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北大教育事业奋斗
一、受聘北大图书馆
1917年11月10日，李大钊在白坚武的陪同下于南京的江苏督军府见到了督军李纯，之前李纯曾给了李大钊100元的资助，满足李大钊想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但是李大钊没有去日本而是决定北上，他是来这里与李纯道别的。李纯是天津人，晚清新军协统出身，镇压过武昌起义，他是冯国璋的心腹。冯国璋当了大总统，李纯便任了江苏督军。李大钊辞别了李纯北上去北京大学做了图书馆的主任。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学，当年他和李大钊两人被誉为“北洋二杰”，他和李大钊的经历类似，幼年时入私塾读书，后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得中秀才。此时的白坚武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青年，从法政学校毕业后，他去直隶都督署做秘书，又在自治筹办所任课长，袁世凯死后，他在国务院担任佥事。后来与孙洪伊一起辞职，经孙洪伊的介绍，他来到江西督军李纯府中作了一名顾问。
李大钊的同学白坚武认为李大钊是一个有学识和高尚品格的人，他总是对李大钊的才华不能被社会所用感到遗憾。在他看来，李大钊是同学中唯一一位拒绝做官的人，其他都是不能安于清贫的利禄之徒。1917年底，李大钊要去北大就任，他专门去拜别了白坚武。白坚武给了他“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的临别赠言，大致意思是说，现在那些能够安贫乐道的大儒们已经不存在了，国家民族正经历危难之际，读书做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纯洁的人格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是靠热血来铸就的。这是对李大钊人格学识的高度赞扬，也是对李大钊北上的一种勉力。
李大钊是经章士钊的介绍到北京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办，原来是清朝的最高学府，是继国子监之后的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民国肇造后，改为北京大学校。到1917年时，北大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分文、理、法、工、预5个科，还设立了一些关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的基本课程，如伦理、中国史、法制、经济、数学、地质、心理学等，是一所近现代综合性大学。
1917年初，蔡元培受聘担任了北大的校长，从此北大展开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蔡元培是一位清末的进士，作过翰林院编修，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学根底深厚，又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所以对西学也很了解，崇尚民主、科学等西方理念。丰富的个人经历让他到北大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融汇中西”的办学理念，他对北大教学体制和课程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拘一格降人才，聘请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大师来北大任教。北大有醉心于西方文化的学者，也有主张保守的整理国学的老先生；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的闯将，也有反对改革，主张复古的人物。有硕学通儒，有留洋的博士，也有自学成才的人。所以李大钊虽然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也因为人品学问见长而进入北京大学。章士钊在北大讲授逻辑学，担任教授的职务并兼任图书馆主任，后来他推荐李大钊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就这样，1918年1月，李大钊来到了北大。来北大使李大钊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他回国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当时北大教授每月工资是240元，这样的待遇，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可以养活几十人了，所以李大钊在北大这段时期能够安心地从事科研和革命工作。同时李大钊能够来到北大要得益于蔡元培的推重。1917年4月，李大钊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南会馆组织讲演会，以此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元培等人在受邀之列，李大钊和蔡元培得以相识、相知，为他进入北大铺设了道路。
二、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李大钊因为被早稻田大学开除，所以没有大学文凭，这使他受到了身边在欧美大学镀过金的同仁的质疑，但李大钊用他的博学和崇高品质赢得了师生的尊敬和信赖。李大钊未到之前，北大图书馆存在着许多问题。图书数量很少，一些新学科的书籍缺乏，比如化学学科的书籍就很少。一些急需的书借不到，图书管理也不严格，管理人员缺乏训练，等等。
李大钊对图书馆的管理理念是：现代图书馆不仅要做到保存书籍不受损失，还要发挥图书的效用，让其为教育服务。过去那种藏书楼式的图书馆必须要改革。在此理念指导下，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上任后便宣读了图书馆主任的告白书，在告白书中针对图书馆存在的问题李大钊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希望同学们尽量不要借出像化学这样书籍少的学科书籍。他承诺会协调国史馆和各个研究所，因为这些单位向图书馆借了大量图书，希望他们能够如期将书归还。李大钊采取了各种方法，使图书的数量相对增加。他提倡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藏书寄存到学校图书馆，允许其他师生阅读，他还号召师生各界向图书馆捐赠书刊，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捐赠了数百册中外书刊。
他参考各国大学图书馆的章程制定了北大图书馆的借阅条例，规定了还书的手续方法、允许借阅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孤本书的借阅限制、借阅期限、对于超期的处罚方法、损坏或遗失图书的赔偿办法和校外借阅图书等具体细则，规定得非常详细。新条例发布后，借阅图书的数量、期限都有了压缩，孤本书不能外借，同时图书馆延长了阅览室开放的时间。
