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推动国共合作
一、早期统战
李大钊的早期统战工作是从支持胡适的“好政府”实践开始的。
在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转向倡导建设“好政府”。“好政府”就是希望有机构能够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防止腐败等不法行为，并使这个政府可以充分地发展，容纳个人自由。“好政府”要实行宪政，“好政府”是“好”人，即优秀分子和恶势力斗争的政府。而在具体的民国初期的“好政府”实践中，胡适希望南北举行和会，解决国会、宪法和裁兵等问题，并能够形成监督和会的舆论。民国初期需要整顿官制，改革选举制，并通过公开会计、财政的办法来建立“好政府”。这个理想带有明显的书生意气和空想主义的色彩。胡适对李大钊非常信赖，他写好文章后便给李大钊打电话。李大钊做出了表示参与合作的决定。因为当时中共“一大”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力量还十分弱小，长辛店铁路工会刚刚成立，党内对于国内政治还没有具体的方针，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明确民主革命的纲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国家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好政府”的实现似乎成了一种政治选择，胡适、蔡元培等都在推动着“好政府”的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赞成并支持了这种主张。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同志则不赞成“好政府”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会让人产生改良的幻想，阻碍革命思想发展。而中共中央也表示了对这种观点的不赞同的。李大钊看到后，表示同意，认为时局发展也对“好政府”不容乐观，上海的主张是正确的。李大钊告诫青年人，不能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让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虽然如此，李大钊的统战工作并没有中止。
就在胡适等人讨论“好政府”主张的时候，李大钊正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在做军阀吴佩孚的思想工作。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取得了很多援助。而“联合吴佩孚”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建立初期为中国制定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一成立，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在中国，他们不仅访了陈独秀、李大钊，还访过戴季陶、黄介民等人物，在北方访了吴佩孚，在南方访了孙中山。吴佩孚是民国初期的一个著名军阀，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毕业。五四运动时，作为陆军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发表通电支持学生，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正是这种表现让共产国际一开始在中国工作时就考虑到了吴佩孚，维金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时就有这样的打算，希望通过联合他发动民主运动。李大钊能够联络吴佩孚，则主要得力于他的好友白坚武在中间起的媒介作用。1922年5月11日，白坚武向吴佩孚建议聘请李大钊担任政府顾问，以解决统一的问题。6月初，李大钊去保定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回来后和胡适交换了对吴佩孚的观感。李大钊对吴佩孚印象不错，不过他认为吴佩孚的政治手腕差一点，但徐世昌的巧未必胜得过吴佩孚的拙。当时的李大钊信任好友白坚武，对吴佩孚多少寄予一些希望。李大钊从吴佩孚那里争取到了保护劳工的政策，并利用这层关系派共产党人打入铁路部门，秘密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也对利用吴佩孚推行“好政府”抱有希望。他们和吴佩孚的高级军师孙丹林举行了会谈，主要目的是劝吴佩孚放弃武力统一的想法，主张联省自治和推行裁兵措施。白坚武还让李大钊和胡适协助起草地方自治的方案。“好政府”的想法也得到了吴佩孚的支持。1922年9月19日，吴佩孚推荐的王宠惠被黎元洪总统任命为国务总理，所谓的“好人内阁”成立了。随后，李大钊发文表达了对吴佩孚能够切实实行裁兵的信心。
李大钊当时统战工作的核心任务是争取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吴佩孚的条件是孙中山必须跟张作霖断绝往来。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二人联合，愿意提供给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二人组建联合政府。但孙中山拒绝和张作霖决裂，吴佩孚说张作霖是他的死敌，想合作就必须分道扬镳。而孙中山却认为自己可以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是不能决裂。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再次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李大钊对这个结果十分失望。
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也有保洛之争，这样“好政府”便无法存在了，王宠惠内阁也被挤垮了。而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李大钊看清了吴佩孚的真面目。吴佩孚当初说“保护劳工”，是因为他想利用工人运动，打击政府内的交通系政敌，但在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后，他又害怕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触及了他的根本利益，他便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禁止工人成立总工会，对罢工的工人举起屠刀，大开杀戒。二七大惨案中，有52名工人牺牲，三百多人受伤。1923年2月初，李大钊受湖北教职员联合会邀请，来到武汉讲学，期间曾去见过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得知惨案发生，李大钊悲愤交加，他的神色哀痛至极，面色苍白，胡子也比以前更黑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他对吴佩孚的统战就这样失败了。
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吴佩孚的统战失败了，但国共合作则开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指导下进行着。1920年7月、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分割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而这种压迫和被压迫就体现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俄国。这意味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和保卫苏联应当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在落后的国家里，这种革命主要体现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在这些国家里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妥协的一面，但是他们的革命是具备民族革命性质的，所以共产党人应当予以支持。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这种思想得到了贯彻。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并且表达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张国焘回国后不久，中共就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随后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直没有停止争取民主的斗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从反对袁世凯专制到维护宪法的权威、反对军阀专制，他始终是坚定的民主战士。俄国十月革命给了孙中山鼓舞，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国内首先报导了十月革命，他给苏俄和列宁发电，表示对他们抱着极大的敬意，并表达了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奋斗的想法。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以此为基础发起了两次护法运动，但都失败了。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所辖军队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最后辗转到了上海。这次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不团结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党员将入党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因此他决心要改造国民党。共产国际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国共两党的合作逐步地酝酿成功了。在两党合作的方式上孙中山坚决反对党外合作的方式，主张党内合作，但许多共产党员都反对这种方式。如何解决这个合作的难题，李大钊下了很大功夫，作了很大的贡献。他通过朋友和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建立联系，像孙洪伊、张继、王法勤等，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
