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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另类的百年回忆

　　毛志成

　　小序

　　我已七十余岁，本文居然以“百年回忆”为题，有人会认为我写的事注定是荒诞不经的。但是我再次声明：我写的事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无半点虚构之意。因为在我五六岁稍稍懂事的时候，就亲身接触了当时三十岁以上直至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以及他们讲的往事或实际做过的事，加在一起足足百年有余。

　　我的回忆为什么是另类的？因为许多人写的回忆录，有的太正统、太模式化，曾被太多的人写过或读过，故而我只能选取那些被种种“正式”书籍或文章都从未收纳过的人和事来忆一下。

　　一

　　那是六十多年前，即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常常追随着一个六旬老汉听他讲“战事”。他原是北洋军阀混战时的一个虽然普通但又特殊的兵卒，因为他是专业性的“骂阵兵”。他不参加实际打仗，只管骂阵。

　　军阀相互打仗，甲方的兵卒和乙方的兵卒彼此之间并无仇恨，打起仗来也就打不起精神儿，这时就需要专管骂阵的兵去把对方骂得生气发火，然后便动刀、动枪、动炮地开打。

　　骂阵兵虽是文盲，但必须“口才”好。当然使用的都是野话、荤话、秽话，例如骂道：“妈的，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爹你妈吃饱喝足日出来的！说不定是你爹得了杨梅大疮（性病）、你妈得了痨病胡乱把你睡出来的！要有本事，打呀！冲呀！杀呀！”

　　对方的骂阵兵也是这样骂，而且一个比一个骂得难听。双方都被惹急了，于是就开打，结果往往“战死”的无数。

　　那时我就问这位老汉：“打仗一定要死人，兵打仗的时候不怕死吗？”

　　他回答说：“打仗打疯了的时候，没人怕死，而且当成乐子呢！头一条原因是：用刀、用枪、用炮打死了对面的人，跟下棋、打牌一样，赢了就乐！第二条原因是打仗的时候伙食最好，有酒有肉。我本人就更特殊了，别看平时我就是个兵，与别的兵一样，但骂阵之前我吃的是小灶，跟官差不多！”

　　我问他：“你还想打仗么？”他叹了一口气说：“没这福气喽！若是还有这福气，谁不愿干？”

　　当年对这样的事我不懂，只是当成笑话听。后来我长大之后，识人渐多也识兵（国民党兵）渐多，待我发现他们也将打仗当成一种瘾时，我便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几千年来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何以成为一种乐趣和习惯？愚昧所致也。

　　二

　　人根本不懂人生的真正价值时，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这也是有例为证的。

　　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他十九岁被本地的“杂牌军”（由土匪变成的“国军”）抓了兵。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农民当然是害怕的，四下里逃躲，但还是被抓去了。他的父亲是一位既忠厚又有本领（业余当过兽医）的农民，卖掉了十几亩地带着钱去见那位“师长”（当年的匪首）。鉴于这位农民与“师长”都是本乡人，甚而还绕着弯地“沾亲”。那位“师长”收了钱之后，便同意放他的儿子回乡务农。

　　但是我这位远房叔叔硬是不愿回家了。他对其父冷冷地说：“你回去吧，我反正不会回家再去当庄稼人了！现在我出门上街的时候人人都怕我，过去当农民只能天天怕别人！当农民等于一辈子白活！”

　　后来其父只好另想一个主意：为他娶个媳妇，而且选的那位姑娘是一方美女。但是我这位远房叔叔新婚几天之后，听到他父亲又让他下地干活，便逃回了兵营。

　　两年以后，这伙子“国军”被解放军打垮了，我那位远房叔叔被改编为解放军。打了几次仗之后，他入了党。解放之后的三四年，他以“副排级”干部的名义复员了，回到了老家当村长、生产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村民中大逞威风。天天倒背着手在村里闲逛，串门只是为了喝酒。在村民处于饥饿年代的时候，他家里每当半夜时烟囱中都在冒烟，肉味、酒味传遍四邻。连他的老父也由于饥饿难忍，拎着斧子闯进他家。我的这位远房叔叔最后被其父吓跑了。

　　“文革”时，他偏偏又很“冤枉”地当了“走资派”，被“造反派”连打带骂，成了残疾人，不久还真的死了。

　　我反复思考他的一生，但很难做出准确的评价，只能泛泛地解释为“人性所致”。

　　三

　　解放后“土改”时，北京地区的“土改”已经成为“和平土改”，不像当年搞的“流血土改”、“残酷斗争”，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那样。

