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接受托派思想
一、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
1927年9月10日，陈独秀和秘书黄文容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此时的陈独秀处于革命失败后的极度消沉时期。一方面，他对于自己领导的大革命的失败感到深深的自责，另一方面，他也对共产国际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的惩办主义方法也感到愤怒。因此，他拒绝了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上，只要有人来看他，他开口闭口的都是音韵学的问题。1929年3月，他终于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
尽管陈独秀本人没有异动，但他身边的人及其亲信包括彭述之、尹宽、何资深、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等人，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他们认为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因此自称为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在党的六大后，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解除了陈独秀派重要分子的职务，引起了陈独秀派成员的强烈不满。他们既瞧不起中央新的领导人，也不甘心丧失在党内的重要职位，于是参加了江苏省分裂党的活动。
他们在江苏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以现任省委书记李富春为首，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针对江苏省委的分裂活动，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定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决定。
在这次事件中，陈独秀采取了“不支持，不阻止”的态度。这一态度，是在陈独秀派分子为其鸣不平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这表明虽然陈独秀对新的中央及其政策不满，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在他身上不满，但陈独秀本人与陈独秀派分子是不同的，他没有直接对抗中央，或者是参加分裂党的活动，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
然而，这个事件后，陈独秀派很快就被揭发了出来。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独秀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当陈独秀和陈独秀派分子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开始了相互融合，而且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二、接触托派思想
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在列宁死后，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斯大林派的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肆向斯大林进攻，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中国托派组织源自留俄学生。1925年-1927年间，为了培养干部，中国共产党派了批党团员到苏联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公开后，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留学生开始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于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开始产生分裂，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了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1928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纪念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然而，在红场游行时，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与苏联托派分子一起高呼“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并与现场游行群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并在苏联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组织随之转入地下开展活动，而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一部分人被遣送回国，另一部分人则巧妙地隐蔽于苏联国内。
回国后，托派成员又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于1929年4月16日创办了机关报《我们的话》。因此，中国的托派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通过苏联托派组织将托洛茨基的理论传播到中国来，并向陈独秀及彭述之、马玉夫、郑超麟、汪泽楷等不满于中央的分子系统地介绍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文件，包括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陈独秀在看到托派成员给他的文件后，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其中，最令中国托派和陈独秀等人信服的是《中国革命问题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问题上文过饰非，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经过议会制度时期达到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陈独秀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原来，托洛茨基早在武汉失败以后就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的，而正是因为这种正确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使陈独秀的思想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转变为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同时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持反对意见。
三、起而应战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陈独秀转变了之前保持沉默的态度，开始猛烈抨击中共中央自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进而阐明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地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对于党的政策，他认为“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此时，陈独秀已经从原来基本赞成党的六大所制定的路线，转变为怀疑以及否定党的六大路线。他经常和托派分子一起阅读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与托派分子进行辩论。通过一层层的讨论，到1929年的8月-10月间，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托派成员。
1927年9月10日，陈独秀和秘书黄文容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此时的陈独秀处于革命失败后的极度消沉时期。一方面，他对于自己领导的大革命的失败感到深深的自责，另一方面，他也对共产国际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的惩办主义方法也感到愤怒。因此，他拒绝了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上，只要有人来看他，他开口闭口的都是音韵学的问题。1929年3月，他终于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
尽管陈独秀本人没有异动，但他身边的人及其亲信包括彭述之、尹宽、何资深、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等人，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他们认为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因此自称为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在党的六大后，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解除了陈独秀派重要分子的职务，引起了陈独秀派成员的强烈不满。他们既瞧不起中央新的领导人，也不甘心丧失在党内的重要职位，于是参加了江苏省分裂党的活动。
他们在江苏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以现任省委书记李富春为首，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针对江苏省委的分裂活动，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定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决定。
在这次事件中，陈独秀采取了“不支持，不阻止”的态度。这一态度，是在陈独秀派分子为其鸣不平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这表明虽然陈独秀对新的中央及其政策不满，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在他身上不满，但陈独秀本人与陈独秀派分子是不同的，他没有直接对抗中央，或者是参加分裂党的活动，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
然而，这个事件后，陈独秀派很快就被揭发了出来。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独秀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当陈独秀和陈独秀派分子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开始了相互融合，而且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二、接触托派思想
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在列宁死后，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斯大林派的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肆向斯大林进攻，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中国托派组织源自留俄学生。1925年-1927年间，为了培养干部，中国共产党派了批党团员到苏联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公开后，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留学生开始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于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开始产生分裂，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了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1928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纪念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然而，在红场游行时，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与苏联托派分子一起高呼“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并与现场游行群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并在苏联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组织随之转入地下开展活动，而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一部分人被遣送回国，另一部分人则巧妙地隐蔽于苏联国内。
回国后，托派成员又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于1929年4月16日创办了机关报《我们的话》。因此，中国的托派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通过苏联托派组织将托洛茨基的理论传播到中国来，并向陈独秀及彭述之、马玉夫、郑超麟、汪泽楷等不满于中央的分子系统地介绍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文件，包括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陈独秀在看到托派成员给他的文件后，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其中，最令中国托派和陈独秀等人信服的是《中国革命问题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问题上文过饰非，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经过议会制度时期达到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陈独秀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原来，托洛茨基早在武汉失败以后就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的，而正是因为这种正确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使陈独秀的思想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转变为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同时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持反对意见。
三、起而应战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陈独秀转变了之前保持沉默的态度，开始猛烈抨击中共中央自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进而阐明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地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对于党的政策，他认为“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此时，陈独秀已经从原来基本赞成党的六大所制定的路线，转变为怀疑以及否定党的六大路线。他经常和托派分子一起阅读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与托派分子进行辩论。通过一层层的讨论，到1929年的8月-10月间，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托派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