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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阅读吴宓

　　叶兆言

　　一

　　说来好笑，阅读吴宓，留心有关文字，成了近年来很当真的一件事情。起因只是他生于一八九四年，这是个特殊年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遭到拒绝后，从此投身革命，坚定不移，直到死在北洋军阀时期的北京。很长时期，抗日和革命成了两个重要主题，研究中国，不论思考历史，还是评论文学，都无法回避。我习惯找出几位出生于这一年的人，把他们当成解剖近现代中国的标本。我的祖父也出生在这一年，这是很好的参照系数，它提供了一个横向的比较机会。阅读吴宓，我总是忍不住想，和他同年的祖父此时正在干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祖父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在厚厚的十本《吴宓日记》中，提到祖父只有一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九日，一次宴会上偶然相遇：

　　遂偕赴华西大学内李珩、罗玉君夫妇邀家宴。座客桦外，有叶绍钧及谢冰莹女士。席散，同步归。

　　叶绍钧名字下面，有小字自注：“圣陶。苏州人。今为开明书店总编辑。与宓同年生。留须。温和沉默。”这是典型的吴雨僧风格，记账本一样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再看祖父的日记，略为详细一些：

　　五时半，至李晓舫家，晤吴雨僧、李哲生、陈国华、谢冰莹。雨僧与余同岁，身长挺立，言谈颇豪爽，近在燕大讲《红楼梦》，借以发抒其对文化与人生之见解，颇别致。主人治馔颇精，而不设酒，余以酒人，觉其勿习。八时散，复至月樵所，方宴颉刚夫妇，尚有他客六七人，墨先在。余乃饮酒十余杯。十时归。

　　两则日记很客气，一层意思没有明说，都觉得对方不是原来的设想。他们属于两个不同阵营，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对立，更隔膜。阵营不同，误解便不可避免。这次偶然相遇，消除了一定误解，又增加新的错误认识。如果继续交往，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沟通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吴宓不知道对方温和沉默，是因为没有酒，祖父觉得对方豪爽，却根本就是个假象。

　　二

　　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而且毫无幽默感，他的成名与挨骂有关。说起新文学史，谈到新旧之争，忘不了鲁迅的妙文《估“学衡”》。《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当时同属于新文学阵营的创造社，还没有出手参战，这一派的好战，善于胡搅蛮缠，作为《学衡》总编辑的吴宓心里不会不明白。

　　事隔多年，重新回顾这场文化论战，心平气和地说，双方都该骂，而且细究骂人的内容，双方都有些道理。《学衡》站在旧文化阵营一边，仅此一点顽固，即使在今日，仍然该骂，该痛骂，而“五四”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方向大致正确，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也应该指出来。我曾和祖父谈过读当年的《小说月报》。众所周知，《小说月报》改刊是新文学史上的大事，比较新旧两派小说，也就是阅读茅盾主编前后的《小说月报》。就其小说质量而言，被看好的五四时期新小说，并不比旧小说强。新小说在一开始很不好看，鲁迅或许是个例外，像他那样优秀的太少。新小说的拙劣有目共睹，后人评价高，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作为当时的重要作者，祖父也承认新派的小说，没有旧小说写得好。换句话说，新小说只能证明自己写得对，却不能证明自己写得好，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认真阅读当时的小说，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小说气势汹汹，其实嫩得不像东西。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尽管前景良好，未来一片光明，真实的现状却不敢恭维。新小说佶屈聱牙，不能卒读。鲁迅写得好，是因为旧小说也写得好，发表在改刊之前的《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似乎也反证了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观点，所谓“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学衡》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反动旗帜，一片喊新声中，《学衡》的声音显得很可笑。多年以后，吴宓自订年谱，痛悔当年的仓促上阵，尤其对第一期《学衡》的低质量感到痛心。作为创刊号，推出的一些“作品”让人无法恭维，鲁迅对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轻而易举挑出一大把错误。《学衡》批评新派不足，看出了对方毛病是对的，可是他们也是漏洞百出。正如吴宓自己承认的那样，“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吴宓把过错推到了一个叫邵祖平的人身上，他写道：

　　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学衡》第一期“文苑”专门登邵祖平（时年十九）之古文、诗、词，斯乃胡先骕之过。而邵祖平乃以此记恨鲁迅先生，至有1951年冬，在重庆诋毁鲁迅先生之事，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