1922年8月末，中共专门为解决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召开了一次杭州西湖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召开此次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李大钊、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7人参加了会议。马林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拿到中国来，希望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合作以后国民党可以革命化，通过国民党的影响去做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大多反对马林的主张，张国焘和蔡和森的态度尤其激烈，要共产国际重新考虑这个方案。陈独秀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能引起很多复杂的问题，对革命团结是有害的。四位中央委员有三位表示反对，场面十分尴尬，李大钊就在这个时候发言了。
他首先对张国焘和陈独秀的反对意见表示了理解，并主张调和。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也依然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会受到约束。建立联合战线比较易行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可以实现两党合作，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和共产国际产生争执。
这次会议通过了陈独秀的提议，就是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如果孙中山取消打手模这项入党手续，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便可以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的表态反映出他是一个灵活务实的人。孙中山称赞李大钊是一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又脚踏实地的革命同志。他关心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也以民族救亡为己任，他关心劳苦大众，也关心民族解放和独立。正是将这两者合而为一，他才能适时地对革命的策略做出调整。
杭州会议以后，李大钊回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接触，讨论了振兴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和李大钊相谈甚欢，甚至忘了吃饭，他们探讨了国际革命、世界思潮、民国以来的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的问题、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等。孙中山亲自主持，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其他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也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中共上层加入国民党问题解决了，两党合作的步伐加快了。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组会议，陈独秀等9人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成员。1923年6月12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由于获得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他被指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后来李大钊成为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入选国民党临时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也有人不同意和表达不满，孙中山批评了他们。但在讨论国民党总章的时候，许多人就其中一条即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明里暗里地批评共产党员的跨党问题。李大钊对此进行了成功的说服工作。李大钊是一个非常讲究策略的同志，处事比较灵活。在两党的讨论会上，他先是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内欢迎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工作表示了敬服，其次对少数同志的疑虑--觉得国民党内因此可能会有潜在的危机，李大钊合理地解释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他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必须要依靠全国国民的力量，要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非要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国民党是国内唯一一个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是唯一一个能够担负起民族解放、民权恢复、民生发展的政党，所以中共认同国民党，才要毅然加入国民党。并且，之所以采取党内合作而不是党外建立联合战线的方式，是为了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下，在保持国民党整齐纪律之下加强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可以声明，两党合作后，共产党是要对国民革命有贡献的，绝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占便宜。国民革命的事业，也就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合作后并不是强迫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所以不存在共产党改变国民党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国民党和世界组织的联络人，我们不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是鬼祟的阴谋，是光明正大的两党合作。合作后，共产党员会严格遵守国民党的党纲、纪律和章程。希望各位革命先辈能够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的发言坦诚、直率又很诚恳，有智慧有技巧，巧妙合理地解释了两党合作的方式。大会上，很多人被李大钊的观点打动了，国民党内的反对跨党的提案也被否决了。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会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起草了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帝的内容，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还增加了反军阀的内容。民权主义突出民权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大会选举了共产党员占1/4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大会宣言的审查委员、国民党章程的审查委员、宣传问题审查委员等多项职务。会后，李大钊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北京地区执行部党务工作。
