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思想随笔排行榜

第三十四章 百余年前的捐款运动

　　杨 早

　　一篇演说引发的国民捐

　　清末，由北京的《京话日报》发起，北方地区出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

　　这次运动是由《京话日报》的一位热心读者王子贞发起的。王子贞是一名基督教徒，在城内开了一家尚友照相馆。北京第一家华资日报《京话日报》于1904年8月创办之后，他就屡屡向报纸投稿，并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免费张贴报纸供行人阅读，并义务为不识字的市民“讲报”。

　　王子贞的“讲报”，并不是完全照报上的论说或新闻宣讲，有时他也会发挥一下，讲些个人的意见。据《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的姻侄梁漱溟说，王子贞在《京话日报》上看到过一些话，说庚子赔款为数太巨，莫如由全国四万万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王子贞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自己发挥了一下，写成一篇“演说”，请《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阅正修改。彭翼仲帮他梳理了文字，以王、彭二人合稿的名义，发表在1905年9月2日的《京话日报》上。

　　这篇演说是用“京话”，也就是旗人的口头语写成的。讲稿大意是说：庚子赔款言明四亿五千万两，分年偿付，一直要到光绪六十几年才能还完，连利息一起，就是九亿两。这是中国百姓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讽刺。何如全国是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

　　这篇演说首先告诉听众，偿还庚子赔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依靠朝廷：

　　诸位必说了，这是朝廷立的约，一定该朝廷还，可不与百姓相干，你不想想，金銮殿上，不能出金矿，大臣们不会点石成金，别再糊涂了，百姓闯的祸，还得百姓还。又一位也说了，我也没有练过拳，为什么该我还呢？自己问问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必不能说不是罢？既是中国人，就得还国债，什么缘故呢？同国人叫做同胞，都是黄帝的子孙……你虽没有当过拳匪，亦不能不算中国人，身上总背着二十多年的国债，不但阁下本身，连你的子孙，也都免不了……可怜中国人没思想，向不知国与家的关系，若教他拿钱还国债，你猜怎么着？那可算是白说了，大约比登天还难。

　　接着，演说者介绍了以“国民捐”偿还赔款的方式：“中国不是有四万万国人么？按着人头儿一数，每人只摊一两来的银子，现在要还国债，每人每均摊，几天的工夫，就差不多了……诸位请想，吃喝穿戴，那样不比从先贵一倍，就拿平人而论，一年的捐项，在暗里抽收，就比明摊一两银子多了几倍，何况到三十多年呢？”演说者表达的意思是，与其让朝廷借还款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还不如由国民捐款，更符合底层民众的利益。最后，演说者用法国和日本国民集资还款的事实来激励听众：“四十年前，法国被德国打败，法赔德国兵费十二万万元，不上三个月工夫，民间把款凑齐，立刻还清了国债，法国的妇女，都肯典衣裳卖首饰，一概充了公。日俄开仗，日本妓女，亦要帮助军费。请看东西各国，民跟国绝不能分家，所以才这样强盛……一样的五官四肢，虽说跟不上法国人，还跟不上日本娼妓吗？”

　　“第一等国民”的捐款运动

　　这篇稿子登出来后，不想马上就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并催促速订章程，早日实行。随后捐款函件纷纷飞来，有个人，也有集体（如北京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认捐数字已达七百多两。于是彭翼仲和王子贞就将此事认真地做了起来。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银行将收到的捐款即期生息，并声明如国家将来不用，便本息一并发还。

　　《京话日报》每日辟出一定版面，刊载各方认捐的姓名和金额，并在报头大书“国民义务”四个字。由于认捐人数众多，五十天后，《京话日报》干脆另外加印附张，专登姓名金额，随报附送。

　　“国民捐”启动之后，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例子很多，据梁漱溟后来记录，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

