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
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35年一晃而过，今天我们仍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伟大成果，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这些都与35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可能很多人都不甚了解。要说我国改革开发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把中国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后，确定开放的道路的。先说横的比较。所谓横的比较，是把中国和当时的国外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及时发现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不足，才会奋起追赶，才不会夜郎自大。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纵的比较是把现在的中国和历史上发达的时候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中国处于先进时期时，都是海纳百川，是开放的姿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相反历史上闭关锁国时，中国则开始趋向衰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十年“文革”的闭关自守，已经使得我国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大截。这两种比较说明中国应开放。
对于改革，马克思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的水平非常落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处在混乱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业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制，人们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广大农民吃不饱饭，甚至发生广东地区的农民偷渡到香港的事情。城市的生产力水平也非常落后，与中德（西德）的煤炭生产相比较，生产同样数量的煤，中德需要21人，中国却需要2000多人。当时日本的大型超市有20多万种商品，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却只有5万种商品，所以中国要想不落后就必须要改革。邓小平说：如果社会主义的人民生活长期维持在低水平，那就不能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总是很低，这样的社会主义也长不了。所以中国必须要改革，只有改革才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改革才能让人民相信、认同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国富民强。
面对国内外严重的困难，我们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二、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
我们的改革开放，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就对内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也就是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这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我们的立国、治国、强国之本。
开放主要是指对外开放，广义上的开放也指对内开放，它是指打开国门，既要“走出去”，让世界与我们同在一起，了解我们，又要“引进来”，走出去让我们看到外面世界，去了解世界。具体地说，就是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利用外资，使我国可以快速强大，人民生活富裕，造福后代子孙。在“引进来”的同时我们还要“走出去”，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让国内制造的产品，走到外国核心市场，创造中国品牌，树立民族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改革开放的性质，邓小平说：“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又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它与旧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是不同的，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1956年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所有制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仍然是按劳分配，这些基本的制度不能变，但是具体的制度体制如果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必须进行改革。有人担心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之所以吸收外国的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改革，不会危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改革所坚持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三、改革开放的突破点
1978年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就占八亿，改革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回顾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改革失败了，改革中各种利益群体的斗争激烈而残酷，改革中风险与挑战重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当下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话了，先从农村改，农村改革相对于城市来说比较简单，问题也比较急迫，八亿农民吃饱了，安定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好办了，于是，农村就成了我国对内改革的试验田。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土地制度，而且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对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提起农村改革，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十大名村之一的小岗村。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一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中央意识到它的合理之处，开始给予政策支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张晶：《试论当代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历史必然性》，《科技致富向导》，2010年第2期。农村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了经验之后，城市中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展开。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日关系相继实现了正常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这一切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1978年、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在深感中国已经落后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怎么搞，突破口在哪里？
1979年4月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听了习仲勋和杨尚昆的建议后，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心中有了主意后，他说出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在你们广州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议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相继于1980年和1988年成立，此后特区发展迅速，真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窗口。
经济特区搞了几年后，有人提出疑问来了，此时的特区会不会成为旧中国的殖民地呢？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时隔三十五年，我们再来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是非成败显而易见：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不仅实现了小康，而且精神层次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发展起来。放眼国际，中国已毫无疑问的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华民族这只沉睡了一百多年的雄狮苏醒了。
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没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战略不行，邓小平考虑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问题，是从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谈开始的，在谈话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平的这一问题引起的邓小平的思考，他回想起1960年大平担任官房长官时，他提到过日本未来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他们的这个计划实现了。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建设中，也不是没有指定指标或目标，“大跃进”时提出的“赶美超英”、十年“文革”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我们的经济指标都存在一个特点，就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之后，在国民经济的调节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提出“四化”建设，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外国的有什么区别呢？想到这，邓小平回答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到达一千美金，我们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说的这些话表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比起来的落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发展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也不能太短。
