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伟大而艰难的农业革命
当时，斯大林考虑最多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引导它去实现新的目标、理想，达到顶峰。这些事情毕竟没有人尝试过，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一时间，各种理论铺天盖地，说什么的都有。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该如何继续前进，人们都在积极地思考着、探索着，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如何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了。斯大林虽然对经济学的了解并不十分深入，也不具有十分敏锐的经济眼光，但是他意识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他纵观俄国历史，发现旧俄国由于贫穷落后，屡遭外国列强的欺辱。因此，他号召人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建设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以史无前例的魄力，决定必须尽快进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革命。
人民响应了领袖的号召，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在全国兴起。伟大的斯大林时代拉开了序幕，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新人，他们用拼命精神迅速地使旧俄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4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的执政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实行了一个新发展模式，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模式对今天的俄罗斯经济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放弃了列宁的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俄共（布）中央提出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27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五大，这次大会通过了农业集体化的建议。
他知道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会有阻力，对付一切阻力的办法，斯大林是有着成功经验的，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动势力来打倒。因为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规劝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所不允许的。但与早期革命不同的是，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同样是个冒险行为，需要有胆量和勇气，更需要领袖的智慧。
为此，他的讲话总是以启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主义使命感，激发党员和人民的建设热情和牺牲精神为中心的，他觉得这样做会更容易让人们接受。斯大林曾在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提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必须“加快速度”的观点。他很欣赏一位专家提出的“指令性经济”的概念，后来这个词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盛行，中国现在仍然沿用着。斯大林曾多次援引、借用并向听众和读者们灌输他这些相对温柔的词，因为这些词句不是那么生硬，而且还可以准确地反映他本人的意愿。
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让前苏联经济和军事迅速腾飞的蓝图，目标是令苏联的经济迅速发展，后来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总方针。这是斯大林时期一次伟大的计划经济举措，也是计划经济国家的标志性经济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对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仍然有深刻影响，它预示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实现。这个计划一下达，全国沸腾了，各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广大工农劳动者都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来。思想发动起来了，先从哪里下手呢？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先从农业下手。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该决议确定了实行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农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从1930年到1933年间，大约有1400万块小片土地合并组成了20万个大农庄，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个体劳动变成了集体化生产，在农业耕作中充分发挥了农田水利工程和拖拉机的优势。在这片幅员辽阔、人少地广的土地上，苏联农民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惊人的成果。他们的道路是前人从未走过的，也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条路为苏联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中国农业的体制改革即人民公社的建立树立了样本。斯大林将全国的农业发展纳入计划之中，将小农庄的合并成大规模的集体农场以推动现代化耕作方法，包括机械化生产及施用化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每个集体农场共同享有土地、农产品及生产设备，生产目标都由国家根据全国或地区需要加以规定。从1929年开始，集体农场的数目有57000个，1930年增加至8万多个，此后自1931年开始，国营集体农场数一直维持至20万个以上。然而，这一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把这项工作想得比较简单，而且实施得十分急躁，他要求把实现集体化的时间缩短一半，还觉得不够快，不断要求再快些，各地督促加快速度的会议和文件接连不断。但是他忽略了当时的农业现状。在集体化之前，苏联农民普遍采用中世纪的古老耕作方法，许多农民既无牲畜，又买不起工具，甚至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台拖拉机，农民们甚至愚昧地把拖拉机叫作“魔鬼的机器”。在发展极其落后的农业区，根本找不到一个懂农业技术的人，更谈不上科学种田，播种的日期要靠宗教界人士来敲定，虔诚的农民教徒列队祈求风调雨顺，毕竟小农经济永远躲不开“靠天吃饭”的命运，在障碍重重的状况下，集体化运动仍然搞得如火如茶。共青团员们担当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他们是革命的生力军，是斯大林路线的捍卫者和突击队。党的基层干部认真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庄员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
