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编后，需要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解释清楚这样一本书何以能够面世。
这本书，是1962学人首次学术聚会的学术论文结集。这也是以1962学人命名的群体首次露面。读者可能以为，这个群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机缘组织起来的学者社团。其实不是。但说完全是胡诌出来的群体，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犹如本书导言所讲，无论是这群学人出生的特殊时刻，还是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状态，以及这群学人步入壮年（“物壮则老”之谓）之后，他们与国家命运的关联与碰撞，都完全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集聚在一起，兴叹人生、议论世事、畅谈学问、商榷国是。
1962学人的首次学术讨论会与胡适紧密关联在一起，既有些碰巧，也有某种学术传承与超越的含义，更有某种开拓1962学人学术论述空间的作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转型中国而言，早已经不可撼动。尽管胡适在世之时和逝世之后，就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攻击，但这样的攻击并不丝毫减损胡适的历史价值。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人物，也许免不了像胡适这样的命运，他为国家指引的方向，从来不受当政者接纳；而他对中华文化深沉的爱护，也不为肤浅者所领悟。但是，胡适之为胡适，就是他在狂风暴雨和和风细雨中，总能保持那种较为从容不迫的文化仪态，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紧紧地扣合起来。这是代不乏人、深怀胡适的重要理由。
我们这些1962学人也不例外。不是说我们无条件赞同胡适的见解，对一个哪怕是时代与历史风潮的重要人物，一个有些许想法的学人，也不会对之无条件赞许。对胡适进行理性的批评与尽力的超越，乃是“学者的天职”。只不过这样的批评与超越，不是意气性地表态可以充数的。因此，面对胡适，我们极愿意以“重思”的态度应对。重思，就是慎思。这是我们得以确立对胡适及其主张的理性态度的前提。
“重思胡适”，一方面限制了1962学人的学术想象力，因为这就约束了他们在胡适及其相关话题之外的学术想象。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群学人有限制地理性思考，这里的文章，因此体现出胡适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是“重思胡适”这样的话题预定的两方面状态。
1962学人已至壮年，身心状态，不容懈怠。否则就无法克尽这一群体的学术、文化、历史与政治责任。这是我们选取“重思胡适”论题的基本理由。胡适的学术与人生定位，有着矫正他身后所有学人的大价值。或许这也是胡适需要被人们不断重思的理由。
1962学人，出生在大饥荒刚刚结束之际，是一波随“婴儿潮”来到世间的人群。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波人在学界出头露面的不少。不过，由于1962学人的学术活动刚刚开始组织，这次得以围绕“重思胡适”的话题撰文的，只是1962学人当中的极少数。我们期望，随着本书的出版，能够集聚更多的1962学人，就更多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和对话。
编辑这本文集，得感谢《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执行主编郭琼虎。在他的热情赞助下，1962学人得以举办相关讨论会。陈华文博士、蒋湘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花费了不少心思。当然，这本文集能够出版，有赖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岑红编审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运作和精心加工，才使本书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学术文集的所有作者都衷心铭感、记挂于怀的。
1962学人的学术研讨会，仍会不间断举办，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以“1962学人文丛”的名义出版。2013年，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已经组织召开第二届1962学人的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重思国家”。这次会议的文集，已在编辑之中，近期将交付出版。预期2014年的1962学人学术年会，将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召集，主题初定为“重思法治”。每一次会议之后，都由召集人编辑一本学术文集，呈现给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以汇报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期赢得更多1962学人的加盟，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欢迎所有出生于1962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共襄盛事，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展开深度对话。
任剑涛
2013年6月30日初稿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2014年8月31日改定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这本书，是1962学人首次学术聚会的学术论文结集。这也是以1962学人命名的群体首次露面。读者可能以为，这个群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机缘组织起来的学者社团。其实不是。但说完全是胡诌出来的群体，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犹如本书导言所讲，无论是这群学人出生的特殊时刻，还是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状态，以及这群学人步入壮年（“物壮则老”之谓）之后，他们与国家命运的关联与碰撞，都完全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集聚在一起，兴叹人生、议论世事、畅谈学问、商榷国是。
1962学人的首次学术讨论会与胡适紧密关联在一起，既有些碰巧，也有某种学术传承与超越的含义，更有某种开拓1962学人学术论述空间的作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转型中国而言，早已经不可撼动。尽管胡适在世之时和逝世之后，就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攻击，但这样的攻击并不丝毫减损胡适的历史价值。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人物，也许免不了像胡适这样的命运，他为国家指引的方向，从来不受当政者接纳；而他对中华文化深沉的爱护，也不为肤浅者所领悟。但是，胡适之为胡适，就是他在狂风暴雨和和风细雨中，总能保持那种较为从容不迫的文化仪态，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紧紧地扣合起来。这是代不乏人、深怀胡适的重要理由。
我们这些1962学人也不例外。不是说我们无条件赞同胡适的见解，对一个哪怕是时代与历史风潮的重要人物，一个有些许想法的学人，也不会对之无条件赞许。对胡适进行理性的批评与尽力的超越，乃是“学者的天职”。只不过这样的批评与超越，不是意气性地表态可以充数的。因此，面对胡适，我们极愿意以“重思”的态度应对。重思，就是慎思。这是我们得以确立对胡适及其主张的理性态度的前提。
“重思胡适”，一方面限制了1962学人的学术想象力，因为这就约束了他们在胡适及其相关话题之外的学术想象。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群学人有限制地理性思考，这里的文章，因此体现出胡适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是“重思胡适”这样的话题预定的两方面状态。
1962学人已至壮年，身心状态，不容懈怠。否则就无法克尽这一群体的学术、文化、历史与政治责任。这是我们选取“重思胡适”论题的基本理由。胡适的学术与人生定位，有着矫正他身后所有学人的大价值。或许这也是胡适需要被人们不断重思的理由。
1962学人，出生在大饥荒刚刚结束之际，是一波随“婴儿潮”来到世间的人群。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波人在学界出头露面的不少。不过，由于1962学人的学术活动刚刚开始组织，这次得以围绕“重思胡适”的话题撰文的，只是1962学人当中的极少数。我们期望，随着本书的出版，能够集聚更多的1962学人，就更多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和对话。
编辑这本文集，得感谢《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执行主编郭琼虎。在他的热情赞助下，1962学人得以举办相关讨论会。陈华文博士、蒋湘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花费了不少心思。当然，这本文集能够出版，有赖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岑红编审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运作和精心加工，才使本书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学术文集的所有作者都衷心铭感、记挂于怀的。
1962学人的学术研讨会，仍会不间断举办，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以“1962学人文丛”的名义出版。2013年，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已经组织召开第二届1962学人的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重思国家”。这次会议的文集，已在编辑之中，近期将交付出版。预期2014年的1962学人学术年会，将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召集，主题初定为“重思法治”。每一次会议之后，都由召集人编辑一本学术文集，呈现给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以汇报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期赢得更多1962学人的加盟，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欢迎所有出生于1962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共襄盛事，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展开深度对话。
任剑涛
2013年6月30日初稿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2014年8月31日改定于北京人大临拆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