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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柏林没有墙了

　　王小妮

　　柏林那道令人恐惧的墙没了，这早已经不是新闻，谁都知道的。有关柏林墙的这页历史和任何大事情一样，断然无情地被时间翻过去。

　　我和徐敬亚去德国是2001年夏秋，离那欧洲变动的年代已经不止十年。我们主要住在德国南部，远离柏林，开始也没有特别地想到柏林墙。提示了我的是一场小型演出，不是在剧场，选在一个半弧形的长廊里。在周末的晚上，演出带实验性，新闻记者多得几乎和观众对半。剧情大致是两对男女纠葛在一起的感情冲突。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只是眼花缭乱地看到这个男的跑过去安慰那个女的，这个女人在追逐抱怨那个男的，铿锵的德语。最后，地上洒落一片被撕碎的红玫瑰花瓣。剧中人痛苦地呼喊，而我只是夹在观众中看热闹。唯一能直接触动我的，是由一部幻灯机打在长廊最深处墙壁上的影像，它始终作为全剧的贯穿背景，不断地重复着柏林墙的倒塌：狂喜的人爬上勃兰登堡门，人的身体拳头，大铁锤，撬棍，起重机，七零八落中的激昂。整场演出，只有这个我看得懂。

　　共产党宣言里怎么说的，凭《国际歌》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兄弟？我又看到了惊心动魄的柏林墙。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离开南部沿西侧向德国的北方走。那一天我们坐火车从北部著名的中世纪小城吕贝克转向东，很快发觉窗外的景色不一样了，土地不再大片地油绿，德国也出现了杂草出现了杂木丛林，断断续续还有荒芜的地块，久不住人的老房子，黑成如烧焦的木炭。几乎每一个火车站都能见到废弃了的库房，玻璃破碎，满面灰尘，站台上有简易的硬塑箱，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铝合金垃圾箱。很少行人的小镇上，道路破败，偶尔见到老人骑那种旧款的自行车，有人居住的窗口并不像典型的德国人家，摆满特别艳丽特别茂盛的花，也有些花，疏疏懒懒的，不知道是养得不用心，还是品种不同。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看到它的痕迹？

　　这一切反而使我感到熟悉和亲切，湿润泥土深处特有的腥香的风味，让我想到中国辽阔又疏于管理的北方原野。就在那几天，德国北部空旷天空上出现了排成“人”字的大雁群，这是我30年来第一次再见到大雁飞过头顶。

　　当时，我们虽然随身带了一本相当厚相当详细的德国地图，但是它是新版地图，没有东西两个德国的概念，我们只能推测：这一定是到了东德。后来回到家里才知道，刚过吕贝克就进入了原东德地区。

　　我们先向东又北上，到了德国最东北角的旅游地吕根岛。吕根，德国人的发音更接近黑根，我们在斯图加特认识的芭比女士就生于那儿，她听说我们去了她家乡的反应是先是兴奋，然后不断摇头，我们自以为理解了她摇头中的复杂含意。

　　上岛前，在叫施特拉尔松德的小城换车，有一小时多的空余时间，我们跑去想看看它的市中心。在车站附近见到几个行色匆匆的人，然后就不断穿过空巷，两侧几乎都是空置无人的房屋，大约十分之一有住人的痕迹。有些空屋玻璃上贴着大幅出卖广告，有些院子中间的荒草生长得气势非凡，许多墙壁门窗都有破损，剥落了的外墙，露出朽的木料。一路上没见一个人，我们开始怀疑走错了路。很快就看到了城中心广场，有棵大树，有间灰暗又极简朴的教堂，三个老年人默默坐在树下喝咖啡，空旷的广场特别聚拢声音，被我们惊动的老人缓缓转头缓缓返回原有的姿势。我看到的施特拉尔松德简直是一座死城。