　　这其实是为同人打掩护，想蒙混过关，鲁迅先生矛头直指梅光迪，直指胡先骕和柳诒徵，这些都是《学衡》的核心人物，想赖也赖不了。吴宓先生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那几个人中间，除了柳诒徵，其他几位的旧学并不怎么样。《学衡》同人对旧的东西更感兴趣，在鲁迅看来，这帮人漏洞百出，只是假古董。他们守旧保守，但是在传统的旧学上，并不比新派人物强。一些文章把吴宓说成是旧学大师，这不确切，是过誉之词。办《学衡》的时候，吴宓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文学青年，旧学根底和大十多岁的鲁迅不能比，和大三四岁的陈寅恪和胡适，也无法匹敌。就其性格而言，吴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发展，也只能是越来越大。

　　人们阅读的兴奋点，往往停留在新与旧上，以新旧为个人取舍标准，结果是新派看新，老派看旧，各取所需，老死不相往来。然而新未必好，旧也未必坏，关键要看货色，意气用事结果反而成不了事。“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这是陈寅恪父亲散原老先生的诗句，形容“五四”前后文坛正合适。这一时期无论旧派新派，艺术成就都有严重的问题，人们重新回顾，各打五十大板并不为过。有一点必须指出，新代表出路，代表前途，已被事实所证明，事至今日，做学问重犯前人的老毛病，再妄谈复古，不仅“不智”，而且可笑。

　　三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词。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这表扬对吴宓来说，只能隔靴搔痒，他的野心并不在于谋一个开山之祖的称号。我想吴宓把自己搁在旧派阵营中，内心深处一定很矛盾。综观他一生，似乎更适合成为新派阵营中的一员。这是个很尴尬的定位，他是《学衡》总编辑，而这头衔恰恰也是自封的。《学衡》诸人策划杂志时，为了“脱尽俗务”，本来不准备设总编辑，吴宓只是众人推举的集稿员。他自说自话在杂志上印上了总编辑头衔，为此，《学衡》诸者不以为然，曾讽刺挖苦过他，但是“宓不顾，亦不自申辩”。

　　编辑《学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得罪整个新文学阵营不算，内部也经常有摩擦。吴宓自封为《学衡》的总编辑，一方面说“亦不自申辩”，另一方面又拼命解释：

　　至于宓之为《学衡》杂志总编辑确由自上尊号。盖先有其功，后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为曹、为刘、为孙（以三国为喻），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So”（某某夫人）之尊号。个人实际如此，可无疑也。

　　好一个“毅然自取得之”，一番自白，吴宓之“迂”跃然纸上。这种辩护越辩越黑，亏他能想得出。吴宓和《学衡》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读《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很多不愉快的记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吴宓和邵祖平商量，将他的诗稿推后一期发表，邵于是大怒，勒令吴宓必须在这期发表。吴宓以别人无权干涉自己编务为由拒不答应，邵“拍案大声叱詈，声闻数室”，吴宓无可奈何，只能“予忍之，无言而出”。临了还是他做让步，在诸人眼里，他只是一位自封的总编辑。吴宓一肚子委屈，唯一出气的办法，是把这些事都写进日记。他很看重自己的日记，而且自信以后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因此，措辞十分讲究，尤其在褒贬人物的时候。

　　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助）。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予未尝不能善处同人，使各各满意。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雠。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予亦何必牺牲学业时力以从事于此哉？

　　予记此段，非有憾于邵君。特自叙其平日之感情与办事之方针耳。

　　吴宓在日记和自编年谱中，不止一次写到对《学衡》同仁的不满，他说梅光迪“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为自己的妥协让步，把不满意的稿件编入《学衡》感到痛心，“宓本拟摈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弃塞篇幅而已”。吴宓对如何办《学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这想法过于理想，因此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传说钱钟书曾说过吴宓先生太“呆”，这一说法已得到杨绛先生的坚决否认，认为是好事者附会，然而这种附会，多少是说出了一点真相，那就是吴宓确实有点呆。

