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的斯大林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宁去世后，成为了联共（布）最高领导人，经过了党内左和右的斗争后，更大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需要很多代人的艰苦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其历程必然更曲折，其代价必然更巨大。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列宁做过有益的探索。斯大林一生跟随列宁。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实践列宁主义。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斯大林一直在实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用政治手段点燃激情，不断激发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在政治上，苏共中央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各地方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要听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占有绝对的优势。斯大林同志的政令畅通无阻，不忠于斯大林同志就等于是背叛党和人民。各级干部层层任命。党的干部具有高度的权力和权威。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历史上称为“斯大林模式”。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当时这个模式是最佳的选择，他体现了很高的效率、稳定的政治和统一的思想。苏联当时所处的时代，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国防现代化。稳定、速度、效率是压倒一切的。从斯大林发展模式产生的背景看，它是社会主义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国内外形势下取得的新进展。列宁过世后，世界上唯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法西斯主义的攻势。如何在残酷的时代、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怎样在艰险环境中建设乃至建成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们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只有对此作出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解答，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斯大林的探索及时回应了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无论是非功过、成败对错，它确实以巨大的力量推动过社会主义思想在特殊条件下的演进。它在关于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上都取得过突破性进展。总之，纵观20年代至30年代斯大林的活动，首先应该说他是有功的，功在于他按照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领导苏联人民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以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最具有标志性的成就是五年计划成功令苏联迅速进行工业化，在1940年，钢、煤、石油、电力产量都达至新高（之后才因德军入侵而有所回落），苏联已经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强工业国；而在东部兴建新的工业城市则有助西伯利亚及乌拉尔山地区的开发。这个高度计划经济模式对今天的中国经济还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虽然苏联因为集中发展对国防有利及国家有需求的重工业，而忽视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轻工业之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沙皇时期更低；人均工业化的成果在苏联庞大的人口下都给抵消掉了，相比起资本主义阵营工业较弱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仍犹有不及，更无法和英美等国相比，人民没有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斯大林要求苏联人民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又提出过高且不切实际的生产要求，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工人会被处分，以致进行劳改甚至被枪决，个人需要及自由都被国家及集体的强制手段压制至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是，不管从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的手段。斯大林任职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
同时，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民主法制、强调斗争、高度集权肯定是存在严重的弊端。如过分注重重工业的加速推进而忽视轻工业、农业的积累和发展，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造成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在政治体制上过度集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缺失，人治远大于法治；思想文化领域僵化保守，教条主义盛行，垄断马克思主义原著思想的解释权；对外政策上的封闭性和大国主义、扩张主义；等等。这些负面影响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出现严重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大缺陷。而对斯大林模式的最严厉最深刻批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队列内部，这一批评在20世纪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久远的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创新性变革，社会主义思想逐步兼容并蓄，回归到积极吸取各种优秀思想成果、价值理念的坦途。由于中断了适合苏联国情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开始压制民主，尤其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使大批富农遭到迫害，甚至迫害致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富农阶级”并不是十几年前潜伏下来的那些剥削农民的有产者。而是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靠自己辛勤劳动、节约缩食而富裕起来的勤劳农民。
对于当时的斯大林来说并不是看不到这些弊病。但是，历史使命既然落到自己的肩上，他就不会把它推出去！在一片赞扬声中，他明知道有很多是虚伪的假象，有很多人在暗地里仇视他，唾骂他。但他却置若罔闻--既不在崇拜活动中洋洋得意，也不在反对派的叫喊声中动摇退却。他的双脚如同他的深沉、他的冷漠、他的举止、他的眼神，都说明他始终在苦苦地思考着、探索着。他在探索一条新路，一条前人和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走过的路，他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化强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多少年来，斯大林始终在探索和斗争中艰难地走着这条新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斯大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战友、同事、朋友和亲属，他生活中的欢乐空间越来越少了。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但他的希望始终是落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跟得上他的脚步。只有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个时刻，人们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斯大林要那样拼命地抢时间、争速度，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的任务，为什么斯大林能够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当人们理解这些问题时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历史总是把高瞻远瞩赐给极少数的领袖，这也许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人把花圈献给斯大林的原因。正如斯大林在总结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这次大会将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使他们感到：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使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个体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人们鄙视这种思想”，人们把领袖的号召很快化作群众的自觉行动。他始终相信通过严密的组织和行政命令手段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过去的经历已经证明，单靠手中的权力就能消除强大的敌手，驯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派别和个人，甚至能消灭整个富农阶级。斯大林始终相信，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足以使那些工业领导人按照计划规定去生产出大量的煤、钢和机器。事实上他已经把一个具有小规模个体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谈到了工业化带来的成绩时，斯大林兴奋地说，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他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如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数字、图表、表格来说明这些成就。在农业方面的成绩是，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和5000个国营农场。斯大林承认，农业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但他乐观地认为，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即将到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
