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二次起落
一、“文革”的受难者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里的批判运动，逐渐演变成斗争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由此爆发了历时十年，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事与愿违，这一好的意图却被“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成为他们打击老一辈革命家、实现自身政治目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他被被软禁在一所小房子里，人们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尤其针对他在指导经济恢复工作时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也正因此，邓小平被批判为“走资派”，他的亲人和孩子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他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省，他又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三个春秋。在江西省新建县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每天到离住地20分钟路程之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半天。在工厂里邓小平做的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钳工，上下班都有人押送，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不断的摆动，步子迈得快速而稳健，眼神永远是沉静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红色的沙石地上，被他踏出一条白色的小道。他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一天也没有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他在为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准备。
1971年，林彪阴谋夺权的“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返回北京工作。毛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1973年2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了江西。
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内科常规检查时，发现不幸患有膀胱癌，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但是，经过“文革”摧残的国家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严峻的经济形势、复杂的政治局面和混乱的社会状况亟待一位有才干的人来领导各项工作的恢复。邓小平临危受命，在他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下，使中国这只偏离了正确航向的轮船逐渐地调转船体，一点一点地驶入正确航道。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3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目睹这一幕的匈牙利记者代内什这样写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已经在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待了太久了。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而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话到末尾，仍不忘加上一句：“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二、恢复工作
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辅助周恩来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这次访问，也使邓小平看到了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成果。也许从这时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尽自己一切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74年8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他又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些迹象都表明，国内政治气候已发生重大转变，恢复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整顿军队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要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军队的纪律性，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军队整顿为主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决不能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他亲自找每个军区、每个军种的司令员、政委谈话，告诫大家把部队掌握好，提高警惕。叶老还亲自主持了全国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配工作，这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巩固的组织基础。
在经济领域的整顿，邓小平选择以铁路交通作为突破口，从解决铁路部门的组织问题入手，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加强各种法令法规，处罚各种制造麻烦的人。在徐州，造反派头头顾本华被逮捕，这件事极大地振奋了人心。他点名由铁道部部长万里挂帅，万里响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道理。”万里同志一边讲，一面跑，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换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很快，严重阻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实现了万里一个月前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
经过整顿，工业生产与交通运输得到了明显改善，各个领域恢复了秩序，整顿了党的组织，整顿了党的思想。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搞乱了的生产秩序、搞乱了的管理系统恢复了过来。这次的整顿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和毛新远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主席吹风，散布邓小平要“否定‘文化的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的谣言。毛泽东此时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同时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安定团结是在“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的，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么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就不复存在了。1975年11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总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谢绝了，他回复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975年11月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
§§第六章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里的批判运动，逐渐演变成斗争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由此爆发了历时十年，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事与愿违，这一好的意图却被“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成为他们打击老一辈革命家、实现自身政治目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他被被软禁在一所小房子里，人们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尤其针对他在指导经济恢复工作时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也正因此，邓小平被批判为“走资派”，他的亲人和孩子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他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省，他又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三个春秋。在江西省新建县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每天到离住地20分钟路程之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半天。在工厂里邓小平做的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钳工，上下班都有人押送，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不断的摆动，步子迈得快速而稳健，眼神永远是沉静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红色的沙石地上，被他踏出一条白色的小道。他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一天也没有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他在为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准备。
1971年，林彪阴谋夺权的“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返回北京工作。毛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1973年2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了江西。
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内科常规检查时，发现不幸患有膀胱癌，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但是，经过“文革”摧残的国家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严峻的经济形势、复杂的政治局面和混乱的社会状况亟待一位有才干的人来领导各项工作的恢复。邓小平临危受命，在他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下，使中国这只偏离了正确航向的轮船逐渐地调转船体，一点一点地驶入正确航道。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3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目睹这一幕的匈牙利记者代内什这样写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已经在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待了太久了。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而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话到末尾，仍不忘加上一句：“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二、恢复工作
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辅助周恩来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这次访问，也使邓小平看到了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成果。也许从这时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尽自己一切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74年8月，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他又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些迹象都表明，国内政治气候已发生重大转变，恢复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整顿军队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要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军队的纪律性，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军队整顿为主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决不能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他亲自找每个军区、每个军种的司令员、政委谈话，告诫大家把部队掌握好，提高警惕。叶老还亲自主持了全国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配工作，这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巩固的组织基础。
在经济领域的整顿，邓小平选择以铁路交通作为突破口，从解决铁路部门的组织问题入手，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加强各种法令法规，处罚各种制造麻烦的人。在徐州，造反派头头顾本华被逮捕，这件事极大地振奋了人心。他点名由铁道部部长万里挂帅，万里响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道理。”万里同志一边讲，一面跑，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换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很快，严重阻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实现了万里一个月前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
经过整顿，工业生产与交通运输得到了明显改善，各个领域恢复了秩序，整顿了党的组织，整顿了党的思想。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搞乱了的生产秩序、搞乱了的管理系统恢复了过来。这次的整顿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和毛新远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主席吹风，散布邓小平要“否定‘文化的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的谣言。毛泽东此时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同时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安定团结是在“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的，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么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就不复存在了。1975年11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总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谢绝了，他回复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975年11月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
§§第六章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