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星》报主编
一、寻乌事件
当女儿毛毛拿着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给邓小平看，让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所写的时候，邓小平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说起邓小平办《红星》报，我们还得从他传奇人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起落说起。事情起源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对他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把斗争矛头指向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即所谓的“邓毛谢古”。邓小平首当其冲，被称为“毛派头子”，而直接导火索则是“寻乌事件”。
邓小平还没来得及亲手掩埋因难产而不幸去世的爱妻张锡瑗和刚刚出世的女儿，便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瑞金县的县委书记。在瑞金工作几个月后，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合并后，又被调到会寻安中心县委。1932年11月，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会寻安苏区的东南西三面驻重兵，形成包围之势，觊觎中央苏区的南线地盘，并不断出兵骚扰进犯，乘原活动在会寻安一线的红军开往北线作战之际，以装备优良的正规军对会寻安三县南部地区大举进犯。邓小平认真分析战争局势，此时，我军只有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会寻安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既无作战主力，又无援军，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根本无法抵抗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邓小平决定避开敌人锋芒，转而开展游击战争，粤军第十八师占领了寻乌县城，寻乌失守。
二、“小组织领袖”
寻乌失守成为批斗邓小平的导火索。本来在作战中一些地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乃常有之事，不足为奇，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人拿此事件大做文章，认为邓小平在这次作战中犯了“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错误”，才导致寻乌失守，“使群众受致敌人的摧残”，并且在党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由此拉开批邓的序幕。他们声称“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1933年3月21日，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公开点名批评邓小平为“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但这个决议却是在邓小平没有参会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暗中保护下调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了。
1933年4月16日，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组织工作总结会议，有趣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刚宣布会议开始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成为了中央局成员罗迈，很快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演变为批斗邓小平。要对邓、毛、谢、古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污蔑他们为“反党的派别”，邓小平则是“小组织领袖”。罗迈还下令收缴了他们的枪，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押到瑞金隔离审查，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命令他写书面检讨。邓小平在检讨中尖锐地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避开敌人优势兵力，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才是上策，如果不讲求实际，一味地硬打攻坚，只能导致更多的损失。对此，他在桂湘粤三省作战时深有体会，1930年，中央指示邓小平率红七军攻打庆远、柳州、长安等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大城市，结果是红七军损失过半，缺弹少粮，士气低落，最后不得不奔赴赣南，与红一方面军回合。邓小平在审讯室里先后写了三份检讨书，但都被“左”倾领导人认为是为他自己歌功颂德。在邓小平被关押在审讯室期间，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同时也表现出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持真理的顽强毅力。由于他“死不悔改”，“毫无认错意识”，最后被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他被下放到安乐县南村当巡视员，但是不到10天，他又陷入了更加凄惨的境地，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七里乡接受“劳动改造”。
三、党内“正能量”的传递
邓小平在生平第一次“落马”经历中，也不乏正义力量的帮助：当他在审讯室被关押期间，侠肝义胆的陆定一妻子唐义贞大夫曾经冒险相救，在邓小平最饥饿的时候给他送去两只鸡，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在“路线斗争”激烈的年代，人们都害怕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牵连，对他们避而远之，更何况伸出援助之手，这时候就算是一点点的帮助对于邓小平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邓小平在落难时的另一次得到帮助的感人事迹是他在七里村“劳动改造”的时候，那时，他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还得忍饥挨饿。一天，邓小平遇到被派往七里村检查妇女工作的危秀英，邓小平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就认识她，危秀英又与和自己同在巴黎留学的好友蔡畅一起工作，邓小平知道危秀英是个热情善良靠得住的人，在她临回宁都时，对她说：“秀英，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很饿。”危秀英看到被晒黑的邓小平，内心一片苦楚，回到省委之后，立即把邓小平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蔡畅，蔡畅对老同学的遭遇也是深感同情。