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受新知
陈独秀思想之所以转变,除了南京乡试的触动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地刺痛了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心。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借赴京应考的机会,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时之间,维新改良运动,引起了朝野的震动。
在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希颜的老师是康有为的学生胡子承。因此,汪希颜也习读新学,祟尚维新,此时他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通过汪希颜,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开始用维新的思想审视自己的过去,自从6岁开始读书,到17岁考中秀才,他都囿于旧文化教育的环境,封建正统式的书香家庭成了他接触新事物的屏障,自己对国家政治状况根本一无所知,思想完全处于僵死的睡眠状态。
回到安徽,在汪希颜的介绍下,陈独秀认识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和江讳等皖省维新派人士。陈独秀在和这几个维新人士的交往中,经常讨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并由此接触了西方文明和现代科学知识。这些新的知识使陈独秀激动万分,维新思想已深入其心。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起点。经过与维新人士的交往,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有价值的人生方向,他从一个被动读经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二、拥护康梁
1897年,在俄国的怂恿下,德国借口有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人杀害,公然以武力进攻强占山东胶州湾,紧接着俄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列强乘虚而入,竞相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时刻。陈独秀在康梁学说的启发下,伏案写起了他的处女作《扬子江形势论略》,决意向政府献上一策。这篇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是现存陈独秀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除了系统地介绍扬子江流层的区域、流程和主要江段的名称、水势的缓急、江道的深浅、江底暗礁浅滩、江岸军事要地及其设防状况外,对如何改进沿岸防御部署也提出了建议。
文章写好后,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读给妻子听,以征求意见,寻求共鸣。然而思想保守的高氏听完,冷冷地回答他:自己只知道做贤妻良母,不懂其他。高氏的一席话,像一瓢冷水,使他身心俱凉,所有的热情顿然消失。
然而,陈独秀的维新宣传活动,却引起了父母及兄长的深深忧虑。家人十分不解陈独秀在乡试前后的变化,因循守旧的陈衍庶更是深感不安。他虽然十分喜爱才学超群的嗣子,但陈独秀激烈的言论很容易将他这个清廷官员推上风口浪尖。在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他更不愿意卷裹于政治争斗中。
为了改变陈独秀日渐维新的思想,陈家人最终决定让陈独秀随从嗣父到东北谋事。陈独秀到达东北以后,在嗣父的幕府中从事文书记述工作。陈衍庶书画造诣与收藏的艺术作品对陈独秀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了他深厚艺术修养的渊蔽。离开了八股文章的禁锢,初尝了维新思想的甘甜,跟随嗣父的陈独秀一下子进入了艺术的瀚海之中。
但是,此时的陈独秀并没有完全沉醉在艺术的世界里,来到东北后,他对那些外族侵略和民族屈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此时的东北,已经成为沙俄控制的地盘,几乎成了沙俄的东三省。沙俄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使陈独秀惊于耳目,痛在心头,更加深了他对于康梁学说的认同。
三、放弃维新主张
1898年6月11日,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几年的酝酿后终于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开始变法,实施新政,此即百日维新开始。然而,康有为的维新主张仅仅实行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夭折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人士,惩办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谭嗣同、杨锐等6人被捕杀于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美梦就此破灭。
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自上而下变革的流产,使一度标新立异的新知识群体被放逐于中国政治的边缘。而1900年由山东直隶转移到京津地区发展的义和团运动最终也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围下被镇压了。八国联军于1900年9月7日与清廷订立了《辛丑条约》,除八国外,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公使也挤入“条约”,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血的事实使陈独秀看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促使他放弃改良主张,探索新的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