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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艾伦金斯堡

　　北 岛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1983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悉起来。1990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南朝鲜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谈人权；再者呢，他狼狈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似的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是太渴了，我们又去比画，做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艾伦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一样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耐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父。他在喇嘛教里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过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教，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1990年在汉城，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咔哒咔哒，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今天》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为藏传佛教在安纳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门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一直入不敷出的《今天》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定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中心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

　　选自《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