　　后来，我问过留学生：人呢？

　　回答是：都跑到别的地方了。

　　为什么？

　　因为别的地方有工作。

　　由吕根岛去柏林，车窗外的景致大约相同，杂乱的树林更浓密，遮住了并不明朗的日光。这是个周末，车上的人略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对五十岁左右的男女，一直望窗外的景色，很少交谈，即使见到他们交谈，也听不到交谈的声响。穿着讲究的女人并不掩饰表情，她总是脸侧向窗外叹气，而那男人，表情凝重。

　　来柏林前我们已经在南部德国的阿尔卑斯丘陵地带住了一小段时间，进了柏林立刻感到不和谐。它是我见到的最不像德国的德国城市。它肮脏、纷杂、喧嚷，好像是被现代大都市气息给弄的。半废墟的威廉纪念教堂下面，常常有街头摇滚乐队逗留，常常闻到很大的公厕气味。同时，从这个原属西柏林的位置能感到这城市饱藏着某种不好判明的生气。

　　在旅游局取了中文柏林地图，我们搜索这个大城市可以看的地方，我马上看到“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地图上有注明：以柏林墙为展出主题。某区某街某号，每天9：22开馆。

　　我们搭地铁去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在站台的小书报亭前惊奇地发现一个太熟悉的面孔，有人手里拿着的毛泽东头像，是一本期刊的封面，我赶紧过去，摆放在橱窗玻璃后面显眼位置还有完全相同的另一本。

　　那是我们向正前方向高处仰望了多少年的一张脸，他占据了整个封面，和记忆中一样红光满面。我只看到2001，9，这几个我认识的数字，英文还是德文都来不及辨认，车已经来了。我们去看“墙”的那天，是9月4号，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将满二十五周年。

　　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分两个部分。

　　设在街心的查理检查站，是在道路中间平地而起的一座几平方的简易建筑，现在看像间玩具屋似的，但是，这“玩具屋”前堆了接近一人高的沙袋。正对检查站的地方，立有一个高大的标牌，两侧各有一个巨幅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半身照片，胸前佩戴各式功勋章，一侧是前苏联军人，背面的是美国军人。两个绝对端庄严肃的职业军人各自面向东西柏林，象征着他们曾经的职责。自1961年9月22日起，这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真正的剑拔弩张之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自1945年后德国的强大占领者，在检查站两侧部署坦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对峙。

　　曾经在西柏林一侧，有美军设立的标志牌：“你已离开了美国管辖区。”

　　查理检查站哨所在1990年6月22日被完全摧毁。十年后，2000年8月13日重建。据说它完全保持了原貌，包括涂成白色的小屋中所有摆设，包括卫生用品和电源管线的埋设。

　　这间孤立于街心的著名检查站前游人很多，想拍照要耐心等待。

　　展览馆的另一部分，是临街的三层小楼。有德国青年学生这么形容它：“在废墟中，一个协会办了个小小的博物馆，回忆成功的和失败的越墙逃亡行动。那是一个阴沉的地方，一个混合着各式各样的啤酒瓶盖、发黄的报纸碎片和上面刊载着的悲剧的大杂烩。”

　　这是一家私人机构，像进入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每个展室空间都不大，比起重视展览馆文化的德国国家机构它实在局促，但是，每个进入者都会惊叹：这里集中了多么沉重而不同一般的“大杂烩”。

　　柏林墙，我原以为我对它够了解，老远跑来看展览，不过是重温。进入柏林前的一路上，我已经惊讶于东德西德原来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仔细看了墙展，才感觉人们对一件事情了解的局限是绝对的，大大小小的苦难和幸福，亲历者都没可能完全体会，何况旁观者，何况柏林墙这样巨大的事件。这里照样可以引用列宁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可惜展览馆不允许拍照，展出的实物很多，有多部电视机在各个角落播出有关墙的影像资料。我们事先没有预想到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转了几乎一整天。徐敬亚去把每种逃亡过程的影片都看了。回到斯图加特我们的住处，他居然根据记忆，把不同的逃亡细节全画到纸上。

