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平解放西藏
一、政治重于军事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与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接壤，以藏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这片雪域高原上，所以，西藏问题在国防、民族关系和外交上面具有重要意义。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眼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走向末日，帝国主义列强也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的特权也即将结束，加紧了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印度反华势力也借机呼应。1949年7月，西藏政府制造了具有分裂性质的“驱汉事件”，11月，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北京，拒绝解放军入西藏，还派“亲善使团”赴英、美、印度和尼泊尔求助，想让他国插手中国内政。这表明，西藏政府已公开与外国势力勾结，想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在大西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毛主席就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带有四个A的急电：“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西藏的计划原定由彭德华率领的西北局完成。彭德怀将军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从北部进攻西藏只能在每年的五月份中旬到九月份中旬四个月时间内进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山，难以行军，短期内无法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和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即向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临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帮助。”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肩上。
西藏问题具有多重特殊性，地处边境，关乎国防；还牵扯到民族宗教问题，历史上推行大汉族政策，民族隔阂比较严重；语言不通，交流困难；自然环境恶劣，高原缺氧。进军西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无法担起这份重任的。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对此用兵，有的不战自退，有的损兵折将。即便这样，解放西藏的任务依然势在必行。
邓小平与刘伯承运筹帷幄，从政治、军事、后勤工作等方面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先考虑确定进藏干部和部队。解放西藏任务艰巨，既要指挥军队，又要从事地方工作；既要有军事才能，又要有政治才能，还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解决统战问题。刘邓手下爱将云集，经过慎重考虑后，他们不谋而合，毅然决定让年仅36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同志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并授权张国华在二野范围内可以调遣最强的干部和人员进军西藏，要谁给谁。但是张国华考虑到对十八军干部和部队比较熟悉，与其临时抽人组成部队，不如就带十八军部队进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月24日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柄柱、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从此，这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地与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政治重于军事，关键在于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注意西藏地区的各股势力，团结达赖、班禅两大势力，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所谓补给重于战斗，关键在于交通和给养供应，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生产生活资源匮乏，古语“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含义就在于此。进军西藏，政治先行。在确定了进军西藏的人事安排后，邓小平考虑到“西南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任务压得过重。加之解放大西南后，战士们都想在巴蜀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而进军西藏，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环境恶劣，会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小平同志也及时预见到了战士们的这种情绪，1950年2月6日，他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受和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光荣。”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对十八军进藏前部队的士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还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调动士兵的积极性，让他们认识到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对藏工作的具体要求，引导战士们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在进藏部队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向千沟万壑、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的西藏高原进军，补给问题不仅仅是后勤保障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军事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勤供应是否顺畅将关系进军西藏的成败。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难预料，进藏后勤供应将面临极度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未雨绸缪。在十八军入藏前，专门指示十八军要把补给视为头等大事，进藏所需要各类物资可以就近购买和筹措。邓小平、贺龙还决定：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打通后勤补给线。据此，十八军1.8万人投入抢修雅甘公路的战斗，至1950年8月26日，603公里的雅甘公路奇迹般地实现全线贯通。西南军区组成了汽车团和3个辎重团，担负进军物资运输，公路修到哪里，物资运到哪里，严格遵守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卓爱平：《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党史纵览》，2004年第2期。
二、对藏政策“十条”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宋红月：《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中国藏学》，2004年第9期。小平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全面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和平这个根本问题不放。5月，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4条方针，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即驱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史料出自陈永柱：《走到西藏：纪实文学》，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作为西南局第一份对藏谈判的纲领性文件，“四项原则”明确了对涉及西藏根本利益的4个问题的态度，即主权归属、民族政策、制度去留和宗教政策，为后来中共中央确定对藏谈判的具体条款奠定了基础。中央复电：认为西南局所提的4条较好，但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于是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起草了10项政策：（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策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贺良林：《西藏解放锦程中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l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精妙的十大政策独具匠心，较四项原则的含义更加明确和完备，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它无疑对促成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尔后经营西藏有着巨大指导作用。毛泽东阅后甚感满意，对十条政策的条文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的更动也不多，只在第八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的“由西藏人民”后面加上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其他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十条政策，规定由进藏部队掌握，向西藏当局正式提出，作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和指导进军西藏工作的基本依据。十大政策的出台，旨在正确解决与恢复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和民族关系，它直接促成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签订的17条协议中所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追根寻源，均源自十大政策，无不凝结着邓小平十大政策的政治智慧。
