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倾心俄国革命
一、为俄国革命欢呼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8个月后，李大钊便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地为这场革命欢呼。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成立了以工农兵为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紧接着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举动使俄国遭到了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武装干涉，俄国的国内反对派也趁机发动叛乱，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处在危机当中。就在一些人对俄国的前景产生担忧和怀疑的时候，李大钊则充满信心，他认为新文明的创造、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因为新生命刚诞生的时候，是对旧制度的一种完全颠覆，人们会将其视为一种祸患、洪水猛兽，所以一开始总是非常艰难的。在经历了最大的牺牲和痛苦之后，新生命才算是成功了。当年人们对法国革命也抱着悲观的想法，后来法国革命成功了，担忧就变得多余，所以今天的人们也不必为俄国革命而悲观。他通过对法俄革命的比较，得出了两种革命的不同，也为俄国革命发声。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是18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法国革命的精髓是爱国主义，而俄国革命是人道主义，俄国革命处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萌发的时代，所以俄国革命是世界和平的曙光。
其实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仅仅控制了俄国国土的四分之一，国内叛乱直到1919年才彻底结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欢呼并不是对俄国新政权的一种简单的乐观判断，他对俄国的信心在于他认为俄罗斯的新文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富于发展的余力，这个文明就可以承担起在欧亚文明间的调和功能。中国文明要崛起应该吸取俄罗斯新文明的有价值之处。他认为，世界文明在发展到一次顶点之后，便会衰落而不能再发达了，世界文明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两次世界文明顶峰的先例，但是他特别希望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希望通过俄罗斯新文明的引进学习达到这一点。李大钊的这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李大钊认为中国文明的再生和世界文明的更新是一回事。中国应该抛弃静止的因循守旧的文明，将西方动的文明予以接纳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文明，这也同时就是世界文明的更新。而西方文明的更新是引进东方文明中有价值的部分，形成一种崭新的文明。这种崭新的世界文明主要特征是自由与人道，过去的侵略、奴役、压迫都要放弃。在李大钊看来，俄国正要创造这种文明，这也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殖民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俄国革命为人道主义、人类和平和世界平等的时代开道。
二、庆祝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被打败告终。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提出对德、奥宣战，实际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没有出一兵一卒，但也是一战的战胜国之一，所以举国在此时开始欢呼一战的胜利，段祺瑞还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来庆祝。这场战争结束后，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重申了在参战时提出的十四条宣言，要求战后废除秘密外交，维护各国领土完整，各国人民权利平等，议和的国际准则应该是公道和正义。这个宣言得到了来自北大在内的全国知识分子学生的欢呼支持。公理战胜了强权，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的一战结果。蔡元培在一战胜利后发表了一篇“劳工神圣”的主题演讲。他说，“中国有15万劳工在法国为一战工作，所以一战胜利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但蔡元培并没有说劳工主义的胜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
李大钊眼中的一战却全然不同，他在中央公园演讲时高呼一战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他提出的庶民，是指大多数普通人。李大钊将一战分为政治和社会两种结果：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互助、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因此民主主义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了，劳工主义获胜，资本家是少数，劳工是多数，因此劳工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对一战原因和结果的分析鞭辟入里。他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容纳不下它的生产力，资本家想借着世界大战打破国家的界限，以自己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合而为一形成一个经济组织，从而为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谋利益，所以在战争进行时，俄国的劳工就看出了资本家的野心，进行了社会革命，并获得胜了胜利。劳工主义既然胜利了，今后的世界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是成了工人，而庶民就是工人，他们是人类中的大多数，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相符合，所以劳工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也许他觉得这个演讲没有充分地阐发他的观点，他随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具体地解释了他对俄国革命的理解。他先阐述了俄国革命的内涵：在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俄国的政党就是社会党，这个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革命的目的是要打破国家的界限，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制度打破。这是一场阶级战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战争，也是庶民和资本家之间的战争，全世界庶民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俄国的社会党主张男女平等，都应该出去工作，这个国家组织中没有西方的议会，也没有英国的议会，没有所谓的大总统、总理、内阁、立法部。但是却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一切国家事宜交给他们来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做工的工人来处理。俄国革命是联合全世界的庶民，先造一个自由的地域，然后作为世界邦联的基础。这场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这也将来会是世界革命的新的信条。“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大钊的文章里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也是李大钊第一次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战争的起因。这个时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此时的欧洲有许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从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变成支持本国的政府，投入到战争决策中去了。