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指导青年
一、指导青年社团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文化的巨匠们把文化启蒙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希望都投入到青年人身上。一批以青年为核心的社团组织成立了，其中著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李大钊对这些社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918年5月，日本政府为了攫取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诱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千多名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反对该协定的游行示威，同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后罢学，回国后的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联络，发起请愿活动。随后，北京学生爱国会与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联络，组成了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杂志社便是该会的宣传和活动机构。北大的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都是该社非常有名的成员，这个社团的目标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国民杂志》是他们的出版刊物，内容涉及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1918年11月，新潮社成立了，这是一个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文化团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判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上各种问题为宗旨。这和《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很相似。傅斯年、罗家伦、谭平山等都是新潮社的著名成员。由于新潮社发起者是陈独秀，胡适也与其关系密切，所以该社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李大钊担任了该社的顾问，协助他们负责杂志的印刷、广告、发行和会计等事务，李大钊还把红楼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
二、用平民思想影响青年
李大钊的思想对新潮社成员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罗家伦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罗家伦后来翻译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以及一战后世界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文章，还参加了“五四”运动，这些都与李大钊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谭平山正是在李大钊所宣传的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从研究哲学理论转向关注政治思想的，他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都反映出了这种影响。
受李大钊影响比较深的另两位是黄日葵和张国焘。黄日葵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一开始在北大旁听，国民杂志社成立后，他就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张国焘在中共刚建立时是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讲述和李大钊的交往：“我景仰李大钊先生，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相处却似朋友”，“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这段回忆反映出了李大钊对当时青年的关怀、指导和照顾。张国焘说他和李大钊意气相投，五四运动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让他们一直并肩作战。一战结束后，李大钊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能给中国会带来好运，希望威尔逊总统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中国可以否极泰来。但在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却失败了，理想幻灭了，因此才爆发了五四运动。俄国革命成功后，反共的宣传虽然到处都是，但俄国号召和平的主张还是成为了黑暗中的钟声，所以张国焘会和李大钊在一起共同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也就是说，李大钊在张国焘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来自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提倡互助实践的，也有提倡半工半读的，青年们用这些思潮做指导进行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改造实践，这些实践活动得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支持，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王光祈是四川人，比李大钊小3岁，他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曾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他联络同乡，以少年意大利党和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了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曾多次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也加入了该会，他准备放弃以往一直抱着的对于党派、上层人物的期望，改为要为了中国创造新生命，开辟新纪元，他和这些青年一起投入到社会改造的实践中。筹备了一年之后，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担任编辑部主任和编译部编译员，他一直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成员。一些进步学生如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刘仁静等都先后加入了该会，其中很多是李大钊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著名早期人物如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也是由李大钊介绍入会的。
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便有了接触。1918年10月，毛泽东同二十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经过杨昌济老师介绍，在蔡元培的同意下，毛泽东被安排到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自那时起，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组织学生研讨各种思潮，毛泽东也积极参加，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长沙组织过新民学会。虽然毛泽东在北京结识了一大批文化届名人和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陈独秀、胡适、邵飘萍、陈公博等，但毛泽东接触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则却是在李大钊那里。所以在北京与李大钊的这些接触对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李大钊热情地讴歌俄国革命，对俄国式道路充满信心，他宣传社会民主主义必将是世界潮流趋势。这些观点对毛泽东影响较大，他对毛泽东主张全世界民众大联合、平民主义和对抗强权，以致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毛泽东在后来同美国进步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在李大钊身边当助理员的时候，他迅速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关怀、鼓励青年
李大钊非常关怀、照顾青年人的学习和生活。罗章龙回忆他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时说，当时北大规定新生必须有本校教师两人签字盖章具保才能入学。初到北京的罗章龙人生地疏，想起在杂志上见过李大钊的名字，就去红楼拜访李大钊。当时李大钊很忙，但得知他的来意后，还是立刻就给他签字具保了。还说，“如果有像你这样想来北京学习的同学，也可以来找我”。罗章龙对李大钊的谦和与慷慨助人的品格非常敬佩，学生们也乐意与他接触。有一个学生叫曹靖华，他在北大俄文系当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能再听课了。李大钊知道后，立即给会计科写了信，让他们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钱为曹靖华交学费。李大钊经常这样做，蔡元培看到后，觉得他一心只想着天下的寒士，不顾自己，就偷偷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李大钊家庭的日用扣下来，免得李大钊家里无以为计。在李大钊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都把他奉为导师，在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道德熏陶下，迅速成长，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栋梁。