　　呆人常自作聪明，吴宓自编年谱中，大言不惭承认《学衡》杂志总编辑一职，是“毅然自取得之”，又在年谱的前几页，明白地说自己应聘东南大学，是因为：“拟由我等编辑杂志（月出一期）名曰《学衡》，而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在日记中，吴宓屡屡自我表扬，言过其实，这种流露正是“呆”之所在，只是不可恶，反而有些可爱。一九二四年七月，吴宓去上海拜见中华书局大老板陆费逵，明明是恳求对方开恩继续办《学衡》，但是日记上只说他“痛陈《学衡》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对方“意颇活动，谓与局中同人细商后再缓复”。毕竟是从美国回来，吴宓深知宣传的重要，而宣传就是说大话。自从建立民国，中国人不论文武，都明白洋人支持的重要。当军阀，不依靠日本，就是借助英美，文化人也不能避开此俗例。《学衡》创刊之后，吴宓不仅增入英文目录，而且不忘将刊物寄往国外的知名图书馆，赠送西方名牌大学的汉学家。在吴宓拟定的赠刊名单中，可以看到诸如“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欧风盛行的年代里，《学衡》如果有来自西方汉学家的支持，对新派人士无疑将是最有力的打击。

　　《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一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能实现心中理想的刊物。前几年，吴宓成了出土文物，着实热了一阵，有关的书甚至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和陈寅恪一样，罩上了通今博古的光环，有人甚至趁机为《学衡》翻案。以学术成就论，吴宓比不上陈寅恪和胡适，也比不上他的学生钱钟书。吴宓的失算在于知其不可为而硬为，像编《学衡》这样的杂务，陈寅恪钱钟书绝对不会去干，一个真做学问的人，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耽误。吴宓的旧学根底较弱，刚回国那阵，他跟着胡先骕和邵祖平学写过江西诗派风格的旧诗。老实说，不仅新派看不上，旧派同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谓“敌笑亲讥无一可”。梅光迪就对外人说过《学衡》越办越坏，原因当然是吴宓不行。吴宓不擅长训诂音韵，也不屑于做考据一类的文字，《学衡》发表谈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很认真地写信来请教。这让吴宓感到很恼火，因为他理想中的《学衡》，应该是“有关国事与时局”，应该担负维护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之大任，而不是旧派学人的自留地，整日来几首小诗几篇游记，玩点考证索引，大谈文章义法。旧的沼泽地里折腾不出新名堂，玩物丧志是吴宓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学衡》给读者留下太深的陈旧印象，真发表了有观点的好文章，实际上也没什么人愿意读。

　　四

　　一百年前，一个美国学者预测未来的发展，认定中国会发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传统很可能被毁灭，孔子的偶像将不复存在。这个忧心忡忡的美国佬就是吴宓的恩师白壁德，他的焦虑传染给了他的学生，结果吴宓的一生，都取保守姿态，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除了保守，吴宓信奉好好主义，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敬若神明。他画了一个简图，把苏格拉底、耶稣犹太、佛陀印度以及中国孔子，概括为人类文化的精华。世界的文明大厦靠这四根柱子支撑，缺了任何一根都可能倾斜，基于这样的观点，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

　　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视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的弟子郑朝宗先生曾说吴宓的诗，“限于天赋，造诣并不甚高”，但是他的诗集长短都收，优劣并存，还配有插图，加上注，更像一部有韵自传，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就是这种风格。吴宓一生并不满足于诗人称号，他更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小说家，写一本能和《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新旧因缘》。在吴宓日记中，常提到某人某事可入《新旧因缘》，毛彦文和朱君毅分手，把自己的一大摞情书奉送给了吴宓，供他日后写小说参考。可惜这部小说压根儿没动过笔，他总是说要写，或许计划太庞大，结果也就是说说而已。

　　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塌地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况且，保守和浪漫本来就尖锐对立，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九二一年八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自订年谱中，他对这次见面，作了一番极具戏剧性的描述。到了陈家，稍坐，从未谋面的陈心一被引出来相见，大家默默相对，“至多十五分钟以后”，毛彦文来了，“神采飞扬，态度活泼”，说要去北京上学，正好路过，没想到遇上了他。吴宓在年谱中，故意淡化了陈心一，说那天她“无多言语”，主要是毛彦文在说话。下午四点钟，毛告辞，吴宓紧接着也告辞，当天就返回上海。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的开始，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是吴宓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陈为吴宓生了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知道吴宓身世的人，读到这段文字，肯定会有所感叹。不过，这文字做了手脚，事实是，吴宓当天并没有离开杭州，而是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三天。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他五日回国抵达上海，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回家看父母，八日去了杭州。日记中和陈心一的见面是这么写的：

