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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衣橱

　　曾小春

　　它放在父母的寝室里，很本色的，并没有任何的油彩。这样，它虽然紧靠门放着，但也并不引人注目。它是家里最高的一件家具，共有四层，存放着全家人的衣物。最上层放的是父亲的衣服，我们兄弟几个的放在第二层，母亲在第三层，姐妹们的在最下层。如果是夏天的夜晚，一家七八口人频频沐浴，衣橱的门也就接二连三地开关着。当然，倘若是寒冷的冬天，洗澡不是经常的事，衣橱自然是寂静的。

　　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衣橱里面是有秘密的。

　　我发现衣橱的秘密是在我八岁的夏天。那时，我已走上逃学的歧途，整天与同伴在野外厮混。一次在陈坊河玩水弄湿了衣裳，匆匆跑回家去，当我在衣橱前换好衣服，弯下身去拾掇丢弃在地上的湿衣裤时，猛然发现存放母亲衣服的那格的承板下，压着一沓厚厚的纸一样的东西。我的心不由猛烈悸动，我知道我发现了什么。钱！是的，真的是钱，厚厚一沓。我轻轻顶起承板，将压着的钱取出来，小心地数了数，约有一百多元，大票小票都有。我贪婪但又迟疑，不用猜想，这一定是母亲放在这里的。母亲是那样的精明与强悍，令我不敢轻举妄动。思量再三，我将其中一张绿色的抽出，那是贰元的纸币。其余的原封不动依样放回。

　　我跑出家门的心情是激动、颤抖而又慌乱的。我偷了家里的钱了！我知道攥在手里的两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它相当于生产队三天的分值，那时的猪肉是八毛钱一斤，米酒是一毛二一斤，鸡蛋是一毛钱一枚……但我当时只想买两样东西：一本彩色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和一包石子糖。不知怎的，在我将钱偷到手的那一刻，我就确定了我要用它来买些什么，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邀了两位逃学的同伙：九狐狸和根牛皮。他们两人直夸我机智勇敢。我们在上街南杂小店顺利地买到了一斤石子糖，又旋风似的直奔下街十字街口的供销社商店。那是一幢既大又高的建筑，有点苏式风格，但又似乎是全靠木头搭起的，中间有一个高大的天窗，镶在天窗上的明瓦将天光源源不断地透进来。这个偌大的商店，南北杂货一应俱全，是我童年的巨大宝藏。

　　大门的左边就是文具、图书柜台，正是我的去处。我的心情是何等急迫，步履是何等踉跄，我现在依然记得我是头前脚后、身体严重前倾、一头栽进商店大门的。我一下子就扑向高高的柜台，鼻子和脸一股脑儿地贴在了玻璃上，粗重的鼻息吹湿了玻璃表面，而眼神更是一片恍惚，一串轻微的斑斓星光肥皂泡似的从眼帘升腾而起。即使如此，我的目光依然立即锁住了那本彩色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即便它的上下左右被其他形形色色的小人书簇拥着。多少个此时此刻，隔着高高的柜台上面的玻璃，我的目光已将它的封面抚摸了无数遍，我想获得它的愿望无从表达，只好用我坚硬硕大的门牙在柜台的木框上悄然地咬下了一个深深的印痕。但此时此刻，我的腿发软，心狂跳，脸苍白，手无力，就连说话的力量也已失去。幸亏九狐狸镇定自若地向售货员提出了购书要求。售货员是我们同学油棰的妈，她有一只眼是斜的，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只斜眼在当时露出狐疑的神色。九狐狸不愧是九狐狸，他狭长细小的眼睛永远冷漠坚定，令你不可怀疑。他稳稳地接过我找回的两毛钱，使书形成一个宽阔倾斜的立面，大拇指从上面潇洒一刮，发出哗啦啦的动听声。我精神为之一振，跟在他的后面胜利地离开了商店。

　　我们没有任何商量，但我们朝夕相处，形成了无比的默契。我们在中午的烈日下一路狂奔，掠过信用社、粮管所、公社、水井、青黄的稻田，冲进了陈坊河浅浅的河滩。一架小木桥寂静地横在河面，猛烈的阳光在桥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桥底便有一道桥的影子。从桥缝隙上狠狠切入，如一道闪亮的伤口。有河风微微如呼吸般荡漾过来，将串联着桥板的黑亮湿润的铁链荡出一串细碎斑斓的响声。

　　我们就坐在那桥链上，头上顶着小桥和它的影子，晃晃悠悠地吃着纸包里的石子糖。先是咯吱咯吱地嚼，让糖块粗糙而幸福地磨砺着我们的舌头、口腔，直到咬肌发酸，咀嚼变成了吮吸。石子糖的甜味异常猛烈，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我们的味觉，使我们无比激荡、晕眩。这期间，出现了多次口渴，于是我们就多次伏在小河上如一头小兽似的喝水。遗憾的是，我们最终也没能吃完最后一块石子糖，这十分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肚子已经甜得发胀，直泛酸水。但我们还有另外的快乐还没开始，那就是看那本《智取威虎山》的小人书。我们先是一起看了三遍。开始是我坐在中间，他俩坐在两边，一页页地翻看，每看一页都要征询左右的意见，待他们表示都看完了才翻过去。接下来，就由九狐狸坐在中间翻，我和根牛皮坐在两边看，最后，根牛皮还要如此来一次。还不满足，又一人看了一遍。那彩色的画页、铿锵的对白、曲折的情节让我们爱不释手。直至日头西斜，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当我独自一人走进家门时，心里才忐忑不安起来，要是母亲发现我偷了钱，那该是怎样一种结果啊，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晚，家里一如往常的安静，我心里一阵轻松，分外自得。当然，母亲最终还是发现钱少了，她能如数家珍似的说出拾元、伍元、贰元、壹元、伍角、一角各有多少张，结果少了一张贰元的，而且她英明果断地指出这一定是我干的。父亲一下就笑了，一如往昔的慈善、宽容，这笑容至今仍在眼前闪现，使我感动得想哭。姐姐抿一下嘴角，冷冷看我一眼，问我都怎么花了。我以沉默对抗，用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趾，脚趾则不停地摩擦交错。母亲就搜我的书包，那本小人书证据确凿，我的偷盗行动昭然若揭。

　　于是我说，要把外婆叫来，我才说，姐姐就把外婆叫来了。我又说，要把邻居清婆婆叫来，我才说，姐姐乐此不疲地把清婆婆也请来了。于是我招了。我坐在外婆和清婆婆的中间将经过说了。母亲气得不行，要打我，但外婆和清婆婆是向着我的，她们合力抵制着母亲，说钱都花了你打他钱也不能回来，又说谁叫你将钱放在承板底下，没让小偷全部偷走还好哩。母亲最后只好无奈作罢。

　　当然，母亲是不放心的。她意识到孩子们正在长大，而仅有的一点现金却无处可藏，家里竟然连一件能够上锁的家具也没有。于是，母亲与父亲商量，请来上街的老木匠晏师傅，将衣橱拆了重打。样式当然漂亮了些，更重要的是，在中间加了两个并排的抽屉。还郑重地请来油漆师傅仔细地漆了好几遍，在上下两扇柜门上画了些喜气又土气的花鸟之类。柜子依然摆放在原地，亮灿灿地耀眼。师傅离开的那一天，母亲买来两把永固牌锁，很干脆地将两个抽屉嗒地锁上了，虽然里面空空的没有多少钱。

　　这只改造了的衣橱，至今仍然存在，依然摆放在父亲寝室的门边，只是油漆脱落了不少，而我的头上也有了一些白发。

　　选自《东方少年》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