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解放大西南
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渡江战役解放了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这样全国除台湾外，还有两广、贵州、湖北、云南、四川以及西康等西南几省还未解放，其中四川省较之其他几省更为重要。蒋介石企图凭借嫡系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组成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而早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这样，国共两党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大决战。
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处理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任务同时，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措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详细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则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三国时期，就有魏国精兵由川北迅疾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掉蜀国的先例。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西南地区的地形地势，我军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率主力军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从我军的部署中，正是从敌军意想不到、军事防守薄弱的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进行主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策略。各野战军之间密切配合，分工明确。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了西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切断敌人退路，全歼敌人于西南地区。即切断敌人从四川地区逃向云南和贵州的后路。根据我军的作战部署，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在秦岭一线与胡宗南对峙，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其实贺龙所率兵力并不多，通过不间断的“磁性”进攻，使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牢牢地滞留于川北地区，这样既不会造成我军的损失，又有力地迷惑了敌军。
1949年11月1日，林彪、罗荣桓率第四野战军大张旗鼓地发起广西战役。同时，趁蒋介石集团高层军事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于华南战局之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悄无声息地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帷幕。而刘、邓作战命令中明确规定：“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而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缴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第三兵团作战。”在如此长距离的大兵团作战中还把攻占各城镇的日期规定得如此明确，实属兵家罕见，这足以显示出刘、邓两位野战军统帅对第五军团的信任和此次作战的必胜之心。
二、三路大军包抄贵阳
杨勇、苏振华将军率领的第五军团兵分三路从湖南进军贵州，尹先炳军长和王辉球政委率十六军作为左翼，从湖南的洪江、黔阳越过清水江进入贵州的锦屏，向天柱、三穗、镇远进攻；赵建民军长兼政委率十七军和兵团直属炮兵团作为中路，从湖南怀化、新晃沿湘黔公路西进，经玉屏、镇远、黄平攻取贵阳；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指挥第十军作为右翼，从湘西的辰溪、凤凰进入贵州思南、石阡；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十八军作为兵团的预备队随后跟进。三路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包抄贵阳。国民党方面，担任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谷正伦手中仅控制着刚刚整编的四个保安旅约一万多人，正规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手中，实际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两三万人。虽然谷正伦与何绍周早就知道刘、邓的第二野战军把解放大西南作为1949年冬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认为，贵州为西南地区的腹地，北有胡宗南三个兵团重兵把守四川，东有白崇禧的几十万部队陈兵于湘桂，“衡宝战役”中虽然解放军占领湘南、湘西地区，但是湘黔边界地势险要，有险山恶水相阻。没想到人民解放军似凌空而降，11月4日攻占天柱，贵州由战争的后方变成了前线。用兵狡猾的白崇禧获悉解放军主力进攻贵州时，不仅不组织军队拦击，反而命令部队急速后缩退守广西，而远在川北的胡宗南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谷正伦、何绍周惊慌失措，顿时乱成一团。谷正伦紧急召见何绍周要求他调遣部队加强贵州东部防守，但此时何绍周所率的四十九军已是捉襟见肘，拿不出多少兵力来，匆忙之下只好调一个团仓促上阵。两军作战，最忌匆忙调动，再加上人民解放军为大兵团，即便何绍周调多少部队也如飞蛾扑火，不能抵挡。我军势如破竹，似秋风扫落叶般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守御黔东的第一道防线。