因此，李大钊的观点多取自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文章中论述的有关资本家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观点。但李大钊能够在原有的自己思想基础上不断地接受新的思想理论，丰富自己。李大钊在欢呼布尔什维克，欢呼赤旗的同时，也在欢呼人道主义，欢呼民主主义，欢呼自由。德国的社会党在议会中公开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专制；俄国革命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理想，尤其是俄国的政府对民众的接近，建立的是人民的政权。这些革命历史是李大钊了解到的主要内容，也是与李大钊思想接近的地方。民主思想丰富的内涵是李大钊思想转变的特色，李大钊这个时候接受的民主是强调民众普遍权利的民主，世界民主的潮流是世界各国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工人罢工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是一般平民的民主，是俄国式或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李大钊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认为人类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这种思潮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和马克思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权威，要建立一个完全没有国家、没有强权、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是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最终目标。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1907年在留日和留法的中国学生中间开始流行。民国后，中国社会党中的一部分人坚持这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宣传人道、博爱、知识和道德，以教育为革命，用普遍的教育和平等、博爱思想来实现无政府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核心人物是李石，他回国后，发起了进德会，蔡元培也抱持无政府主义观点并进行过宣传，他在北大多次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人道主义，他们还一起组织过华人的勤工俭学会。
李大钊到北大后，认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进德会，无政府主义者是宣传劳工革命的主力。1918年，梁冰弦和刘石心创办了《劳动》杂志，连续报导俄国十月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的革命，社会的改革，是无政府共产，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还广泛地介绍了俄国及欧美劳工斗争的历史。
虽然李大钊曾经加入过中国社会党，但对于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暗杀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方式，李大钊还是反对的。李大钊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出悲叹，甚至对人生产生了消极的想法，但是他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再造方式也并不认同。虽然李大钊参加了北大的进德会，但李大钊曾在北洋法政学堂系统地学习过西方民主制度，又到日本研读政治理论，他对西方的民主理想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这种信念不曾动摇，但经常受到打击，中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时时考验着他的民主理想。为此，李大钊不得不苦苦寻找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动力。就在寻找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俄国革命的一些内容，因此他也不再完全拒绝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新的民主主义要求在社会上实现全面的自由平等，要中央和地方平等，各个殖民地独立，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一律平等，农民和地主平等，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也就是劳苦工农大众的解放，革命使贵族变成平民，资本家变成平民，男女也要平等，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分配上达到平均。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取消过去的政治组织，建立劳工联合会议，这些主张和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在世界各地倡导互助团结、妇女解放、世界和平、人道，以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底层民众的教育水平等主张，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非常相似。正是思想上的这种贯通性，使得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相通的。以前李大钊的文章对国内政治、民主制度探讨较多，此时他写的一系列文章更多的则是关注底层民众，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和农村问题，这种转向为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使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在三个方面抛弃了旧理念而接受了新理念。
一是李大钊抛弃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信仰，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李大钊原来的政治理想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主义，为此他做了极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热情，只是这种迷恋并没有发展到盲从的地步，他不断地在中国进行着民主的实践。李大钊的转变是一战爆发后，当时西方的社会现实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让他不再醉心于西方制度，期望通过这条道路来达到解救中国的目的。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洋文明是掠夺的文明，西洋的主义是掠夺的主义。这些文明已经是空的躯壳，已经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过客了。”这就表明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理想的抛弃。李大钊相信，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第三种文明的代表，这也是新时代精神的代表，中国未来要进行的是俄罗斯式的革命，那才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新方向。
二是李大钊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期待，开始重视平民阶层。李大钊曾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应该让有恒产者进而造成新的势力中心，以作为国本之所托”。但在俄国革命中，下层群众的威力显示了出来，他对资产阶级幻想的抛弃就是对平民力量的承认和期待。