　　当然，地主的土地、浮财是应当分的。但将某个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牲畜、房屋、家具、衣物、现金，等等）进行分配时，一位应当享有分配权的年老农民却断然拒绝说：“把他（指那个地主）当成地主看待，这没错！但别忘了，论辈分他是我的同姓侄子！我一个当长辈的，从侄子的手里夺东西，我丢不起这个脸！”

　　说他的思想意识是愚昧的，是落后的，是封建的，这都有道理，但从“做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给他一点敬意似也应当。

　　四

　　我出生的华北某小村庄，其落后性、闭塞性近于古代。男人还大都留着清朝式的辫子，只有极少的人去过京城。因此也只有极少的人听到过“共产党”、“毛主席”这样的名词。直到解放前夕、解放之初（尚未土改时），农民仍过的是与古代无大区别的日子。村里连正式的小学校都没有，只有旧式的村塾（此前称之为“学馆”），先生教的课本也无非是孔孟式的读物。

　　解放了，一开始听到过“革命”、“毛主席”等名词的人仍不多，而且大都是从极少数进过城的人的嘴上传来的。

　　这时，来了一个外乡人，三十余岁。他无非是京城的无业游民，有一点说评书的“本领”。来到村里之后，便见人就向乡民大喊：“你们太土气了！太蠢笨了！今天我是来给你们当师父的，我要教你们懂得什么叫革命！我要讲讲我跟毛主席的交情！讲完了之后，村公所要给我备饭备酒！”

　　孤陋寡闻的乡民也就都聚到他身边。他讲些什么呢？请听：“要论革命，我可是大行家。你们都不认识毛主席，我可认识！当年我跟毛主席搞过桃园三结义，有八拜之交。我称毛主席为大哥，闹革命的那些年我跟毛大哥吃饭时用过一个碗，睡觉时同枕过一块石头。要说毛大哥的本事，真是太大了！他手使两把飞叉，飞檐走壁更是不在话下！”

　　乡民自然相信，不知道此人的话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一连多日，他不仅成了名人，而且不乏崇拜者。

　　后来他到别的农村去骗了，下落不明。但是六十多年前的孤陋山村，某些愚民的觉悟也不过如此。

　　五

　　1950年，我十岁，村里开办了正式的小学校。由于此前我在村塾中读过古书，能认能写（当然是用毛笔去写）较多的字，也向村塾先生学会了珠算，故而一进入小学就跳到了四年级。从古旧式的村塾进入了新式的小学校（村民称之为“洋学堂”），简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校长、教师大都是“北京和平解放”后被安置工作的傅作义军队中的下级文职官员，或他们的太太。校长原是前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需官，教师中也有当年的翻译官。至于他们的太太，最低的学历也在中学毕业以上。

　　他们来了，我们除了懂得“国文”、“算术”之外，也懂得了什么叫正规的体育、音乐、美术，农村孩子第一次看到了篮球、风琴。虽然女老师一边弹风琴、一边教我们唱《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但古老的农村总算是有了新的活气。

　　实话说来，这些老师虽然当年曾是“反动军官”，但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多才多艺。村里的第一个戏班，主要演员都是小学校的教师或大龄学生。演《白毛女》《农民泪》《打倒美帝纸老虎》《小女婿》《刘巧儿》时，这些老师无论是饰演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都十分卖力。“肃反运动”开始后，我们的校长虽然要被抓走（后来判刑很轻），但他还是请求让他把这出戏演完。他当时饰演的是《刘巧儿》中的大坏蛋王寿昌。

　　另如，许多新名词如“革命到底”、“团结友爱”、“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是他们从报纸上读到又传播给学生和村民的。至于他们若干年后的命运，当然大多是悲惨的。

　　六

　　我十二岁走出小村，到五十里外的县城中学读书。那时，同学中的年长者竟有近二十岁的已婚者和生子者。他们上学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城市，找工作，挣钱养家。

