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对军阀专制抒发政见
一、批判伪调和论
1917年的7月到11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张勋进行了12天的复辟丑剧，被段祺瑞粉碎，而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掌握了北京政权的核心。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但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是有矛盾的。研究系骨干梁启超、汤化龙参加了政府，梁启超担任了财政总长，汤化龙担任了内务总长，林长民任司法总长。之后，南北方又因为是否恢复国会的问题发生了尖锐对立。民国实行内阁负责制，新成立的内阁必须有国会的认可才生效，而张勋复辟时，国会被解散，所以新成立内阁是否合法就成了问题。孙中山和南方省份认为要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在此基础上组织内阁才是合法的。而段祺瑞根本不打算恢复国会，他组织了一个受他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事实上，没有了国会的掣肘，军阀段祺瑞才能通过自己的参战决定。孙中山又开始高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一时之间，南北再次陷入对立。
政局的混乱动荡让李大钊陷入了悲观的苦闷之中，一种国家的责任让李大钊用自己的一杆毛笔为国家前途而论，期待政治的变革。这时期李大钊的好友李剑农在上海主编了一本《太平洋》杂志。李大钊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辟伪调和》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
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主张调和论，为北洋军阀张目，李大钊的《辟伪调和》一文就是批判这种调和论调的。袁世凯一死（当时国会刚刚恢复），梁启超就对报界表示，政治应该允许异种势力的存在，各种不同势力能够拥有合法的发展机会，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新旧之间发生矛盾，要靠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然发展，一种是互相容纳互相接触，使新旧两方都除掉自己的性质而彼此能够接近。这就是所谓调和论的雏形。研究系当时成了段祺瑞的附庸，也成为段祺瑞对付国民党人的工具。张勋复辟结束后，他们联合起来把持了当时的政局，调和论就是他们炮制的理论。
李大钊的《辟伪调和》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阐明李大钊的调和理论，第二部分是对研究系的调和论进行批判。
李大钊认为宇宙的形成是对抗运动的结果，因为对抗，所以宇宙才不断地发展变化，新陈代谢，天地的演化因此而形成。政治运动的理论与天地万物演化的道理是相通的。李大钊说，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亦即不可一日无调和。如果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不能均衡，一方的力量强，一方的力量弱，那么强会压弱，调和便不可能出现，所以对抗是在两种均衡的政治力量之间发生的，而调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但很多人以调和为假面具，暗地里挑拨离间，所以人们唾骂调和。其实那些人是伪调和，是误解了调和。李大钊引用西方学者斯宾塞等人的观点说明，事实上调和是自然完成的，并不是有人为的施力于其中一方，如果人为操作，只会加剧二者之间的矛盾，破坏调和。调和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合理的调和是放弃或隐瞒自己认定的正确意见，为了迎合别人而发表自己不认同的意见；人类社会的进化总是在进步和保守二者之间进行的，调和是进步与保守两种势力的直接对抗和交流，而不是在进步与保守两种力量之间左右逢源。后者是一种间接的调和，是伪调和，而前者才是真正的调和。
李大钊认为进步党而后的研究系是缓进派，是伪调和。急进派是指国民党力量，而当时还有军阀官僚势力，缓进派与急进派的不同在于谁与军阀这个特殊的势力接近。缓进派已经成为特殊势力的指导者，所以缓进派与急进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新与新之争，而是新与旧之争。李大钊回顾了民国初期以来的政治历史，缓进派先后通过攀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来抵制急进派，极尽挑拨之能事。所以，缓进派虽然名义上是拥护共和法律，事实上反而对制定宪法进行了干涉，还参与了张勋复辟，解散国会，但是缓进派却把责任推脱到别人身上。梁启超说法律是死亡的囚犯，汤化龙认为旧民国已经灭亡了。于是《临时约法》可以任意的废弃，参议院可以随便的召集。改组政党的事有利，便可以牺牲不党主义；平分政权有利，则可以同官僚分子共处。缓进派认为，除去暴民般的急进派，理想就可以实现，国家于是出现了暴力之下民主政治不复存在的状况。缓进派之所以有这种主张，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开明专制和贤人政治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和民主共和思想是不相容的。梁启超总是希望依靠特殊势力来实现政治愿望，认为缓进派和国民党的主义不同，和官僚的争权夺利也不同，最终新旧两派都抛弃他们，这是伪调和的后果。缓进派和官僚军阀结合是助纣为虐，他们对民国初期乱局难辞其咎。“在此伪调和论调下，人人都虚伪，颟顸混沌，举国无一真人，不痛不痒的政治会导致亡国灭种、万劫不复的结局。”李大钊的批判是如此犀利，一阵见血地指出了研究系和北洋军阀的政治实质。
二、反对军阀专制豪暴
两个月后，李大钊在《太平洋》杂志上又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李大钊所说的暴力是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强制力。民国以来，暴力横行。李大钊说国家与主权是一体的，宪法上规定：“变更政府的最高权能者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决定政府的形式。在民主政体的设计上，国家的代表就是国会”。但自民国以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被迫解散，国体便不存在了，那么国家主权政治便是不合法的。非法的暴力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主权，暴力横行，国家已经失去了法理上的权威，其他势力也依仗强力，导致社会生活陷入危险的境地，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命运。
