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留法勤工俭学
一、留法预备学校
父亲为邓小平选择了出国求学的路，小平则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1919年暑假，邓绍昌从重庆托人带信回家，说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希望儿子报考留法预备学校，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拓宽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当时对于小平留法学习一事，邓小平的母亲极力反对，这位慈母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到异乡去，但小平却以绝食同母亲抗争，以此表明留法学习的决心，最后淡氏拗不过儿子的反抗，只能含泪为儿子收拾行装。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的倡导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以管理留法学生，在国内则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培养留法学生。重庆商会的会长汪云松先生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要功臣，1919年，他与温友松等人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任重庆分会的会长，之后又与温少鹤等人筹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学校的董事长兼校长。建国后，汪云松老先生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陈毅曾夸赞汪老为共和国培养了两个副总理，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留法预备学校主要招收四川省、湖南省和河南省的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中层，大部分是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学校开设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知识，以法文为主，学制为一年。入学后，邓小平认识到学习时间的短暂和任务的繁重，于是更加刻苦地学习。邓小平在同学之中可以算是年龄较小的，个子又矮，所以很惹人注意，成为学生中的抢眼人物。由于邓小平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也不比年长者差，而且自理能力很强，加上他随和的处事态度和活泼开朗的性格，很快便成为大家喜欢和爱护的小同学。第二年，邓小平成功取得了留法学习的资格。但是昂贵的学费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担负的，邓绍昌回家变卖了部分田产，并向淡家借了一些钱给小平作学费。1920年9月，邓小平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学生坐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并且充满各种危险。此后，邓小平再也没能回到养育他十六载的牌坊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别之后，他再也没能和父母见上一面。
二、艰辛的留学生涯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同伴们结束了长达39天的海上航行，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法国独特的异域风光、精美的欧式建筑以及整洁宽敞的马路，使怀揣着救国梦想的中国青年们热血沸腾。又经过了16个小时的行程，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站--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所在地。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经华法会介绍，这批近一百名青年被分成每二十人一组，分派到法国各省的中学就读，同时等待工作。邓小平和他的叔父邓绍圣被分到离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约，进入巴约中学读书。在这里，邓小平爱上了法式面包和葡萄酒。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回国途径巴黎时，买了一些法式面包带回北京，分给了病中的周恩来和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老战友们。在巴约中学学习五个月后，邓小平便辍学了，因为他带的钱已所剩无几，而且家中也无力寄给他足够的学费。虽然他尽量节俭，每天仅有18法郎的开支（当时随行的个别同伴每天的开支高达50法郎），他还是不得不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资助并找到一份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欧洲到处是一片萧条。法国也是危机的重灾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十之八九没有工作，处于一种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大量的留法学生挤到华侨协社中，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发的5法郎维持生活。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吃白水煮马铃薯，有时候马铃薯煮得半生不熟，难以消化，久而久之，很多学生闹胃病。至于住宿，他们只能睡地板、花园和草地。不到两年光景，留法学生中就有61人死亡，还有80多人在医院救治。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年仅十七岁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但他还得为活下去而努力。1921年4月，邓小平作为一名散工被招进克鲁梭铁厂，这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陈毅、赵世炎、李立三等人都在这里做过工。邓小平每天的工作就是推铁屑、拉钢条、运煤、运钢板，做的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同样在此工作过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这对邓小平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也开始由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年慢慢的变得沉默寡言，残酷的现实逼迫他重新思考来法的初衷以及以后的道路。
在克鲁梭工作一个月后，由于体力不支，邓小平离开了这个工厂，又回到华法教育会。他放下架子，在建筑地推砖、搬瓦、扛水泥，无论轻活重活，碰到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他先后在尚布尔郎工厂从事制造纸花工作、哈金森橡胶厂做粘鞋工，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邓小平后来曾经说：“每当我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高兴。”正是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激励着他前进。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赵世炎经常到邓小平做工的哈金森橡胶厂组织开会、演讲活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使邓小平接触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给邓小平产生极大的思想冲击，也使他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其中的真谛。这一年夏天，邓小平成为旅欧少共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们以《少年》为理论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传播共产主义学说。1924年《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负责它的制版和印刷，他经常白天出去做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晚上到《赤光》编辑部印刷稿件。这时，他认识了英姿勃勃、谈吐文雅的周恩来，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在编辑部里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成熟沉稳的做事的风格赢得了大家的肯定，他们亲切地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的一员。此时，邓小平已经在法国生活了4年，做工的艰辛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恩来等人的指点和帮助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精神饱满、谈吐直率、成熟沉稳的革命战士。他开始在《赤光》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此响应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
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运动，为声援国内爱国运动，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大会，傅钟、肖朴生等人做了激昂的演说，他们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万岁”的旗帜，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他们的活动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并对他们下令进行逮捕。为免遭法国当局的迫害，1926年1月，他们离开了巴黎，向着向往已久的列宁的故乡进发。