　　我的这些年长男同学，由于都是农民儿子，所以具有农民式的“精明”。有的连补衣、修鞋（当然是布鞋）的手艺都很巧。夜里，我们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很大的土炕上。睡前，这些已婚同学最大的兴趣之一，就是互相大讲有关男女之类的“荤事”。我必须承认，他们讲得既“生动”又“精彩”。可惜，他们的功课都较差，无论怎样刻苦努力也还是提高不了学习成绩。包括一见作文就头疼，写出的文章大都文理不通，错字连篇；连简单的代数题、几何题都常常懵懂不解。其实那样的基础知识，老师稍稍一讲我这个十二岁的人就立刻明白了，而且觉得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我崇敬的老师之中，有一位贵妇人式的三旬女教师，衣服一日三换，连手绢都一日几换。但她对我这个十二岁的学生很有感情。某次夜里我尿了床，被同学发现之后遭到了斥骂。这位女老师得知以后，竟然为我拆洗了被子，并将被子里的湿棉絮放到僻静处晒干，事后又将被子缝好。

　　但是这位女老师的丈夫当年却被迫到了台湾，好久之后几经曲折将一封信寄到大陆，但是这封信，被公安部门查获了。于是有一天，这位女老师被带到公安局，第二天又将这女老师关到学校角落的一间空房里，并让几个年长学生看守。这几个同学中，固然有沉默者或出言温和者，但也不乏大板其脸而且厉声呵斥者，并且直呼老师之名。我的心情郁闷、痛苦极了。

　　大约十几日后，这位女老师又被允许上课了，但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温厚之脸，变冷变呆了。大约是1980年，我已经四十岁了。已经六十多岁的那位女老师，丈夫从台湾回来了。夫妻团聚，自然很高兴，特意写信要我参加她的家宴。谈及当年我上学时的往事时，她除了笑着提到我的尿床之事以外，对其他的学生和其他的事都默然无语。

　　七

　　1956年，我16岁，到北京读文科类的大专（那时叫“高等专科学校”）。这些同学的学习成绩都较差，成绩好的学生都考入其他的有名学校去了。我是由于家贫而只贪图那样的“公费学校”，才考入该校的。好在该校有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藏书有几万册，这便成了我乐于“潜游”的海洋。别的男女同学，最大的业余兴趣无非有三：一、跳舞；二、谈恋爱；三、当“积极分子”，争取入团入党。

　　业余时间我除了到图书馆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之外，就是到我很崇敬的一位历史老师家中拜访、受教。他的谈话，我最深的印象有这么几条：一、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头领中缺乏将才，更无帅才；二、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很蠢的运动，他认为《水浒》中的108个男女好汉大多是匪，证据之一就是梁山没有任何的正当经济来源，也无正常的税收制度；三、他认为中国没有基于大工业生产而形成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因此真懂马列主义的人太少太少了。

　　他的这些话当时我听不太懂，但又觉得有一定道理。

　　后来我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除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外，对当时我目睹的社会现象也渐渐产生了反感。然而在我与很多老师、同学谈话中引用马、恩、列的语句时，人们对我大都愕然、生疑，常常认为我“思想问题太严重了，连出气儿都带有反动味”！

　　就这样，第二年我的那位历史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我也受到了全系性的批判。

　　八

　　大约是1969年的事，某天要枪毙几个刑事犯罪分子，刑场设在北京卢沟桥畔永定河的干涸河床上。但事先并未声明枪毙的只是刑事犯，拉来的犯人足有十余个，他们也不知道这仅仅是“陪绑”（而不是真的被杀），但那阵势谁不恐惧？这些人，无非是被“文革”认为态度极不老实的“走资派”和其他的“反革命”。

　　来到刑场时，很多犯人都吓得站不住了。这时，不仅站得很直而且跳着脚大骂警察的，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确实杀了人，不过杀的是她的继父，此人在村里当了个小头目之后不仅虐待这姑娘母女二人，而且对乡邻也逞凶逞威。这姑娘杀了继父，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因此只判了四年徒刑，但这些情况都没有向那位姑娘说清，因之她误以为真的要被枪毙。但是她非但毫无恐惧，而且止不住地对警察破口大骂：“混蛋警察！我操你们姥姥！你们瞎眼！不分好坏！姑奶奶我不怕！快开枪呀！还磨蹭什么！”

　　待到枪声响起时，真正被枪毙的四个人无疑倒了下去，但那些只是“陪绑”的人也都晕倒了。只有这个姑娘，仍然站得很直，仍然破口大骂。

　　她今年已经五十八九岁了。三十年前就成了一方富婆，此中一定有不寻常之处。

　　九

　　1975年，阴谋家康生死了，葬礼的规格与国葬差不多。当时人人低头默哀，不少人还装作痛哭态，我怎么也哭不起来。这时，我的一位女同事轻轻地用脚踢我的腿，小声说：“快哭！快哭！这是政治问题！”她本人也哭得泪流满面。