根据中央物色适当人选向拉萨做政治工作，以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西北局先后派两批人去拉萨，但一批遭到扣押，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西南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朱德总司令在长征时路过藏区认识的好朋友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邓小平考虑到西藏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态度顽固，西藏地形复杂，数次劝其不要去。但是格达活佛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去意已决，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会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遗憾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杀。噩耗传出，藏汉各民族都悲痛不已。在给格达活佛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和贺龙为其送上挽词：“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和平谈判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的顽固态度受挫。
西南局在接受到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初，邓小平就预测到只靠政治劝和是难以实现西藏地区的解放的，他认为在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同时，要以军事力量做后盾。他把这项原则解释为：没有政治争取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绝对不取的；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争取，也是不能奏效，苍白无力的。按照这一原则，邓小平、刘伯承在接受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之后，就已为进军西藏做出筹划和准备。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进藏方针。即以十八军为主力，“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疆”和云南部队一部向心入藏，这样既可以收到协力合击的效果，也可以解决粮食与地形的困难。1950年3月，十八军的先遣部队抵达了西康的甘孜、巴塘地区，西藏地方政府调集藏区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个代本（相当于团）和民兵3000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地区，企图以西藏地区的险要地势阻挡解放军和平进藏。面对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和谈和一意孤行的态度，8月份，邓小平、刘伯承制定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十八军主力向敌进攻之时，从侧翼迁回到昌都敌后，断敌退路，迫使藏军聚集昌都而歼之。邓小平还指示参战部队：“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全面拉开了序幕。二野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各率一部，在青海骑兵部队驻云南十四军一二六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师先遣连的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9个代本起义。战斗历时20天，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彻底打破了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幻想。1950年11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掌权者达扎摄政被迫辞职，时年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1951年2月1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16日，代表团抵达重庆。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机关为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4月19日，邓小平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们讲解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4月22日抵达北京。关于西藏解放问题的和平谈判于4月29日正式开始。经过多轮协商，双方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西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1年5月26日，邓小平在重庆召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筹）负责人范明开会，讨论部队进藏和中共进藏组织机构问题。会上，邓小平同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要求，但强调入藏后由中共西藏工委统一领导。关于组织问题，邓小平提出吸收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成员参加中共西藏工委的两个方案。5月31日，西南局将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西北局。在电报中，西南局表示：“西藏工委原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以上均为军级干部）、平措旺阶八人组成，张为书记，谭为副书记。为了统一领导，应吸收西北西藏工委同志参加西藏工委组织。”6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并西北局：关于工委组织，同意西南局的第二种方案，即在原有8人外，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中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3人，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至此，中共的进藏领导机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951年9月初，邓小平通过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胥光义，向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的张国华口头传达进藏工作指示：一、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稳步前进。二、当前的首要任务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三、西藏目前的干部越少越精干越好，防止补给困难，避免造成事事被动。四、大力修筑康藏公路。邓小平对部队进藏后的基本方针、统战工作开展的方式、干部遴选标准和康藏公路的修建都作了全面的部署。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一直是个非常敏感、关系大局稳定的大问题。为此，确定了六年不改的政策。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谋划，1959年，西藏还是发生了武装叛乱，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195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从拉萨开始进行全面的平叛斗争，在藏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彻底粉碎了束缚在百万农奴身上的枷锁，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农奴主的反动统治，百万藏族人民翻身成了自己的主人。僧侣专制的时代在西藏高原永远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岁月已远，沧桑巨变，一些历史往事已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但邓小平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西藏的历史上。
