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一、回击“弹劾共产党”案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到1924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
1924年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三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开始了对于共产党的进攻。他们认为既然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该在共产党内再搞党派活动。为了缓和矛盾，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的发表，在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是隐藏在这一问题下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而且始终贯穿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中。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指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国民党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共产党，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同志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希望维经斯基能够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共产党进行协商。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罗廷、瞿秋白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致使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罗廷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
决议最后指出：“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二、支持孙中山北上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中山北上，而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但是与中共的意见不同，鲍罗廷却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因此，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会促进革命的发展。
当孙中山决定北上后，中国共产党内对孙中山此举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1月初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等人主张孙中山应留在广东，反对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此举是军事投机，与段祺瑞妥协。但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然而，正在国民革命胜利发展之时，孙中山先生突然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巨大悲痛，他发表了《悼孙中山先生》和《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两文，以深深悼念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终生的孙中山先生。
三、与戴季陶的斗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继续开展对于共产党的攻击。为了明确党的方针，应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从政策上确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大成果是确认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确认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会议指出：“民族运动必须得到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会议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称中央领导人为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之后，陈独秀作为总书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进一步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忌恨和仇视。
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内分化加剧且日趋公开化，除老右派外，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1925年9月，陈独秀连续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和《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严厉批判了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排除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党的态度。
面对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新局面，共产党内在采取怎样的对策上发生了分歧。为统一党内认识，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会上，陈独秀不是主张积极地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是主张一遇情况，就退出国民党，这显然是错误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及中央其他委员多数反对他的主张，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会后，党对国民党的策略转为了“退而不出，包而不办”的轨道。
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大了对国民党的财政支持。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的预示案，以资助学校、新建部队包括冯玉祥的部队。
然而，国民党左右派分化愈演愈烈，斗争也愈来愈尖锐。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最杰出的代表廖仲恺被刺，老右派势力暂时受到打击，而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却乘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实权，使革命潜在着更大的危险。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到1924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
1924年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三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开始了对于共产党的进攻。他们认为既然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该在共产党内再搞党派活动。为了缓和矛盾，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的发表，在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是隐藏在这一问题下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而且始终贯穿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中。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指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国民党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共产党，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同志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希望维经斯基能够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共产党进行协商。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罗廷、瞿秋白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致使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罗廷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
决议最后指出：“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二、支持孙中山北上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中山北上，而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但是与中共的意见不同，鲍罗廷却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因此，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会促进革命的发展。
当孙中山决定北上后，中国共产党内对孙中山此举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1月初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等人主张孙中山应留在广东，反对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此举是军事投机，与段祺瑞妥协。但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然而，正在国民革命胜利发展之时，孙中山先生突然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巨大悲痛，他发表了《悼孙中山先生》和《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两文，以深深悼念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终生的孙中山先生。
三、与戴季陶的斗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继续开展对于共产党的攻击。为了明确党的方针，应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从政策上确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大成果是确认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确认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会议指出：“民族运动必须得到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会议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称中央领导人为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之后，陈独秀作为总书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进一步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忌恨和仇视。
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内分化加剧且日趋公开化，除老右派外，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1925年9月，陈独秀连续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和《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严厉批判了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排除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党的态度。
面对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新局面，共产党内在采取怎样的对策上发生了分歧。为统一党内认识，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会上，陈独秀不是主张积极地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是主张一遇情况，就退出国民党，这显然是错误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及中央其他委员多数反对他的主张，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会后，党对国民党的策略转为了“退而不出，包而不办”的轨道。
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大了对国民党的财政支持。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的预示案，以资助学校、新建部队包括冯玉祥的部队。
然而，国民党左右派分化愈演愈烈，斗争也愈来愈尖锐。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最杰出的代表廖仲恺被刺，老右派势力暂时受到打击，而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却乘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实权，使革命潜在着更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