　　我也只好装作大声哭泣，其实是干号。老实说，被江青恭称为“康老”的那个人，任何一个有良知、有理智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他是个奸诈之人。

　　到了1978年，这位“康老”被党中央定为“阴谋家”。我再次见了我的那位女同事时，提到了当年的事，她说：“当时不哭行吗？别忘了我是党员！假如我不哭，怎能算是忠于组织？”

　　她和我的个人关系很好，强迫我去哭康生也出于善意。但中国人连哭和笑也要服从“组织决定”，这可真是世界罕见、中国特有的特殊国情。

　　十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到大学任教，也渐渐熬成了教授。于是，我也就认识了成堆成堆的教授。我确实见过真有学问、真有功力的真教授，与他们相比，我只是个小学生，而且不是既苦读又精读的学生。真正的教授，为了查寻一个资料、一句话甚而一个字的出处，不惜用上几天几夜，还从汉语书籍、外语书籍中对此进行核对。我本人既无这样的广博知识，也没有这样的精神，有时连“二把刀”的水平都达不到。

　　但大大逊于我的教授也实在不少。他们虽无让我由衷仰视的学识，但却喜欢四下张扬。某日，在一次什么学术研讨会之后，以我十分肤浅的知识都能指出某人用错的字、词、句，而且是偷偷的。没想到此人只是当时红了脸，并作了很无力的辩解，而没过多日却于我不在场的会议上对我大加挖苦。这样的事，是后来别的朋友向我转述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事，在人们称我为教授时，我疑心有讽刺意味。

　　十一

　　似我这样的“纯文人”（又不是什么“大师”、“泰斗”），在三四尺之内直接而面对面地见到特大号官员的可能是没有的，至多只是在什么会议上我坐在台下静观静听。但中下级官员，与我同坐在小会议室或酒桌上的次数却很多。

　　幸好我有一双绝对属于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我又绝对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例如某高级官员在台上进行口头发言（而不是依照秘书写的稿子去念）时，神态是温厚的、谦恭的，出言是朴素的，时时还使用不少民间式的“家常话”，不故意卖弄那些刻意式的博古通今、引经据典之类，我就格外敬重。

　　尤其是他在讲话时不仅谦虚，而且直言不讳地讲出他做错的事，并为此阵阵脸红，我就格外仰视。

　　完全相反的例子也有，这就不去说了。我向来认为：听不懂或不会讲民间话、家常话的上层人物（包括官员或学者、名人），尤其是脸上从来没有涌出过羞愧式红晕的人，绝不会让人由衷感觉到他可爱，也不会从心眼儿里认为他有真知真能。

　　十二

　　似我这样的七旬之人，曾经参加的和经常参加的追悼会实在太多了！不必讳言：我为死者掉下几滴（哪怕一滴）真实之泪的事固然有之，但无论如何强挤也挤不出一滴泪的时候也不少。我对前者之所以动了真情，与那些堂皇的悼词都无关，只因为死者生前给我留下的是鲜活的、具体的尤其是既朴素又真诚的形象（包括名人和平民），而不是虚假的名位符号。例外也是有的，如某些无德、缺德的人死了，参加追悼会时一听哀乐、一睹遗像，我也会落泪。因为我想的是：他（她）本来可以活得像个好人，但却永远无法重新再活一次了，悲哀。

　　十三

　　人都是要死的，因此人进入老年之后免不了常常忆起许多与死亡有关的事，而那种回忆又常常是颇有乐趣的事。这是因为人的生死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无序性。在2009年《北京文学》第11期上，我曾发表了一文《我忆起的非常之死》，其中至少涉及了我亲睹的十二人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远远不够！庄子死前为自己写了一则讣联：“夫子生兮，时也；夫子逝兮，适也。”意思是人的生死大都带有无序意味，因此不必对他人的不幸之死有庆幸之感。听到别人之死而自己格外庆幸，甚而幸灾乐祸，其实此人离死尤近。

　　我有一位与我熟识之人，十年前我患病住院。我的不少朋友来探望我时，大都说些强化我乐观心态的话，并举出多年前患病而今天十分健康的人为例来宽慰我。唯独我上面说的这个人，探望我时问了我的病情之后，颇有庆幸之意地说：“患的是这种病呀，你完蛋了！完蛋了！我们是朋友，因此我不瞒你，做好精神准备吧！”