　　载于《京话日报》而属于梁漱溟“不必悉数”的，还包括吏部下令“公费节余一律归入国民捐”，黑龙江省呼兰府知府李鸿桂、木兰县知县辛天成等都在当地热心提倡国民捐，直隶省霸州知州钱亮臣来函，说：“本来怕官身子不便劝捐，又一想，我虽是官，我也是四万万国民中的一个人，就找出几个热心绅士，天天对他们讲报上的演说，一个多月，村子报名上捐的，很是不少。”

　　中下层社会民众踊跃报捐的例子就更多了。《京话日报》常常登出“寡妇认捐”、“乞丐劝捐”一类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

　　荆州驻防中学堂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自己没有钱，就去劝更夫、斋夫捐钱，谈了好几次，终于说服四名“下人”合捐了五百钱，这件事感动了中学堂的提调（校长），不仅也捐款五十块银元，还投稿表扬小学生的热心；

　　玉成班开演新戏《惠兴女士殉学》，每座加收五百文钱，报效国民捐，当日出演的“角儿”们，分别捐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市民来稿表扬说“梨园的人也渐渐明白事了”；

　　东直门内一位说书人海文泉，听了讲报，“情愿白说半个月，所进钱全报效国民捐”，而且他不再说迷信的《济公传》，而是说“改良外国小说”，“借此开通民智，一举两得”；

　　济南、奉天的教会都开始办捐，只是改名叫“平安捐”，并声明不收外国人的钱财；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直隶涿州有三十一名在监囚犯投函认捐，而影响最远的例子，是南洋群岛华侨也集体签名来信，愿意为偿还庚子赔款出一分力。

　　……

　　有市民投书《京话日报》，说“要再能集此巨款，把国债还清了，结个大团体，真可以震动全球，立时就能公认为第一等国民，飞升为第一等强国”。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彭翼仲的儿女亲家梁济（梁漱溟父亲）在一篇来稿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情：“你别当是京城的人开通了，不信服你这报的多着呢，你也别因为人不信服，就说激烈的话，还是好好的对付。”（《我也要捐点银子》）

　　“不信服”的声音

　　“不信服”是自上而下的，《京话日报》的访员（记者）在一篇报道《以手代口》中，记下了他在北京茶馆听到的反对之声：

　　“这就是上回洋报的主意，就有许多无头蒙跟着起哄，没贵没贱，全给户部银行送钱，不管他们谁是谁非，哥哥我可决不上当！”

　　“据我看这国民捐呀，也不过冤小孩儿罢咧！”

　　一位半老的旗员（满洲官员）说：“大家都要露露脖颈儿，我也得跟着随喜，捐了二两银子……我本想多捐几两，听说王爷中堂，也有少捐的，这事并不勒派，似乎我这四品穷官，二两银子，也不算少……”

　　正说着，走进一位老者，看他的形象是：上穿件石青毡子马褂，还是珍珠毛的风毛，左手提笼，右手架鸟。他一走进来，就冲着刚才那位旗员说：“你有这二两银子，为什么便宜鬼子呀？这回什么国民捐，可是咱们都统的主意吗？本是洋报出的坏，就是为着洋人，你我不是二毛子，真就给他们指使吗？”

　　在另一篇报道《过耳传言》中，访员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家满洲贵人内院传出的谈话。男主人先是说：“这都是给洋鬼子支使的，这种专专跟我们做官的反对，好几百两，好几千两，拿出来上捐，将来准有什么保案吗？这样赔本儿的买卖，叫我上当可不行！”

　　夫人劝他说：“不论高低贵贱，人人争着出头报捐，咱们也当打算打算呀。”这句话激怒了老爷，他大声地吼道：“谁敢叫我报效国民捐？我可比不了他们，我不是说书唱戏的，我不是卖菜卖烟的，我也比不起堂名儿妓女们，人家都是忠心赤胆，懂得做好人，我就剩这点子家产，挣的是百姓的钱，叫我捐给皇上家，那可不能，我连今年妙峰山的愿心，都没舍得去还，倒叫我报效洋鬼子吗？”

　　对于这种公然反对国民捐的言论，连那家的包衣（家奴）都看不过眼，背地里抱怨说：“怎么不想想他自己呢？也做到二品大员，他们祖代传留，不止吃了国家辈子啦，一个个高官厚禄，谁又对得过皇上家呀？”家奴们说，这种没良心的想法，连他们这些“跟主儿的”都不如。

