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的总书记
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各大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调任北京工作。1952年7月，邓小平到达首都北京，开启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新里程，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在预算编制上，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明确领导干部责任分工，严肃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6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度。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思路。对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主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说赫鲁晓夫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作为党的秘书长，邓小平在这一年里，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和他的同事们要为即将到来的八大做准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八大”会议，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中央总书记，并推举邓小平来担任这个职务。邓小平自谦地插话：“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以赞扬的口吻接着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能干，比较能办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八大”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作了主要的报告。邓小平在大会的第二天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他指出了官僚主义的极大危害和党员同非党员之间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在关于马克思主义领袖作用的论述中，他认为，毛主席是反对“个人主义”和禁止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的倡议者，要明确区分“剥削阶级的领袖”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之间的区别，在报告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才干和技巧。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状况，认识到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以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
1957年九十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在苏联超越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提出了赶美超英的目标，在第二年五月份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但是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大跃进”的错误。紧接着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运动使“大跃进”达到了高潮。随后三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饿死人的事件，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想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向，但是彭德怀秉直上书后，纠“左”变成了反右，“左”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反而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对于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党在这一阶段的错误，邓小平坦白地说：“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
1956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度。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思路。对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主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说赫鲁晓夫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作为党的秘书长，邓小平在这一年里，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和他的同事们要为即将到来的八大做准备。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八大”会议，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中央总书记，并推举邓小平来担任这个职务。邓小平自谦地插话：“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以赞扬的口吻接着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能干，比较能办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八大”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作了主要的报告。邓小平在大会的第二天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他指出了官僚主义的极大危害和党员同非党员之间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在关于马克思主义领袖作用的论述中，他认为，毛主席是反对“个人主义”和禁止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的倡议者，要明确区分“剥削阶级的领袖”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之间的区别，在报告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才干和技巧。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状况，认识到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以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
1957年九十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在苏联超越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提出了赶美超英的目标，在第二年五月份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但是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大跃进”的错误。紧接着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运动使“大跃进”达到了高潮。随后三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饿死人的事件，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想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向，但是彭德怀秉直上书后，纠“左”变成了反右，“左”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反而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对于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党在这一阶段的错误，邓小平坦白地说：“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