§§第五章 千锤百炼的政治家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与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接壤，以藏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这片雪域高原上，所以，西藏问题在国防、民族关系和外交上面具有重要意义。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眼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走向末日，帝国主义列强也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的特权也即将结束，加紧了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印度反华势力也借机呼应。1949年7月，西藏政府制造了具有分裂性质的“驱汉事件”，11月，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北京，拒绝解放军入西藏，还派“亲善使团”赴英、美、印度和尼泊尔求助，想让他国插手中国内政。这表明，西藏政府已公开与外国势力勾结，想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在大西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毛主席就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带有四个A的急电：“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西藏的计划原定由彭德华率领的西北局完成。彭德怀将军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从北部进攻西藏只能在每年的五月份中旬到九月份中旬四个月时间内进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山，难以行军，短期内无法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和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即向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临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帮助。”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肩上。
西藏问题具有多重特殊性，地处边境，关乎国防；还牵扯到民族宗教问题，历史上推行大汉族政策，民族隔阂比较严重；语言不通，交流困难；自然环境恶劣，高原缺氧。进军西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无法担起这份重任的。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对此用兵，有的不战自退，有的损兵折将。即便这样，解放西藏的任务依然势在必行。
邓小平与刘伯承运筹帷幄，从政治、军事、后勤工作等方面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先考虑确定进藏干部和部队。解放西藏任务艰巨，既要指挥军队，又要从事地方工作；既要有军事才能，又要有政治才能，还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解决统战问题。刘邓手下爱将云集，经过慎重考虑后，他们不谋而合，毅然决定让年仅36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同志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并授权张国华在二野范围内可以调遣最强的干部和人员进军西藏，要谁给谁。但是张国华考虑到对十八军干部和部队比较熟悉，与其临时抽人组成部队，不如就带十八军部队进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月24日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柄柱、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从此，这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地与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政治重于军事，关键在于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注意西藏地区的各股势力，团结达赖、班禅两大势力，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所谓补给重于战斗，关键在于交通和给养供应，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生产生活资源匮乏，古语“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含义就在于此。进军西藏，政治先行。在确定了进军西藏的人事安排后，邓小平考虑到“西南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任务压得过重。加之解放大西南后，战士们都想在巴蜀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而进军西藏，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环境恶劣，会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小平同志也及时预见到了战士们的这种情绪，1950年2月6日，他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受和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光荣。”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对十八军进藏前部队的士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还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调动士兵的积极性，让他们认识到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对藏工作的具体要求，引导战士们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在进藏部队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向千沟万壑、空气稀薄、交通不便的西藏高原进军，补给问题不仅仅是后勤保障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军事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勤供应是否顺畅将关系进军西藏的成败。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难预料，进藏后勤供应将面临极度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未雨绸缪。在十八军入藏前，专门指示十八军要把补给视为头等大事，进藏所需要各类物资可以就近购买和筹措。邓小平、贺龙还决定：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打通后勤补给线。据此，十八军1.8万人投入抢修雅甘公路的战斗，至1950年8月26日，603公里的雅甘公路奇迹般地实现全线贯通。西南军区组成了汽车团和3个辎重团，担负进军物资运输，公路修到哪里，物资运到哪里，严格遵守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卓爱平：《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党史纵览》，2004年第2期。
二、对藏政策“十条”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宋红月：《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中国藏学》，2004年第9期。小平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全面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和平这个根本问题不放。5月，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4条方针，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即驱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史料出自陈永柱：《走到西藏：纪实文学》，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作为西南局第一份对藏谈判的纲领性文件，“四项原则”明确了对涉及西藏根本利益的4个问题的态度，即主权归属、民族政策、制度去留和宗教政策，为后来中共中央确定对藏谈判的具体条款奠定了基础。中央复电：认为西南局所提的4条较好，但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于是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起草了10项政策：（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策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贺良林：《西藏解放锦程中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l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精妙的十大政策独具匠心，较四项原则的含义更加明确和完备，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它无疑对促成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尔后经营西藏有着巨大指导作用。毛泽东阅后甚感满意，对十条政策的条文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的更动也不多，只在第八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的“由西藏人民”后面加上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其他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十条政策，规定由进藏部队掌握，向西藏当局正式提出，作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和指导进军西藏工作的基本依据。十大政策的出台，旨在正确解决与恢复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和民族关系，它直接促成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签订的17条协议中所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追根寻源，均源自十大政策，无不凝结着邓小平十大政策的政治智慧。