　　表面上，整个展览注重展示逃亡。这些逃亡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一通过地面，二通过天空，三通过地下。

　　人啊，调动了他的一切潜能，全部聪明智慧和全部冒险冲动：

　　A。迎着哨兵子弹直接越墙冲关。

　　B。伪装成行李，公然捆扎在汽车顶部蒙混过关。

　　C。把汽车发动机改装到车后厢，在前箱里藏人。

　　D。把孩子强塞进不可能引起怀疑的最小码行李包内。

　　E。改造大型的电缆轴体，在它的轴芯里藏人。

　　F。从四楼窗口把婴儿抛向西柏林。

　　G。自制各种潜水机械潜过河。

　　H。利用滑轮从高处空降孩子。

　　I。自制热气球、飞行器、滑翔机。

　　J。日夜不息。几年不息挖地下通道。一家人挖，几家人联手挖。

　　关于地下通道，是展览的一大内容。展室里有大量的黑白照片，还有小型电影不断播放。东德人的地下通道超过了中国“地道战”水平。他们不仅在地道里接了电源，还使用水泵抽水，利用了机械与滑轮运土，等等。小电影中最动人的是人们当穿过了地下通道，从东德进入西德后相拥而泣的场面。

　　逃亡者用过的实物，手电、钳子、改装汽车、旧降落伞、油灯、铁铲、各种自制机械，塞满不大的空间，还有照片上被射杀者们的尸体、墓碑和血迹。

　　不逃亡不会死，但是有人毫不犹豫选择了逃亡。

　　死或者活，在荷枪实弹下逃亡，活着的胜算并不大，但是他们宁愿冒险。1961到1989的28年间，直接死于想越过柏林墙的有176人。

　　看了墙展，我感觉越过它，已经不是信念，在那28年里，它逐渐成了人的本能。

　　人这种动物，究竟肯为自由付出多大代价？

　　一堵墙，曾经不可逾越的，一瞬间说倒就倒了。

　　展览馆楼上有通向室外的小阳台，我出去透风，恰好有一伙人在下面的检查站小屋前拍广告。四个穿艳丽紫色紧身西装的高大小伙子，脸都涂成银灰色，提着大码的黑皮包，飞一样来回穿梭过白色的检查站，他们的色彩跳极了，撞极了，反差大极了，视觉上也好看极了。亏他们能想到来这种地方拍广告。

　　展览馆出口就有“墙”卖，最小块的，比拇指指甲大一点点，要5.89马克，差不多24元人民币。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的确，任何一块水泥碎块涂抹几道油彩都可以自称柏林墙。两块大墙，高约50公分，宽20多公分，标价3600马克，试了试相当重。

　　柏林墙的早期是铁丝网，逐渐改造成为最后那道高四米、满身涂鸦的水泥板，又荒诞地由最恐惧最不可逾越的铁幕快速成为供人收藏的艺术品。从结果到结果，这之间的过程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复杂。

　　1961年8月12日的傍晚，在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夏布利希的郊区别墅里，建墙以“玫瑰行动”这样优雅动听的名字通告给了到场的东欧领导人。在这时候，还有六万东柏林人每天过关去西柏林工作。此前的逃亡从1945年起，没有过间断。到1961年，有二百多万东德人成了西德人。曾经有东德领导人同意给想离开的人发放通行证。他们“天真”地以为那些有产阶级走了，留下来的将是坚定又可信赖的无产阶级。仅仅1960年，就有15万人通过81个哨所进入西德。

　　1961年8月12日夜里，一百多吨铁丝网运到“墙”下，经计算还缺少三百多吨，立即决定由罗马尼亚紧急进口。凌晨一点，两德边界照明灯熄灭，运送铁丝网的军车到达，很快，81条通道关闭了68个。8月13日早上，太阳照样升起，柏林人从东西两侧同时看到了“墙”。后来，它延伸封闭了整整106公里。8月14日，勃兰登堡门关闭。从此，柏林城中有192条大街被拦腰切断。“墙”的出现使柏林市中心出现了40多公里长、300米宽的空旷地带。1989年1月，“墙”倒塌前十个月，当时的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说：这座墙在以后50年或者100年也会继续存在。就在这同一年，它不仅倒了，还仿照破碎斑驳的“墙”，制成一个精致的微缩断壁，作为统一自由德国的象征，给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做生日礼物。变化实在来得过于快了。