斯大林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农民的落后思想他也相当了解。他深知改变落后的农业面貌，确实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长时期的小农经济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习惯势力。人们的无知和宗教的传统都是无形的思想障碍，死死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禁锢着人民的行为。要想排除这些障碍，绝不是几个文件或命令所能解决的。因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农民仍然缺乏自觉性，还是我行我素。再加上唱反调的人出现了，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与国家分庭抗礼，力图摆脱政府对粮食的控制。这一切都给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带来极大的困难。然而，在障碍重重的状况下，集体化运动仍然搞得如火如荼。通过组织领导和舆论宣传，大部分农民群众终于敢放心大胆地参加集体农庄了。
集体化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使人们来不及学习大生产的管理与技术，一切都是边干边学。这时，集体农庄又催生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组织--拖拉机站。在那里有农业专家，有几十架教学用的拖拉机和配套设备，有修配工厂和驾驶员学校，有教师和技术人员传授有关的技术知识。每个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学成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实践证明：这个拖拉机站十分受农庄的庄员欢迎的，尤其在牲口缺乏的地区，人力操作是十分繁重的。拖拉机的出现，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人们亲眼看到了机械化操作的威力，“拖拉机站”这一组织不仅在苏联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推广到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搞农业集体化、建拖拉机站，这是斯大林把小农经济转变为大经济的实践，是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使苏联的农村整个变了一副模样。过去，“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体农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人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不一样了。学科学、学文化、开展扫盲运动、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修筑铁路，在杳无人烟的顶峰峡谷之间开山、铺路、修桥……这一切都是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才开始实施并大见成效的。斯大林领导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释放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人民在集体农庄里逐渐感受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时，有一位年轻的毕业生说出了许多人赞扬斯大林时代的心里话：“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主人翁，有使命去征服空间和时间。”
但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斯大林利用暴力推行农业革命，他动用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镇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推动集体化运动的先锋队，还有25000名“有充分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工人突击队配合作战。最典型的就是对富农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斯大林这个过火的决定到后来一直受到批评。事情是这样的，1930年1月30日，中央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地方政权机关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权采取各种措施，直至完全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及把他们驱逐出原来居住的地区和州。1930年1至2月份的所有报纸清一色地宣传要战胜社会上一切反抗势力，尽快实现集体化。
许多地方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而错上加错的是这种强制政策不仅是对付富农，而且扩大到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据一份材料统计，1929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有15万多户所谓富农家庭，1930年有24万户，1931年有28.5万户。大约有850万至900万男人、妇女、老人和儿童被划成富农。其中大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告别他们的祖坟、多年的故居和全部简陋的家当……许多人因为反抗而被枪决，不少人在去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途中死去。在许多地方，有时是出于使用暴力的恶习，有时是出于物质利害关系，对中农也采取了清算的政策。据估计，约有6%至8%的农户被这种过火行为所伤害。这样计算起来，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有1000万人口蒙受灾难。强迫和掠夺农民的政策几乎使大多数农民走投无路，他们不甘心在枪口威逼下放弃祖辈传下的生活习惯，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屠宰了牧畜和家禽，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反抗行动遍及全国。据统计，1933年与1929年相比，牲畜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广大农村的土地无人耕种，良田荒芜，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农民以盲目地破坏来进行反抗，谋杀和纵火案比比皆是，甚至党员夜间在乡村行走都会遭到杀害。开始，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根据他的经验，他相信自己的政策不久就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然而，无情的事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的信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的路线遭到了全国性的反抗，这就叫做物极必反。当时全国叫骂声不断，成千上万封告状信从四面八方飞到莫斯科，前来上访的人群接连不断，这时“冷静思考”又帮助了斯大林。他通过仔细分析后，指出了农村在执行“消灭富农和集体化”的政策时产生的过火行动，使农村的阶级矛盾人为地紧张起来。斯大林认为：这是由于一些农村干部肆意歪曲党的政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于是又下令及时制定一系列纠正措施。斯大林鼓励大家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的目的，即使有牺牲，也必须尽力去做。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虽然遭到了人民的抵制，但他用坚强的意志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斯大林郑重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我们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些雄壮的语言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扉，饱尝战争之苦的人民多么渴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啊！具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多么想与父辈们一起共同改变旧俄国遗留下来的贫穷面貌啊！领袖的话使他们感到：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使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是正确的道路，而个体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人们鄙视这种行为，把领袖的号召很快化作群众的自觉行动。农业集体化的事业经过一番波折进展得还是十分顺利，到1931年6月，已经有52.7%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到1935年，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集体农庄，只有边疆地区还有少数的个体农民。