小康目标提出后，邓小平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用具体的数据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的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的增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四千美元。”邓小平完整地表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如今，他所描述的七十年目标到现在时间已刚好过了一半，我国用了35年的时间，到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虽然我国现在仍然存在着诸如住房、养老、医疗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效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35年一晃而过，今天我们仍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伟大成果，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这些都与35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可能很多人都不甚了解。要说我国改革开发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把中国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后，确定开放的道路的。先说横的比较。所谓横的比较，是把中国和当时的国外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及时发现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不足，才会奋起追赶，才不会夜郎自大。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纵的比较是把现在的中国和历史上发达的时候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中国处于先进时期时，都是海纳百川，是开放的姿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相反历史上闭关锁国时，中国则开始趋向衰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十年“文革”的闭关自守，已经使得我国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大截。这两种比较说明中国应开放。
对于改革，马克思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的水平非常落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处在混乱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业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制，人们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广大农民吃不饱饭，甚至发生广东地区的农民偷渡到香港的事情。城市的生产力水平也非常落后，与中德（西德）的煤炭生产相比较，生产同样数量的煤，中德需要21人，中国却需要2000多人。当时日本的大型超市有20多万种商品，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却只有5万种商品，所以中国要想不落后就必须要改革。邓小平说：如果社会主义的人民生活长期维持在低水平，那就不能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总是很低，这样的社会主义也长不了。所以中国必须要改革，只有改革才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改革才能让人民相信、认同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国富民强。
面对国内外严重的困难，我们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二、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
我们的改革开放，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就对内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也就是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这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我们的立国、治国、强国之本。
开放主要是指对外开放，广义上的开放也指对内开放，它是指打开国门，既要“走出去”，让世界与我们同在一起，了解我们，又要“引进来”，走出去让我们看到外面世界，去了解世界。具体地说，就是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利用外资，使我国可以快速强大，人民生活富裕，造福后代子孙。在“引进来”的同时我们还要“走出去”，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让国内制造的产品，走到外国核心市场，创造中国品牌，树立民族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改革开放的性质，邓小平说：“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又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它与旧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是不同的，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1956年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所有制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仍然是按劳分配，这些基本的制度不能变，但是具体的制度体制如果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必须进行改革。有人担心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之所以吸收外国的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改革，不会危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改革所坚持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三、改革开放的突破点
1978年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就占八亿，改革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回顾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改革失败了，改革中各种利益群体的斗争激烈而残酷，改革中风险与挑战重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当下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话了，先从农村改，农村改革相对于城市来说比较简单，问题也比较急迫，八亿农民吃饱了，安定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好办了，于是，农村就成了我国对内改革的试验田。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土地制度，而且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对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提起农村改革，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十大名村之一的小岗村。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一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中央意识到它的合理之处，开始给予政策支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张晶：《试论当代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历史必然性》，《科技致富向导》，2010年第2期。农村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了经验之后，城市中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展开。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日关系相继实现了正常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这一切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1978年、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在深感中国已经落后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怎么搞，突破口在哪里？
1979年4月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听了习仲勋和杨尚昆的建议后，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心中有了主意后，他说出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在你们广州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议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相继于1980年和1988年成立，此后特区发展迅速，真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窗口。
经济特区搞了几年后，有人提出疑问来了，此时的特区会不会成为旧中国的殖民地呢？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时隔三十五年，我们再来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是非成败显而易见：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不仅实现了小康，而且精神层次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发展起来。放眼国际，中国已毫无疑问的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华民族这只沉睡了一百多年的雄狮苏醒了。
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没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战略不行，邓小平考虑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问题，是从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谈开始的，在谈话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平的这一问题引起的邓小平的思考，他回想起1960年大平担任官房长官时，他提到过日本未来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他们的这个计划实现了。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建设中，也不是没有指定指标或目标，“大跃进”时提出的“赶美超英”、十年“文革”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我们的经济指标都存在一个特点，就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之后，在国民经济的调节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提出“四化”建设，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外国的有什么区别呢？想到这，邓小平回答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到达一千美金，我们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说的这些话表明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比起来的落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发展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也不能太短。
小康目标提出后，邓小平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用具体的数据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的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的增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四千美元。”邓小平完整地表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如今，他所描述的七十年目标到现在时间已刚好过了一半，我国用了35年的时间，到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虽然我国现在仍然存在着诸如住房、养老、医疗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效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