李大钊的早期统战工作是从支持胡适的“好政府”实践开始的。
在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转向倡导建设“好政府”。“好政府”就是希望有机构能够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防止腐败等不法行为，并使这个政府可以充分地发展，容纳个人自由。“好政府”要实行宪政，“好政府”是“好”人，即优秀分子和恶势力斗争的政府。而在具体的民国初期的“好政府”实践中，胡适希望南北举行和会，解决国会、宪法和裁兵等问题，并能够形成监督和会的舆论。民国初期需要整顿官制，改革选举制，并通过公开会计、财政的办法来建立“好政府”。这个理想带有明显的书生意气和空想主义的色彩。胡适对李大钊非常信赖，他写好文章后便给李大钊打电话。李大钊做出了表示参与合作的决定。因为当时中共“一大”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力量还十分弱小，长辛店铁路工会刚刚成立，党内对于国内政治还没有具体的方针，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明确民主革命的纲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国家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好政府”的实现似乎成了一种政治选择，胡适、蔡元培等都在推动着“好政府”的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赞成并支持了这种主张。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同志则不赞成“好政府”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会让人产生改良的幻想，阻碍革命思想发展。而中共中央也表示了对这种观点的不赞同的。李大钊看到后，表示同意，认为时局发展也对“好政府”不容乐观，上海的主张是正确的。李大钊告诫青年人，不能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让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虽然如此，李大钊的统战工作并没有中止。
就在胡适等人讨论“好政府”主张的时候，李大钊正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在做军阀吴佩孚的思想工作。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取得了很多援助。而“联合吴佩孚”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建立初期为中国制定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一成立，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在中国，他们不仅访了陈独秀、李大钊，还访过戴季陶、黄介民等人物，在北方访了吴佩孚，在南方访了孙中山。吴佩孚是民国初期的一个著名军阀，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毕业。五四运动时，作为陆军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发表通电支持学生，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正是这种表现让共产国际一开始在中国工作时就考虑到了吴佩孚，维金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时就有这样的打算，希望通过联合他发动民主运动。李大钊能够联络吴佩孚，则主要得力于他的好友白坚武在中间起的媒介作用。1922年5月11日，白坚武向吴佩孚建议聘请李大钊担任政府顾问，以解决统一的问题。6月初，李大钊去保定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回来后和胡适交换了对吴佩孚的观感。李大钊对吴佩孚印象不错，不过他认为吴佩孚的政治手腕差一点，但徐世昌的巧未必胜得过吴佩孚的拙。当时的李大钊信任好友白坚武，对吴佩孚多少寄予一些希望。李大钊从吴佩孚那里争取到了保护劳工的政策，并利用这层关系派共产党人打入铁路部门，秘密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也对利用吴佩孚推行“好政府”抱有希望。他们和吴佩孚的高级军师孙丹林举行了会谈，主要目的是劝吴佩孚放弃武力统一的想法，主张联省自治和推行裁兵措施。白坚武还让李大钊和胡适协助起草地方自治的方案。“好政府”的想法也得到了吴佩孚的支持。1922年9月19日，吴佩孚推荐的王宠惠被黎元洪总统任命为国务总理，所谓的“好人内阁”成立了。随后，李大钊发文表达了对吴佩孚能够切实实行裁兵的信心。
李大钊当时统战工作的核心任务是争取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吴佩孚的条件是孙中山必须跟张作霖断绝往来。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二人联合，愿意提供给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二人组建联合政府。但孙中山拒绝和张作霖决裂，吴佩孚说张作霖是他的死敌，想合作就必须分道扬镳。而孙中山却认为自己可以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是不能决裂。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再次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李大钊对这个结果十分失望。
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也有保洛之争，这样“好政府”便无法存在了，王宠惠内阁也被挤垮了。而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李大钊看清了吴佩孚的真面目。吴佩孚当初说“保护劳工”，是因为他想利用工人运动，打击政府内的交通系政敌，但在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后，他又害怕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触及了他的根本利益，他便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禁止工人成立总工会，对罢工的工人举起屠刀，大开杀戒。二七大惨案中，有52名工人牺牲，三百多人受伤。1923年2月初，李大钊受湖北教职员联合会邀请，来到武汉讲学，期间曾去见过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得知惨案发生，李大钊悲愤交加，他的神色哀痛至极，面色苍白，胡子也比以前更黑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他对吴佩孚的统战就这样失败了。
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吴佩孚的统战失败了，但国共合作则开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指导下进行着。1920年7月、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分割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而这种压迫和被压迫就体现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俄国。这意味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和保卫苏联应当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在落后的国家里，这种革命主要体现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在这些国家里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妥协的一面，但是他们的革命是具备民族革命性质的，所以共产党人应当予以支持。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这种思想得到了贯彻。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并且表达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张国焘回国后不久，中共就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随后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直没有停止争取民主的斗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从反对袁世凯专制到维护宪法的权威、反对军阀专制，他始终是坚定的民主战士。俄国十月革命给了孙中山鼓舞，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国内首先报导了十月革命，他给苏俄和列宁发电，表示对他们抱着极大的敬意，并表达了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奋斗的想法。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以此为基础发起了两次护法运动，但都失败了。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所辖军队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最后辗转到了上海。这次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不团结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党员将入党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因此他决心要改造国民党。共产国际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国共两党的合作逐步地酝酿成功了。在两党合作的方式上孙中山坚决反对党外合作的方式，主张党内合作，但许多共产党员都反对这种方式。如何解决这个合作的难题，李大钊下了很大功夫，作了很大的贡献。他通过朋友和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建立联系，像孙洪伊、张继、王法勤等，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