人民解放军突破第一道防线后，敌军以鹅翅膀、刘家庄、黄土坡的几个山头作为防御阵地，并凭借镇雄关的陡峭山地想阻挡我军的进攻，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王辉球分析敌情与地势之后，决定先派一个营绕过鹅翅膀，直插侧后的刘家庄，从鹅翅膀背后发起攻击。但是镇雄关的800米陡峭山地始终是我军的拦路虎，既无法攀爬，也无法绕过，受领任务的三营虽然骁勇善战，熟悉穿插作战的部队，但是他们之前多数是在平原上作战，偶有山地，也没有贵州的山势陡峭。我军战士并没有因此气馁，深入当地的群众之中，进行调查，在一位熟悉地形的老人的指点下，二营五连从另一条平日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摸上去，经过三个小时的攀爬终于绕到鹅翅膀侧后山上，这样，我军主力正面向鹅翅膀发起猛烈攻击，五连从后方直捣敌人老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前后夹攻，全歼敌军。
11月10日，刘、邓首长电令第五兵团：“务必于11月15日占领贵阳。”攻占贵阳的任务比原定日期提前了5天！
杨勇、苏振华将军收到刘、邓首长的电报后，迅速向左、中、右三个军传达，改原先由十七军主攻贵阳的作战计划为十六军。尹先炳、王辉球接到指示后，不敢怠慢，立即展开地图谋划。两地相隔5座县城，距离700多华里，要在短短的5天之内攻占贵阳，意味着每天日行140华里。冬季的贵州阴冷潮湿，路滑难行，战士们还要负载枪支弹药和干粮，这又是一次生命和意志的拼搏。但兵贵神速，尹先炳将军率十六军日夜兼程，风驰电掣，所到之处经常是犹如天兵降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11月9日占领施秉，11月10日攻下黄平，11月11日度过重安江，进占芦炉山、施洞口，11月12日拿下甘巴哨。刘、邓担心在四川的主力兵团不战而退，经由四川南部、贵州西部退入云南，带来后患，因此于11月11日电令第五军团迅速西进，12日我军解放贵定，13日进抵龙里，14日在寒冷的雨雾中攻进了贵阳。
这次战役，仅用13天就从湘黔边界攻到贵阳，战士们一路猛打猛追，不顾疲劳，不顾牺牲，平均每天攻克一座县城，又一次刷新了长途大追歼战中又快又猛的战绩。为了彻底歼灭弃贵阳西逃的敌人，十六军放弃了刘、邓首长“占领贵阳，休息时间不超过3天”的机会，14日下午匆匆忙忙吃完饭后，当天晚上就继续向西追击。一夜急行，第二天凌晨4时，攻下离贵阳40公里的清镇，敌人原以为解放军过两三天才会攻来，没想到他们在睡梦中便成了俘虏。15日当天，尹先炳军长又毫不停歇地率十六军一路攻取贵筑，直奔鸭池河畔的卫城镇，迅速控制了鸭池渡口。直到此时，他们才停下来休息，当时已经筋疲力尽，忘记了这半个多月来是怎么横越那无数云遮雾掩的崇山峻岭了。
第五兵团的另一只劲旅第十七军从湖南新晃进入贵州后，一路疾行，顺利解放了岑巩、余庆、瓮安、开阳、息峰、修文，切断了川黔公路上敌军之间的联系。由汪家道师长指挥的侦察连和前卫一四六团曾经四天四夜不扎营不休息，这展现了解放军战士能走能打的硬骨头作风。他们不间断的追击使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这样，贵州境内解放，大兵团作战结束。
解放大西南，重点在四川，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承担迂回作战的第五兵团在解放贵州后，面临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拦截从四川南逃的国民党主力。刘、邓解放大西南的军事部署是派我方主力攻击贵州省的少数部队，用我方少数部队攻打敌方主力。形成贵州方面的以多打少，四川方面的以少打多。邓小平与刘伯承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无道理，我军只有以优势兵力击溃贵州守敌，夺下贵阳，才能开辟一条横越贵州全境的通道。抢在四川敌军主力逃往川南之前，封锁逃难之路。这样，敌军南逃一部分，我军狙击一部分。可见刘、邓对“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略战术的深层理解和灵活运用。
三、解放四川
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在杨勇、苏振华将军率第五兵团进攻贵州的同时，第三兵团两个军以及第四野战军的八个师也分多路进攻四川。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第三军团由湘川边境隐蔽前进，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我军以王近山指挥的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作先锋，三十四、三十五师随后跟进，经秀山、酋阳直趋彭水；曾绍山指挥第十一军沿石门、慈利、桑植攻击守御龙山、来凤的敌军，西进占领黔江；曹里怀指挥第四十七军从湖南大庸、桑植攻向敌军，以配合第三兵团作战；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师、第五十军则从湖北的巴东进攻。