李大钊鼓励青年人为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奋斗，他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大声呼唤：“青年人快快起来，去作人的活动。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李大钊对青年人的愿望带着舍身救世的色彩。他说：“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只在光明的方面活动。寂寞的黑暗是产生黎明的源头，寂寞并不是一种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要认识真趣味、真光明。苦与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乐与苦是相伴的，人参加劳动是求乐的好办法，而一切的苦难都可以通过劳动解脱。但劳动又有痛苦的一面，所以很多人好逸恶劳。”李大钊告诫青年人：“要了解是什么人在受苦，苦在何处？用什么办法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青年们不能独自享受光明，要承担起解救黑暗中同胞的责任。为此，青年要走进社会，走入民间，了解他们的疾苦，解救他们的苦难，舍己为人，舍身救世。”李大钊对青年人的期望正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一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求索奋斗，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文化的巨匠们把文化启蒙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希望都投入到青年人身上。一批以青年为核心的社团组织成立了，其中著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李大钊对这些社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918年5月，日本政府为了攫取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诱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千多名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反对该协定的游行示威，同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后罢学，回国后的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联络，发起请愿活动。随后，北京学生爱国会与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联络，组成了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杂志社便是该会的宣传和活动机构。北大的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都是该社非常有名的成员，这个社团的目标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国民杂志》是他们的出版刊物，内容涉及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1918年11月，新潮社成立了，这是一个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文化团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判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上各种问题为宗旨。这和《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很相似。傅斯年、罗家伦、谭平山等都是新潮社的著名成员。由于新潮社发起者是陈独秀，胡适也与其关系密切，所以该社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李大钊担任了该社的顾问，协助他们负责杂志的印刷、广告、发行和会计等事务，李大钊还把红楼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
二、用平民思想影响青年
李大钊的思想对新潮社成员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罗家伦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罗家伦后来翻译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以及一战后世界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文章，还参加了“五四”运动，这些都与李大钊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谭平山正是在李大钊所宣传的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从研究哲学理论转向关注政治思想的，他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都反映出了这种影响。
受李大钊影响比较深的另两位是黄日葵和张国焘。黄日葵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一开始在北大旁听，国民杂志社成立后，他就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张国焘在中共刚建立时是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讲述和李大钊的交往：“我景仰李大钊先生，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相处却似朋友”，“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这段回忆反映出了李大钊对当时青年的关怀、指导和照顾。张国焘说他和李大钊意气相投，五四运动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让他们一直并肩作战。一战结束后，李大钊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能给中国会带来好运，希望威尔逊总统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中国可以否极泰来。但在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却失败了，理想幻灭了，因此才爆发了五四运动。俄国革命成功后，反共的宣传虽然到处都是，但俄国号召和平的主张还是成为了黑暗中的钟声，所以张国焘会和李大钊在一起共同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也就是说，李大钊在张国焘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来自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提倡互助实践的，也有提倡半工半读的，青年们用这些思潮做指导进行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改造实践，这些实践活动得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支持，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王光祈是四川人，比李大钊小3岁，他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曾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他联络同乡，以少年意大利党和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了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曾多次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也加入了该会，他准备放弃以往一直抱着的对于党派、上层人物的期望，改为要为了中国创造新生命，开辟新纪元，他和这些青年一起投入到社会改造的实践中。筹备了一年之后，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担任编辑部主任和编译部编译员，他一直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成员。一些进步学生如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刘仁静等都先后加入了该会，其中很多是李大钊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著名早期人物如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也是由李大钊介绍入会的。
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便有了接触。1918年10月，毛泽东同二十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经过杨昌济老师介绍，在蔡元培的同意下，毛泽东被安排到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自那时起，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组织学生研讨各种思潮，毛泽东也积极参加，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长沙组织过新民学会。虽然毛泽东在北京结识了一大批文化届名人和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陈独秀、胡适、邵飘萍、陈公博等，但毛泽东接触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则却是在李大钊那里。所以在北京与李大钊的这些接触对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李大钊热情地讴歌俄国革命，对俄国式道路充满信心，他宣传社会民主主义必将是世界潮流趋势。这些观点对毛泽东影响较大，他对毛泽东主张全世界民众大联合、平民主义和对抗强权，以致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毛泽东在后来同美国进步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在李大钊身边当助理员的时候，他迅速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关怀、鼓励青年
李大钊非常关怀、照顾青年人的学习和生活。罗章龙回忆他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时说，当时北大规定新生必须有本校教师两人签字盖章具保才能入学。初到北京的罗章龙人生地疏，想起在杂志上见过李大钊的名字，就去红楼拜访李大钊。当时李大钊很忙，但得知他的来意后，还是立刻就给他签字具保了。还说，“如果有像你这样想来北京学习的同学，也可以来找我”。罗章龙对李大钊的谦和与慷慨助人的品格非常敬佩，学生们也乐意与他接触。有一个学生叫曹靖华，他在北大俄文系当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能再听课了。李大钊知道后，立即给会计科写了信，让他们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钱为曹靖华交学费。李大钊经常这样做，蔡元培看到后，觉得他一心只想着天下的寒士，不顾自己，就偷偷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李大钊家庭的日用扣下来，免得李大钊家里无以为计。在李大钊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都把他奉为导师，在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道德熏陶下，迅速成长，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栋梁。
李大钊鼓励青年人为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奋斗，他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大声呼唤：“青年人快快起来，去作人的活动。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李大钊对青年人的愿望带着舍身救世的色彩。他说：“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只在光明的方面活动。寂寞的黑暗是产生黎明的源头，寂寞并不是一种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要认识真趣味、真光明。苦与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乐与苦是相伴的，人参加劳动是求乐的好办法，而一切的苦难都可以通过劳动解脱。但劳动又有痛苦的一面，所以很多人好逸恶劳。”李大钊告诫青年人：“要了解是什么人在受苦，苦在何处？用什么办法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青年们不能独自享受光明，要承担起解救黑暗中同胞的责任。为此，青年要走进社会，走入民间，了解他们的疾苦，解救他们的苦难，舍己为人，舍身救世。”李大钊对青年人的期望正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一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求索奋斗，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