在文化革命方面，苏联已经从革命前的俄国那样愚昧的、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遍布全国。一支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队伍形成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专家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出版机构、电影院、广播站、俱乐部和剧院的空前发展，反映了文化建设规模的巨大。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斯大林警告说：斗争并没有完结。敌人虽然已被击破，可是他们的余毒还存在着，并常常流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包围还依旧，它复活并利用着存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十七大以后整个社会的基调是蓬勃向上的。全国上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于1937年4月提前9个月完成任务。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拥有世界上先进技术；在工业方面生产出许许多多先进的机器、车床和其他生产工具；在农业方面拥有大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在运输业方面获得了头等的汽车、机车、轮船和飞机。部队也获得了新式、优良的技术装备。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在实现以极端落后的状态向工业化发达国家跃进的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重视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且人才的培养的问题也摆上了重要位置。早在1927年，他就指出，建设重工业不仅会遇到资金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即如何吸收成千上万拥护苏维埃的专家，并培养红色技师、红色专家的问题。1931年他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机，大量引进外国技术。1931年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26年-1931年间，苏联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高达90%。这个时期还聘请了大批外国技术人员。有了技术设备，就需要能够掌握技术的人才。1935年，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取代“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在1935年5月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此后，苏联为培养人才作出积极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小学生增加了800多万人，1937年有50多万人在高等学校学习。受过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的专家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了一倍多。知识分子约有1000万人。1935年，工人中间开展了掌握新技术和修改旧的技术定额的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
虽然苏联因为集中发展对国防有利及国家有需求的重工业，而忽视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轻工业之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沙皇时期更低；人均工业化的成果在苏联庞大的人口下都给抵消掉了，相比起资本主义阵营工业较弱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仍犹有不及，更无法和英美等国相比，人民没有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斯大林要求苏联人民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又提出过高且不切实际的生产要求，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工人会被处分，以致进行劳改甚至被枪决，个人需要及自由都被国家及集体的强制手段压制至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是，不管从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的手段。斯大林任职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
同时，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民主法制、强调斗争、高度集权肯定是存在严重的弊端。如过分注重重工业的加速推进而忽视轻工业、农业的积累和发展，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造成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在政治体制上过度集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缺失，人治远大于法治；思想文化领域僵化保守，教条主义盛行，垄断马克思主义原著思想的解释权；对外政策上的封闭性和大国主义、扩张主义；等等。这些负面影响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出现严重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大缺陷。而对斯大林模式的最严厉最深刻批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队列内部，这一批评在20世纪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久远的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创新性变革，社会主义思想逐步兼容并蓄，回归到积极吸取各种优秀思想成果、价值理念的坦途。由于中断了适合苏联国情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开始压制民主，尤其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使大批富农遭到迫害，甚至迫害致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富农阶级”并不是十几年前潜伏下来的那些剥削农民的有产者。而是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靠自己辛勤劳动、节约缩食而富裕起来的勤劳农民。
对于当时的斯大林来说并不是看不到这些弊病。但是，历史使命既然落到自己的肩上，他就不会把它推出去！在一片赞扬声中，他明知道有很多是虚伪的假象，有很多人在暗地里仇视他，唾骂他。但他却置若罔闻--既不在崇拜活动中洋洋得意，也不在反对派的叫喊声中动摇退却。他的双脚如同他的深沉、他的冷漠、他的举止、他的眼神，都说明他始终在苦苦地思考着、探索着。他在探索一条新路，一条前人和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走过的路，他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化强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多少年来，斯大林始终在探索和斗争中艰难地走着这条新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斯大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战友、同事、朋友和亲属，他生活中的欢乐空间越来越少了。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但他的希望始终是落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跟得上他的脚步。只有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个时刻，人们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斯大林要那样拼命地抢时间、争速度，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的任务，为什么斯大林能够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当人们理解这些问题时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历史总是把高瞻远瞩赐给极少数的领袖，这也许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人把花圈献给斯大林的原因。正如斯大林在总结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这次大会将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使他们感到：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使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个体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人们鄙视这种思想”，人们把领袖的号召很快化作群众的自觉行动。他始终相信通过严密的组织和行政命令手段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过去的经历已经证明，单靠手中的权力就能消除强大的敌手，驯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派别和个人，甚至能消灭整个富农阶级。斯大林始终相信，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足以使那些工业领导人按照计划规定去生产出大量的煤、钢和机器。事实上他已经把一个具有小规模个体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谈到了工业化带来的成绩时，斯大林兴奋地说，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他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如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数字、图表、表格来说明这些成就。在农业方面的成绩是，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和5000个国营农场。斯大林承认，农业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但他乐观地认为，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即将到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
在文化革命方面，苏联已经从革命前的俄国那样愚昧的、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遍布全国。一支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队伍形成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专家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出版机构、电影院、广播站、俱乐部和剧院的空前发展，反映了文化建设规模的巨大。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斯大林警告说：斗争并没有完结。敌人虽然已被击破，可是他们的余毒还存在着，并常常流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包围还依旧，它复活并利用着存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十七大以后整个社会的基调是蓬勃向上的。全国上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于1937年4月提前9个月完成任务。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拥有世界上先进技术；在工业方面生产出许许多多先进的机器、车床和其他生产工具；在农业方面拥有大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在运输业方面获得了头等的汽车、机车、轮船和飞机。部队也获得了新式、优良的技术装备。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在实现以极端落后的状态向工业化发达国家跃进的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重视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且人才的培养的问题也摆上了重要位置。早在1927年，他就指出，建设重工业不仅会遇到资金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即如何吸收成千上万拥护苏维埃的专家，并培养红色技师、红色专家的问题。1931年他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机，大量引进外国技术。1931年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26年-1931年间，苏联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高达90%。这个时期还聘请了大批外国技术人员。有了技术设备，就需要能够掌握技术的人才。1935年，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取代“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在1935年5月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此后，苏联为培养人才作出积极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小学生增加了800多万人，1937年有50多万人在高等学校学习。受过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的专家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了一倍多。知识分子约有1000万人。1935年，工人中间开展了掌握新技术和修改旧的技术定额的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