　　夫人拗不过老爷，只好把自己的首饰折卖了四十多两银子，打发下人送到银行里去，还不敢报自己的名字，只是为了“替儿孙积点儿阴德”。

　　另外的打击来自西方人和中国的南方人。一份投稿说“我认识几个外国朋友，每逢谈起话来，他们就问道：国民捐办得怎么样了？不容我回答，跟着他又说，贵国的国民，你想都明白了吗？”对此投稿者只能“苦笑摇头”。而“江南朋友”说南边都知道国民捐的事，“只怕照着现在的办法，还不行啵”。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所欠外债，庚子那场大祸，可是没有南方人的事，大众跟着受冤枉罪……今天再叫人家倾家荡产，拼出命来认捐，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事外，若照着宪法说，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罢。”《京话日报》的社论无奈地说：“日后人家真要来瓜分，绝不跟咱们分南北”，希望能唤起江南人的国族意识，努力认捐。

　　至于中下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谣言”。《京话日报》上记载了许多类似这样的话：

　　“听别人告诉我，国民捐的事，就是叫大家认捐，户部银行，专管这档子事，王公大臣，已经都认过捐，家家户户，都得按着人头去报捐，将来挨户严查，如有漏捐的，就要罚办，我本没有钱，听见这个话，又不能不信，果真来查，到那时节，罚呀，办呀，倒觉着麻烦了，赶紧凑了几钱银子，先给银行里送去了，只当作破财啵……有好些人，都是那么告诉我，不然我还不捐呢。”（《好大的谣言》）

　　而地方上确实出现了“抗捐”和“派捐”的不良现象。如河北永清县有位“土圣人”，“素常把持公事，鱼肉乡里”，他对乡民们说：“你们要上外国捐吗？真是糊涂极啦，本村修庙迎神许多的善事，全不肯捐，为什么你们全捐在外国去呀？如果给外国捐一元，本村必须捐十倍才对！”吓得大家都不敢认捐了。

　　安徽宣城县知县则对本县提倡捐款的万廪生说：“你是一个小民，捐了这们些个款项，我是一个知县，又当怎么样？我没有力量，不能够跟着你学。”下令不许在县内收捐。

　　反过来，据上海《新闻报》报道，河南永宁县知县史堃，借端勒派，专用压力，还要从中取利，让“国民捐”在当地的名声极坏。而地方上的一般做法，据知情者讲述，是“各村正副，跟董事人等，拿着国民义务传单，沿门去问，不拘多少，随意乐捐……不读书的，不知国家，不过说是官长派捐，又经董事人等，登门来问，驳不开验皮儿，勉强认捐，一转身儿就埋怨道，国家可穷坏了，向民间借起钱来了”！以至于有人粘贴报单称：“不是国民捐，直是要命单！”

　　捐款最热烈的北京，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东安市场讲报处，用荆条筐做成大闷葫芦罐，巡警疑心借机敛财，不准摆放”，而阜城门外流氓聚赌，却宣扬说赌局抽出“头儿钱”，都交给王子贞上捐。

　　“热血有余，见解欠明”

　　可以想象，当《京话日报》那些热心认捐、劝捐的读者看到这些报道，他们的怒火会有多高。他们已经不肯像梁济说的“还是好好的对付”。激于义愤，他们纷纷投书报馆，提出了种种激烈的方法：

　　有人说，满街卖的小唱本儿，是一个“祸根”，是讲报处的“仇敌”，他抱怨说，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出版自由，希望工巡局能够查禁这些唱本儿；

