也有幸运者或与此相反。

　　但对此类问题，却不能因此而虚无主义地认为“历史问题就是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头绪”，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客观、辩证、历史地评价景区、旅游胜地及其相关人物的功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利害等因素，以不同侧面和角度加以评价当属可以理解，同时却应注意评价中的任意性。以前述中有关名人中之梁启超为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历史课本中的评价就不是那么完美：“戊戌）政变发生后与康有为逃至日本，后来又成为保皇党……”而现在则高度评价其《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及其他种种建树，似乎以往对其的不利评价可以不再提及。另如前面提到的顾维钧，同样在我读过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蒋党真相》一书中指出其人：“精通英语，曾多次在国联大会上作外交发言，但并未取得多少实际效果。总的来说，其人追随蒋介石反动政府为其卖力。”而近年来在一些文章中，对顾美化多多，而不涉其余。天津五大道原租界地有顾氏故居为特别保护级（作为历史遗迹，还是必要的举措）。应该说，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当然是应该有所讲究的，却不应只根据现时需要，只强调某“一侧”，某“一面”，甚而完全抛却另一“侧”，另一“角”，那弄到后来，反而可能使人更糊涂，极易使人得出这样的认识：只要到了“人物”级，不论正邪鲜污，终归都是风光的。可见历史问题、文化现象不是根本理不出头绪，须担心的是想不想真的要理清；究竟持何态度，何种方法？关键还在这里。

　　而北戴河总起来做得是比较好的：不回避，重事实，再现历史，客观展示，把握分寸。最终的目的是：透过表面现象，进行纵深观照，不能不考虑现实效益，却又不应完全抽掉教化意义。

　　看来，对于已经存在的东西，包括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随着时代的转换与不同口味的需要而随意打扮它，更不应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君以为如何？

　　选自《散文百家》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