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二战后的斯大林
一是缔造了社会主义阵营，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温斯顿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世界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冷战格局。1949年西方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在斯大林看来，西方的反苏政策达到了高潮。这项公约规定成立一个十二国的军事联盟，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保持一支联合军事力量，声称这一军事联盟纯粹是防御性质的。但在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看来，它明显是有进攻意图的。3年之后，北约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吸收进去，“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发展”（伊恩格雷语）。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和苏联的友好态度被美国回绝，在苏联内部引起和激发了偏激的爱国主义，与此同时抨击了有碍这种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令苏联人不能接受的是：苏联为了他们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国加在一起还要大的代价，而胜利却没有使他们能够参加建立世界和平，反倒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是由那时尚握有原子弹垄断权的美国所建立的基地构成的，而且美国竟把任何除了美国自己的扩张以外的“扩张”都诬蔑为“侵略”。因此，斯大林在苏联东南欧占领区的前轴心国国家内，积极扶植各国的共产主义党派上台，建立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等卫星国，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些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共产党执政的一党专政制度，推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并对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支持宪政民主人士实施严厉打压和清洗。1947年，苏联对东方集团提供了经济援助的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于1949年发展成为经济互助委员会。之后，随着华盛顿冷战政策的不断深化，莫斯科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任何想独立处理内外政策的做法都被认为是背叛行为。通过友好合作和缔结联盟，一些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占世界土地面积的26.6%，占全世界人口的36%，工业产量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0%。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建立和发展了新型的经济联系，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和合作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现象，它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鼓舞了反帝反殖民的解放运动，成为了反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力量，捍卫了世界和平。但是，此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企图干预和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给社会主义阵营播下了不和谐的种子，最后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二是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客观上支持了中国的独立与新中国的建设。二战爆发前夕，苏联曾与1937年8月20日与刚刚开始全面的抗日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抗日战争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战斗机志愿队助战，一直到1941年初斯大林与日本帝国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之后，苏联战斗机志愿队才撤离中国回苏。二战结束后，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一周之内，苏蒙联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推翻了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地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1946年国共谈判的努力宣告失败，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正如一些学者分析的那样：“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分析并不十分准确，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伪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949年，中共击败国民党夺取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并于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国结盟并为之提供经济援助。
§§结束语
二是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客观上支持了中国的独立与新中国的建设。二战爆发前夕，苏联曾与1937年8月20日与刚刚开始全面的抗日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抗日战争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战斗机志愿队助战，一直到1941年初斯大林与日本帝国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之后，苏联战斗机志愿队才撤离中国回苏。二战结束后，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一周之内，苏蒙联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推翻了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地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1946年国共谈判的努力宣告失败，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正如一些学者分析的那样：“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分析并不十分准确，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伪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949年，中共击败国民党夺取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并于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国结盟并为之提供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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