　　还有人认为“北京的茶馆、烟馆、酒铺，是造谣言的总机关”，主张“可以由各局，传谕茶馆烟馆酒铺掌柜，以后有喝茶的吸烟的喝酒的，最好按着钟点办，再不然就硬来，解完了渴，过完了瘾，赶紧劝他走，如有不遵的，准其掌柜报局”；不断有人主张由政府出面对捐款者和不捐者加以甄别，实行奖惩。有的说，要分出三等徽章，依据捐款金额分发捐款者；有人嫌徽章不够显眼：“把大大的国民二字，印在长方纸上，作为标记，左边注明年月，右边注明报捐数目，共分六等，纸张大小颜色等等不同”，发给捐款者。马上有人反对这个提议，认为对“穷朋友”不公平，应当“印一个标记，无论贫富多寡，一律粘贴”，甚至“上捐时候，问明住址，大家另凑公议，按照妙峰山刷报子似的，锣鼓喧闹，硬给他贴在门上”。他们说，这样一来，“认过捐的，大众都以为体面，不认捐的，自然就以为难看了，知道难看，就得掏腰包”。

　　报纸正面的提倡言论中，也有让今天的读者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京话日报》某篇演说曾提出一个口号叫“一两银子捐国民，岂不强如中举人”，演说者的意思是“认了捐，再领张收条回来，交给你们，各人拿回家去存着，就算捐了一个国民了，以后见着王爷、侯爷、大小官员，都自称国民，就不称小的了”，据报道，这篇演说的效果很好，“伙计们，也个个都愿出钱，捐一个国民在脑袋上顶着，免得见了官再称小的。”（《辛天知演说》）

　　前文提及的二三品旗员，公众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北京城的商铺，却被看做是应该力劝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反对华工禁约抵制美货”运动中，敢于售卖美货的三家商铺，在许多人的轮番劝说之下，不仅自己捐钱，还各出资四十块银元，捐赠“国民捐传单”。

　　当捐款活动在大栅栏商业区举行时，“有捐五十元的，有捐四十元的”，可是到了“张永聚”，铺子只写了五元，这一下子，“可就把大家引坏了”，后面的商铺也跟着只认五元、十元。这次连《京话日报》的访员和编者都愤怒了，在报道中批评这家店“倒不如不捐”，认为这种没有国家思想的店铺“非叫他们拆让不可”，如果要求少拆一尺，就要“罚银一百两”。他们希望官府能这样做，好让民众“痛快痛快”，可是，这种“派捐”显然有违国民捐“捐款自愿，决不勒派”的初衷，也不能让社会民众真正了解“爱国”的意义。

　　有一位讲报人卢菊庄，在演说“抵制美货”时，叫了几声“同胞”，谁知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封信，上面说，他不该将所有听讲报的人都叫做“同胞”，“必得认国民捐的人，才可称他同胞呢！”卢菊庄说，他不赞同如此偏激的意见，“说话办事，都要向光明正大的路上走，一入了尖巧一派，或是激烈一派，不但于事无益，一定要起风波，因著些微小事，必至贻误大局。”《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在该文后批道：“道德之言，字字金玉，同志君子，千万留心。”

　　正好这时候，山东出了一个佣工李墨林，他自打知道国民捐的消息，就入了迷，千方百计要让家里人都认捐。他娘舅不情愿，他就跑到娘舅家里，拿着借来的报纸，“翻来覆去的念叨，念完了又讲，讲完了又劝”，气得娘舅把他赶出去，要和他断绝亲戚关系。彭翼仲在这则报道下加了按语，道是：“这篇演说的意思，并不是替李墨林出气，此人热血有余，见解欠明，没学力的人，勉强求着开通，不但自己乱撞头，还许把好事带累坏。”彭翼仲的喟叹，呼应着梁济的忧虑。启蒙者们意识到，单纯的爱国热情，不一定能够推动现代意识的普及、文明社会的创立。

　　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或许造就了许多热心爱国、慷慨赴难的国民，但仍然无法让他们成为具备民主平等、言论自由之类现代理性的公民。

　　国民捐运动持续了一年有余，《京话日报》得罪了曾大力提倡国民捐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彭翼仲获罪，流放新疆，《京话日报》关闭，这场运动也就自然停止了。随后，大清银行出面宣布：发还捐款，各人凭收条到银行具领。

　　选自《随笔》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