人民响应了领袖的号召，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在全国兴起。伟大的斯大林时代拉开了序幕，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新人，他们用拼命精神迅速地使旧俄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4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的执政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实行了一个新发展模式，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模式对今天的俄罗斯经济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放弃了列宁的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俄共（布）中央提出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27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五大，这次大会通过了农业集体化的建议。
他知道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会有阻力，对付一切阻力的办法，斯大林是有着成功经验的，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动势力来打倒。因为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规劝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所不允许的。但与早期革命不同的是，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同样是个冒险行为，需要有胆量和勇气，更需要领袖的智慧。
为此，他的讲话总是以启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主义使命感，激发党员和人民的建设热情和牺牲精神为中心的，他觉得这样做会更容易让人们接受。斯大林曾在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提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必须“加快速度”的观点。他很欣赏一位专家提出的“指令性经济”的概念，后来这个词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盛行，中国现在仍然沿用着。斯大林曾多次援引、借用并向听众和读者们灌输他这些相对温柔的词，因为这些词句不是那么生硬，而且还可以准确地反映他本人的意愿。
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让前苏联经济和军事迅速腾飞的蓝图，目标是令苏联的经济迅速发展，后来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总方针。这是斯大林时期一次伟大的计划经济举措，也是计划经济国家的标志性经济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对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仍然有深刻影响，它预示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实现。这个计划一下达，全国沸腾了，各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广大工农劳动者都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来。思想发动起来了，先从哪里下手呢？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先从农业下手。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该决议确定了实行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农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从1930年到1933年间，大约有1400万块小片土地合并组成了20万个大农庄，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个体劳动变成了集体化生产，在农业耕作中充分发挥了农田水利工程和拖拉机的优势。在这片幅员辽阔、人少地广的土地上，苏联农民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惊人的成果。他们的道路是前人从未走过的，也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条路为苏联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中国农业的体制改革即人民公社的建立树立了样本。斯大林将全国的农业发展纳入计划之中，将小农庄的合并成大规模的集体农场以推动现代化耕作方法，包括机械化生产及施用化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每个集体农场共同享有土地、农产品及生产设备，生产目标都由国家根据全国或地区需要加以规定。从1929年开始，集体农场的数目有57000个，1930年增加至8万多个，此后自1931年开始，国营集体农场数一直维持至20万个以上。然而，这一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把这项工作想得比较简单，而且实施得十分急躁，他要求把实现集体化的时间缩短一半，还觉得不够快，不断要求再快些，各地督促加快速度的会议和文件接连不断。但是他忽略了当时的农业现状。在集体化之前，苏联农民普遍采用中世纪的古老耕作方法，许多农民既无牲畜，又买不起工具，甚至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台拖拉机，农民们甚至愚昧地把拖拉机叫作“魔鬼的机器”。在发展极其落后的农业区，根本找不到一个懂农业技术的人，更谈不上科学种田，播种的日期要靠宗教界人士来敲定，虔诚的农民教徒列队祈求风调雨顺，毕竟小农经济永远躲不开“靠天吃饭”的命运，在障碍重重的状况下，集体化运动仍然搞得如火如茶。共青团员们担当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他们是革命的生力军，是斯大林路线的捍卫者和突击队。党的基层干部认真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庄员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
斯大林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农民的落后思想他也相当了解。他深知改变落后的农业面貌，确实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长时期的小农经济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习惯势力。人们的无知和宗教的传统都是无形的思想障碍，死死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禁锢着人民的行为。要想排除这些障碍，绝不是几个文件或命令所能解决的。因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农民仍然缺乏自觉性，还是我行我素。再加上唱反调的人出现了，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与国家分庭抗礼，力图摆脱政府对粮食的控制。这一切都给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带来极大的困难。然而，在障碍重重的状况下，集体化运动仍然搞得如火如荼。通过组织领导和舆论宣传，大部分农民群众终于敢放心大胆地参加集体农庄了。