防守四川东部的宋希濂直接指挥的军队大约有15万人，分布于湖北的恩施、巴东，湖南的大庸，凭借两湖西部地区的险要地势形成一条弧形防线。防止我军沿长江水路逆流而上或沿鄂西公路经宜昌攻取恩施进入川东。面对敌人依险扼守、层层布防的战略部署，取川东绝非易事。敌军道高一尺，我军魔高一丈，避重就轻。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声势浩大地猛攻大庸、永顺，以此虚张声势；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腋下”--川湘黔交界处的酋阳、秀山、彭水。这一地带地处三省的交界处，既没有兵驻守，也不在宋希濓的明确管辖之内，成为三不管的空白地。我军针对敌人防御系统的漏洞进行猛烈攻击。为了迷惑敌军，刘、邓还命令七个师沿川鄂公路向建始、恩施、宣恩进攻，另八个师沿川湘公路经湖南直奔湘川边境形成攻击钟彬十四兵团的架势，呈对敌军的正面压制之势，吸引敌军注意力。正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其实这两股军队只是虚张声势，我军真正的袭击方向是根据刘宗宽提供的情报，经茶峒过酋水河，从秀山插入川东。11月7日，宋希濂在来凤与钟彬等人商议怎么应对从正面进攻的人民解放军时，突然接到电话，说解放军已渡过酋水攻下秀山。这犹如晴天霹雳，惊得他目瞪口呆。他凭借军事常识认识到，国军已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之内了。解放军占领秀山后，向西可经龚滩渡乌江攻取彭水，向北可沿川湘公路经酋阳直插黔江，从侧后对他们在咸丰、来凤、龙山的几个军形成包围。
蒋介石被西南战事困扰，率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一大批军政大员飞往重庆，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携自己的亲笔信到川东了解军情。即便这样，也无法挽回国民党的败局，解放军攻下彭水之后，第三兵团分三路大军20万人合力围歼敌人于白马山，钟彬在乌江下游的白涛镇被俘。仅20天时间，宋希濂的10万余兵力被歼灭。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白马山失守后，宋希濂迅速率万余残军撤往川南。他在思考自己的退路，在蒋介石麾下20多年，他深知这位校长一贯的作风：打了胜仗是宠信有加，打了败仗不是撤职查办，就是军法处置，甚至有可能杀一儆百。所以他认为逃往重庆绝非上策，虽然听说共产党对投降的将领会有安排，俘虏的士兵们也没有被杀掉，但是耳听为虚，所以对共产党也是似信非信。最后决定逃亡中缅边境。
川东失守之后，重庆成为两军作战的战场。蒋介石下令成立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由市长杨森兼任总司令，用川军第二十军的3个师在重庆南岸沿大兴场到九龙坡一带布防，凭长江天险死守重庆，并下令将胡宗南部的第一军调来重庆加强防御。胡宗南早已看出守重庆是一招死棋，投多少军队也是于事无补，软推硬磨地不肯接受命令，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大骂他目无党国，拥兵自重，他才不得已调去两个团应付，同时将罗广文的四个师调回重庆。11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去解放南川并进攻綦江罗广文兵团的第四十四军，然后直趋顺江场渡过长江迂回重庆；第十一军、四十七军向北追歼罗广文的主力并攻进重庆市中心；四十七军则由木洞镇至长寿的江面进击重庆。蒋介石本以为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间，地势险要，只要几个师能打硬仗，还是能守住的。没想到军队不听指挥，不肯拼命，临阵脱逃，蒋介石大骂将领有负他的重托，失去“黄埔精神”，另一方面暗中筹备向成都撤退。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重庆解放。
成都地处平原地区，易攻难守，为彻底歼灭敌军，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做出继续西行、切断敌军退路的部署。此时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主要是胡宗南部。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胡宗南部也制定了“兰州决战”的计划，以四个军的兵力进攻西和、宝鸡、虢镇，企图从左侧攻击我军。我军则令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弟从凤翔、千阳、宝鸡出发，发动打开四川门户的秦岭战役。周士第与胡宗南是黄埔军校同一期的同学，没想到二十年之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周士第从侧后分两路发起对胡宗南的攻击，仅用4天就击退并歼灭了敌军5000余人，受挫之后，胡宗南率部退守秦岭、甘肃南部县城。川东防线击破之后，胡宗南意识到解放军声东击西之计，为了避免后路被切断，他放弃川陕边境防线，退入四川腹地，向成都集结。在攻克重庆之后，共产党部队意识到围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的时机成熟了，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密切配合，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十万多人，很快便攻克成都。在云南地区，邓小平、刘伯承审时度势，军政兼施，恩威并重，成功说服了卢汉率部起义，云南也获得解放。至此，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精心部署下，国民党失去在了大陆的最后一块统治地区，大西南四省全部解放。
29年前，16岁的少年邓小平，从重庆出四川，去寻找自己的人生路。今天，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任书记，主管川滇黔康四省。