在现代国家理念中，立宪政治是在民意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在宪政国家，民主自由思想应该大行其道。善政就是政治与国家利益相调和的政治，恶政则恰好相反。善政之下，官僚将自己视作政治体中的普通一员，谋求的是公利，而不是私利；恶政之下的官僚则认为自己比普通民众的地位更高，官僚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所以政治的运作必须依靠强力推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强力，体现民治主义的精神。李大钊的观点显然受到卢梭观点的影响。卢梭提出，人民在强力的压制下可以被迫服从，但是，一旦人民具备了打破强力的力量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打破这种压迫。强力相对应的是服从，合法的权利义务不会有强力压迫。如果用强力可以得到权利，那么人们便会去想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成为最强者，获取最多的权利。最后，是更大的强力取代原有的强力，用强力攫取的权利也会随之消失。
李大钊认为当民众的自由意志不能正常表达的时候，这种政治是一种恶政，人们会通过暗杀或者革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推翻恶政。革命分两种，一种是当局进行的主动地推动人类进步的改革，另一种是为反对暴政而进行的迫不得已、忍无可忍的革命。强力者既然压迫人民的自由权利，那么人民也就有权利用强力来推翻压迫者。
李大钊对民主主义有着执著热烈的追求，他反对暴力，认为暴力是民主制度的外部威胁，民主制度要维系健康机制必须坚持理性原则，而暴力和理性是相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德国等国家用军国主义来发动战争，民主国家的一些制度设制因为不适应战争需要而被要求改造，这使很多人对“军国主义专制制度优越还是民主制度优越”这一问题产生了疑问，但李大钊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民主必定战胜专制没有怀疑。随着一战的发展，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的胜利越来越有信心。他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君主就算完事了，必须把那些压抑人性，逞强压迫人的恶劣强力都摧毁了，将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过来，直到世界大同。民主主义是世界的潮流，那些专制国家压迫民主必然会爆发革命，用革命来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五章 北大岁月
1917年的7月到11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张勋进行了12天的复辟丑剧，被段祺瑞粉碎，而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掌握了北京政权的核心。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但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是有矛盾的。研究系骨干梁启超、汤化龙参加了政府，梁启超担任了财政总长，汤化龙担任了内务总长，林长民任司法总长。之后，南北方又因为是否恢复国会的问题发生了尖锐对立。民国实行内阁负责制，新成立的内阁必须有国会的认可才生效，而张勋复辟时，国会被解散，所以新成立内阁是否合法就成了问题。孙中山和南方省份认为要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在此基础上组织内阁才是合法的。而段祺瑞根本不打算恢复国会，他组织了一个受他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事实上，没有了国会的掣肘，军阀段祺瑞才能通过自己的参战决定。孙中山又开始高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一时之间，南北再次陷入对立。
政局的混乱动荡让李大钊陷入了悲观的苦闷之中，一种国家的责任让李大钊用自己的一杆毛笔为国家前途而论，期待政治的变革。这时期李大钊的好友李剑农在上海主编了一本《太平洋》杂志。李大钊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辟伪调和》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
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主张调和论，为北洋军阀张目，李大钊的《辟伪调和》一文就是批判这种调和论调的。袁世凯一死（当时国会刚刚恢复），梁启超就对报界表示，政治应该允许异种势力的存在，各种不同势力能够拥有合法的发展机会，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新旧之间发生矛盾，要靠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然发展，一种是互相容纳互相接触，使新旧两方都除掉自己的性质而彼此能够接近。这就是所谓调和论的雏形。研究系当时成了段祺瑞的附庸，也成为段祺瑞对付国民党人的工具。张勋复辟结束后，他们联合起来把持了当时的政局，调和论就是他们炮制的理论。
李大钊的《辟伪调和》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阐明李大钊的调和理论，第二部分是对研究系的调和论进行批判。