　　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许，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

　　在“一见如故”和“殊欣慰”下面，吴宓都加点表示注重。第二天，两人一起游了西湖，乘小艇，湖中一日，涉历名胜地方多处，吃茶数次，又在壶春楼午饭，并且“一切均由心一作东”。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吴宓日记中，此三日无一字谈到毛彦文。根据他的风格，如此重要之事不会不记，因此毛在吴宓自编年谱中的出现，很可能是杜撰。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爱情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所蒙蔽。吴宓一生都在唱爱情高调，稍不仔细，就会上他的当。以今天的观点看，吴宓当年的婚姻态度很有问题，既迫不及待，又敷衍了事。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因为看见玻璃橱窗上的裸体美人招牌，和陈寅恪等一起“共论西洋风俗之坏”，谈到“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第一次听说“密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至于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这番议论，当然带着批判，然而内心深处对异性的渴望，也跃然纸上。当天的日记中，经过批判，吴宓笔锋一转，振振有词地写道：

　　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abnormal perversion……

　　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贞德而求乐生也，则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离婚断不可为训。自由结婚，本无此物，而不婚与迟婚，欺人行事，斫志廉耻，更不可慕名强效。

　　日记中的洋文是“性反常行为”，吴宓虽然是外国文学教授，日记中的洋文并不多见。他不可能像郁达夫那样直露地表达性的苦闷，爱情这两个字，也暂时想不到。有朋友寄照片来，托他在留学生中寻找佳婿，他竟然自荐，吓得对方连声说不，觉得他“思想甚多谬误，望速自检查身心”。这个细节说明了身在异乡的吴宓魂不守舍。这种心情下，也是留美的陈心一弟弟为其姐择婿找到他时，他显得有些心急，好友一番“回国后，可恣意选择对象”的劝阻也顾不上，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吴宓对婚姻听天由命。一方面，他慎重地转托友人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在国内打听陈心一的情况，毛和陈是同校同学，当时并非知友，毛很认真地探听了消息，对陈进行一番考察，然后通过未婚夫向吴宓汇报，大致意思是人还不错，交朋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没有这种必要。另一方面，吴宓又很草率地决定先订婚，好友陈寅恪的观点似乎影响了他的婚姻态度，陈寅恪觉得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这是很可耻的，大丈夫娶妻不如人，又有什么难为情。

　　既然如此，不就是找个老婆，何苦顶真。吴宓评价自己，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结婚七年以后，吴宓忽发奇想，开始大谈爱情，他决定和陈心一离婚，开始了对毛彦文的漫长追逐。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学兼好友，吴宓和陈心一结婚以后，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彦文后来闹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为夫妻，给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吴宓最初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救火，临了，却引火焚身，把自己烧得半死。吴宓是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下离婚的。陈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这种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盘，也不可能为毛彦文所接受。在一开始，毛只是一位被动的第三者，吴宓郑重其事地表达了爱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在男女问题上，吴宓始终自以为是，改不了一厢情愿的老毛病。他的离婚和结婚一样草率，也许内心深处真的是不太爱陈心一，他感到委屈，不是自己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而是这种拆散之后，毛彦文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就范。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五

　　吴宓给人留下了一个严谨的学者印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印象很可能成为一种定评。三十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临行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大醉，席间就呕吐不止，吴宓于是感叹，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分，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我所以提到朱先生，是因为朱也是有定评的严谨学人，如果就此推断吴宓为人更古板严肃，毫无浪漫情调，则大错特错。事实上，吴宓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他的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和陈心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既想和毛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吴宓成为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矛盾是人之常情，但是矛盾尖锐到吴宓这样的，实在少见。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因为是多人的纪念集，提到吴宓和毛彦文的情事，大多采取吴为了毛离婚，毛失约另嫁，吴于是终身不娶。这一说法是把吴宓的爱情故事，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柏拉图之恋，真相却和事实相去甚远。吴宓一生最喜欢和别人谈他和毛的情事，吴宓日记中，屡屡提到和谁谁谁“说彦”，粗粗估计，不会少于一百次。任何一个与吴宓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乐意听，吴宓就会讲述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博得女人好感的有效武器，女人生来就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打动。

