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信念与错觉--评说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一些观点
单世联
比较“民主与独裁”两种政制的成败得失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是1930年代知识界政治论述的主题之一。这一讨论可以追溯到《东方杂志》25卷13号（1928年7月出版）发表的“关于民治主义成败问题的讨论”一文。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中国的危机达到顶点。国运维艰，思想界的有关讨论也更为热烈，其集中表现就是1934到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这一论战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仅就发生在胡适等人编辑的《独立评论》上的文章而言，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统一？第二阶段的中心是中国应取何种政制？论战主要发生在知识界，对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并无明显影响，但其言论所涉，却是百年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回避的艰难选择，而其中的有些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听到。
胡适在论战中写了不少文字，最重要的是针对蒋廷黻的《再论建国与专制》和针对丁文江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两文，其根本主张是中国搞不了新式独裁，搞“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其论证中有些值得评说的观点。
一、国情判断的有效性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民主与独裁”之起因于蒋廷黻的《革命与专制》一文。1933年发生的“闽变”（即通常所说的“福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国家分裂的危机，有鉴于此，政治学家蒋廷黻认为，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能够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党和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国家生活的政治控制。他以英法俄三国现代化经验说明，各国政治史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而中国“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而不是个民族国家；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在专制政体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后了。既然现代化必先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那么也就必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既然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专制，那么当务之急是建立这种专制。在受到胡适的两次批评后，蒋进一步说明，他的唯一要求是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有了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交通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要实现统一，唯一的办法是“个人专制”。因为第一，中国大专制的对象是小军阀的小专制，而不是人民；第二，中国始终是朝代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一般的私忠过于公忠，以个人专制统一中国有更高的可能性；第三，现代科技可以给传统的封建制度一个新生命，使旧专制变为“新专制”。1934年12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响应蒋的主张。他批评国人对民主与独裁的崇拜：“……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民主与独裁各有偏颇，独裁如不可能，民主则更不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普选的条件，也不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民族。民主既不可能，当然也就是不必要的：“大家应该努力的还是使目前在中国不可能的独裁，在短期内成为可能，而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丁文江所说的独裁，是不同于“旧式专制”的“新式独裁”。“新独裁”之新在于其首领必须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要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获得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简单地说，“新专制”或“新独裁”在政治上是领袖依靠少数精英人士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上与高效、廉洁、专业型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统制经济”。
蒋廷黻所希冀的“新专制”和丁文江选择的“新独裁”，也就是近代政治史上的“开明专制”。此一制度脱胎于君主专制制度而兴起于18世纪中叶，它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为合法性依据，以非宗教的世俗理性治理国家，属于由专制而民主的过渡形态。梁启超对此有一个简明的区分：“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梁启超倡导的“开明专制”迅即为共和浪潮所吞没，孙中山提出而后为国民党实行的“以党训政”基本上属于“开明专制”，但其实践结果却是越来越趋向旧式独裁。“开明专制”从未在中国开花结果，却不妨碍一再有人怀此期待，根本原因在于告别旧式专制之后，国家依然是沉疴遍地、危机重重，论者不相信中国可以建设民主政治并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种种难题，因而不约而同地寄望于一个有公心、敢负责的政治强人或英雄的出现。这种心理至今依然热烈，已成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一个讨论焦点。尊重这一现实，回过头来看胡适当年的观点，即正因为中国社会的散漫和国民的“不及格”，才更需要民主政治，似乎显得特别突兀。
胡适主张民主建国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又在其他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三条：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中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尽管在论战发生的1930年代以及后来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中国没有走上胡适所期望的民主政治之路，但其结论确实是符合中国历史大方向的。需要申说的是，胡适当时提出的三个理由，一方面并不完全符合国情，另一方面却又包含着重要信息，因此值得仔细分析。
首先，中国是否没有能够实行专制的人、党或阶级？
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否定了胡适的观点。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确实又是真实的。胡适完全认同丁文江对新式独裁首领的界定，也认为专制训政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其首领没有“朕即国家”的旧式君主的任意自由，也没有公民投票、国会辩论、责任内阁等可以依赖，种种决策全靠一人运筹帷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只有像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大帝之类的强人加智者才能胜任，而在现实的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符合这样的标准，况且没有一个超过40年历史的大学，也根本造就不了配合独裁首领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此即胡适所说：“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般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