李大钊还通过好友引进一些外国的图书管理办法。殷汝耕向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东京帝国大学和南满铁道会社的图书目录编制办法，对此李大钊深受启发，并据此专门开设了报刊阅览室，将过期的报刊装订起来，规定学校各办公室订阅的报刊过期不要丢弃，每10天或半月送图书馆保存一次。李大钊非常注重引进外文图书，他采纳罗章龙的建议，直接从德国订购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量德文著作，图书馆还专门为外文书籍编制了外文书目。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迁了新址。比利时仪品公司借给北大20万元钱，北大在学校的东操场兴建了红楼，后来这里被称为北大第一院。图书馆和校总部以及文科院系搬到了红楼，红楼的一层便成了图书馆的新家。李大钊的办公室就在一楼的最东侧。由于红楼里房间比较狭小，所以宽敞的开架阅览方式必须改变了。李大钊也不太赞同封闭阅读的方式，他认为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是开放式的图书馆，所以，李大钊一直努力要改变，李大钊在担任了北大总务处图书部主任和校图书委员会委员后，给学校打报告，要求“从速建筑图书馆”，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为了加强北京各图书馆之间的互助合作与交流协作，1919年初，北大、清华、汇文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校等学校的图书馆联合成立了一个北京图书馆协会，李大钊担任了该协会的中文书记。这个协会类似于现代的馆际互借，该协会的成员可以定期交流工作经验，互换出版物，相互借阅图书，各个学校的师生可以到协会中其他的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这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之间合作的优秀先例，也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图书馆除了要发展文化事业，同时也要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李大钊从西方图书馆教育中得到启发，形成了有关图书馆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国家教育能够发达，应当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使全国人民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图书馆应该变成教育的机关。这也是教育方法的一场变革，就是把过去那种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的教育改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育。中国要发展图书管理事业，要培养专业的图书管理人员。在搜集图书的时候，图书馆管理人员应该对赠书人予以适当的鼓励；在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卡片方法如不能够得到国内读者的满意，就应该与本册目录编制法合用；在借书问题上，应该考虑到使用开架阅览方式，但因为国内读者的修养并不整齐，所以管理人员要对对外阅读进行管理，严格借阅手续。他还希望在中国成立正规的图书馆学校，在此之前，应该举办一些短期的培训班或开办演讲会，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在1920年暑期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李大钊担任了该会的讲习员。
李大钊对北大及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美国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从1918年去北大上任到1922年12月正式辞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任上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时光，这是李大钊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北大图书馆成为北大师生研究学习的好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认识了一大批大师和一批对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界产生影响的青年学者，尤其是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他们以北大为主要阵地，在北大掀起了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因此和陈独秀等人在北大汇合，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也是在北大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李大钊在北大大张旗鼓地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筹建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可以说，李大钊的北大生活奠定了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的重要基础。
三、走上讲坛
李大钊的好友马叙伦，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北大教职员公益活动的组织骨干。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辞职，马叙伦曾和李大钊一起去教育部挽留蔡元培。他又是索薪教育风潮的主要组织者，在一起从事公益活动的过程中，马叙伦对李大钊的学识有了更多的了解。1920年7月8日，在北大评议会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马叙伦提出的修正案，让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的同时兼任教授，从此李大钊走上了教授的讲台。从这一年的7月23日开始，李大钊接到了政治学系教授的聘任书，开始在史学系和政治学系承担现代政治讲座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教学工作。从1920年到1925年，李大钊讲授了很多课程和承担了许多讲座。他先后在北大的政治学系、史学系和经济系教书，同时，他还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开设课程。他讲授的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他还做过有关如现代普选运动、妇女参政、工人运动、人种等现代问题的专题讲座和讲演。除了北京，李大钊还到过上海复旦大学、武汉高等师范等学校，为学生们作有关“历史哲学”等题目的讲演。
李大钊的学生对他上课的样子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两只手支在讲桌上，身体也很少移动。说话时声调很沉、很慢，头向前微微倾斜，讲话中带着些许的乡音。李大钊的演讲魅力不是紧凭丰富的姿态和肢体语言，而是靠丰富的知识内容以及富于逻辑的表达能力。他的讲演具有极大的鼓动力，因为李大钊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用他的身体力行加上广博的学识来号召和激励群众。罗章龙在听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研究》一课后说：“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李先生在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儿……他在课前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就站着听讲……”
