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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假作真来真成假--太平杂说

　　潘旭澜

　　我的《太平杂说》发表了几篇之后，陆续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些问到了史料。其实，我这些文章，并不是靠史料而给人“耳目一新”，我只是客观地说出了若干事实和我的见解。既然讲历史真相，当然有史料根据。不过，这些史料一般读者大多不易见到。现在选择出三篇（部），稍作说明。我认为，读了它们，就可以了解太平军本来的面目，不易将各种各样的偏见、成见，以正说包装出现的倒说、戏说、假说，当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

　　这三篇（部）是：《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三个立场、地位不同的作者，说了不少可信、可参证、可互补的材料，让读者从中得以了解太平军的原来的基本面目。

　　《贼情汇纂》。12卷，20余万字。主要编撰者张德坚。他1853年任湖北抚辕经巡捕官，约略如现代省里副处级警官。这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他认识到太平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的巨大价值，主动向包括俘虏、难民等各式各样的人搜集。并且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还多次化装深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采访。他不是为了刻书出名或个人宣泄，而是为了向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情报，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不久，吴文镕战败自杀，他愈坚信应当知己知彼。收集情报集成一册，曾送给一些总督、巡抚的衙门，都被收下了，大多还称赞几句，但并未真正重视，有的甚至根本不看。1854年9月，曾国藩收复武汉，他托人送上去，受到重视。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他的情报全部符合，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他编辑整理。同时，设立采编所，任命他为总纂官，六品衔即补县丞，还有几个人协助编纂、抄写。原来无薪水的人员，每人每月给薪水四两银子，每月总共给经费四十两银子，约略值现在人民币三四千元。可知并无庞大机构，也没有丰沛经费。因武汉被太平军再次攻占而迁长沙时，人员更少。有些人将此书说成是受曾国藩之命才编撰的，并不尽合事实。这些人确实是为了打败太平军，尽心尽力。其中，分纂（编写者）之一，曾被太平军裹胁的童生程奉璜，本来要在太平军中从事暗杀活动，后来改变主意，用心笼络可利用之人，收集了大量情报，逃离太平军，参加编写。

　　《贼情汇纂》所记时间起自太平军公开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止于1856年最高层内讧前夕。人物的经历，则上溯到以前种种行止。范围包括重要人物、官制、军制、礼制、文告、宗教、粮食、各种人员数目、不能归入上列各类的杂载。它反复强调，“叙事从实，不事润饰”，“注意在能悉贼，非欲传文字也。虽文如八家，不知贼情，亦复无取，更恐肆才臆造。”它力求详尽、具体，但并非有闻即录，而是着眼于防伪，对各种材料作了严格的鉴别和筛选。其中，辑录太平军各种文字甚多，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动。文告、印章、服饰、旗帜、战阵等，都有绘图说明。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圣库里有多少金锭、金叶、金饰，多少银子、银饰，都分别有统计数字，而不是空话形容或者毛毛估。关于重要人物即“剧贼姓名”二卷，几乎可以看做是太平军的人事档案。籍贯、职务、经历、性格、社会关系、外表特征，一应俱全。在掌握大量现实情报的基础上，预言“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眼光之锐利，判断之准确，令人赞叹。

　　《贼情汇纂》是供曾国藩及其主要幕僚、部将知情和查阅的情报的汇集，对湘军打败太平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少量人事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这是任何情报、档案、史料都难免的。可惜，它的时间下限只到1856年内讧前为止。大约是曾国藩也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全面、具体、准确度很高的情报，实在非常难得。不但是中国情报史上的里程碑，比起几十年后某些庞大的情报机构所搜罗的包含大量不实、泡沫、垃圾的情报，都足以睥睨傲视。当它的情报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时，便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没有它，太平军的许多人事、典制、名物，也许到今天人们还根本不知道，也许还在争论不休，也许不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也许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证被作为权威性的结论。几十年来，中国内地没有哪一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不看它，敢于公开否定它。但也没有看见过谁公开、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双重价值--当时的实用价值和事后的史料价值。联系到对太平军史研究中为之文过饰非的、是非颠倒的倾向，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被阉割，被歪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