由于当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是国民党，所以论战的双方都是以国民党为讨论对象的。国民党与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很风光，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张学良归顺中央，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掌权后的国民党及其政府迅速腐败，“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恶”的说法传诵一时。国民党内有以“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西山会议派”（以邹鲁、谢持为首）、“胡汉民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再造派”（即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的公开对立，汪精卫、胡汉民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与蒋分庭抗礼，直至组织中央和政府来对抗南京的中央和政府，1931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蒋集团内部又有政学系、C。C系及黄埔系的明争暗斗，党内、军内“反蒋”的呼声不断。此外，西南、西北、华北的地方领袖也以割据称雄为常。蒋既无“总统”之名亦无“总裁”之实，甚至两度被迫下野。1932年重建国民政府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不断增加，独裁倾向相当明显，但他也意识到，他领导的是一个派系林立、缺乏大革命时代革命热情的党，是“毫无生气的骷髅”，这当然妨碍了其“独裁”的力量和程度。国民党的“训政”的特点是既无民主气度，也乏专制能力，故而在民主和专制两方面都不够到位，推动它民主固然困难，要求它独裁说非易事。所以胡适认定：“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直到“民主与独裁”论战发生前，除国民党内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外，知识分子中没有谁认为国民党或蒋介石能够的独裁的能力与资本。这一点，“独裁派”也是承认的。1931年胡适主张对日讲和，丁文江写信给他说：“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也正因为国民党不够“专政”、不够“独裁”，“独裁论者”才希望中国出现真独裁，钱端升也只能以假设的语气说：“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面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面则偏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
双方共同认定的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软弱无力只是1932年前后的事实，不久就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经过多年的党内斗争，在1935年汪精卫赴欧养伤、胡汉民去世之后，蒋介石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其标志是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改进党务度调整党政关系案》，蒋被推为国民党总裁。在日本步步紧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似乎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几乎全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政治重心，需要一个领袖，所以异口同声地谴责张学良。胡适就此写道：“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不只是胡适等自由分子，原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高兴得买酒庆贺，但听到南京人民欢迎蒋从西安回来的彻夜鞭炮声，却使陈明白：蒋介石还很有“群众基础”。西安事变后，蒋成为了全国（包括共产党和一贯反对他的桂系）拥戴的领袖，在领导全国抗战的同时拥有了独裁的权力与能力。如果联系到蒋之后，毛泽东也是能集中一切权力的政治领袖，那么可以说，现代中国，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政党，也造就了这样的人物和政党。胡适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当时中国确无一个人物、一个政党可以在中国独裁。我们尽可以说胡适没有长远眼光，但这一短视的判断又提示着我们，应当注意抗战前后中国中国政治文化的转折。这就是张熙若当年说的：“独裁救不了国难，国难或因独裁加重。”
其次，中国有没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
否认中国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似乎暴露了胡适对现实情境的某种迟钝。1930年代，以上海为主导的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国家的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但与此同时，中国大地上的灾难、苦难又太触目惊心了，这是三十年左翼文学的主题。概括地说，中国当时的困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生活极度贫苦，一个是国家存亡面临危机。前者如哲学家张东荪1920年说的：中国的现状是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中国的劳工阶级由于人数极少，再加上无知和贫穷，根本形不成势力，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是多余的。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穷国不配谈主义，如果要有一个什么主义的话，那只能是“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后者如著名报人张季鸾1935年说的：“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积弱贫困，国将不国，现代中国不但底层社会充满仇恨、怨愤，知识界、青年学生也日益激进。胡适曾介绍过一件事：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的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越左倾了。”这则轶事除提示着“群众”的强大力量外，同时更说明解决贫穷和拯救国家，是现代中国具有魔力的话题。如此，则胡适的第二个理由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应当注意胡适这里的用词：“有魔力的活问题”--“活问题”就是为国民所普遍认知，并具有吸引、动员国民起而行动的问题。胡适没有完全否定国民的政治自觉，也注意到人心向背的存在。他曾说过一事：“全国人心是容易收拾的，当淞沪血战的时期，全国的人真是‘万众一心’的拥护十九路军。但福建的‘人民政府’起来时，十九路军的枪尖转向内，就不能得到各地的响应了。”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全国人心并不是如此容易收拾。近代以来，排满、护法、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都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能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想到这些，胡适几近绝望：
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早有莫索里尼，虽有希忒拉，虽有列宁、杜洛斯基，又有甚么幻术可施呢？