李大钊认为宇宙的形成是对抗运动的结果，因为对抗，所以宇宙才不断地发展变化，新陈代谢，天地的演化因此而形成。政治运动的理论与天地万物演化的道理是相通的。李大钊说，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亦即不可一日无调和。如果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不能均衡，一方的力量强，一方的力量弱，那么强会压弱，调和便不可能出现，所以对抗是在两种均衡的政治力量之间发生的，而调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但很多人以调和为假面具，暗地里挑拨离间，所以人们唾骂调和。其实那些人是伪调和，是误解了调和。李大钊引用西方学者斯宾塞等人的观点说明，事实上调和是自然完成的，并不是有人为的施力于其中一方，如果人为操作，只会加剧二者之间的矛盾，破坏调和。调和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合理的调和是放弃或隐瞒自己认定的正确意见，为了迎合别人而发表自己不认同的意见；人类社会的进化总是在进步和保守二者之间进行的，调和是进步与保守两种势力的直接对抗和交流，而不是在进步与保守两种力量之间左右逢源。后者是一种间接的调和，是伪调和，而前者才是真正的调和。
李大钊认为进步党而后的研究系是缓进派，是伪调和。急进派是指国民党力量，而当时还有军阀官僚势力，缓进派与急进派的不同在于谁与军阀这个特殊的势力接近。缓进派已经成为特殊势力的指导者，所以缓进派与急进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新与新之争，而是新与旧之争。李大钊回顾了民国初期以来的政治历史，缓进派先后通过攀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来抵制急进派，极尽挑拨之能事。所以，缓进派虽然名义上是拥护共和法律，事实上反而对制定宪法进行了干涉，还参与了张勋复辟，解散国会，但是缓进派却把责任推脱到别人身上。梁启超说法律是死亡的囚犯，汤化龙认为旧民国已经灭亡了。于是《临时约法》可以任意的废弃，参议院可以随便的召集。改组政党的事有利，便可以牺牲不党主义；平分政权有利，则可以同官僚分子共处。缓进派认为，除去暴民般的急进派，理想就可以实现，国家于是出现了暴力之下民主政治不复存在的状况。缓进派之所以有这种主张，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开明专制和贤人政治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和民主共和思想是不相容的。梁启超总是希望依靠特殊势力来实现政治愿望，认为缓进派和国民党的主义不同，和官僚的争权夺利也不同，最终新旧两派都抛弃他们，这是伪调和的后果。缓进派和官僚军阀结合是助纣为虐，他们对民国初期乱局难辞其咎。“在此伪调和论调下，人人都虚伪，颟顸混沌，举国无一真人，不痛不痒的政治会导致亡国灭种、万劫不复的结局。”李大钊的批判是如此犀利，一阵见血地指出了研究系和北洋军阀的政治实质。
二、反对军阀专制豪暴
两个月后，李大钊在《太平洋》杂志上又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李大钊所说的暴力是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强制力。民国以来，暴力横行。李大钊说国家与主权是一体的，宪法上规定：“变更政府的最高权能者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决定政府的形式。在民主政体的设计上，国家的代表就是国会”。但自民国以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被迫解散，国体便不存在了，那么国家主权政治便是不合法的。非法的暴力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主权，暴力横行，国家已经失去了法理上的权威，其他势力也依仗强力，导致社会生活陷入危险的境地，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命运。
在现代国家理念中，立宪政治是在民意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在宪政国家，民主自由思想应该大行其道。善政就是政治与国家利益相调和的政治，恶政则恰好相反。善政之下，官僚将自己视作政治体中的普通一员，谋求的是公利，而不是私利；恶政之下的官僚则认为自己比普通民众的地位更高，官僚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所以政治的运作必须依靠强力推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强力，体现民治主义的精神。李大钊的观点显然受到卢梭观点的影响。卢梭提出，人民在强力的压制下可以被迫服从，但是，一旦人民具备了打破强力的力量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打破这种压迫。强力相对应的是服从，合法的权利义务不会有强力压迫。如果用强力可以得到权利，那么人们便会去想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成为最强者，获取最多的权利。最后，是更大的强力取代原有的强力，用强力攫取的权利也会随之消失。
李大钊认为当民众的自由意志不能正常表达的时候，这种政治是一种恶政，人们会通过暗杀或者革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推翻恶政。革命分两种，一种是当局进行的主动地推动人类进步的改革，另一种是为反对暴政而进行的迫不得已、忍无可忍的革命。强力者既然压迫人民的自由权利，那么人民也就有权利用强力来推翻压迫者。
李大钊对民主主义有着执著热烈的追求，他反对暴力，认为暴力是民主制度的外部威胁，民主制度要维系健康机制必须坚持理性原则，而暴力和理性是相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德国等国家用军国主义来发动战争，民主国家的一些制度设制因为不适应战争需要而被要求改造，这使很多人对“军国主义专制制度优越还是民主制度优越”这一问题产生了疑问，但李大钊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民主必定战胜专制没有怀疑。随着一战的发展，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的胜利越来越有信心。他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君主就算完事了，必须把那些压抑人性，逞强压迫人的恶劣强力都摧毁了，将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过来，直到世界大同。民主主义是世界的潮流，那些专制国家压迫民主必然会爆发革命，用革命来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五章 北大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