　　偏偏他于第四天患“暴症”死了。当然，我闻讯后也哀痛不起来。

　　十四

　　就在十几日前的一个初夜，确实有一个持刀歹徒闯到我面前，喝令我把钱放下。我一见他、一闻其声，发现他是个颇有稚气的十六七岁男孩。他翻了我的衣袋、裤袋之后，发现我没有钱（其实他没翻尽）悻悻欲走。我对他说：“论辈分，我是你爷爷。你要是甜甜地叫我一声爷爷，我就会像疼爱孙子那样，赏给你一笔意外之财。”

　　他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为了钱，还是无可奈何地叫了我一声爷爷。我从衣服中极为隐蔽的暗兜里拿出了仅有的二百元钱，一边说：“好孙子，要学好呀！”他愣了愣神儿，没有接我的钱，转身猛跑了。

　　当然，这种办法绝不会常常奏效，不可乱用。

　　十五

　　我故乡的一位九旬老汉，年轻时是一方的精明人。但他毕竟当了一辈子农民，年老之后虽然子孙甚众，但随着年纪渐老，子孙们的孝顺也就越来越淡，甚而常施冷脸。他唯一的资本就是身体尚健，但不像城里职工有固定工资，子孙（也大都是农民）对他生活尚能负担。

　　有一次他到镇上走了一趟，回来之后提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屋里，并将包袱半解开来。发现他十来岁的重孙女有事要进他的屋子，他便故意躲了出去。

　　不几日，他子孙中便传出了惊人的消息：老汉屋中存了一大笔钱，足有上千万元。可惜又锁在柜子里了，别人都没有钥匙。

　　于是，子孙们的孝敬就格外殷勤起来，都争着要求老汉到自己家去住，并百般伺候。老汉也照办了，并一再强调：“谁把我伺候好了，我的产业就分给他。”于是，这老汉便真正当起了很有威风的老太爷。他的子孙们也就相信这老汉藏下了很多的钱，可能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也可能是得了其他的外财。因为老汉一辈子都是能人，别人很难猜透。

　　老汉死了，葬礼也办得很风光。

　　等到子孙们将老汉的柜子打开时，发现那一大堆钱只是冥币，上面的字是：“天堂银行印制”。

　　十六

　　本文最后，我要为我的一位老友写一篇悼词。

　　我的这位一生之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株白杨树。从我几岁时记事起，至今六十余年从来没忘记它。每次回乡，都要去见见它，摸摸它，或在它身边偎一偎。这是因为：

　　六十多年前我五六岁时，到村外马路边玩耍，累了坐下来时，见一个车夫停了车、卸了马，因为他发现路边有一小片格外翠绿的青草，是马的最佳饲料。就在这匹马低下头去啃吃那片青草时，我发现草丛中有一株半尺高的白杨嫩苗。正当马将嘴伸向这株白杨嫩苗时，我将马头推了一下，示意它到几步之外的草地上去吃草，马也照办了。

　　后来车夫要赶路，将马驾上车辕，走了。这株白杨嫩苗，也就获了救。

　　这株白杨一年年长高，我对它的感情也就日增。后来我无论是上中学、上大专，还是参加工作当了教师，每到假期我回乡探亲时，都不忘去看望那株因我而活下来的白杨。见它由数尺高而长到一丈高、两丈高时，只有我才能产生而别人不会产生的特殊感情。

　　“文革”十年，我失去了自由，因之我也就没有可能去亲近那株白杨。十年后我才回乡探亲，第一件事就是看望那株白杨树。它已经长成直径一尺有余、身高数丈的乔木了。树身上虽有棒痕、刀痕、枪痕，但它仍然昂首挺立。见了我，它枝摇叶曳，随风且舞且歌、且呼且叙。我不禁落泪，而落泪的原因也只有天知、我知。待我已是六旬有余之人，见到它的时候，它已是直径数尺、身高六七丈的巨人式大树了。几里外的人只要抬头一看，无不视为蔚然壮观。

　　但是就在不久前，为了修路或建楼，这株与我在感情上依偎六十余年的白杨树被砍伐了，连树根都被刨掉了。

　　当然，大叹一声“天呀！”的人，也只有我。

　　选自《岁月》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