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参政潮
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
青年李大钊深怀慷慨报国之志，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剑影”象征了荆轲用短剑刺秦的背影，而“筑声”则是荆轲的好友高曾击筑的乐声，高曾也用“筑”杀秦王失败反被杀害。所以“筑声剑影”表达了李大钊钦佩荆轲、高曾慷慨义士的壮举，他也立志要做为国杀敌、为国家请命的英雄豪杰--他走出学堂，走上街头，参加到民初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
天津位于南北大运河的北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附近又有中国重要的食盐产地--长芦盐场。洋务运动兴起时，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三口通商大臣，开平矿务局和电报总局这些洋务运动的重要企业也云集在此。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洋务派在天津陆续设立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师范学堂。1895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练兵，共练成军队7.8万人，这里是袁世凯北洋势力的核心。作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中国先进的政治思想也在这里发源和盛行，戊戌维新运动时，严复在天津创办《直报》，他发表《天演论》，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李大钊的政治学、法学的必读书和参考书相当一部分选取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试图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虽然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但其所掀起的启蒙思潮却对当时的国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法政学堂，立宪思潮非常盛行。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于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民族资产阶级受此鼓舞，奔走联合，组成了很多主张立宪的团体，例如江苏南通人张謇在上海发起了创建了预备立宪公会，留日学生杨度将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创办宪政讲习所，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康有为将他在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一时之间，中国政治界刮起了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风潮。袁世凯也在天津张贴告示，办起了地方自治，为了推行宪政及地方自治，他才主持筹建了北洋法政学堂。
袁世凯的这种表现让直隶省的立宪思潮迅速发展，学生们也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角。法政学堂的学生们也参加了请愿运动，他们齐聚大讲堂，一个叫秦广礼的学生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立宪救国、誓死请愿、速开国会”等字，孙可君同学竟然砍掉手臂表示请愿救国的决心。同学们激动于国家的命运，呼嚎痛哭，李大钊被选出来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各校联合罢课行动。1910年12月20日，李大钊和同学们到天津公园汇合，去广东会馆举行集会，大家群情激奋，誓死请愿，不达目的不罢休，决定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衙门请愿，无结果即罢课，再无结果就运动工商界罢市、罢工。学生们推举爱国人士--普育女学堂校长温市霖为请愿总代表，然后集体向总督署进发请愿。直隶总督陈燮龙答应代学生上奏请愿书，但清政府的答复却是驳回请愿，要求各校监督对学生进行规劝，政府还调来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请愿活动，学生请愿活动的积极分子温世霖也被发戍新疆。
李大钊在这场运动中感受到了近代政治运动的大潮，他也在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从此，他更加坚定要像自己的老师白雅雨一样，成为为主义、为理想敢于牺牲的大无畏英雄。
二、参加北洋法政学会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万象更新，民主共和制度代替了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民国之所以新，在于它将西方国家的组织制度、政治运作方式运用到中国，用民主的程序制度代替皇权专制统治，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政党制度代替旧的政治独裁。弃旧扬新，新邦肇造，人们在逐步地探索实践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式，力图通过政治变革来挽救衰颓的中国。研究政理实践的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在中华民国有了用武之地，他受到鼓舞，组织学会探讨政治问题。为此，1912年秋天，以学生为主体的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了，李大钊是重要骨干之一。
这个学会大约有会员二百多名，下设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李大钊因为文笔出众被推举为编辑部长，编辑部的分工是编辑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该刊为月刊，1913年4月1日出版，共出了6期，有专论、纪事、法令等栏目。《言治》月刊不是听命于军阀政府的刊物，不会为他们唱赞歌，而是不拘泥于党见，追求真理，思想上兼容并包，李大钊从此开始在这个杂志上陆续发表自己的政见。
三、加入社会党
李大钊也曾消沉过，袁世凯当政后，政治黑暗，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在南方发动了“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之后，又爆发了南北战争，一时间，南北方隔绝了，音讯不通。乱局让李大钊心情很沉重，走在街上，看到算卦摊前去算命的不是想要高升的小官吏，就是一些想找点出路的妇女，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似乎没什么人关心，他感到非常孤独。他在圆明园前凭吊，在长安街漫步，看着皇帝搜刮民脂民膏修建的豪华宫殿，更慨叹社会的黑暗，忧虑国家的命运。李大钊有一段时间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以前接触到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就有佛家的一些观念。但这只是李大钊在找寻国家出路时的一种痛苦思索而已，佛家要求人们“悟空”来脱离苦海，他并不认同。李大钊奉劝那些对世间厌倦绝望的人们要正视现实，主张积极入世，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游览家乡的五峰山时，他还大声疾呼：“那些在罪恶迷梦中的人们赶快醒来，投入到现实的生活中，为改变世界而奋斗吧！”