虽然在艰苦的革命情况下，她和丈夫李富春一个月每人仅有两分钱的伙食费，她还是毫不犹豫的从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拿给危秀英，叮嘱她说：“秀英，你去街上买二斤猪肉和鱼干，剩下的买些大蒜，然后让小平同志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到省委来吃顿便饭，我和富春同志作陪，在路上时，和小平同志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人发现。进来的时候从省委后门，免得人多眼杂，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反应上去告我和他划不清界限。”危秀英听后，知道蔡大姐的良苦用心，买好猪肉后，她立即跑回七里乡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邓小平连说走走走，他们从省委后门一前一后进了蔡畅夫妇的住地。蔡畅夫妇热情地招待了邓小平，小平这顿饭吃得很饱，临走时，蔡大姐还装满了两大罐猪肉炒大蒜让他带走，饿的时候吃。邓小平对蔡畅夫妇在危难时候的关照始终铭记在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四、王稼祥的鼎力相助
谈到邓小平的第一次起落，我们不禁问道：“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第一次低谷的呢？”让我们把时间轴后退到1933年的5月份，事情是这样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和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夫妇对邓小平的不平遭遇甚为着急，他们了解邓小平在法、苏留学期间的优异表现，对这样难得的人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于心不忍。但是他们能力有限，对他的遭遇也是无能为力，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想到了为人公道正派、令人信服的王稼祥同志。王稼祥是党内的资深领导人，由他出面，事情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于是，李富春趁到瑞金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抽时间去看望正在疗养的王稼祥，向他反映了邓小平的事。王稼祥在苏联留学时，就对这位“小钢炮”有所耳闻，回国后，知道他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在苏区的工作干得也是有声有色，对邓小平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个精明能干、具有指挥才能的好同志。王稼祥也意识到现在党中央正值用人之际，把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简直是浪费人才。听了李富春同志反映的情况后，他反复思考，怎样安排小平同志才算妥当呢？心中有了较量之后，他把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和组织部长罗荣桓请来，对他们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和罗荣桓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品、性格的，也佩服他的才干，便爽快地回答说：“很好，我们赞同。”
邓小平的就任之事可谓一波三折，王稼祥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了万无一失，他忍受着病痛亲自给中央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听到王稼祥的提议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感到诧异，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再说。”王稼祥立即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前四次‘反围剿’时的应用是成功的，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德、合乎实际的问题……”由于过度激动，触动腹部的伤口，钻心的疼痛使王稼祥直不起腰来，他再也不想说下去了，气冲冲地把电话机一甩，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以缓解愤怒的心情，还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王稼祥一直等待着中央的明确答复，但是大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反“围剿”的战事吃紧，总政工作又缺人，王稼祥思前想后，认为必须找到中央总负责人才能解决问题。他吃力地支撑起身体，斜靠着坐在床上，吩咐警卫员拨通了瑞金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电话，他刚接起电话就急切地说：“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是莫斯科留学的同窗好友，私交甚深，博古平时也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知道邓小平性格刚强，但是办事老练，是个人才，于是便答应与组织局长李维汉商量此事。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就这样，在王稼祥等人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走出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困境。
五、主编《红星》报
邓小平从宁都策马来到红都瑞金，与王稼祥、贺昌等人会面，随后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由于秘书长一职没有多少实际工作，邓小平申请办中央的机关报《红星》。从法国的《赤光》，到红都的《红星》，邓小平似乎与新闻报刊有缘，邓小平从1933年8月接任《红星》报主编，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此期间，邓小平既要采访、组织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负责校对。尽管编务繁忙，条件有限，但是邓小平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邓小平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邓小平在《红星》报先后开设了“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等17个栏目和副刊。《红星》报像是一面大镜子，红军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像是一架大无线电台，红都和地方的战斗消息，以及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通过它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还像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告诉同志们哪些工作做得对，应该怎样去做；它更像全体红军的俱乐部，讲故事、做游戏、变把戏给大家看。《红星》报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达17300多份，仅次于《红色中国》、《青年实话》，成为中央苏区三大报之一。
§§第三章 戎马倥偬练出的真英雄
