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恢复思想路线
一、周总理与世长辞
1976年1月8日，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失去了敬爱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周恩来总理比邓小平年长六岁，自从巴黎相识后，周恩来不仅仅是邓小平最亲密的战友，更是一位敬爱的兄长。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五十多年，回顾这五十多年，无论是在异乡法国，还是在动乱的“文革”期间，周恩来都给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邓小平用略带沙哑的声音为总理逝世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在电视荧幕上最后一次露面。十多天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职权受到限制，被指定专管外交事务。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的活动更加猖獗。2月5日，王洪文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下达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命令，不久后，又在《文汇报》上刊载文章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实际上指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就像在人们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1976年4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阴历的清明节，大批群众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用这种无声的行动表达心中的悲痛。有人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深切怀念周恩来总理”，而有一些横幅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还有一些人直接发表演说，朗诵诗文，痛骂“四人帮”。当天夜里，“四人帮”操纵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把这次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指责邓小平是这次活动的幕后指使者。会后，毛新远向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了这一结论并且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危机当中。在政治局委员、广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下，邓小平才免遭“四人帮”的谋害。
二、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10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他在信中表示，逮捕“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这表示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我国长达十年动乱的终结，但是一系列的问题又逐渐的浮出水面：面对“文革”留下的混乱局面，怎样才能走出困境？中国将向何处去？以后工作的重心在哪里？
只有正视历史，承认错误，才能更好地扬帆远航。但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在文章最后号召“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定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显然没有满足人们的政治愿望：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一思想当然也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
三、向“两个凡是”提出质疑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叶剑英、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又一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主席在会上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并指出天安门事件也和邓小平同志没有任何关系。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同时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他此时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和搞个人崇拜。
如果说在4月份的信中邓小平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那么，5月24日的谈话里，邓小平的观点就再也明确不过了，他毫不避讳的说道：“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不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刘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的观点再清楚不过了，“两个凡是”不行，他不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僵化的理解，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在发表这篇讲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复出工作，在这微妙的位置上能发表如此率直的讲话，可见他非凡的魄力和大无畏的勇气。
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了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了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正式地向“两个凡是”提出了挑战，他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目前的国情、党情。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由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
1976年1月8日，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失去了敬爱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周恩来总理比邓小平年长六岁，自从巴黎相识后，周恩来不仅仅是邓小平最亲密的战友，更是一位敬爱的兄长。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五十多年，回顾这五十多年，无论是在异乡法国，还是在动乱的“文革”期间，周恩来都给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邓小平用略带沙哑的声音为总理逝世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在电视荧幕上最后一次露面。十多天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职权受到限制，被指定专管外交事务。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的活动更加猖獗。2月5日，王洪文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下达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命令，不久后，又在《文汇报》上刊载文章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实际上指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就像在人们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1976年4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阴历的清明节，大批群众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用这种无声的行动表达心中的悲痛。有人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深切怀念周恩来总理”，而有一些横幅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还有一些人直接发表演说，朗诵诗文，痛骂“四人帮”。当天夜里，“四人帮”操纵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把这次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指责邓小平是这次活动的幕后指使者。会后，毛新远向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了这一结论并且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危机当中。在政治局委员、广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下，邓小平才免遭“四人帮”的谋害。
二、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10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他在信中表示，逮捕“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这表示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我国长达十年动乱的终结，但是一系列的问题又逐渐的浮出水面：面对“文革”留下的混乱局面，怎样才能走出困境？中国将向何处去？以后工作的重心在哪里？
只有正视历史，承认错误，才能更好地扬帆远航。但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在文章最后号召“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定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显然没有满足人们的政治愿望：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一思想当然也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
三、向“两个凡是”提出质疑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叶剑英、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又一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主席在会上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并指出天安门事件也和邓小平同志没有任何关系。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同时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他此时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和搞个人崇拜。
如果说在4月份的信中邓小平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那么，5月24日的谈话里，邓小平的观点就再也明确不过了，他毫不避讳的说道：“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不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刘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的观点再清楚不过了，“两个凡是”不行，他不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僵化的理解，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在发表这篇讲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复出工作，在这微妙的位置上能发表如此率直的讲话，可见他非凡的魄力和大无畏的勇气。
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了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了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正式地向“两个凡是”提出了挑战，他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目前的国情、党情。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由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