根据中央物色适当人选向拉萨做政治工作，以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西北局先后派两批人去拉萨，但一批遭到扣押，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西南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朱德总司令在长征时路过藏区认识的好朋友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邓小平考虑到西藏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态度顽固，西藏地形复杂，数次劝其不要去。但是格达活佛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去意已决，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会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遗憾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杀。噩耗传出，藏汉各民族都悲痛不已。在给格达活佛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和贺龙为其送上挽词：“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和平谈判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的顽固态度受挫。
西南局在接受到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初，邓小平就预测到只靠政治劝和是难以实现西藏地区的解放的，他认为在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同时，要以军事力量做后盾。他把这项原则解释为：没有政治争取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绝对不取的；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争取，也是不能奏效，苍白无力的。按照这一原则，邓小平、刘伯承在接受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之后，就已为进军西藏做出筹划和准备。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进藏方针。即以十八军为主力，“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疆”和云南部队一部向心入藏，这样既可以收到协力合击的效果，也可以解决粮食与地形的困难。1950年3月，十八军的先遣部队抵达了西康的甘孜、巴塘地区，西藏地方政府调集藏区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个代本（相当于团）和民兵3000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地区，企图以西藏地区的险要地势阻挡解放军和平进藏。面对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和谈和一意孤行的态度，8月份，邓小平、刘伯承制定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十八军主力向敌进攻之时，从侧翼迁回到昌都敌后，断敌退路，迫使藏军聚集昌都而歼之。邓小平还指示参战部队：“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全面拉开了序幕。二野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各率一部，在青海骑兵部队驻云南十四军一二六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师先遣连的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9个代本起义。战斗历时20天，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彻底打破了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幻想。1950年11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掌权者达扎摄政被迫辞职，时年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1951年2月1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16日，代表团抵达重庆。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机关为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4月19日，邓小平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们讲解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4月22日抵达北京。关于西藏解放问题的和平谈判于4月29日正式开始。经过多轮协商，双方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西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1年5月26日，邓小平在重庆召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筹）负责人范明开会，讨论部队进藏和中共进藏组织机构问题。会上，邓小平同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要求，但强调入藏后由中共西藏工委统一领导。关于组织问题，邓小平提出吸收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成员参加中共西藏工委的两个方案。5月31日，西南局将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西北局。在电报中，西南局表示：“西藏工委原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以上均为军级干部）、平措旺阶八人组成，张为书记，谭为副书记。为了统一领导，应吸收西北西藏工委同志参加西藏工委组织。”6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并西北局：关于工委组织，同意西南局的第二种方案，即在原有8人外，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中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3人，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至此，中共的进藏领导机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951年9月初，邓小平通过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胥光义，向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的张国华口头传达进藏工作指示：一、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稳步前进。二、当前的首要任务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三、西藏目前的干部越少越精干越好，防止补给困难，避免造成事事被动。四、大力修筑康藏公路。邓小平对部队进藏后的基本方针、统战工作开展的方式、干部遴选标准和康藏公路的修建都作了全面的部署。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一直是个非常敏感、关系大局稳定的大问题。为此，确定了六年不改的政策。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支持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谋划，1959年，西藏还是发生了武装叛乱，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195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从拉萨开始进行全面的平叛斗争，在藏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彻底粉碎了束缚在百万农奴身上的枷锁，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农奴主的反动统治，百万藏族人民翻身成了自己的主人。僧侣专制的时代在西藏高原永远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岁月已远，沧桑巨变，一些历史往事已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但邓小平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西藏的历史上。
§§第五章 千锤百炼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