　　吴宓的柏拉图之恋在一开始就自欺欺人，离婚前有娥皇女英之戏语，离婚后，他索性撕下脸来，死缠着毛嫁给他。吴宓的胡搅蛮缠还是有效的，因为骨子里，女人总喜欢被爱，尤其喜欢吴宓那种全力以赴的爱，而且女人的爱是希望有婚姻作保障。事实是，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离婚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为究竟娶谁而心猿意马。在后来的岁月中，吴宓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除了毛彦文，马不停蹄地爱别的女人，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真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

　　对异性如饥似渴，对婚姻胆战心惊，吴宓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宓拜访了艾略特，与其大谈白壁德，然后一起散步，去大都会饭店午餐。是谁付钞尚待考证，吴宓只随手记下来两件事，艾的女秘书很漂亮，艾为他介绍了多名英法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成为日后讲学的重要资本。到欧洲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西风的劲吹下，他迅速欧化。首先是对毛彦文的态度开始强硬，他拍电报去美国，让毛放弃学业，迅速赶到欧洲结婚，否则从此拉倒。他动辄就向毛发出最后通牒，甚至十分恶毒地称毛为“Dog in the manger”（占着马槽的狗），这俗语正好与一句中文对应，所谓占着茅坑不拉屎。此时的吴宓充满了单身贵族的潇洒，一头一脸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概。除了和毛彦文纠缠，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和一位在法留学的美国女人H打得火热。

　　毛彦文终于让步，决定来欧洲和他结婚，但是吴宓搭起了架子，说来欧洲可以，婚事则不急着先定下来。毛真是十分狼狈，原来是吴死皮赖脸地缠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吴宓总说毛彦文负了他，事实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毛临了厚着脸皮来到欧洲，吴宓已完全一副赖婚的架势，毛哭着说他们“出发点即错误”的时候，他竟然很冷静地说：“人事常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毛大老远地来了，吴宓竟然抛下她去别处旅游，毛此时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心气再高，对吴宓这种吃了碗里又看锅里的行为，也只能悲痛欲绝。

　　是晚彦谈次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前此知人不明，用情夫地耳！

　　如果只是这一次负毛彦文，或许还有情可谅，事实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充满戏剧性，拒婚以后，吴宓度过了一段少有的轻松时光，或许回国在即，他抓紧时间在欧洲旅游，很快又爱上了一位德国女郎：

　　余一见即爱之，遂与交谈（英语）……总之，两小时之中，宓爱Neuber女士愈笃，几不忍离。

　　水壶的盖子被打开了，吴宓的心野了一阵，终于又收回来。如果继续在欧洲待下去，他真可能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回国之前，吴宓和毛彦文的关系又有新的进展，两人达成了谅解，再次情意绵绵。有一天，吴宓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便以小剪刀自刺其额，“彦大惊，急以巾浸冷水来洗，且以牙粉塞伤口”。两人商定，四个月后，在青岛结婚，届时如果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是冤家不聚头，吴宓此后对毛，一直是既纠缠，又每逢真要结婚就临阵脱逃。他总是不断地爱别的女人，一年内要爱上好几位，而且把爱的种种感受，写进日记，说给别人听，甚至说给毛彦文听。

　　从欧洲归来的两年里，毛彦文一直在等吴宓娶她，但是吴宓花心不改。一九三三年八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

　　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岭，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此人做过民国的总理。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能感到珍贵，她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真心忏悔。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是三十年代小报上津津乐道的话题，很多文化名人卷入到这事件中，譬如陈寅恪和胡小石，都为吴宓做过直接或间接的牵线活动。

　　六

　　阅读吴宓，各种各样的文字见得越多，越觉难以描述。吴宓更像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生都在努力演好某个角色。他曾比较过贾宝玉和唐吉诃德的共同点，说他们在追求爱情和渴慕游侠时，都极见疯傻，除此之外，议论和思想，皆纯正并且合情入理。此评价也是解读吴宓最好的钥匙，否则，他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好色的老流氓，一个冥顽不化的老厌物。

