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办《新青年》
一、创办《青年杂志》
陈独秀回国后，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高潮期。社会上尊古、复古思潮和政治上的帝制、复辟丑剧沆瀣一气。面对残酷的现实，陈独秀更加坚定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要对抗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就必须仿欧洲文艺复兴，在思想界发起一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要使启蒙运动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最好的形式莫过于办杂志。于是，陈独秀自日本回到上海后就立即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他找到汪孟邹谈创办新杂志之事，但是当时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无力再接受新杂志发行的任务。于是提议由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接。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的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此时的陈独秀一心只想办一份能启迪人们思想的新杂志，对于稿费等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二者一拍即合。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为主要撰写人的《青年杂志》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青年杂志》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这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6号为1卷，每号约100页左右。由于上海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上海青年》杂志，两者名字有雷同之处，所以基督教青年会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陈独秀一开始不同意改名，但是汪孟邹、陈子寿等都主张改名。经过商议，决定将其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出完1卷6号后，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出版发行。此时，杂志由陈独秀一人主撰，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在1920年陈独秀等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二、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陈独秀进而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陈独秀认为：“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独秀认为，“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世界“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而中国“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独秀指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因此，他希望“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陈独秀认为，“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独秀认为，欧美国家“崇实际而薄虚玄”，而中国则“崇尚虚文”，特别是“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
由陈独秀提出的六点希望中可见，科学与民主贯穿了《敬告青年》全文，由此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基本口号。
《青年杂志》的创刊，掀起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壮丽的一次精神日出。《青年杂志》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梁启超《新民丛报》以及陈独秀以前参与编辑的诸种报刊，但是其思想高度则远远超越了这些“先辈”们。
三、壮大《新青年》队伍
《青年杂志》创刊后，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同乡，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胡适。陈独秀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在日本协办《甲寅》杂志时，陈独秀就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这个人给陈独秀极深的印象，没想到却是汪孟邹的同乡。于是，陈独秀催促汪孟邹给胡适写信，向胡适约稿。此后，每出一期杂志，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有没有胡适的回信。于是，汪孟邹一再写信给胡适，催他尽快给《青年杂志》写些文章。1916年2月，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回信，说自己看了《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文章觉得和自己有不少相同之处，并提出了文学改良的思想与陈独秀交流。陈独秀收到胡适的回信后，兴奋异常。从此，《青年杂志》经常刊登胡适的来信。
1916年9月改名后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作者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很多进步人士都加入到写作之中。除胡适、李光升、张绍南、程宗泗（演生）为安徽人外，其他非皖籍的有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这些作者大多曾留学日本（除胡适等少数人），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青年》刚出版时，销路很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约印1000余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日益开展，《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销路也剧增，最高时每期可达一万五六千份，成为青年们的抢手货。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被带到北京。第3卷（1917年3月-8月）的新进作者有蔡元培、钱玄同、章士钊、恽代英、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常乃德、凌霜、刘延睦、方孝岳等。《新青年》第4卷（1915年l月-1918年6月）复刊时，又吸引了大批北大的新派文人和进步学生成为其作者，如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林损、张祖荫、王星拱、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袁振英、林语堂等。
在众多作者中，陈独秀最为着力争取的就是鲁迅。《新青年》自创刊以来，发表了许多开创新风的文艺作品，曾给国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却没有上乘之作。真正能创作出使民众振聋发聩久传不衰的精品之作的，是鲁迅。
鲁迅原在教育部供事，目睹现实政治的黑暗昏昧，对于官场衙门的狗苟蝇营失望至极。为了麻醉自己，他在公暇之际唯有抄写古碑，打发无聊的时光。陈独秀曾读过鲁迅的文章，知道北大教授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便让钱玄同拜访鲁迅，希望鲁迅也能为《新青年》做些事情。