父亲为邓小平选择了出国求学的路，小平则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1919年暑假，邓绍昌从重庆托人带信回家，说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希望儿子报考留法预备学校，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拓宽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当时对于小平留法学习一事，邓小平的母亲极力反对，这位慈母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到异乡去，但小平却以绝食同母亲抗争，以此表明留法学习的决心，最后淡氏拗不过儿子的反抗，只能含泪为儿子收拾行装。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的倡导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以管理留法学生，在国内则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培养留法学生。重庆商会的会长汪云松先生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要功臣，1919年，他与温友松等人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任重庆分会的会长，之后又与温少鹤等人筹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学校的董事长兼校长。建国后，汪云松老先生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陈毅曾夸赞汪老为共和国培养了两个副总理，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留法预备学校主要招收四川省、湖南省和河南省的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中层，大部分是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学校开设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知识，以法文为主，学制为一年。入学后，邓小平认识到学习时间的短暂和任务的繁重，于是更加刻苦地学习。邓小平在同学之中可以算是年龄较小的，个子又矮，所以很惹人注意，成为学生中的抢眼人物。由于邓小平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也不比年长者差，而且自理能力很强，加上他随和的处事态度和活泼开朗的性格，很快便成为大家喜欢和爱护的小同学。第二年，邓小平成功取得了留法学习的资格。但是昂贵的学费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担负的，邓绍昌回家变卖了部分田产，并向淡家借了一些钱给小平作学费。1920年9月，邓小平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学生坐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并且充满各种危险。此后，邓小平再也没能回到养育他十六载的牌坊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别之后，他再也没能和父母见上一面。
二、艰辛的留学生涯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同伴们结束了长达39天的海上航行，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法国独特的异域风光、精美的欧式建筑以及整洁宽敞的马路，使怀揣着救国梦想的中国青年们热血沸腾。又经过了16个小时的行程，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站--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所在地。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经华法会介绍，这批近一百名青年被分成每二十人一组，分派到法国各省的中学就读，同时等待工作。邓小平和他的叔父邓绍圣被分到离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约，进入巴约中学读书。在这里，邓小平爱上了法式面包和葡萄酒。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回国途径巴黎时，买了一些法式面包带回北京，分给了病中的周恩来和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老战友们。在巴约中学学习五个月后，邓小平便辍学了，因为他带的钱已所剩无几，而且家中也无力寄给他足够的学费。虽然他尽量节俭，每天仅有18法郎的开支（当时随行的个别同伴每天的开支高达50法郎），他还是不得不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资助并找到一份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欧洲到处是一片萧条。法国也是危机的重灾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十之八九没有工作，处于一种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大量的留法学生挤到华侨协社中，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发的5法郎维持生活。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吃白水煮马铃薯，有时候马铃薯煮得半生不熟，难以消化，久而久之，很多学生闹胃病。至于住宿，他们只能睡地板、花园和草地。不到两年光景，留法学生中就有61人死亡，还有80多人在医院救治。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年仅十七岁的邓小平来说苦不堪言，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但他还得为活下去而努力。1921年4月，邓小平作为一名散工被招进克鲁梭铁厂，这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陈毅、赵世炎、李立三等人都在这里做过工。邓小平每天的工作就是推铁屑、拉钢条、运煤、运钢板，做的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同样在此工作过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这对邓小平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也开始由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年慢慢的变得沉默寡言，残酷的现实逼迫他重新思考来法的初衷以及以后的道路。
在克鲁梭工作一个月后，由于体力不支，邓小平离开了这个工厂，又回到华法教育会。他放下架子，在建筑地推砖、搬瓦、扛水泥，无论轻活重活，碰到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他先后在尚布尔郎工厂从事制造纸花工作、哈金森橡胶厂做粘鞋工，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邓小平后来曾经说：“每当我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高兴。”正是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激励着他前进。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赵世炎经常到邓小平做工的哈金森橡胶厂组织开会、演讲活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使邓小平接触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给邓小平产生极大的思想冲击，也使他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其中的真谛。这一年夏天，邓小平成为旅欧少共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们以《少年》为理论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传播共产主义学说。1924年《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负责它的制版和印刷，他经常白天出去做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晚上到《赤光》编辑部印刷稿件。这时，他认识了英姿勃勃、谈吐文雅的周恩来，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在编辑部里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成熟沉稳的做事的风格赢得了大家的肯定，他们亲切地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的一员。此时，邓小平已经在法国生活了4年，做工的艰辛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恩来等人的指点和帮助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精神饱满、谈吐直率、成熟沉稳的革命战士。他开始在《赤光》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此响应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
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运动，为声援国内爱国运动，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大会，傅钟、肖朴生等人做了激昂的演说，他们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万岁”的旗帜，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他们的活动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并对他们下令进行逮捕。为免遭法国当局的迫害，1926年1月，他们离开了巴黎，向着向往已久的列宁的故乡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