　　吴宓日记中随处可见女人的形象，有时候是一长串名单，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分析她们和自己结合的可能性。譬如有一天的日记，就赫然写道：敬精神上最相契合，绚生活上颇能照顾，铮机会最多，宪初是社交美人。这些人吴宓都爱，但是他又更爱一个叫K的女人，理由是爱K犹如爱彦，而K天真活泼又似薇。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比吴宓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譬如宪初就是熟人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吴宓日记中，见到“一见就爱”和“甚惊其美”一类老不正经的字眼不足为奇。有人为吴宓的友人介绍一位年轻美丽而有巨额财产的寡妇，友人大怒，认为是侮辱，吴宓听了“深切悲叹”，觉得友人太傻，说自己若不是因为还爱着毛彦文，一定毫不犹豫地“往而求之矣”。

　　难怪李健吾会写三幕剧《新学究》讽刺挖苦，而沈从文则写文章开出一剂救人药方，劝他赶快结婚，让情欲的发泄有个正当渠道。很多人眼里，吴宓实在不像话，成天追女学生，请女学生吃饭，约女学生散步，给女学生写情书，为人师表弄成这副腔调，有伤风化，成何体统。为讨好女学生，吴宓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翻译文章，然后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其发表出来。在法国巴黎，在陪都重庆，吴宓都曾因为看见别人老夫少妻，感到既羡慕又妒忌。二三十年代，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谈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时，他酸溜溜地说：

　　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吴宓一生都在追求女子的爱，他随处用情，自称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红楼梦》是他最钟爱的作品，这位当代贾宝玉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答案自然是否定。吴宓追求爱情，有一种宗教的热忱，“发乎情，止乎礼”。根据日记记载，他似乎真是好色而不淫，始终坐怀不乱。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在隆隆的炮声中，为是否该追一名女学生，吴宓很认真地虔卜于《易经》，闭目翻书，以手指定，结果得到“不能退，不能遂”几个字，大叫“呜呼，宓苦矣”。一个星期以后，随着战事一天天激烈，亡国压迫下的吴宓开始真心忏悔：

　　宓本为踔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四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吴宓又有一段差不多的检讨：

　　宓近年读书作文，毫无成绩，怠惰过日。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安静。

　　一篇取名为《吴宓先生，一位绅士和傻子》的英文文章，当年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吴宓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然而用“绅士和傻子”来形容，不能不说是个极好的概括。吴宓为女人耗去了太多的心血，在追求女学生遭到拒绝时，吴宓总是痛苦地自问自责，或是逮住了别人共同研究，分析女方的拒绝，是林黛玉拒宝玉，还是凤姐拒贾瑞，如果前者，爱情是好事美差，自当有此磨难，如果后者，便太让他伤心，因为贾瑞之追求凤姐，只是出于欲的驱使，和宝玉的那种爱相差千万里。

　　无论对女人之爱的执著，还是对中国文化坚定的保守，吴宓的做法都骇人听闻。对爱情，对中国的旧文化，他都太疯傻，都太不合时宜。在二十世纪，反对新文化运动，恰如唐吉诃德和风车搏斗，意味着投入到一场必输的战斗中，他无怨无悔，负隅顽抗，坚决不投降。吴宓坚持旧文化的天真理想，或许并不全错，看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毛病，可能也是对的，但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学术水平，他的成就并不算太大。恰恰相反，对于国故的整理，倒是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功劳更大，他们所作的努力，更卓有成效。从新文学阵营中，可以找出许多研究旧学比吴宓更努力、更有成果的专家学者。闻一多研究楚辞，能够几个月不下楼，论做死学问，吴宓坐冷板凳的功夫，远不能与之相比。以研究的目的看，闻一多钻研旧学，是为了宣判旧学的死刑，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法吴宓绝对不能接受，以旧对旧，保守的吴宓远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吴宓五十岁的时候，白话文运动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深入人心，在一次聚会上，“宓以积郁，言颇愤疾”，竟然说“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

　　吴宓就是吴宓，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时至今日，翻案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甚至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是对的，硬替他套上光环，显然没有必要。吴宓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客观上限制了他的个人成就，这一点毋庸讳言。吴宓不是什么大师，用不着神话，即使是作为外国文学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的。今天突然觉得吴宓非常有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是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学问。吴宓的意义，在于他的坚定不移，在于他的执著追求。他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的脑袋，二十世纪的总趋势，是适者生存，是一变再变又变，占大便宜的往往是那些善变的知识分子。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有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话说，活生生的吴宓，在个人事业和爱情上，都有其独特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就可以草率评价。

　　选自《收获》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