当女儿毛毛拿着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给邓小平看，让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所写的时候，邓小平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说起邓小平办《红星》报，我们还得从他传奇人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起落说起。事情起源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对他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把斗争矛头指向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即所谓的“邓毛谢古”。邓小平首当其冲，被称为“毛派头子”，而直接导火索则是“寻乌事件”。
邓小平还没来得及亲手掩埋因难产而不幸去世的爱妻张锡瑗和刚刚出世的女儿，便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瑞金县的县委书记。在瑞金工作几个月后，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合并后，又被调到会寻安中心县委。1932年11月，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会寻安苏区的东南西三面驻重兵，形成包围之势，觊觎中央苏区的南线地盘，并不断出兵骚扰进犯，乘原活动在会寻安一线的红军开往北线作战之际，以装备优良的正规军对会寻安三县南部地区大举进犯。邓小平认真分析战争局势，此时，我军只有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会寻安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既无作战主力，又无援军，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根本无法抵抗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邓小平决定避开敌人锋芒，转而开展游击战争，粤军第十八师占领了寻乌县城，寻乌失守。
二、“小组织领袖”
寻乌失守成为批斗邓小平的导火索。本来在作战中一些地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乃常有之事，不足为奇，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人拿此事件大做文章，认为邓小平在这次作战中犯了“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错误”，才导致寻乌失守，“使群众受致敌人的摧残”，并且在党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由此拉开批邓的序幕。他们声称“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1933年3月21日，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公开点名批评邓小平为“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但这个决议却是在邓小平没有参会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暗中保护下调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了。
1933年4月16日，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组织工作总结会议，有趣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刚宣布会议开始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成为了中央局成员罗迈，很快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演变为批斗邓小平。要对邓、毛、谢、古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污蔑他们为“反党的派别”，邓小平则是“小组织领袖”。罗迈还下令收缴了他们的枪，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押到瑞金隔离审查，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命令他写书面检讨。邓小平在检讨中尖锐地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避开敌人优势兵力，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才是上策，如果不讲求实际，一味地硬打攻坚，只能导致更多的损失。对此，他在桂湘粤三省作战时深有体会，1930年，中央指示邓小平率红七军攻打庆远、柳州、长安等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大城市，结果是红七军损失过半，缺弹少粮，士气低落，最后不得不奔赴赣南，与红一方面军回合。邓小平在审讯室里先后写了三份检讨书，但都被“左”倾领导人认为是为他自己歌功颂德。在邓小平被关押在审讯室期间，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同时也表现出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持真理的顽强毅力。由于他“死不悔改”，“毫无认错意识”，最后被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他被下放到安乐县南村当巡视员，但是不到10天，他又陷入了更加凄惨的境地，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七里乡接受“劳动改造”。
三、党内“正能量”的传递
邓小平在生平第一次“落马”经历中，也不乏正义力量的帮助：当他在审讯室被关押期间，侠肝义胆的陆定一妻子唐义贞大夫曾经冒险相救，在邓小平最饥饿的时候给他送去两只鸡，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在“路线斗争”激烈的年代，人们都害怕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牵连，对他们避而远之，更何况伸出援助之手，这时候就算是一点点的帮助对于邓小平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邓小平在落难时的另一次得到帮助的感人事迹是他在七里村“劳动改造”的时候，那时，他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还得忍饥挨饿。一天，邓小平遇到被派往七里村检查妇女工作的危秀英，邓小平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就认识她，危秀英又与和自己同在巴黎留学的好友蔡畅一起工作，邓小平知道危秀英是个热情善良靠得住的人，在她临回宁都时，对她说：“秀英，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很饿。”危秀英看到被晒黑的邓小平，内心一片苦楚，回到省委之后，立即把邓小平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蔡畅，蔡畅对老同学的遭遇也是深感同情。虽然在艰苦的革命情况下，她和丈夫李富春一个月每人仅有两分钱的伙食费，她还是毫不犹豫的从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拿给危秀英，叮嘱她说：“秀英，你去街上买二斤猪肉和鱼干，剩下的买些大蒜，然后让小平同志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到省委来吃顿便饭，我和富春同志作陪，在路上时，和小平同志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人发现。进来的时候从省委后门，免得人多眼杂，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反应上去告我和他划不清界限。”危秀英听后，知道蔡大姐的良苦用心，买好猪肉后，她立即跑回七里乡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邓小平连说走走走，他们从省委后门一前一后进了蔡畅夫妇的住地。蔡畅夫妇热情地招待了邓小平，小平这顿饭吃得很饱，临走时，蔡大姐还装满了两大罐猪肉炒大蒜让他带走，饿的时候吃。邓小平对蔡畅夫妇在危难时候的关照始终铭记在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四、王稼祥的鼎力相助
