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总能让人感动：那些震撼心灵的名人情事

第九章 丁玲：金色的向阳花海洋

　　两次入狱，几经沉浮，情路坎坷，始终有爱。

　　正如那首歌中唱的：

　　虔诚的目光，只追随太阳，跃动闪亮的光辉；

　　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一生只要这纯粹；

　　火焰的花蕊，无视隐晦，助长坚强的芬菲；

　　你灿烂的笑着，我的忧伤，瞬间湮灭灰飞；

　　有阳光到达的地方，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

　　用清澈纯净的脸庞，汇成金色的海洋。

　　挣脱了少时日渐衰落的家庭，随好友到上海读书、闯荡。

　　追求新的生活，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他偶然结识了她，便借钱一路追到她的湖南老家。这是他的求爱信号，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了。相知相守。

　　“日文教师”走近了她的世界，从此，两人的精神之恋，伴随了她大半生，他关心她，他帮助她，爱的思念珍存在她的心扉，默默的，他是她永远怀念的男子。

　　“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在奋斗的路上百折不挠，她又遇到了小她13岁的他。

　　他们在艰难的旅程中，深深地相爱了，他们的爱走过了胜利后的苦难。

　　没有理由不崇敬并且喜爱这位作家，她的坚强，她的执著，她的对爱和生命的不放弃。

　　在她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许多时代最优秀的男子与她有过密切的关系：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鲁迅、陈明……她不仅在革命的文坛上和战场上同男人们一起冲锋陷阵，也在这个世界里真实地、生动地抒写了自己战斗的一生。

　　寻找梦想

　　1921年，丁玲从长沙岳云中学退学，一起入这所学校读书的还有杨开慧、徐潜等人。同年冬天，在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归来的、以前桃源女师的同学王剑虹，她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

　　经过“五四”的洗礼，丁玲已经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要挣脱封建家族的桎梏，冲向广阔的新天地了。有了开明的母亲的支持和好友王剑虹的鼓励，丁玲在第二年春天，随王剑虹来到上海，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不久两人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瞿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在丁玲的牵线下，瞿秋白和王剑虹很快相恋而结婚。丁玲对未来生活的彷徨，油然而生，她离沪赴京，准备到学习气氛较为浓厚的学府深造。就在这时，好友剑虹生病去世的噩耗传来，丁玲悲痛万分，伤感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1924年夏天，丁玲到北京后，与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准备投考美术学校。当时曹孟君与文艺青年左恭恋爱，丁玲常随她一起到左恭的公寓去。

　　一个叫胡也频的青年是左恭的朋友，自然地和丁玲相识了。

　　1925年春天，丁玲投考美术学校没有成功，她有些失落，面前曾有几条路选择，她曾到一个画家私人画室继续学习绘画，然而最终也没坚持下去。后准备到法国寻找职业，由于母亲和朋友的反对，也未成行。丁玲还抱着电影演员的梦想，去试过镜，终因不堪电影圈的风气而放弃。

　　在毫无希望的蛰居生活中，丁玲回想这几年飘飘荡荡的生活，逝去的朋友，远在湘西的母亲及早亡的弟弟，惆怅感袭上心头。

　　就在此时，胡也频来了，这个极富热情、怀揣着文学梦的流浪青年，在向她的心灵走近。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将一大把黄玫瑰包好，并写了张小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了丁玲。

　　他知道丁玲也是湖南人，便介绍她和沈从文认识，丁玲和沈从文两人热情地聊天，胡也频则在一旁默默看书。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曾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指出一条前行的道路。

　　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十分焦急，几乎绝望了。恰值这时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同回老家。

　　回到常德，天天守在母亲身边，丁玲的心情很复杂。她曾为自己的未来进取、然而几年来收获的似乎只有颓丧。她痛觉愧对母亲的厚望，但那颗不安现状心仍然奔腾在长江大河之上，她决定重振翅膀，奋力飞翔。

　　春夏之际，风轻云淡。一天早晨突然听见大门咣咣响，丁玲和她母亲同去开门，丁玲看着站在门外的身穿白长衫的青年，几乎愣住了。丁玲诧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更使她们母女惊异的是，这个青年除一套随身换洗裤褂外竟孑然一身，就连人力车费也是丁玲代为给付的。

　　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丁玲的胡也频。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着而穷困的青年。湘西僻远的山岭、空旷静寂的庙宇，远离都市的烦闷和喧嚣，成了两个漂泊青年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

　　共同的理想，对社会的鄙视，特别是两人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感怀，使两颗心渐渐地融化在一起。常德，只是他们暂避风浪的港湾，他们仍要飞向社会，走向洪涛阵阵的人生旋流去搏击奋斗。直到1925年中秋，红叶飘摇的季节，北京香山碧云寺下留下了丁玲和胡也频相依相随的身影。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搬到相对便宜的学生宿舍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常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凭着对写作的不懈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行成一种新的趣味，并且，他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靠着胡也频一点微薄的稿费收入，两人在清贫中度过一天天的光阴。

