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央局书记
一、为中共一大做准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此时，陈独秀受广东陈炯明之邀，正在广东主办教育事业。因此，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来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月初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最早倡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之作出卓越贡献的南陈北李，因工作关系，无法分身，都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北京小组的活动。此外，毛泽东也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提出的四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提出，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应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但是，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从而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够，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因而没能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
由于受到密探的监视，代表们乘火车来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最大，代表们一致认为要选陈独秀，最终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部主任。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导人，可说是众望所归。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总司令，在社会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思想基础努力最大的人之一；而在创建共产党过程中，他不仅亲手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书记，而且指导、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这方面，他应该是贡献最大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领导建党初期的工作
一大闭幕后，陈独秀尚在广州。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急需他回沪主持。为催促陈独秀回沪，马林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应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陈独秀回沪前，由周佛海作代理书记）。同时对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也提出了意见。于是，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了一大情况，并接陈独秀回沪。9月中旬，陈独秀与包惠僧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开始积极的工作，但是却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了矛盾。由于马林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就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举行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激起了陈独秀的极度不满。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而马林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因此，尽管马林几次要求与陈独秀会晤，都被其拒绝。
三、再次被捕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改变了两人的关系。1921年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陈独秀正在午休，突然三个陌生人闯进陈宅，说要找陈独秀。众人一看是陌生人便说陈独秀不在家。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嘴猴腮的说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告诉来者到大自鸣钟下面去买。但是，这几个人还是不肯走，指着地上的《新青年》说要买。这种情况惊醒了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他知道出岔子了，于是下楼准备走后门。只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等五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到了巡捕房，各人都很默契地填上了假名字。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就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过了几天，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还是露了馅。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被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惠僧等人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陈独秀等人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顺利结案。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通过这次患难，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在这之后，陈独秀和马林密切地会谈了两次。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迷茫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此时，陈独秀受广东陈炯明之邀，正在广东主办教育事业。因此，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来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月初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最早倡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之作出卓越贡献的南陈北李，因工作关系，无法分身，都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北京小组的活动。此外，毛泽东也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提出的四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提出，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应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但是，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从而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够，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因而没能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
由于受到密探的监视，代表们乘火车来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最大，代表们一致认为要选陈独秀，最终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部主任。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导人，可说是众望所归。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总司令，在社会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思想基础努力最大的人之一；而在创建共产党过程中，他不仅亲手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书记，而且指导、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这方面，他应该是贡献最大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领导建党初期的工作
一大闭幕后，陈独秀尚在广州。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急需他回沪主持。为催促陈独秀回沪，马林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应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陈独秀回沪前，由周佛海作代理书记）。同时对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也提出了意见。于是，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了一大情况，并接陈独秀回沪。9月中旬，陈独秀与包惠僧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开始积极的工作，但是却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了矛盾。由于马林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就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举行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激起了陈独秀的极度不满。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而马林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因此，尽管马林几次要求与陈独秀会晤，都被其拒绝。
三、再次被捕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改变了两人的关系。1921年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陈独秀正在午休，突然三个陌生人闯进陈宅，说要找陈独秀。众人一看是陌生人便说陈独秀不在家。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嘴猴腮的说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告诉来者到大自鸣钟下面去买。但是，这几个人还是不肯走，指着地上的《新青年》说要买。这种情况惊醒了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他知道出岔子了，于是下楼准备走后门。只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等五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到了巡捕房，各人都很默契地填上了假名字。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就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过了几天，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还是露了馅。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被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惠僧等人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陈独秀等人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顺利结案。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通过这次患难，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在这之后，陈独秀和马林密切地会谈了两次。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