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麻辣烫

第八节 好名声是这样炼成的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如此之大的名声，能完成如此宏篇巨著，竟是得益于他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得益于他莫名其妙所受的宫刑。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教导下，司马迁耳濡目染，爱上了史书。后来，他跟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遵循父亲遗志，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创作《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

　　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他几乎了结了性命。

　　但是，他想到老父临终前的嘱咐，想到未竟的事业，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的艰难，想到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他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并无他意，只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3000年间的史事。他写君、写臣、写诸侯、写侠、写义、写奸佞，无不酣畅淋漓，跃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浑厚而明慧的气韵。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也没有写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更没写他作为男人所遭遇的旷世奇辱以及他宽广、博大而又自抑悲愤、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烈的入世情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了以悲剧结束，司马迁自然也无法逃脱其宿命。

　　我们不禁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

　　司马迁，一个正值壮年阳具便被活生生阉割掉的文人，他的生命尊严瞬间被彻底摧毁，精神动力源也骤然被封堵，在仰视其不朽巨著的同时，我不免怀疑，司马迁的思维是否正常，《史记》到底有多少健康的成分？后人从未提出过疑问，这应该是不科学的。

　　梦里不知身是客，可以想象，当我们在追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那种尴尬、无奈和痛楚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不痛心疾首，并被司马迁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就人而言，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阳具绝对是男人最高的尊严，一切活力、自信、欢乐、幸福和创造力都源于其中。如果一个男人这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基于其间的整个精神、思想和心理感觉都将发生质的变化。

　　我估计，在当前如此功利的时代，如果要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用男人的这些尊严去换取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夙愿，只怕是没人有这个胆的，也没有这种赴汤蹈火的精神的。

　　对此，后世对他的评价极高，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的说法，齐名于西汉的大文豪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最璀璨的人物诸葛亮。

　　但是，司马迁就那么活着，活得并不张扬。然而，历史记住了他，把他载入了史册，后人记住了他的英名，这与历史上乃至当今社会有些人千方百计求取功名的不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好可用臧克家的几句诗来注释--“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人，难免虚伪，都想搏得泽被后世的美名。但是，这名可要看看是如何获得的。靠奋斗获得的名声受人仰慕，但有些人却以种种不光彩的手段欺世盗名，自然难免被后世所唾骂了。

　　实事求是地说，谁都看重名气，因为名气是成功人生的一种象征，体现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一个人品德、才华的肯定；名气虽说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也让人受用不尽。所以，“立名”与“成名”永远都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的之一。

　　不过，名声这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不象现在有些人，有一个好嗓子，便自夸为“歌星”；会走几下猫步，便以“名模”自居；上个镜头露个脸，也敢说自己是“著名演员”等等。名气的获得，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的，要与实际成就相符合的。有多大的成就只能有多大的“名气”，超越了，拔高了，就“名不符实”，如果刻意求之，就会成为诟病和笑柄。

　　名声到底是何物呢？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感恩之情”。名声是附着在“实质”之上的一层光环，正所谓“实至名归”，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肯定，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名声有两种，一为身前名，一为身后名。“身前名”往往与“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惹人追逐。成名往往意味着“名利双收”，这在当前的娱乐圈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旦出名，身价即刻暴增。在娱乐圈打拼的人，谁不向往一夜成名呢？有人为了出名，屈就潜规则也在所不惜，献身者有之，傍款者有之，裸露者有之，艳照者有之，有什么招想什么招，不过，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至于身后名，似乎要高出一个境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高人义士，或为名节，或为大义，视死如归，只求青史留名。古今中外许多大建树者，他们光辉的名字一直闪烁至今，成为世人景仰之楷模。能达到如此境界的那就不是有着点花拳绣腿就行了的，如司马迁就是如此，纵使高墙再高，也关不住他鼎鼎大名，因为他的名声就是这么炼出来的。

　　不过，名声到底是个虚幻的东西，比不上实际的东西。这点似乎早就被现在现实主义者验证了。

　　看看娱乐圈，从频发艳照，到跪求床戏，在这个年代好像“名声”已经被人忽略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有些艺人频频爆出的丑闻，堂而皇之的上演现实版的三级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出卖身体，出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小日子过得舒坦，有多少男（女）人追，哪里在乎别人说什么？

　　想起一位靠三级片成名的女艺人，在成名之后却说：她要把曾经脱掉的衣服再一件件穿上。不知已经快被社会抛弃的好“名声”是不是有天也会被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