　　生存压迫没有磨蚀丁玲和胡也频爱情的光彩，面临断粮绝用，他们便散步到城中典当衣物以解燃眉之急。

　　生命之光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给丁玲以极大震动，她要拿起笔，诉说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和对孤独灵魂的挣扎。事实上，几年来闲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频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滞居在北方的文艺青年的影响，她对时代、对人生的体悟，愈加丰富。她开始拿起笔，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周遭的人和事。

　　1927年冬，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一大堆来稿中惊喜地发现一篇属名丁玲的小说。于是，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上，人们读到了丁玲创作的《梦珂》，第二年春，同样是在头条位置，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这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文学新星，到处打听丁玲是谁？丁玲就这样在寂寞、苦闷中走向文坛，在文学大千世界中寻找自己的角落。胡也频极为爱护丁玲的创作，他不但鼓励她，而且一个人承担着生活的重负，不让丁玲的创作心境受到影响。

　　在1927年冬，丁玲正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胡也频发表的文章也多了，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到日本求学。而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

　　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冯雪峰20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享誉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将外面的大千世界带进了这个沉闷的小屋。

　　他们就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他们的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深有同感的寂寞情怀。

　　十几年后，丁玲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

　　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是我所爱的，无论他离开多远，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所以我的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

　　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在于冯雪峰的退避和胡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胡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

　　这种铭心刻骨的爱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最终，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了上海。

　　胡也频于次年春，离沪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本来，他们约好，一个人在济南教书，一个人在上海写作。然而，这样的分离，使丁玲安不下心来，当天晚上丁玲便给也频写了信。次日夜又写了第二封，未完，中午、晚间续写，不久，又写了第三封。加之当时远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两人分离，丁玲遂于一个月后也赴山东。由于他们在济南高中宣讲马克思主义，招致国民党山东政府的通缉，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们逃回上海，并于5月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当时丁玲已有身孕，没有参加实际活动，但她却用自己的笔参与“左联”工作。这时胡也频已把精力用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了一个男孩，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节衣缩食过日子。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不幸被捕，2月7日，胡也频和柔石、殷夫、李求实、冯坚被国民党枪杀于上海龙华荒郊。左联五作家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丁玲没有丝毫畏惧，她秘密得到胡也频在狱中写给她的纸条，确定了也频被捕的真相，几日来，她不停地在严寒中四处奔走，沈从文鼎立相助，徐志摩找来一个姓吴的大律师，鲁迅极为关注此事。冷风肃杀，雨雪绵绵。丁玲的脸裂出细细的痕，本已生了冻疮的脚，被雪水浸泡得肿胀、疼痛。产后缺乏营养调理的身体又虚又弱，走几步急路，便气喘吁吁，头一阵阵晕眩，她眼里流着泪说：“我要设法救也频，我一定要把也频救出来。”

　　烈士的鲜血，使她更加坚定，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怯，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注笔端。

　　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来安抚过丁玲，丁玲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后，她与冯雪峰又有了很多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复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写过两封信，向冯雪峰倾诉她的爱情和苦衷：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到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藏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冯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40年代，冯雪峰在重庆，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关注着她的创作。事实上，冯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品评。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你最怀念的人是谁？

　　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直击风浪

　　后来，一个陌生男人向丁玲走来，胡也频的牺牲没有使她的生活信念摧毁，桅杆耸立在暴风雨中，生命之舟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

　　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一天，冯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她。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就是年仅26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的情感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说不清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

　　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25元房租。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让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选稿、讨论……在忙碌中感到充实。1932年3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上海滩被一条爆炸性新闻搅得一片哗然。文化界、妇女界一再发出呼救书，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为人权被践踏而提出强烈抗议，租界捕房也抗议当局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胡适质问此事，上海市长吴铁城只能复电坚决否认丁玲被捕的事实。稍后，由楼适夷主持、众多知名人士参加的营救委员会成立，国际友人巴比塞、罗曼罗兰、久古里等从美国，法国，从世界各地发来声援的快电……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原来，丁玲的家庭地址被泄露了，她遭受国民党当局绑架，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

　　当上海党组织和文艺界全力营救丁玲时，国民党已将她秘密转移到南京，经过种种利诱和威胁，丁玲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也慑于国内外舆论界的压力，对丁玲未敢下毒手，只得把她囚禁起来。

　　丁玲和冯达在南京被幽禁起来，一直没有放弃逃离的打算，她常和他争吵，却不可能完全决裂，她恨他胆小怕死，委曲求全。在孤岛一样的小楼里，他们本来是夫妻，而且丁玲已经怀上了他们的孩子。

