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麻辣烫

第八节 鲜血铸就的名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由此可知，国人向来觉得名声要紧。而魏晋桓温千古名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还真是追求名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名声到底是何物呢？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感恩之情”。名声是附着在“实质”之上的一层光环。所谓“实至名归”，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肯定，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因此，追求名声或许是一件好事，孔子就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这一点上圣贤也不能免俗。

　　抛开功利不谈，也许名声本身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事物儿？追求名声可能是一种动力，激励人锐意进取，具有积极地意义，应当鼓励。至于那些不务实而求虚名者，就另当别论了。

　　名声可以是短暂的，名声也可以是长远的。名声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非局部的。因此，名声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胖有瘦。就象一个人的影子一样。

　　名声可以是芳名，名声也可以是臭名。有些人流芳百世，为万代所景仰。有些人遗臭万年，为世人所唾骂。

　　但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个人要出名，他必须与众不同。太阳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它的唯一性，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天空中有那么多的星星，你不能了解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你的眼里不是唯一的，是因为它们在你的眼里不是与众不同的。星星们悬挂在天空，就象海边的沙子，你如何能够对它们加以辨认？

　　因此，出名就意味着与众不同，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可是却不容易做到。达到与众不同的境界可以有无数种途径，而这些途径又因人而异。

　　劳苦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名声，勤奋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名声，长相俊美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名声，成天无所事事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名声。名声是一个怪物，它似乎没有什么规律性可循。

　　一个人要得到永远的名声，他必须不被世人所遗忘。也就是说，世人们必须时时想到他。如同参考文献一样，往往一篇文章的知名度取决于该文章被别人的引用次数。一篇文章愈有名，它的被其它文章的引用次数就愈多。

　　与此类似，一个人要不被世人所遗忘，那么，他必须被世人所常常“引用”。那些世世代代不被遗忘的人们，就是因为他们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常常“引用”。

　　能被不断“引用”固然是好事，能够证明个人的价值。不过，达到这种“引用”的代价过高，那也得不偿失，不必苛求的。就像明代愚忠代表人物方孝儒的名声就是用鲜血铺就的，是用七八百条鲜活的生命垫出来的。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就是不从。

　　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

　　方孝儒反问道：“成王现在在哪里？”

　　明成祖回答：“他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方孝儒又问：“成王既然死，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王呢？”

　　明成祖答道：“他太小了，不足以治国，一个国家需要年长者才能治理好。”

　　方孝儒步步紧逼：“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

　　明成祖不耐烦了，说：“这是我老朱家的家事，你管得着吗？”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这种起草诏书的事，非要劳驾您老先生不可！”方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要我死就死，但这诏书我是绝对不会写的。”

　　朱棣发怒说：“你如果不写，我就诛你九族，你难道不怕吗？”

　　方孝孺奋然作答：“九族算什么？就算诛我十族又怎么样！”而且越骂越厉害。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我不会让你马上去死，我要让你看着灭你十族！”

　　朱棣一面将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

　　最终，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学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牵连。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方孝孺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却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视死如归，抗节不屈，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为此，他也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和赞颂。

　　几百年来，后人对方孝孺的评价是极高的。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则说他“骨鲠千秋”。

　　观方孝孺一生，其可敬可叹之处甚多。然而，对其“骨鲠之士”美名赞颂有加之余，其用鲜血成就的名声亦透出儒学之士的迂腐固执、空疏迂阔。

　　在此以前，最重的罪是株连九族。九族的说法虽然不一，但仅有细微的不同，较为公认的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到了方孝孺，这个愚蠢的文人竟在活阎王面前自请加灭一族，加上了他的朋友学生，把更多的无辜者牵扯进来，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嘛。

　　好在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死了，逃脱了那不堪目睹的大屠杀。但是，他的亲戚朋友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

　　而我们的方老先生竟然镇定自若，岿然不动。不仅如此，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当他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竟一反常态，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

　　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他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为赏识自己的二十六岁的皇帝殉葬了，顺便拉上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他用八百多鲜活的生命生动地诠释着“士为知己者死”，而造就了历史上的好名声。

　　我不知道，方孝儒是否还记得，他的父亲方克勤，几年之前，刚刚死于朱元璋的“空印案”株连之中。方孝孺是聪慧之人，难道不明白“百善孝为先”的道理？与杀父仇人去卖命不说，还要搭上近千条生命，这值得吗？这不应该受到后人唾骂吗？

　　也许，方孝孺并没有认识到其父亲之死的真实含义。父子两人，齐被朱明父子害之，既是生命的遗传，也是皇权的本质。只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分得清楚的。

　　从这一点看，方孝儒也不算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好儿子，不是好丈夫，不是好父亲，不是好朋友。压根儿就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一个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误国、误君、误家、误身的文人。

　　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的程度很低，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读过两天书的人都奢望“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孝孺更是矢志于此。其痛哭、其斥骂都怀着一种名垂青史的悲壮。

　　难怪清人嘲笑明儒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他开了一个坏头，在他以后的有明一代，有许多大臣小吏为了搏得名声，为了保住所谓气节，不惜牺牲其他任何东西，包括个人生命、亲情、朋友，这不是典型的自私行为，又是什么呢？

　　因此，今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在高深赞美气节的时候，在大讲爱国的同时，或许更应该多一点对生命的尊重，多一点人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