三是李大钊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抛弃，从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曾经对民国初期的政府，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幻想，但此时的李大钊则认为应该更加深入地促成革命。所谓根本解决是对原来逐渐改良思想的一种对立，而且他所说的根本解决就是指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比如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这种思想标志着李大钊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初步形成了。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8个月后，李大钊便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地为这场革命欢呼。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成立了以工农兵为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紧接着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举动使俄国遭到了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武装干涉，俄国的国内反对派也趁机发动叛乱，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处在危机当中。就在一些人对俄国的前景产生担忧和怀疑的时候，李大钊则充满信心，他认为新文明的创造、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因为新生命刚诞生的时候，是对旧制度的一种完全颠覆，人们会将其视为一种祸患、洪水猛兽，所以一开始总是非常艰难的。在经历了最大的牺牲和痛苦之后，新生命才算是成功了。当年人们对法国革命也抱着悲观的想法，后来法国革命成功了，担忧就变得多余，所以今天的人们也不必为俄国革命而悲观。他通过对法俄革命的比较，得出了两种革命的不同，也为俄国革命发声。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是18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法国革命的精髓是爱国主义，而俄国革命是人道主义，俄国革命处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萌发的时代，所以俄国革命是世界和平的曙光。
其实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仅仅控制了俄国国土的四分之一，国内叛乱直到1919年才彻底结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欢呼并不是对俄国新政权的一种简单的乐观判断，他对俄国的信心在于他认为俄罗斯的新文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富于发展的余力，这个文明就可以承担起在欧亚文明间的调和功能。中国文明要崛起应该吸取俄罗斯新文明的有价值之处。他认为，世界文明在发展到一次顶点之后，便会衰落而不能再发达了，世界文明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两次世界文明顶峰的先例，但是他特别希望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希望通过俄罗斯新文明的引进学习达到这一点。李大钊的这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李大钊认为中国文明的再生和世界文明的更新是一回事。中国应该抛弃静止的因循守旧的文明，将西方动的文明予以接纳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文明，这也同时就是世界文明的更新。而西方文明的更新是引进东方文明中有价值的部分，形成一种崭新的文明。这种崭新的世界文明主要特征是自由与人道，过去的侵略、奴役、压迫都要放弃。在李大钊看来，俄国正要创造这种文明，这也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殖民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俄国革命为人道主义、人类和平和世界平等的时代开道。
二、庆祝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被打败告终。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提出对德、奥宣战，实际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没有出一兵一卒，但也是一战的战胜国之一，所以举国在此时开始欢呼一战的胜利，段祺瑞还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来庆祝。这场战争结束后，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重申了在参战时提出的十四条宣言，要求战后废除秘密外交，维护各国领土完整，各国人民权利平等，议和的国际准则应该是公道和正义。这个宣言得到了来自北大在内的全国知识分子学生的欢呼支持。公理战胜了强权，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的一战结果。蔡元培在一战胜利后发表了一篇“劳工神圣”的主题演讲。他说，“中国有15万劳工在法国为一战工作，所以一战胜利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但蔡元培并没有说劳工主义的胜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
李大钊眼中的一战却全然不同，他在中央公园演讲时高呼一战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他提出的庶民，是指大多数普通人。李大钊将一战分为政治和社会两种结果：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互助、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因此民主主义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了，劳工主义获胜，资本家是少数，劳工是多数，因此劳工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对一战原因和结果的分析鞭辟入里。他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容纳不下它的生产力，资本家想借着世界大战打破国家的界限，以自己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合而为一形成一个经济组织，从而为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谋利益，所以在战争进行时，俄国的劳工就看出了资本家的野心，进行了社会革命，并获得胜了胜利。劳工主义既然胜利了，今后的世界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是成了工人，而庶民就是工人，他们是人类中的大多数，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相符合，所以劳工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也许他觉得这个演讲没有充分地阐发他的观点，他随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具体地解释了他对俄国革命的理解。他先阐述了俄国革命的内涵：在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俄国的政党就是社会党，这个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革命的目的是要打破国家的界限，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制度打破。这是一场阶级战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战争，也是庶民和资本家之间的战争，全世界庶民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俄国的社会党主张男女平等，都应该出去工作，这个国家组织中没有西方的议会，也没有英国的议会，没有所谓的大总统、总理、内阁、立法部。但是却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一切国家事宜交给他们来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做工的工人来处理。俄国革命是联合全世界的庶民，先造一个自由的地域，然后作为世界邦联的基础。这场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这也将来会是世界革命的新的信条。“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大钊的文章里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也是李大钊第一次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战争的起因。这个时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此时的欧洲有许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从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变成支持本国的政府，投入到战争决策中去了。因此，李大钊的观点多取自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文章中论述的有关资本家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观点。