钱玄同告诉鲁迅，陈独秀和他正在编辑的《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如果鲁迅能做点文章，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鲁迅受到启发和鼓舞，决意拿起笔投入战斗。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上陆陆续续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回国后，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高潮期。社会上尊古、复古思潮和政治上的帝制、复辟丑剧沆瀣一气。面对残酷的现实，陈独秀更加坚定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要对抗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就必须仿欧洲文艺复兴，在思想界发起一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要使启蒙运动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最好的形式莫过于办杂志。于是，陈独秀自日本回到上海后就立即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他找到汪孟邹谈创办新杂志之事，但是当时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无力再接受新杂志发行的任务。于是提议由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接。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的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此时的陈独秀一心只想办一份能启迪人们思想的新杂志，对于稿费等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二者一拍即合。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为主要撰写人的《青年杂志》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青年杂志》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这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6号为1卷，每号约100页左右。由于上海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上海青年》杂志，两者名字有雷同之处，所以基督教青年会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陈独秀一开始不同意改名，但是汪孟邹、陈子寿等都主张改名。经过商议，决定将其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出完1卷6号后，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出版发行。此时，杂志由陈独秀一人主撰，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在1920年陈独秀等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二、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陈独秀进而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陈独秀认为：“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独秀认为，“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世界“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而中国“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独秀指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因此，他希望“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陈独秀认为，“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独秀认为，欧美国家“崇实际而薄虚玄”，而中国则“崇尚虚文”，特别是“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
由陈独秀提出的六点希望中可见，科学与民主贯穿了《敬告青年》全文，由此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基本口号。
《青年杂志》的创刊，掀起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壮丽的一次精神日出。《青年杂志》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梁启超《新民丛报》以及陈独秀以前参与编辑的诸种报刊，但是其思想高度则远远超越了这些“先辈”们。
三、壮大《新青年》队伍
《青年杂志》创刊后，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同乡，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胡适。陈独秀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在日本协办《甲寅》杂志时，陈独秀就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这个人给陈独秀极深的印象，没想到却是汪孟邹的同乡。于是，陈独秀催促汪孟邹给胡适写信，向胡适约稿。此后，每出一期杂志，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有没有胡适的回信。于是，汪孟邹一再写信给胡适，催他尽快给《青年杂志》写些文章。1916年2月，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回信，说自己看了《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文章觉得和自己有不少相同之处，并提出了文学改良的思想与陈独秀交流。陈独秀收到胡适的回信后，兴奋异常。从此，《青年杂志》经常刊登胡适的来信。
1916年9月改名后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作者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很多进步人士都加入到写作之中。除胡适、李光升、张绍南、程宗泗（演生）为安徽人外，其他非皖籍的有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这些作者大多曾留学日本（除胡适等少数人），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青年》刚出版时，销路很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约印1000余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日益开展，《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销路也剧增，最高时每期可达一万五六千份，成为青年们的抢手货。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被带到北京。第3卷（1917年3月-8月）的新进作者有蔡元培、钱玄同、章士钊、恽代英、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常乃德、凌霜、刘延睦、方孝岳等。《新青年》第4卷（1915年l月-1918年6月）复刊时，又吸引了大批北大的新派文人和进步学生成为其作者，如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林损、张祖荫、王星拱、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袁振英、林语堂等。
在众多作者中，陈独秀最为着力争取的就是鲁迅。《新青年》自创刊以来，发表了许多开创新风的文艺作品，曾给国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却没有上乘之作。真正能创作出使民众振聋发聩久传不衰的精品之作的，是鲁迅。
鲁迅原在教育部供事，目睹现实政治的黑暗昏昧，对于官场衙门的狗苟蝇营失望至极。为了麻醉自己，他在公暇之际唯有抄写古碑，打发无聊的时光。陈独秀曾读过鲁迅的文章，知道北大教授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便让钱玄同拜访鲁迅，希望鲁迅也能为《新青年》做些事情。
钱玄同告诉鲁迅，陈独秀和他正在编辑的《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如果鲁迅能做点文章，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鲁迅受到启发和鼓舞，决意拿起笔投入战斗。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上陆陆续续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