1917年11月10日，李大钊在白坚武的陪同下于南京的江苏督军府见到了督军李纯，之前李纯曾给了李大钊100元的资助，满足李大钊想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但是李大钊没有去日本而是决定北上，他是来这里与李纯道别的。李纯是天津人，晚清新军协统出身，镇压过武昌起义，他是冯国璋的心腹。冯国璋当了大总统，李纯便任了江苏督军。李大钊辞别了李纯北上去北京大学做了图书馆的主任。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学，当年他和李大钊两人被誉为“北洋二杰”，他和李大钊的经历类似，幼年时入私塾读书，后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得中秀才。此时的白坚武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青年，从法政学校毕业后，他去直隶都督署做秘书，又在自治筹办所任课长，袁世凯死后，他在国务院担任佥事。后来与孙洪伊一起辞职，经孙洪伊的介绍，他来到江西督军李纯府中作了一名顾问。
李大钊的同学白坚武认为李大钊是一个有学识和高尚品格的人，他总是对李大钊的才华不能被社会所用感到遗憾。在他看来，李大钊是同学中唯一一位拒绝做官的人，其他都是不能安于清贫的利禄之徒。1917年底，李大钊要去北大就任，他专门去拜别了白坚武。白坚武给了他“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的临别赠言，大致意思是说，现在那些能够安贫乐道的大儒们已经不存在了，国家民族正经历危难之际，读书做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纯洁的人格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是靠热血来铸就的。这是对李大钊人格学识的高度赞扬，也是对李大钊北上的一种勉力。
李大钊是经章士钊的介绍到北京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办，原来是清朝的最高学府，是继国子监之后的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民国肇造后，改为北京大学校。到1917年时，北大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分文、理、法、工、预5个科，还设立了一些关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的基本课程，如伦理、中国史、法制、经济、数学、地质、心理学等，是一所近现代综合性大学。
1917年初，蔡元培受聘担任了北大的校长，从此北大展开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蔡元培是一位清末的进士，作过翰林院编修，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学根底深厚，又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所以对西学也很了解，崇尚民主、科学等西方理念。丰富的个人经历让他到北大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融汇中西”的办学理念，他对北大教学体制和课程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拘一格降人才，聘请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大师来北大任教。北大有醉心于西方文化的学者，也有主张保守的整理国学的老先生；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的闯将，也有反对改革，主张复古的人物。有硕学通儒，有留洋的博士，也有自学成才的人。所以李大钊虽然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也因为人品学问见长而进入北京大学。章士钊在北大讲授逻辑学，担任教授的职务并兼任图书馆主任，后来他推荐李大钊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就这样，1918年1月，李大钊来到了北大。来北大使李大钊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他回国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当时北大教授每月工资是240元，这样的待遇，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可以养活几十人了，所以李大钊在北大这段时期能够安心地从事科研和革命工作。同时李大钊能够来到北大要得益于蔡元培的推重。1917年4月，李大钊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南会馆组织讲演会，以此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元培等人在受邀之列，李大钊和蔡元培得以相识、相知，为他进入北大铺设了道路。
二、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李大钊因为被早稻田大学开除，所以没有大学文凭，这使他受到了身边在欧美大学镀过金的同仁的质疑，但李大钊用他的博学和崇高品质赢得了师生的尊敬和信赖。李大钊未到之前，北大图书馆存在着许多问题。图书数量很少，一些新学科的书籍缺乏，比如化学学科的书籍就很少。一些急需的书借不到，图书管理也不严格，管理人员缺乏训练，等等。
李大钊对图书馆的管理理念是：现代图书馆不仅要做到保存书籍不受损失，还要发挥图书的效用，让其为教育服务。过去那种藏书楼式的图书馆必须要改革。在此理念指导下，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上任后便宣读了图书馆主任的告白书，在告白书中针对图书馆存在的问题李大钊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希望同学们尽量不要借出像化学这样书籍少的学科书籍。他承诺会协调国史馆和各个研究所，因为这些单位向图书馆借了大量图书，希望他们能够如期将书归还。李大钊采取了各种方法，使图书的数量相对增加。他提倡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藏书寄存到学校图书馆，允许其他师生阅读，他还号召师生各界向图书馆捐赠书刊，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捐赠了数百册中外书刊。
他参考各国大学图书馆的章程制定了北大图书馆的借阅条例，规定了还书的手续方法、允许借阅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孤本书的借阅限制、借阅期限、对于超期的处罚方法、损坏或遗失图书的赔偿办法和校外借阅图书等具体细则，规定得非常详细。新条例发布后，借阅图书的数量、期限都有了压缩，孤本书不能外借，同时图书馆延长了阅览室开放的时间。