渡江战役解放了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这样全国除台湾外，还有两广、贵州、湖北、云南、四川以及西康等西南几省还未解放，其中四川省较之其他几省更为重要。蒋介石企图凭借嫡系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组成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而早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这样，国共两党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大决战。
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处理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任务同时，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措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详细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则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三国时期，就有魏国精兵由川北迅疾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掉蜀国的先例。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西南地区的地形地势，我军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率主力军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从我军的部署中，正是从敌军意想不到、军事防守薄弱的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进行主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策略。各野战军之间密切配合，分工明确。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了西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切断敌人退路，全歼敌人于西南地区。即切断敌人从四川地区逃向云南和贵州的后路。根据我军的作战部署，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在秦岭一线与胡宗南对峙，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其实贺龙所率兵力并不多，通过不间断的“磁性”进攻，使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牢牢地滞留于川北地区，这样既不会造成我军的损失，又有力地迷惑了敌军。
1949年11月1日，林彪、罗荣桓率第四野战军大张旗鼓地发起广西战役。同时，趁蒋介石集团高层军事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于华南战局之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悄无声息地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帷幕。而刘、邓作战命令中明确规定：“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而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缴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第三兵团作战。”在如此长距离的大兵团作战中还把攻占各城镇的日期规定得如此明确，实属兵家罕见，这足以显示出刘、邓两位野战军统帅对第五军团的信任和此次作战的必胜之心。
二、三路大军包抄贵阳
杨勇、苏振华将军率领的第五军团兵分三路从湖南进军贵州，尹先炳军长和王辉球政委率十六军作为左翼，从湖南的洪江、黔阳越过清水江进入贵州的锦屏，向天柱、三穗、镇远进攻；赵建民军长兼政委率十七军和兵团直属炮兵团作为中路，从湖南怀化、新晃沿湘黔公路西进，经玉屏、镇远、黄平攻取贵阳；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指挥第十军作为右翼，从湘西的辰溪、凤凰进入贵州思南、石阡；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十八军作为兵团的预备队随后跟进。三路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包抄贵阳。国民党方面，担任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谷正伦手中仅控制着刚刚整编的四个保安旅约一万多人，正规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手中，实际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两三万人。虽然谷正伦与何绍周早就知道刘、邓的第二野战军把解放大西南作为1949年冬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认为，贵州为西南地区的腹地，北有胡宗南三个兵团重兵把守四川，东有白崇禧的几十万部队陈兵于湘桂，“衡宝战役”中虽然解放军占领湘南、湘西地区，但是湘黔边界地势险要，有险山恶水相阻。没想到人民解放军似凌空而降，11月4日攻占天柱，贵州由战争的后方变成了前线。用兵狡猾的白崇禧获悉解放军主力进攻贵州时，不仅不组织军队拦击，反而命令部队急速后缩退守广西，而远在川北的胡宗南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谷正伦、何绍周惊慌失措，顿时乱成一团。谷正伦紧急召见何绍周要求他调遣部队加强贵州东部防守，但此时何绍周所率的四十九军已是捉襟见肘，拿不出多少兵力来，匆忙之下只好调一个团仓促上阵。两军作战，最忌匆忙调动，再加上人民解放军为大兵团，即便何绍周调多少部队也如飞蛾扑火，不能抵挡。我军势如破竹，似秋风扫落叶般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守御黔东的第一道防线。