　　过了冬天，可能是冯达受不了折磨，可能是想帮助丁玲尽快脱身，他去国民党那里自首了，弄了个差事干，以此让特务放松对他们的监视，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帮帮丁玲。1934年底，女儿出世了，冯达得了肺病回老家休养，丁玲在这一年秋天，让母亲把孩子带回了湖南老家。丁玲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奔向太阳

　　一天，丁玲从张天翼手中接到一个纸团，急忙溜回房内展开一看，上面写着：“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去接你，可与他商量。”

　　纸上虽没署名，可丁玲一眼就看出了这熟悉的笔墨出自冯雪峰之手。真是喜从天降。

　　又过几天，冯雪峰来看丁玲。这已不是9年前教他日文的老师，也不是当年倾心于她的那个带着浪漫情思的诗人，而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陕北秘密回上海工作的战士。他本来就带有农民式的纯朴，此时变得更加冷峻坚毅了。

　　见到冯雪峰，丁玲顷刻间泪如泉涌，3年来一颗受难的灵魂多么想向冯雪峰敞开、倾诉。冯雪峰背转身，沉默了许久后激昂地说：“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受着罪。”他同丁玲讲风雪中的长征路，讲鲁迅，讲毛泽东……

　　回到南京，丁玲争取公开出来的努力失败，她写信给冯雪峰，不久就转来了冯雪峰的信，要她重来上海。她将身边的钱全部留给冯达，向友人借来车费到上海，与冯雪峰派来的人在车站接上暗号后，冯雪峰带来宋庆龄转送过来的350块大洋，是宋庆龄给丁玲逃离南京赴延安路费之用的，这使丁玲受到莫大的鼓舞。

　　1936年9月，丁玲乔装打扮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的检查，到了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1月又奔赴红色根据地保安。

　　别了，南京；别了，苜蓿园，丁玲回到了自由天地。

　　到保安后，丁玲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在与红军艰苦共患难的旅途中，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词《临江仙》，词中毛泽东称赞她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到1942年间，丁玲一直从事文艺领导和党的宣传工作，同时也创作了大量作品。

　　1942年春，丁玲和陈明结婚。陈明1933年在上海墨伦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从事左翼戏剧运动和学生运动，抗战前夕，他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1927年“七七”事变后，西战团成立，丁玲任团长，陈明任宣传股长，二人得以相识。

　　陈明精明能干，能演会唱的文艺天赋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延安后，两人又一起参加了马列学院的学习。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爱情。陈明已经结婚并有一子，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妻儿同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丁玲结婚当时在延安遭到议论。而陈明新婚的妻子看在眼里，得知他与丁玲的情谊，便毅然离开了陈明。陈明与丁玲终于在一起了，在生活的道路上两人相亲相爱，共同经受了抗战烽火的考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丁玲回到北京，当选为作协副主席并任新创刊的《文艺报》主编，陈明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1952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并译作多国文字出版，这为丁玲赢得了世界声誉。

　　然而，当历史的风暴掀起时，丁玲再次陷入人生更为惨重的浩劫。

　　也许是延安时期，因一点小事遭到江青的反感为她的下半生埋下了隐患。1955年，中国作协召开会议，丁玲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后来被流放到北大荒，开除党籍，解除公职。1958年，由于为丁玲申辩，陈明受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处分，撤销级别，下放到黑龙江农场监督劳动。

　　在王震的关怀下，丁玲和陈明才一起到北大荒。1968年到1969年，丁玲被关进“牛棚”。文革后期，丁玲和陈明被逮捕押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

　　北大荒10年的人间风雪，“秦城监狱”中的备受磨难，几十年浩劫中的聚散离合，丁玲和陈明的情感生活受到最严峻的考验。患难与共数十载，昔日延安英姿勃发的文艺战士而今已成霜染鬓发的老人，相濡以沫的深情，使两位老人更加珍惜这难得的光阴。

　　丁玲与陈明的爱情生活没有大波大澜，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共同战斗，他们在平常日子里相互关爱，在命运最残酷的挑战中并肩携手，体味着人生的荣辱与甘苦。

　　丁玲晚年病重时，曾托自己的朋友和学生在她去世后为陈明再找个老伴，陈明对她说：“我谁也不找，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是抚慰，更是真情流露。

　　丁玲紧紧地握住陈明的手说：“我让你受累了大半辈子。”临终时向他倾诉了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最成熟最深沉的亲吻，冰释了一切不幸的苦难，诠释着生活的美好，82岁的丁玲，在爱情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人物存档]

　　丁玲，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至1958年“反右”期间，被错误“批判”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86年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