就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他把自己研究的学问和为国家奋斗的实践结合起来，投入到真正的社会改造中。李大钊通过孙洪伊的介绍认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孙洪伊是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思想还比较进步，在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还担任了各省资议局的领衔代表。李大钊认识陈翼龙后，和他彻夜长谈，随后就毅然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李大钊加入社会党一方面是受到陈翼龙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比较认同社会党的党纲。陈翼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15岁便开始立下改变天下的大志向，在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地奔走，联络起义。他还在上海《神舟日报》做记者，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虽然与孙中山、宋教仁结识，但他并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而是在苏州和江亢虎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和北京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并积极筹建平民学校。陈翼龙和那些投机政客不同，他组党不为谋取议会席位和官位，是真正地为民族国家探索出路。李大钊也痛恨那些争名夺利的无耻小人，所以他和陈翼龙很谈得来。
社会党的党纲是主张改良的，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前夕江亢虎在上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党赞成国家统一，主张建立民主制度，赞成平等自由，发展教育和实业。但在社会改造的形式上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社会党对民国初期的党争和政争非常反感，这也和此时李大钊的思想颇为吻合。李大钊认为社会党不是一个小人聚集来排挤、倾轧正义人士的奸党，而是一个宣传正义、人道，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政党，李大钊被推举为社会党支部干事。但社会党成立的申请报到内务部后，却一直得不到批准，陈翼龙几次努力都没有成效，后来警察还几次来干涉社会党的活动，这样社会党的工作便无法展开了。1913年6月，陈翼龙与国民党联系，准备在北京发起反袁斗争，结果北京的警察所侦缉队得到了这个消息，将他逮捕并残忍杀害。陈翼龙牺牲的第二天，袁世凯便发布大总统令，命全国各地开始将与国民党有关系的社会党的总部、支部一律查禁。当时天津支部已经停止了活动，但李大钊却因此受到牵连，不能留在北京，也不能去天津，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躲避这场灾难。他还带着比自己低几届的学弟郭须静一起避难。9月中旬，查禁社会党风波缓和了，他又回到了北京。陈翼龙的牺牲对李大钊刺激很深，他深深地感到了革命事业的艰辛和险难，感受到不怕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李大钊即将结束6年的法政学习生活，毕业的他向何处去？去当官，那是他最为不齿的，入社会党又被迫中断，南北方还正在打仗。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学问还有待加强，要真正深入地探讨国家的现实，为什么旧中国会民生凋敝？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不公和混乱？他要进一步地弄清楚，好为国家的未来找一条最适合的出路。
青年李大钊深怀慷慨报国之志，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剑影”象征了荆轲用短剑刺秦的背影，而“筑声”则是荆轲的好友高曾击筑的乐声，高曾也用“筑”杀秦王失败反被杀害。所以“筑声剑影”表达了李大钊钦佩荆轲、高曾慷慨义士的壮举，他也立志要做为国杀敌、为国家请命的英雄豪杰--他走出学堂，走上街头，参加到民初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
天津位于南北大运河的北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附近又有中国重要的食盐产地--长芦盐场。洋务运动兴起时，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三口通商大臣，开平矿务局和电报总局这些洋务运动的重要企业也云集在此。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洋务派在天津陆续设立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师范学堂。1895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练兵，共练成军队7.8万人，这里是袁世凯北洋势力的核心。作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中国先进的政治思想也在这里发源和盛行，戊戌维新运动时，严复在天津创办《直报》，他发表《天演论》，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李大钊的政治学、法学的必读书和参考书相当一部分选取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试图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虽然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但其所掀起的启蒙思潮却对当时的国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法政学堂，立宪思潮非常盛行。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于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民族资产阶级受此鼓舞，奔走联合，组成了很多主张立宪的团体，例如江苏南通人张謇在上海发起了创建了预备立宪公会，留日学生杨度将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创办宪政讲习所，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康有为将他在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一时之间，中国政治界刮起了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风潮。袁世凯也在天津张贴告示，办起了地方自治，为了推行宪政及地方自治，他才主持筹建了北洋法政学堂。
袁世凯的这种表现让直隶省的立宪思潮迅速发展，学生们也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角。法政学堂的学生们也参加了请愿运动，他们齐聚大讲堂，一个叫秦广礼的学生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立宪救国、誓死请愿、速开国会”等字，孙可君同学竟然砍掉手臂表示请愿救国的决心。同学们激动于国家的命运，呼嚎痛哭，李大钊被选出来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各校联合罢课行动。1910年12月20日，李大钊和同学们到天津公园汇合，去广东会馆举行集会，大家群情激奋，誓死请愿，不达目的不罢休，决定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衙门请愿，无结果即罢课，再无结果就运动工商界罢市、罢工。学生们推举爱国人士--普育女学堂校长温市霖为请愿总代表，然后集体向总督署进发请愿。直隶总督陈燮龙答应代学生上奏请愿书，但清政府的答复却是驳回请愿，要求各校监督对学生进行规劝，政府还调来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请愿活动，学生请愿活动的积极分子温世霖也被发戍新疆。