　　离开查理检查站展览馆，我们沿着被保留下来的一小段柏林墙走，它已经不能随意接近，有约两米高的铁网隔离开行人，大量无名艺术家的涂鸦都在那些兴奋过度的日子里被“自由向往”所破坏，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被敲凿成千疮百孔的水泥拼板，有些地方已经凿穿，暴露出弯曲的钢筋，印象最深的一处，凿出一个人形，正好够一个成年人来来回回不断穿越。徐敬亚总想最接近那堵墙，他想试试它有多高。我说四米，他还是不甘心，总想试试这堵墙所代表的四米。

　　一些旅游车路过，却不停车，只是缓缓减速慢行，让游人欣赏它。

　　世界上有少数几件东西，人们拿它没办法，只能心服口服只能五体投地，无论情感怎样，必须承认它的纯粹厉害，连后人也只能感叹也别想质疑它。比如现在这个4月，美国军人快速打击萨达姆政权。人间并不多的厉害之一就有柏林墙。

　　看过了“墙”再去看柏林，总感到它是支离破碎的。墙没了，空旷地带还在，东半个城区有个别建筑还裸露着断壁，有人把墙消失以后出现的空地称作“欧洲最大的工地”。坐车出勃兰登堡门向东走，经过一个广场，里面有一站一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像，那是中国游客最爱照相的地方，再向东越走越寂静萧条，有许多中国人熟悉的苏联式水泥板楼。

　　在德国有人形容境内的土耳其人：当初，我们要的是劳动者，但是来的却是“人”。

　　40年代后期，战争使德国的男人骤减，只好允许土耳其人入境担任最繁重肮脏的劳动，没想到他们来了就不再回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而在“墙”一夜间倒塌之后，1600多万东德人可以自由出入于封闭了四十四年的界限，虽然都是日耳曼民族，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等的融合，工作职位社会福利都是有限的。曾经，一个冒死逃亡者落地西柏林，他受到的是英雄式的拥抱欢呼，这些镜头在“墙”展里仍旧激动人心，但是现实已经改变。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是紧跟着自由蜂拥而来的东德人，事情不是合二为一那么简单。

　　从墙的倒塌起，再没有什么东西让所有德国人耿耿于怀，同仇敌忾。44年中形成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变成同心同德。有一个外国人说：这儿不再东西对峙，却依然南辕北辙。它是个搞不到一起的历史半成品。

　　1999年，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是：十年间对于原东德地区的拨款，每年100亿马克用于公路，100亿马克用于铁路，100亿马克用于电话网络。十年里，东德地区的私营企业家由起初的一万名增加到50万名，汽车由390万增加到700万辆，电话由180万部增加到800万部。巨额开支使原西德人要付出更多的税款。仅仅1998这一年，柏林市的文化预算就是十亿美元，即使这种投入，在柏林街头仍旧感觉它还有太多的事情没做，千疮百孔的地方随处可见。何况有些东西即使是钱也难以改变。

　　离开柏林我们经过了德累斯顿，它的中心火车站广场成了一片工地，正在拆除列宁纪念碑。易北河边黑暗的宫殿都在等待维修，而莱比锡火车站附近的建筑让人想起中国1967年武斗过后的狼藉。

　　东西两边的一部分人，沿袭着惯性，继续吸着不同的香烟，喝不同的酒，看不同的电视节目，读不同的报纸，那四米高“墙”还无形地隐隐存在。这哪里是当初欣喜狂奔的人们可以预料的。