人民解放军突破第一道防线后，敌军以鹅翅膀、刘家庄、黄土坡的几个山头作为防御阵地，并凭借镇雄关的陡峭山地想阻挡我军的进攻，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王辉球分析敌情与地势之后，决定先派一个营绕过鹅翅膀，直插侧后的刘家庄，从鹅翅膀背后发起攻击。但是镇雄关的800米陡峭山地始终是我军的拦路虎，既无法攀爬，也无法绕过，受领任务的三营虽然骁勇善战，熟悉穿插作战的部队，但是他们之前多数是在平原上作战，偶有山地，也没有贵州的山势陡峭。我军战士并没有因此气馁，深入当地的群众之中，进行调查，在一位熟悉地形的老人的指点下，二营五连从另一条平日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摸上去，经过三个小时的攀爬终于绕到鹅翅膀侧后山上，这样，我军主力正面向鹅翅膀发起猛烈攻击，五连从后方直捣敌人老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前后夹攻，全歼敌军。
11月10日，刘、邓首长电令第五兵团：“务必于11月15日占领贵阳。”攻占贵阳的任务比原定日期提前了5天！
杨勇、苏振华将军收到刘、邓首长的电报后，迅速向左、中、右三个军传达，改原先由十七军主攻贵阳的作战计划为十六军。尹先炳、王辉球接到指示后，不敢怠慢，立即展开地图谋划。两地相隔5座县城，距离700多华里，要在短短的5天之内攻占贵阳，意味着每天日行140华里。冬季的贵州阴冷潮湿，路滑难行，战士们还要负载枪支弹药和干粮，这又是一次生命和意志的拼搏。但兵贵神速，尹先炳将军率十六军日夜兼程，风驰电掣，所到之处经常是犹如天兵降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11月9日占领施秉，11月10日攻下黄平，11月11日度过重安江，进占芦炉山、施洞口，11月12日拿下甘巴哨。刘、邓担心在四川的主力兵团不战而退，经由四川南部、贵州西部退入云南，带来后患，因此于11月11日电令第五军团迅速西进，12日我军解放贵定，13日进抵龙里，14日在寒冷的雨雾中攻进了贵阳。
这次战役，仅用13天就从湘黔边界攻到贵阳，战士们一路猛打猛追，不顾疲劳，不顾牺牲，平均每天攻克一座县城，又一次刷新了长途大追歼战中又快又猛的战绩。为了彻底歼灭弃贵阳西逃的敌人，十六军放弃了刘、邓首长“占领贵阳，休息时间不超过3天”的机会，14日下午匆匆忙忙吃完饭后，当天晚上就继续向西追击。一夜急行，第二天凌晨4时，攻下离贵阳40公里的清镇，敌人原以为解放军过两三天才会攻来，没想到他们在睡梦中便成了俘虏。15日当天，尹先炳军长又毫不停歇地率十六军一路攻取贵筑，直奔鸭池河畔的卫城镇，迅速控制了鸭池渡口。直到此时，他们才停下来休息，当时已经筋疲力尽，忘记了这半个多月来是怎么横越那无数云遮雾掩的崇山峻岭了。
第五兵团的另一只劲旅第十七军从湖南新晃进入贵州后，一路疾行，顺利解放了岑巩、余庆、瓮安、开阳、息峰、修文，切断了川黔公路上敌军之间的联系。由汪家道师长指挥的侦察连和前卫一四六团曾经四天四夜不扎营不休息，这展现了解放军战士能走能打的硬骨头作风。他们不间断的追击使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这样，贵州境内解放，大兵团作战结束。
解放大西南，重点在四川，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承担迂回作战的第五兵团在解放贵州后，面临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拦截从四川南逃的国民党主力。刘、邓解放大西南的军事部署是派我方主力攻击贵州省的少数部队，用我方少数部队攻打敌方主力。形成贵州方面的以多打少，四川方面的以少打多。邓小平与刘伯承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无道理，我军只有以优势兵力击溃贵州守敌，夺下贵阳，才能开辟一条横越贵州全境的通道。抢在四川敌军主力逃往川南之前，封锁逃难之路。这样，敌军南逃一部分，我军狙击一部分。可见刘、邓对“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略战术的深层理解和灵活运用。
三、解放四川
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在杨勇、苏振华将军率第五兵团进攻贵州的同时，第三兵团两个军以及第四野战军的八个师也分多路进攻四川。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第三军团由湘川边境隐蔽前进，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我军以王近山指挥的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作先锋，三十四、三十五师随后跟进，经秀山、酋阳直趋彭水；曾绍山指挥第十一军沿石门、慈利、桑植攻击守御龙山、来凤的敌军，西进占领黔江；曹里怀指挥第四十七军从湖南大庸、桑植攻向敌军，以配合第三兵团作战；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师、第五十军则从湖北的巴东进攻。