但李大钊能够在原有的自己思想基础上不断地接受新的思想理论，丰富自己。李大钊在欢呼布尔什维克，欢呼赤旗的同时，也在欢呼人道主义，欢呼民主主义，欢呼自由。德国的社会党在议会中公开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专制；俄国革命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理想，尤其是俄国的政府对民众的接近，建立的是人民的政权。这些革命历史是李大钊了解到的主要内容，也是与李大钊思想接近的地方。民主思想丰富的内涵是李大钊思想转变的特色，李大钊这个时候接受的民主是强调民众普遍权利的民主，世界民主的潮流是世界各国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工人罢工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是一般平民的民主，是俄国式或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李大钊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认为人类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这种思潮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和马克思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权威，要建立一个完全没有国家、没有强权、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是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最终目标。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1907年在留日和留法的中国学生中间开始流行。民国后，中国社会党中的一部分人坚持这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宣传人道、博爱、知识和道德，以教育为革命，用普遍的教育和平等、博爱思想来实现无政府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核心人物是李石，他回国后，发起了进德会，蔡元培也抱持无政府主义观点并进行过宣传，他在北大多次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人道主义，他们还一起组织过华人的勤工俭学会。
李大钊到北大后，认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进德会，无政府主义者是宣传劳工革命的主力。1918年，梁冰弦和刘石心创办了《劳动》杂志，连续报导俄国十月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的革命，社会的改革，是无政府共产，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还广泛地介绍了俄国及欧美劳工斗争的历史。
虽然李大钊曾经加入过中国社会党，但对于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暗杀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方式，李大钊还是反对的。李大钊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出悲叹，甚至对人生产生了消极的想法，但是他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再造方式也并不认同。虽然李大钊参加了北大的进德会，但李大钊曾在北洋法政学堂系统地学习过西方民主制度，又到日本研读政治理论，他对西方的民主理想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这种信念不曾动摇，但经常受到打击，中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时时考验着他的民主理想。为此，李大钊不得不苦苦寻找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动力。就在寻找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俄国革命的一些内容，因此他也不再完全拒绝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新的民主主义要求在社会上实现全面的自由平等，要中央和地方平等，各个殖民地独立，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一律平等，农民和地主平等，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也就是劳苦工农大众的解放，革命使贵族变成平民，资本家变成平民，男女也要平等，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分配上达到平均。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取消过去的政治组织，建立劳工联合会议，这些主张和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在世界各地倡导互助团结、妇女解放、世界和平、人道，以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底层民众的教育水平等主张，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非常相似。正是思想上的这种贯通性，使得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相通的。以前李大钊的文章对国内政治、民主制度探讨较多，此时他写的一系列文章更多的则是关注底层民众，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和农村问题，这种转向为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使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在三个方面抛弃了旧理念而接受了新理念。
一是李大钊抛弃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信仰，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李大钊原来的政治理想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主义，为此他做了极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热情，只是这种迷恋并没有发展到盲从的地步，他不断地在中国进行着民主的实践。李大钊的转变是一战爆发后，当时西方的社会现实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让他不再醉心于西方制度，期望通过这条道路来达到解救中国的目的。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洋文明是掠夺的文明，西洋的主义是掠夺的主义。这些文明已经是空的躯壳，已经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过客了。”这就表明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理想的抛弃。李大钊相信，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第三种文明的代表，这也是新时代精神的代表，中国未来要进行的是俄罗斯式的革命，那才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新方向。
二是李大钊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期待，开始重视平民阶层。李大钊曾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应该让有恒产者进而造成新的势力中心，以作为国本之所托”。但在俄国革命中，下层群众的威力显示了出来，他对资产阶级幻想的抛弃就是对平民力量的承认和期待。
三是李大钊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抛弃，从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曾经对民国初期的政府，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幻想，但此时的李大钊则认为应该更加深入地促成革命。所谓根本解决是对原来逐渐改良思想的一种对立，而且他所说的根本解决就是指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比如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这种思想标志着李大钊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初步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