　　《李秀成供辞》。1864年太平军败亡，它败亡前的军师和总司令、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向曾国藩写的供辞。李秀成为了多种目的，写了长篇供辞。保存太平军的史实，留一部自传，是两个基本目的。他是站在维护太平军的立场来写的，但既然要保存史实，又是要给对方统帅曾国藩看的，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军。作为太平军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种情况下所写的供辞，自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史料价值。对太平军前期，它说得比较简单，而着重于洪杨内讧之后，他成为最高层领导人之后的亲历亲见所思所感。这就正好与张德坚《贼情汇纂》在叙事的时间上相衔接，合起来记述了太平军兴亡的全过程。此供辞经曾国藩删节，并有少许修改，以约28000字抄件送清朝军机处，并在安庆刊刻出版（即《九如堂本》）。曾国藩所删去和少许修改，是一些认为有忌讳或可能引起麻烦的话。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九如堂本》之上，并摄影15帧，后来公开出版。由于《九如堂本》有删节，更由于有些人认为李秀成不会写这样的供辞，它的真伪，曾经有过长期争论。1956年，有人撰文认为，从内容上看，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谈招降问题；从字迹而言，有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与李秀成字迹不同为根据，断言是曾国藩伪造。1962年曾氏后人将李秀成原稿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全稿约36100字，留存曾国藩及另一人所作少许删改。当伪造说已经根本不能立足之时，政治权威出面说话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个批语，现在看来，有很高的策略水平。以肯定供辞真实性为潜台词，超越了对真伪问题论争的表态，转而为对李秀成的评价。重点在于忠字，尤其是晚节的忠不忠。随着“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种用于断大案的严峻语气，给李秀成作了“晚节不忠”这样一个既从根本上否定而又有点弹性的结论。要忠于什么，不言自明。晚节不忠，最是要不得。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都必须一忠到底到死。最后从“古为今用”着眼，以“不足为训”警世。有人体会出深刻含意，写了长文解读，说李秀成是叛徒，狠批“叛徒哲学”，借题发挥，影射现实，很快成为最高层官员之一。从此，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供辞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变书，成为注意的焦点。“文革”落幕之后，人们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研究来研究去，逐步“从轻发落”，判为“变节行为”--“失节行为”--政治“污点”，仍然着眼于对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结论。政治结论自然是需要的，尽管上述结论大可商榷。然而，这个过程表明，供辞所写的材料和见解，长期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

　　《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原题为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直译为：中国战争的叙述。作者是英国人伍士礼（G。L。Wolseley），一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译载于30年代的中国杂志。全篇14节，约14000字。记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见闻。他当时是英国陆军中校，奉命作为随员，到南京了解太平军的情况。由于他们是由美国牧师、太平军的洋务丞相罗孝全（I。J。Roberts）给予引荐和安排的，所以很受优待，住在忠王府，吃饭不要钱，可以比较自由地参观。当时英国尚未介入中国的内战，他认为英国与中国最重要的是做生意。如果说，有前面所说二篇均与曾国藩有关，这一篇则系与曾完全无关的外国人所作，写给英国公众看的。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官员，作者说，他“本存有反对清廷很深的成见”，如果太平军果有任何美善之处，巴不得快快认同。然而，他所看到的，却乏善可陈。他除了以自身见闻叙述了现在不少人都知道的军事统治、圣库制、废止商业，蒙得恩之受宠与腐败之外，还提供了不少其他第一手资料。比如，太平军之专门俘掠美女，表面上严禁鸦片而到处官员“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与军火”，最低级官军也可以随便杀人，有两个妇女因私相怨叹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斩首，江边人民“令人毕生难忘其惨状”，等等。作者所写，看来都是用心观察所得，从南京城墙的高度厚度，到被轰毁的大报恩寺塔的瓦砾，都不含糊其辞。这个资料，老专家们应当看到的，但却很少有人提起。看来，它所说的见闻，大多是暴露太平军黑暗，不符合歌颂“农民革命”的需要，又难以证明作者是恶意捏造，故而采取“防扩散”的办法，冷藏起来，让它悄悄地灰飞烟灭。

　　这三件资料的作者，身份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他们都是当时的人，都不是为了诋毁太平军而作。他们所写的见闻，会有些与事实有出入之处，但总体上是一致的，符合太平军思想行为的逻辑，也经得起用当时其他大量的记述来验证。如果《李秀成供辞》不是出于这个至死都回护“太平天国”的当事人之手，那么他所说的许多事实，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说成是诬蔑、诽谤。或者用别人的片言只语乃至用一百年后的“调查报告”来予以否定。不是整篇供辞都有人千方百计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吗？长期以来，太平军的历史被搞得混乱不堪，甚至黑白、正邪、是非都颠倒了，少数是带着陈腐的偏见，多数是秉权威意志，戴上有色的眼镜看史料。

　　关于太平军的史料，汗牛充栋，几十年来的论著和作品更是铺天盖地。我认为，只要能客观、全面地对待历史，看看前面说的三件资料，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军的本来面目。对于太平军的是非功罪，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说，但是一切评说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和人类文明进步为准则。那种“以论带史”，先为太平军定了“农民革命”的典范，然后再去找个别现象或片言只语来加大渲染，印证预作的结论；或者，从预作的结论出发去编造种种材料，乃至化腐朽为神奇，只能造成认识上的误导。历史事实、历史真相是评说历史人物、事件的基础，不要这个基础的史书，那是历史研究的异化。如果能从较为可信的资料看清太平军的真相，就不难正确地看待那些“广州雪花大如席”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了。

　　假作真时真成假，这是历史的日食。

　　选自《随笔》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