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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另一个“圣雄”甘地

  林 达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知道甘地时,一定是个有定语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发现,大多数人对圣雄甘地其实耳熟但并不能“详”。许多人宣扬了甘地很久,可能并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体是些什么主张,也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它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播放着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的另一面: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对印度来说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中看到了暴力。这让我想更多地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甘地本人怎样界定这个概念?它怎样将印度引向独立,又引出什么后果?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阅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的人生从“糟糕”开始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只好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他已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模式子承父业,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甘地因此在1887年离家去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但规定必须上课3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3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顺利取得律师资格,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律师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易,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是在后面的开业执业阶段。甘地取得执照后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3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上并不具备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简直困难重重。他一开始试着在孟买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浑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说他涉嫌误导政治上层。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此官员相识,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负面,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并请他离开。甘地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该官员一怒之下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抬头不见低头见。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在南非,乘警因甘地是有色人种,不顾他拥有一等车厢车票,令他离开车厢。甘地拒绝后被拖下火车,行李也被扔下了车。历史学家把这一事件看做“甘地开端”,是很有道理的……

  从自传可以看到,甘地拿着英国律师执照,却不是一个具备西方律师气质的人。他更像个僧侣或者信徒。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但印度教显然是他的精神基础。看甘地的讲话和文章,常有长篇大论的感性表达,理性推理、逻辑叙述的部分却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对于素食、禁食、禁医药、禁欲和其他禁忌等,有着非常专注的思考,常常反复推敲体验、不断检讨自省。在妇女地位极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绝对顺从者。甘地正当壮年时决定禁欲,妻子对他的决定大多言听计从,包括在病危时不顾医生警告离开医院、禁医药和营养等等。甘地对学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学也不行。而这些决定的背后,在甘地看来有很深奥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这些家庭中的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却也折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个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是否应当局限在个人范围内?若强加于人或者说以某种强势向社会扩展推行,终有一些隐患在其中。

  “非暴力”运动中有没有暴力

  甘地的非暴力理论要求人在遭遇暴力的时候,把热情升温转化到几近狂热献身的状态,却不转为暴力。这连甘地本人都很难做到。他曾写道:“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辩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的潜在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这就像做一个很难控制的易爆化学实验一样。你怎么可能使得情绪被煽动、相互感染的庞大非理性群体都能“纯洁”到位,在强烈的刺激下保持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干了”而转为暴力?它当然和人的整体素质有关,和社会环境有关,和对方的反应有关。

  甘地说:“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可当时的印度,恰是一个没有西方理性传统的国家,大众教育水平极低,就是今天,还有一半印度人不会读或者不会写。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于字面理解,以为它绝对“没有”暴力。其实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作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假如不顾外部客观条件、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推行,出现暴力、悲剧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坚决认为,带领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点,言论语录大多是无懈可击的“真理”,可与当时的现实很可能是脱节的。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中,一样引发暴力连连。

  更何况,甘地的非暴力并不是“对方主动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谓“消极非暴力”,而是要积极挑起对方的暴力。他认为:“正像一个人在暴力的训练中要学习杀戮的艺术一样,一个人在非暴力的训练中也必须学习死亡的艺术。”

  一个典型案例是著名的盐税抗争。1930年5月21日,甘地的追随者发动2500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违法强行)进入盐库取盐。面对数量十倍于自己、却一排排十分冷静的民众,几百个警察竹棍腿脚齐下。精心训练挑选的“敢死队”一排排上去,头破血流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他们实践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结果是事先料到的。后面的医疗队早就准备好包扎绷带,等候在那里,也事先通知了外国记者,这“苦难深重”是给政府看,也是给世界看,转而又是对英国政府的压力。这一非暴力行动的结果是警卫打伤320人,死亡两人。(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警察依然是传统装备,一人一根粗竹棍。我亲眼看见一个牛车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条,交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车水牛龙,没有人抗议。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视无睹。)

  更多的情况是在非暴力运动中情绪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双方失控,之后形成恶性循环。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运动中,游行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警察开枪,大多历史书称并未有民众死亡,但激怒的民众把20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锁入警察局,放火全部烧死。最后甘地被迫中止这次“非暴力”运动。

  是否存在另一条道路

  暴力发生在警察一方时,世界舆论的反应当然是强烈谴责暴力。可是回顾历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个问题:这样的“非暴力”挑起可以预见必定要发生的“暴力”(不可预见者不算),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盐税不合理,在政府税收中的比例却很低,是否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例如“议会道路”、修正立法来解决。印度的自治推进幅度相当大,1935年英国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参加普选的选民已达3500万,其中包括600万妇女和300万“不可接触者”,国大党通过选举获得的议会议席高达70%。

  这另一条道路是从制度本身切入,逐渐改善民生,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善。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参政,在英国统治的区域争取扩大自治权。他们很早就从立法切入,渐进改革。在甘地只有3岁的1872年,梵社领头,就促使政府颁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许寡妇再婚以及种姓之间可以合法通婚。顺便说说,虽然甘地不赞成对种姓之外“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却并不反对不同种姓不可通婚的制度。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种姓制度仍非常普遍。这不仅说明了印度的社会文化黏稠度--从立法到推行极为困难,更说明这个社会当时要进入现代社会,建立法治和民众的法治观念,是更重要的事情。

  民族觉醒和殖民后退之间,必然有时间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的推进,在暴力甚至战争以及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之外,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印度另一个政治领袖真纳,就赞成另一条思路。真纳的气质风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极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是成功的律师,也是宪政主义者和立法人。在历史变化中的英国殖民政府,面对百年复杂局面,法治状态也有过多次反复。真纳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时刻,愤而退出立法议会表示抗议。可他基本上是个法律人,始终反对甘地以群众运动对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甘地的群众运动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混乱。他不赞成甘地经常以发动成万成万的民众主动违法入狱的做法。他反对甘地的非暴力抵制,这些抵制包括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印度公务员全部退出公职、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学生全部离开公立学校、焚烧洋货和抵制英国纺织品等。在甘地的号召下,青年学生成为非暴力运动主力,纷纷退学,“杀向社会”,不但暴力冲突和死亡不断,民众连续挑战法律、自动入狱,“以前被社会认为是不光彩的入狱,现在被看做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奖赏”。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来了之后,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务员、健全法制、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例如,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曾因此离开学校教育,由家里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是,并非每个退学的印度孩子都能这样做。

  长期、持续不断的非暴力群众运动,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是决定命运的选择,也是甘地和真纳们的分歧所在。问题在于:以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也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烧尽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

  已实行“非暴力”40多年,为何在独立前夕充满暴戾

  甘地当时就风靡全球,其历史背景是:包含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的反暴力的哲人格言,展现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一个有着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和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时,包藏着怎样的隐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违背了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作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7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性的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发生警察开枪事件,全国死亡超过900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有英国本身的惊人变化--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实际上,英国的政治和制度也在进步。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需要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英国人曾经多次警告,他们过早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上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激化,印度已经像个火药桶。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40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总共将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一百万人。最后,甘地以他的“圣雄”声望,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我想,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圆满的句点。

  此后,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40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还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某个做法不满意,进行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的抗议表达,这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要进行大规模、无休无止的、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如果我们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及“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选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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