　　柏林墙倒得太仓促，来不及销毁的东德安全部门卷宗遗落世间。有人形容这些曾经绝密的资料，暴露了人在专政制度下的屈辱、低贱、胆怯和卑微。谁会乐于和多年来潜在暗处对自己的生活窥视告密的人待在一起？直接死于墙的人以百计，而多年里受到“墙”的荫蔽恩惠者却以几十万计，这些人的突然暴露显现又带来更深更长久的内心嫉恨与惴惴不安。

　　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还没回国，从电话里，从网上知道了纽约发生的事情。第二天起床，发现窗外飘着德国国旗、美国国旗、巴登符腾堡州州旗。

　　世贸中心废墟的现场图像我们是在街头电视上见到的，它只持续了几分钟，就有一个德国人跑过去按键换频道，屏幕上出现股票一路向下的k线图。后来我们注意到，德国公众冷静甚至有点木然，他们停在电视屏幕前多数在关心当日的股票即时行情。

　　9月14日，是全德国降半旗悼念日。下午，我们去斯图加特市中心广场，见到有人从窗口收卷巨幅旗帜，许多黑丝带迎风飘拂。街头艺人在地上用彩色粉笔画圣婴伸手向空中接一张降落中的一万元纸币。喝咖啡的人和往日一样悠闲，一个年轻人靠在一家瑞士刀专卖店橱窗下面，用一只小横笛吹奏“卡萨布兰集市”，让人想起好莱坞的《毕业生》。

　　我始终没有弄清，德国人是天生就这么宁静，还是经历过了1945年、1989年让他们更加沉思而寡言？

　　在德国最南端进入阿尔卑斯山区的小城菲森，去新天鹅堡的路上，我们坐一个老人赶的马车。他的毡帽上别满了各种各样列宁或者镰刀斧头或者红旗的纪念章，高头大马转弯时我听到他用俄语夸他的马说：好！用的是俄语。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我们全是要学俄语的。而在科隆大教堂前，两个正表演一个缓慢协奏曲的艺人看到我和徐敬亚向他面前的小盒子里放了马克，其中那个拉手风琴的年轻人突然快速又极热情地转向我们，几乎是跳跃着奏起了《喀秋莎》，围观者随着节奏鼓掌。难道东方人的面孔就一定热爱前苏联的歌曲？如果，这种判断和对乐曲的投入全同演奏者自己有关，可是看他只有二十几岁，即使来自前苏联，来自原东德，那个旋律也只能属于他的父辈而绝不是他本人。

　　临离开德国，我们在南部城市奥格斯堡遇到了雨。避雨时候看见一家花花绿绿的儿童玩具店隔壁是一间主题酒吧，门口张贴着大幅的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红黑相间头像。

　　有个德国朋友说：切，你们知道他吗？现在他在德国很红啊！

　　我们说知道，在中国他也很红。

　　德国人有点惊奇地看我们。

　　切格瓦拉，这个为游击而生的家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5年，他的传记在中国以内部参考书形式出版，扉页后面就附着他的尸体在担架上的照片。就是这个格瓦拉，用他的头像制成的纪念品今天遍布欧洲。在马克思出生地德国的特里尔城，买各款格瓦拉的纪念品容易，马克思的像却品种单一而且少见。

　　一个19岁的中国学生刚到德国说：这里的人真壮啊，任何一个德国女孩都能打趴一个中国壮汉。过了十天，他的说法变了：这里的人太散漫了，一个中国女孩恐怕能战胜他们一群男人。

　　柏林墙倒了，当初它只是起强行阻隔作用，谁会想到一堵墙涉及的问题会有这么复杂。造墙用时一夜，拆墙用时一天，而由“墙”带来的“墙思维”、“墙空虚”、“墙依恋”却将久久不散。

　　我记录下来我所看见的，还有偶然了解到的和“墙”相关的事情。

　　今天想到它，我仍然能感到后怕。谁敢轻视那段曾经有过的“墙”，谁就犯下对生命对自由的无可补偿的罪过。

　　选自《天涯》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