1922年8月末，中共专门为解决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召开了一次杭州西湖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召开此次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李大钊、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7人参加了会议。马林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拿到中国来，希望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合作以后国民党可以革命化，通过国民党的影响去做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大多反对马林的主张，张国焘和蔡和森的态度尤其激烈，要共产国际重新考虑这个方案。陈独秀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能引起很多复杂的问题，对革命团结是有害的。四位中央委员有三位表示反对，场面十分尴尬，李大钊就在这个时候发言了。
他首先对张国焘和陈独秀的反对意见表示了理解，并主张调和。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也依然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会受到约束。建立联合战线比较易行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可以实现两党合作，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和共产国际产生争执。
这次会议通过了陈独秀的提议，就是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如果孙中山取消打手模这项入党手续，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便可以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的表态反映出他是一个灵活务实的人。孙中山称赞李大钊是一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又脚踏实地的革命同志。他关心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也以民族救亡为己任，他关心劳苦大众，也关心民族解放和独立。正是将这两者合而为一，他才能适时地对革命的策略做出调整。
杭州会议以后，李大钊回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接触，讨论了振兴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和李大钊相谈甚欢，甚至忘了吃饭，他们探讨了国际革命、世界思潮、民国以来的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的问题、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等。孙中山亲自主持，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其他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也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中共上层加入国民党问题解决了，两党合作的步伐加快了。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组会议，陈独秀等9人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成员。1923年6月12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由于获得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他被指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后来李大钊成为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入选国民党临时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也有人不同意和表达不满，孙中山批评了他们。但在讨论国民党总章的时候，许多人就其中一条即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明里暗里地批评共产党员的跨党问题。李大钊对此进行了成功的说服工作。李大钊是一个非常讲究策略的同志，处事比较灵活。在两党的讨论会上，他先是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内欢迎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工作表示了敬服，其次对少数同志的疑虑--觉得国民党内因此可能会有潜在的危机，李大钊合理地解释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他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必须要依靠全国国民的力量，要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非要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国民党是国内唯一一个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是唯一一个能够担负起民族解放、民权恢复、民生发展的政党，所以中共认同国民党，才要毅然加入国民党。并且，之所以采取党内合作而不是党外建立联合战线的方式，是为了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下，在保持国民党整齐纪律之下加强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可以声明，两党合作后，共产党是要对国民革命有贡献的，绝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占便宜。国民革命的事业，也就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合作后并不是强迫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所以不存在共产党改变国民党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国民党和世界组织的联络人，我们不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是鬼祟的阴谋，是光明正大的两党合作。合作后，共产党员会严格遵守国民党的党纲、纪律和章程。希望各位革命先辈能够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的发言坦诚、直率又很诚恳，有智慧有技巧，巧妙合理地解释了两党合作的方式。大会上，很多人被李大钊的观点打动了，国民党内的反对跨党的提案也被否决了。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会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起草了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帝的内容，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还增加了反军阀的内容。民权主义突出民权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大会选举了共产党员占1/4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大会宣言的审查委员、国民党章程的审查委员、宣传问题审查委员等多项职务。会后，李大钊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北京地区执行部党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