集体化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使人们来不及学习大生产的管理与技术，一切都是边干边学。这时，集体农庄又催生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组织--拖拉机站。在那里有农业专家，有几十架教学用的拖拉机和配套设备，有修配工厂和驾驶员学校，有教师和技术人员传授有关的技术知识。每个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学成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实践证明：这个拖拉机站十分受农庄的庄员欢迎的，尤其在牲口缺乏的地区，人力操作是十分繁重的。拖拉机的出现，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人们亲眼看到了机械化操作的威力，“拖拉机站”这一组织不仅在苏联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推广到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搞农业集体化、建拖拉机站，这是斯大林把小农经济转变为大经济的实践，是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使苏联的农村整个变了一副模样。过去，“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体农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人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不一样了。学科学、学文化、开展扫盲运动、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修筑铁路，在杳无人烟的顶峰峡谷之间开山、铺路、修桥……这一切都是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才开始实施并大见成效的。斯大林领导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释放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人民在集体农庄里逐渐感受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时，有一位年轻的毕业生说出了许多人赞扬斯大林时代的心里话：“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主人翁，有使命去征服空间和时间。”
但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斯大林利用暴力推行农业革命，他动用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镇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推动集体化运动的先锋队，还有25000名“有充分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工人突击队配合作战。最典型的就是对富农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斯大林这个过火的决定到后来一直受到批评。事情是这样的，1930年1月30日，中央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地方政权机关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权采取各种措施，直至完全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及把他们驱逐出原来居住的地区和州。1930年1至2月份的所有报纸清一色地宣传要战胜社会上一切反抗势力，尽快实现集体化。
许多地方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而错上加错的是这种强制政策不仅是对付富农，而且扩大到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据一份材料统计，1929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有15万多户所谓富农家庭，1930年有24万户，1931年有28.5万户。大约有850万至900万男人、妇女、老人和儿童被划成富农。其中大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告别他们的祖坟、多年的故居和全部简陋的家当……许多人因为反抗而被枪决，不少人在去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途中死去。在许多地方，有时是出于使用暴力的恶习，有时是出于物质利害关系，对中农也采取了清算的政策。据估计，约有6%至8%的农户被这种过火行为所伤害。这样计算起来，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有1000万人口蒙受灾难。强迫和掠夺农民的政策几乎使大多数农民走投无路，他们不甘心在枪口威逼下放弃祖辈传下的生活习惯，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屠宰了牧畜和家禽，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反抗行动遍及全国。据统计，1933年与1929年相比，牲畜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广大农村的土地无人耕种，良田荒芜，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农民以盲目地破坏来进行反抗，谋杀和纵火案比比皆是，甚至党员夜间在乡村行走都会遭到杀害。开始，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根据他的经验，他相信自己的政策不久就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然而，无情的事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的信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的路线遭到了全国性的反抗，这就叫做物极必反。当时全国叫骂声不断，成千上万封告状信从四面八方飞到莫斯科，前来上访的人群接连不断，这时“冷静思考”又帮助了斯大林。他通过仔细分析后，指出了农村在执行“消灭富农和集体化”的政策时产生的过火行动，使农村的阶级矛盾人为地紧张起来。斯大林认为：这是由于一些农村干部肆意歪曲党的政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于是又下令及时制定一系列纠正措施。斯大林鼓励大家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的目的，即使有牺牲，也必须尽力去做。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虽然遭到了人民的抵制，但他用坚强的意志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斯大林郑重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我们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些雄壮的语言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扉，饱尝战争之苦的人民多么渴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啊！具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多么想与父辈们一起共同改变旧俄国遗留下来的贫穷面貌啊！领袖的话使他们感到：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使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是正确的道路，而个体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人们鄙视这种行为，把领袖的号召很快化作群众的自觉行动。农业集体化的事业经过一番波折进展得还是十分顺利，到1931年6月，已经有52.7%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到1935年，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集体农庄，只有边疆地区还有少数的个体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