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在国共之间建立了左右摇摆的中苏关系，但最后还是将天平倾向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因此，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在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月-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还必须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他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统一和稳定的中国。
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斯大林政府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了解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斯大林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毕竟中苏是一个阵营里的。1945年8月9日150万苏联远东军兵分三路进入东北，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目的可能是最佳选择。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日，苏共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因为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对于来自苏联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毛泽东头上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中央只好立即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指出：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对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由于害怕惹恼了“老大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需要观望一段时间。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不过，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总之，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宿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事实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他还是想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北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部队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北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北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发蒙。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9月14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察哈尔、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苏军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和沈阳周围，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蒋军，至少向后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但是，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你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
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我方，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斯大林又一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在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提出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日-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他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因此，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在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月-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还必须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他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统一和稳定的中国。
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斯大林政府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了解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斯大林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毕竟中苏是一个阵营里的。1945年8月9日150万苏联远东军兵分三路进入东北，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目的可能是最佳选择。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日，苏共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因为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对于来自苏联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毛泽东头上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中央只好立即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指出：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对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由于害怕惹恼了“老大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需要观望一段时间。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不过，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总之，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宿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事实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他还是想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北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部队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北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北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发蒙。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9月14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察哈尔、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苏军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和沈阳周围，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蒋军，至少向后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但是，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你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
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我方，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斯大林又一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在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提出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日-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他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