谈到邓小平的第一次起落，我们不禁问道：“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第一次低谷的呢？”让我们把时间轴后退到1933年的5月份，事情是这样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和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夫妇对邓小平的不平遭遇甚为着急，他们了解邓小平在法、苏留学期间的优异表现，对这样难得的人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于心不忍。但是他们能力有限，对他的遭遇也是无能为力，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想到了为人公道正派、令人信服的王稼祥同志。王稼祥是党内的资深领导人，由他出面，事情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于是，李富春趁到瑞金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抽时间去看望正在疗养的王稼祥，向他反映了邓小平的事。王稼祥在苏联留学时，就对这位“小钢炮”有所耳闻，回国后，知道他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在苏区的工作干得也是有声有色，对邓小平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个精明能干、具有指挥才能的好同志。王稼祥也意识到现在党中央正值用人之际，把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简直是浪费人才。听了李富春同志反映的情况后，他反复思考，怎样安排小平同志才算妥当呢？心中有了较量之后，他把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和组织部长罗荣桓请来，对他们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和罗荣桓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品、性格的，也佩服他的才干，便爽快地回答说：“很好，我们赞同。”
邓小平的就任之事可谓一波三折，王稼祥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了万无一失，他忍受着病痛亲自给中央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听到王稼祥的提议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感到诧异，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再说。”王稼祥立即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前四次‘反围剿’时的应用是成功的，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德、合乎实际的问题……”由于过度激动，触动腹部的伤口，钻心的疼痛使王稼祥直不起腰来，他再也不想说下去了，气冲冲地把电话机一甩，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以缓解愤怒的心情，还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王稼祥一直等待着中央的明确答复，但是大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反“围剿”的战事吃紧，总政工作又缺人，王稼祥思前想后，认为必须找到中央总负责人才能解决问题。他吃力地支撑起身体，斜靠着坐在床上，吩咐警卫员拨通了瑞金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电话，他刚接起电话就急切地说：“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是莫斯科留学的同窗好友，私交甚深，博古平时也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知道邓小平性格刚强，但是办事老练，是个人才，于是便答应与组织局长李维汉商量此事。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就这样，在王稼祥等人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走出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困境。
五、主编《红星》报
邓小平从宁都策马来到红都瑞金，与王稼祥、贺昌等人会面，随后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由于秘书长一职没有多少实际工作，邓小平申请办中央的机关报《红星》。从法国的《赤光》，到红都的《红星》，邓小平似乎与新闻报刊有缘，邓小平从1933年8月接任《红星》报主编，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此期间，邓小平既要采访、组织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负责校对。尽管编务繁忙，条件有限，但是邓小平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邓小平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邓小平在《红星》报先后开设了“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等17个栏目和副刊。《红星》报像是一面大镜子，红军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像是一架大无线电台，红都和地方的战斗消息，以及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通过它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还像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告诉同志们哪些工作做得对，应该怎样去做；它更像全体红军的俱乐部，讲故事、做游戏、变把戏给大家看。《红星》报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达17300多份，仅次于《红色中国》、《青年实话》，成为中央苏区三大报之一。
§§第三章 戎马倥偬练出的真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