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革命中的错误
一、“中山舰”事件迷雾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指责了西山会议派，并视情节不同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陈独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致函广东区委，指示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中央委员会中去，右派也要争取，以示团结。鲍罗廷及广东区委对陈独秀及维经斯基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对右派进行了斗争，使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但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人，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却有15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仅占1人。戴季陶仍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委，这就为蒋介石夺取革命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次会议造成了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扩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这就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但苏联代表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最初对情况完全不了解，认为“中山舰事件”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他北伐。3月底，苏联访问团回国途中路过上海，向陈独秀介绍了“中山舰事件”所谓的“真相”，即蒋介石只是防止有叛乱事情发生，并不是反俄反苏。
据此，陈独秀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48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蒋介石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4月初和4月上旬，陈独秀收到了陈延年写来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道，才知道“中山舰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举。这时，上海区委及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作出正式决定，以便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并要求采取措施对付蒋介石。于是，4月中旬，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孤立蒋介石。同时，在物质上和人力上援助第二、第六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
二、妥协与退让
然而，当苏联访问团团长布勃诺夫回到莫斯科后，却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了对蒋介石让步的方针。苏共中央同意他的处理意见，否定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4月29日，鲍罗廷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处理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借口，提出《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八点，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整理党务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面对蒋介石发动的新进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早在蒋介石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前，蒋介石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就要求其接受这个提案。为了促使蒋介石北伐，鲍罗廷接受了这些提案。结果《整理党务案》于5月17日顺利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蒋介石一手把持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成为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中心。
1926年6月，中共中央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然而，中共广东特委在彭述之主持下，否定了陈独秀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通过了鲍罗廷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的方针。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国共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考虑，但现在则不希望发生脱离国民党的事；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要从国民党组织机构中撤出来，但尚未暴露身份的就不要撤出来或暂不撤出。
三、让出领导权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北伐战争。陈独秀在北伐战争开始时，持悲观情绪，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然而，随着北伐军的接连胜利，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勃兴；中国共产党影响不断增强，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大革命浪潮日益汹涌高涨，促使陈独秀对北伐的消极态度有所改变。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当时，一些共产党员在省、县政权里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革命政权问题认识不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始终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立场。为此，中央连续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在同政权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工农武装，并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扩大。为了抑制蒋介石力量的过度发展，陈独秀决定采取迎接汪精卫复职的办法，通过汪蒋合作来限制蒋介石。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但仍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会议选举尚在国外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其回国创造了条件。
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于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选举了19名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9名。然而，蒋介石却加紧了对于上海市政府权力的篡取活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在起义胜利后掌握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则成为保住起义胜利成果、防止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重要砝码。3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定准备防御战争。然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同与蒋决裂。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反蒋斗争开始有所放松。
蒋介石到上海后，取得了帝国主义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江浙财阀的支持，对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积极与汪精卫联系要进行分共与清党，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双方经过多次密谈，于4月3日达成初步谅解。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表示他以后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都交给汪精卫指挥。
而共产党此时也将希望寄托于汪精卫身上，陈独秀与周恩来于4月3日会见汪精卫。汪精卫质问陈独秀，诬指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主使工人冲入租界。4日，陈独秀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简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5日，该宣言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态度。这个宣言的发表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许多共产党员都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因而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1927年4月12日，准备就绪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
四、被共产国际指令停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出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及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面临着如何依据国共双方的共同力量，反对新旧军阀，保持并推动工农运动的深入和高涨，做好应付武汉政府内同盟者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准备等一系列抉择。此时，党内出现了东征讨蒋和北伐讨奉之争。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赞成北伐讨奉，陈独秀、鲍罗廷坚持北伐讨奉的主张在争论中占了上风。
正当宁汉尖锐对立、汪精卫逐步动摇与反动，中共党内对挽救革命的措施发生争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对于蒋介石的叛变认为是大资产阶级的叛变，之后中共应该更积极地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加强合作。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夺革命领导权问题，但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大会对挽救革命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虽然提出了“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但没有提出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有力措施，却将希望寄托在武汉政府的军事力量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五大闭幕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逐渐向右转，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叛变，工农运动遭到极大摧残，革命陷入严重危机。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则继续坚持错误的方针，以压制工农运动来加强同汪精卫的合作。然而，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不仅不能拉住汪精卫等人走向反动，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武汉反革命政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越来越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为挽救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于7月间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是不能退出国民党，以便留在该党内，与下层党员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以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到陈独秀的拒绝。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案，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来自共产国际的新派遣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后，态度非常严厉，主张对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等人进行惩罚。张国焘本想邀请陈独秀参加，由于罗明那兹的强烈反对，最终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除此以外，会议还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议结束后，陈独秀被正式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第七章 中共的反对派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指责了西山会议派，并视情节不同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陈独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致函广东区委，指示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中央委员会中去，右派也要争取，以示团结。鲍罗廷及广东区委对陈独秀及维经斯基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对右派进行了斗争，使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但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人，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却有15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仅占1人。戴季陶仍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委，这就为蒋介石夺取革命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次会议造成了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扩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这就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但苏联代表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最初对情况完全不了解，认为“中山舰事件”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他北伐。3月底，苏联访问团回国途中路过上海，向陈独秀介绍了“中山舰事件”所谓的“真相”，即蒋介石只是防止有叛乱事情发生，并不是反俄反苏。