李大钊还通过好友引进一些外国的图书管理办法。殷汝耕向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东京帝国大学和南满铁道会社的图书目录编制办法，对此李大钊深受启发，并据此专门开设了报刊阅览室，将过期的报刊装订起来，规定学校各办公室订阅的报刊过期不要丢弃，每10天或半月送图书馆保存一次。李大钊非常注重引进外文图书，他采纳罗章龙的建议，直接从德国订购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量德文著作，图书馆还专门为外文书籍编制了外文书目。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迁了新址。比利时仪品公司借给北大20万元钱，北大在学校的东操场兴建了红楼，后来这里被称为北大第一院。图书馆和校总部以及文科院系搬到了红楼，红楼的一层便成了图书馆的新家。李大钊的办公室就在一楼的最东侧。由于红楼里房间比较狭小，所以宽敞的开架阅览方式必须改变了。李大钊也不太赞同封闭阅读的方式，他认为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是开放式的图书馆，所以，李大钊一直努力要改变，李大钊在担任了北大总务处图书部主任和校图书委员会委员后，给学校打报告，要求“从速建筑图书馆”，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为了加强北京各图书馆之间的互助合作与交流协作，1919年初，北大、清华、汇文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校等学校的图书馆联合成立了一个北京图书馆协会，李大钊担任了该协会的中文书记。这个协会类似于现代的馆际互借，该协会的成员可以定期交流工作经验，互换出版物，相互借阅图书，各个学校的师生可以到协会中其他的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这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之间合作的优秀先例，也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图书馆除了要发展文化事业，同时也要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李大钊从西方图书馆教育中得到启发，形成了有关图书馆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国家教育能够发达，应当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使全国人民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图书馆应该变成教育的机关。这也是教育方法的一场变革，就是把过去那种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的教育改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育。中国要发展图书管理事业，要培养专业的图书管理人员。在搜集图书的时候，图书馆管理人员应该对赠书人予以适当的鼓励；在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卡片方法如不能够得到国内读者的满意，就应该与本册目录编制法合用；在借书问题上，应该考虑到使用开架阅览方式，但因为国内读者的修养并不整齐，所以管理人员要对对外阅读进行管理，严格借阅手续。他还希望在中国成立正规的图书馆学校，在此之前，应该举办一些短期的培训班或开办演讲会，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在1920年暑期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李大钊担任了该会的讲习员。
李大钊对北大及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美国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从1918年去北大上任到1922年12月正式辞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任上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时光，这是李大钊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北大图书馆成为北大师生研究学习的好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认识了一大批大师和一批对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界产生影响的青年学者，尤其是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他们以北大为主要阵地，在北大掀起了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因此和陈独秀等人在北大汇合，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也是在北大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李大钊在北大大张旗鼓地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筹建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可以说，李大钊的北大生活奠定了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的重要基础。
三、走上讲坛
李大钊的好友马叙伦，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北大教职员公益活动的组织骨干。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辞职，马叙伦曾和李大钊一起去教育部挽留蔡元培。他又是索薪教育风潮的主要组织者，在一起从事公益活动的过程中，马叙伦对李大钊的学识有了更多的了解。1920年7月8日，在北大评议会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马叙伦提出的修正案，让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的同时兼任教授，从此李大钊走上了教授的讲台。从这一年的7月23日开始，李大钊接到了政治学系教授的聘任书，开始在史学系和政治学系承担现代政治讲座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教学工作。从1920年到1925年，李大钊讲授了很多课程和承担了许多讲座。他先后在北大的政治学系、史学系和经济系教书，同时，他还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开设课程。他讲授的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他还做过有关如现代普选运动、妇女参政、工人运动、人种等现代问题的专题讲座和讲演。除了北京，李大钊还到过上海复旦大学、武汉高等师范等学校，为学生们作有关“历史哲学”等题目的讲演。
李大钊的学生对他上课的样子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两只手支在讲桌上，身体也很少移动。说话时声调很沉、很慢，头向前微微倾斜，讲话中带着些许的乡音。李大钊的演讲魅力不是紧凭丰富的姿态和肢体语言，而是靠丰富的知识内容以及富于逻辑的表达能力。他的讲演具有极大的鼓动力，因为李大钊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用他的身体力行加上广博的学识来号召和激励群众。罗章龙在听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研究》一课后说：“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李先生在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儿……他在课前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就站着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