李大钊在这场运动中感受到了近代政治运动的大潮，他也在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从此，他更加坚定要像自己的老师白雅雨一样，成为为主义、为理想敢于牺牲的大无畏英雄。
二、参加北洋法政学会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万象更新，民主共和制度代替了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民国之所以新，在于它将西方国家的组织制度、政治运作方式运用到中国，用民主的程序制度代替皇权专制统治，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政党制度代替旧的政治独裁。弃旧扬新，新邦肇造，人们在逐步地探索实践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式，力图通过政治变革来挽救衰颓的中国。研究政理实践的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在中华民国有了用武之地，他受到鼓舞，组织学会探讨政治问题。为此，1912年秋天，以学生为主体的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了，李大钊是重要骨干之一。
这个学会大约有会员二百多名，下设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李大钊因为文笔出众被推举为编辑部长，编辑部的分工是编辑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该刊为月刊，1913年4月1日出版，共出了6期，有专论、纪事、法令等栏目。《言治》月刊不是听命于军阀政府的刊物，不会为他们唱赞歌，而是不拘泥于党见，追求真理，思想上兼容并包，李大钊从此开始在这个杂志上陆续发表自己的政见。
三、加入社会党
李大钊也曾消沉过，袁世凯当政后，政治黑暗，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在南方发动了“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之后，又爆发了南北战争，一时间，南北方隔绝了，音讯不通。乱局让李大钊心情很沉重，走在街上，看到算卦摊前去算命的不是想要高升的小官吏，就是一些想找点出路的妇女，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似乎没什么人关心，他感到非常孤独。他在圆明园前凭吊，在长安街漫步，看着皇帝搜刮民脂民膏修建的豪华宫殿，更慨叹社会的黑暗，忧虑国家的命运。李大钊有一段时间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以前接触到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就有佛家的一些观念。但这只是李大钊在找寻国家出路时的一种痛苦思索而已，佛家要求人们“悟空”来脱离苦海，他并不认同。李大钊奉劝那些对世间厌倦绝望的人们要正视现实，主张积极入世，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游览家乡的五峰山时，他还大声疾呼：“那些在罪恶迷梦中的人们赶快醒来，投入到现实的生活中，为改变世界而奋斗吧！”
就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他把自己研究的学问和为国家奋斗的实践结合起来，投入到真正的社会改造中。李大钊通过孙洪伊的介绍认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孙洪伊是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思想还比较进步，在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还担任了各省资议局的领衔代表。李大钊认识陈翼龙后，和他彻夜长谈，随后就毅然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李大钊加入社会党一方面是受到陈翼龙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比较认同社会党的党纲。陈翼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15岁便开始立下改变天下的大志向，在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地奔走，联络起义。他还在上海《神舟日报》做记者，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虽然与孙中山、宋教仁结识，但他并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而是在苏州和江亢虎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和北京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并积极筹建平民学校。陈翼龙和那些投机政客不同，他组党不为谋取议会席位和官位，是真正地为民族国家探索出路。李大钊也痛恨那些争名夺利的无耻小人，所以他和陈翼龙很谈得来。
社会党的党纲是主张改良的，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前夕江亢虎在上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党赞成国家统一，主张建立民主制度，赞成平等自由，发展教育和实业。但在社会改造的形式上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社会党对民国初期的党争和政争非常反感，这也和此时李大钊的思想颇为吻合。李大钊认为社会党不是一个小人聚集来排挤、倾轧正义人士的奸党，而是一个宣传正义、人道，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政党，李大钊被推举为社会党支部干事。但社会党成立的申请报到内务部后，却一直得不到批准，陈翼龙几次努力都没有成效，后来警察还几次来干涉社会党的活动，这样社会党的工作便无法展开了。1913年6月，陈翼龙与国民党联系，准备在北京发起反袁斗争，结果北京的警察所侦缉队得到了这个消息，将他逮捕并残忍杀害。陈翼龙牺牲的第二天，袁世凯便发布大总统令，命全国各地开始将与国民党有关系的社会党的总部、支部一律查禁。当时天津支部已经停止了活动，但李大钊却因此受到牵连，不能留在北京，也不能去天津，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躲避这场灾难。他还带着比自己低几届的学弟郭须静一起避难。9月中旬，查禁社会党风波缓和了，他又回到了北京。陈翼龙的牺牲对李大钊刺激很深，他深深地感到了革命事业的艰辛和险难，感受到不怕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李大钊即将结束6年的法政学习生活，毕业的他向何处去？去当官，那是他最为不齿的，入社会党又被迫中断，南北方还正在打仗。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学问还有待加强，要真正深入地探讨国家的现实，为什么旧中国会民生凋敝？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不公和混乱？他要进一步地弄清楚，好为国家的未来找一条最适合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