据此，陈独秀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48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蒋介石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4月初和4月上旬，陈独秀收到了陈延年写来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道，才知道“中山舰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举。这时，上海区委及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作出正式决定，以便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并要求采取措施对付蒋介石。于是，4月中旬，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孤立蒋介石。同时，在物质上和人力上援助第二、第六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
二、妥协与退让
然而，当苏联访问团团长布勃诺夫回到莫斯科后，却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了对蒋介石让步的方针。苏共中央同意他的处理意见，否定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4月29日，鲍罗廷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处理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借口，提出《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八点，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整理党务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面对蒋介石发动的新进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早在蒋介石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前，蒋介石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就要求其接受这个提案。为了促使蒋介石北伐，鲍罗廷接受了这些提案。结果《整理党务案》于5月17日顺利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蒋介石一手把持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成为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中心。
1926年6月，中共中央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然而，中共广东特委在彭述之主持下，否定了陈独秀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通过了鲍罗廷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的方针。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国共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考虑，但现在则不希望发生脱离国民党的事；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要从国民党组织机构中撤出来，但尚未暴露身份的就不要撤出来或暂不撤出。
三、让出领导权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北伐战争。陈独秀在北伐战争开始时，持悲观情绪，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然而，随着北伐军的接连胜利，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勃兴；中国共产党影响不断增强，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大革命浪潮日益汹涌高涨，促使陈独秀对北伐的消极态度有所改变。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当时，一些共产党员在省、县政权里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革命政权问题认识不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始终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立场。为此，中央连续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在同政权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工农武装，并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扩大。为了抑制蒋介石力量的过度发展，陈独秀决定采取迎接汪精卫复职的办法，通过汪蒋合作来限制蒋介石。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但仍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会议选举尚在国外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其回国创造了条件。
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于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选举了19名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9名。然而，蒋介石却加紧了对于上海市政府权力的篡取活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在起义胜利后掌握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则成为保住起义胜利成果、防止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重要砝码。3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定准备防御战争。然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同与蒋决裂。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反蒋斗争开始有所放松。
蒋介石到上海后，取得了帝国主义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江浙财阀的支持，对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积极与汪精卫联系要进行分共与清党，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双方经过多次密谈，于4月3日达成初步谅解。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表示他以后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都交给汪精卫指挥。
而共产党此时也将希望寄托于汪精卫身上，陈独秀与周恩来于4月3日会见汪精卫。汪精卫质问陈独秀，诬指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主使工人冲入租界。4日，陈独秀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简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5日，该宣言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态度。这个宣言的发表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许多共产党员都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因而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1927年4月12日，准备就绪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
四、被共产国际指令停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出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及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面临着如何依据国共双方的共同力量，反对新旧军阀，保持并推动工农运动的深入和高涨，做好应付武汉政府内同盟者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准备等一系列抉择。此时，党内出现了东征讨蒋和北伐讨奉之争。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赞成北伐讨奉，陈独秀、鲍罗廷坚持北伐讨奉的主张在争论中占了上风。
正当宁汉尖锐对立、汪精卫逐步动摇与反动，中共党内对挽救革命的措施发生争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对于蒋介石的叛变认为是大资产阶级的叛变，之后中共应该更积极地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加强合作。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夺革命领导权问题，但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大会对挽救革命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虽然提出了“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但没有提出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有力措施，却将希望寄托在武汉政府的军事力量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五大闭幕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逐渐向右转，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叛变，工农运动遭到极大摧残，革命陷入严重危机。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则继续坚持错误的方针，以压制工农运动来加强同汪精卫的合作。然而，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不仅不能拉住汪精卫等人走向反动，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武汉反革命政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越来越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为挽救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于7月间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是不能退出国民党，以便留在该党内，与下层党员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以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到陈独秀的拒绝。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案，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来自共产国际的新派遣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后，态度非常严厉，主张对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等人进行惩罚。张国焘本想邀请陈独秀参加，由于罗明那兹的强烈反对，最终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除此以外，会议还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议结束后，陈独秀被正式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第七章 中共的反对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