防守四川东部的宋希濂直接指挥的军队大约有15万人，分布于湖北的恩施、巴东，湖南的大庸，凭借两湖西部地区的险要地势形成一条弧形防线。防止我军沿长江水路逆流而上或沿鄂西公路经宜昌攻取恩施进入川东。面对敌人依险扼守、层层布防的战略部署，取川东绝非易事。敌军道高一尺，我军魔高一丈，避重就轻。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声势浩大地猛攻大庸、永顺，以此虚张声势；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腋下”--川湘黔交界处的酋阳、秀山、彭水。这一地带地处三省的交界处，既没有兵驻守，也不在宋希濓的明确管辖之内，成为三不管的空白地。我军针对敌人防御系统的漏洞进行猛烈攻击。为了迷惑敌军，刘、邓还命令七个师沿川鄂公路向建始、恩施、宣恩进攻，另八个师沿川湘公路经湖南直奔湘川边境形成攻击钟彬十四兵团的架势，呈对敌军的正面压制之势，吸引敌军注意力。正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其实这两股军队只是虚张声势，我军真正的袭击方向是根据刘宗宽提供的情报，经茶峒过酋水河，从秀山插入川东。11月7日，宋希濂在来凤与钟彬等人商议怎么应对从正面进攻的人民解放军时，突然接到电话，说解放军已渡过酋水攻下秀山。这犹如晴天霹雳，惊得他目瞪口呆。他凭借军事常识认识到，国军已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之内了。解放军占领秀山后，向西可经龚滩渡乌江攻取彭水，向北可沿川湘公路经酋阳直插黔江，从侧后对他们在咸丰、来凤、龙山的几个军形成包围。
蒋介石被西南战事困扰，率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一大批军政大员飞往重庆，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携自己的亲笔信到川东了解军情。即便这样，也无法挽回国民党的败局，解放军攻下彭水之后，第三兵团分三路大军20万人合力围歼敌人于白马山，钟彬在乌江下游的白涛镇被俘。仅20天时间，宋希濂的10万余兵力被歼灭。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白马山失守后，宋希濂迅速率万余残军撤往川南。他在思考自己的退路，在蒋介石麾下20多年，他深知这位校长一贯的作风：打了胜仗是宠信有加，打了败仗不是撤职查办，就是军法处置，甚至有可能杀一儆百。所以他认为逃往重庆绝非上策，虽然听说共产党对投降的将领会有安排，俘虏的士兵们也没有被杀掉，但是耳听为虚，所以对共产党也是似信非信。最后决定逃亡中缅边境。
川东失守之后，重庆成为两军作战的战场。蒋介石下令成立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由市长杨森兼任总司令，用川军第二十军的3个师在重庆南岸沿大兴场到九龙坡一带布防，凭长江天险死守重庆，并下令将胡宗南部的第一军调来重庆加强防御。胡宗南早已看出守重庆是一招死棋，投多少军队也是于事无补，软推硬磨地不肯接受命令，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大骂他目无党国，拥兵自重，他才不得已调去两个团应付，同时将罗广文的四个师调回重庆。11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去解放南川并进攻綦江罗广文兵团的第四十四军，然后直趋顺江场渡过长江迂回重庆；第十一军、四十七军向北追歼罗广文的主力并攻进重庆市中心；四十七军则由木洞镇至长寿的江面进击重庆。蒋介石本以为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间，地势险要，只要几个师能打硬仗，还是能守住的。没想到军队不听指挥，不肯拼命，临阵脱逃，蒋介石大骂将领有负他的重托，失去“黄埔精神”，另一方面暗中筹备向成都撤退。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重庆解放。
成都地处平原地区，易攻难守，为彻底歼灭敌军，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做出继续西行、切断敌军退路的部署。此时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主要是胡宗南部。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胡宗南部也制定了“兰州决战”的计划，以四个军的兵力进攻西和、宝鸡、虢镇，企图从左侧攻击我军。我军则令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弟从凤翔、千阳、宝鸡出发，发动打开四川门户的秦岭战役。周士第与胡宗南是黄埔军校同一期的同学，没想到二十年之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周士第从侧后分两路发起对胡宗南的攻击，仅用4天就击退并歼灭了敌军5000余人，受挫之后，胡宗南率部退守秦岭、甘肃南部县城。川东防线击破之后，胡宗南意识到解放军声东击西之计，为了避免后路被切断，他放弃川陕边境防线，退入四川腹地，向成都集结。在攻克重庆之后，共产党部队意识到围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的时机成熟了，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密切配合，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十万多人，很快便攻克成都。在云南地区，邓小平、刘伯承审时度势，军政兼施，恩威并重，成功说服了卢汉率部起义，云南也获得解放。至此，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精心部署下，国民党失去在了大陆的最后一块统治地区，大西南四省全部解放。
29年前，16岁的少年邓小平，从重庆出四川，去寻找自己的人生路。今天，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任书记，主管川滇黔康四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