这种情形在现代文学中有过深入表现，鲁迅作品的主题之一就是先驱者的寂寞与群众的麻木。胡适于此要强调的是，贫困也好，亡国也好，只是客观事实而没有成为主观认知和感觉，更没有成为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反抗的“活问题”。实际上，客观困境需要一整套话语、符号、形象的提示和激活，需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重组，如此才能成为“有魔力的活问题”。在胡适发表此论的前后，现代中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国民组织。前面是1920年代的国民党以“打倒列强”、“统一中国”为口号，成功完成了北伐和国家统一，后面是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斧头镰刀打江山”所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借用现代中国的两大问题所实现的革命动员，“革命”，以暴力方式来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就是现代中国有魔力的活问题。但恰恰是在1930年代，掌权的国民党已经腐化，革命的共产党还在苦斗。形势危急，国家却四分五裂；灾难深重，国人却酣睡如常，这就是胡适此论的现实根据。
此论的不足在于，胡适没有留心到当时弥漫中国的不满和怨恨，随时可以被深谙群众心理、精于“洗澡”和“洗脑”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引发燎原全国的大火。在鲁迅笔下，阿Q也知道借用“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革命”是如此吸引人并一再被滥用，以至于鲁迅有“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讽刺。事实上，集中一切权力的组织和领袖不但可以借题发挥，而且可以借助宣传技术在诸如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的旗帜下营造种种国民呼声、运动口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工人说话了”、“农民欢呼了”之类都是一种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并且可以数字化、通俗化、日常化。20世纪中国政治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一套组织群众、改造群众的语言、仪式、幻想以及相应的暗示、摹仿、诱惑的技术。革命党人比国民党更准确地把握了现代中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比如民族解放的要求，比如土地问题等等，在革命完成以后，确实也部分地缓解了这些问题。即使以现代化为标准，革命体制在付出了民主化迟缓的代价后，确实也通过政治全权主义推进了中国社会的一体化，以政治化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所以虽然曾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又并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的谋略，而是历史矛盾的反映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胡适之所以否认中国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原因之一是与他的社会身份有关。胡是知识界的领袖，长期生活在精英圈中，与底层社会、“江湖中国”接触不多。同时，胡的知识训练和职业生涯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缺少对中国社会的细致了解，较少感受到中国社会太多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两点之外，还有胡的乐观性格，对民主政治的信念、对中国的希望等，都使他对中国的黑暗的一面、对走出困境所需要的非常手段等，缺少敏感。实际上，中国少的不是“活问题”，而自由主义可以施行的政治秩序和理智水平，诸如内外环境的持续动乱，传统价值规范的解体，社群气氛之乖谬等等，都使国民心理和情绪难保中和平正，且实际上趋于僵化麻木和激进冒险两极，易于被“魔力”所吸引。
第三，民主政治是否幼稚园？
“民主幼稚”论是针对中国国民政治文化的低劣而言。胡适认为：“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们把他们平凡的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平庸的人也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平庸的国人需要政治训练，正如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不懂民主的国人要在民主政治中学习和训练。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此论的根据主要是英美两国民主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但丁文江当即认为英美政治并不幼稚：“这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政治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就一般常识而论，丁文江的观察比胡适的判断更为准确，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胡适难道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针对“民主幼稚园”论，张熙若当时就发问：若民主政治是幼稚园，那么升学后的政治是什么呢？胡适在提出这个判断时就提前回答说：“我们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政治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的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政治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与一般所论不同，胡适认为民主是幼稚的政治，升学后的政治是独裁或“现代式的独裁”。在1934年12月3日写完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一文中，胡适解释说：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自夸“混混过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大战后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时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显然，胡适所说的“现代式的独裁”不过是民主政治在非常时期的一种调整。在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英美两国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范围和力度，并引进大量专门技术人才参与国家管理。但英美两国并没有从根本上修正、更谈不上放弃民主制度，它们依然坚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大战与经济危机过后，面对日趋变动而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有效治理更为多样且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环境、生态、能源、恐怖主义、全球化等，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与其说这是“现代独裁”，不如说是“现代民主”。为了表示其与19世纪民主政治的区别，称之为“现代独裁”也自无不可，但这种“现代式的独裁”与近代政治史上的“开明专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后者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形态。
胡适当然了解这一切。写完《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之后几天，他又有《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篇评论，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更明确的说明。他依然坚持民主幼稚论，且把罗斯新政与意俄并列为“现代独裁”：
我现在郑重地说明，我近年观察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泰晤士报》”或“曼哲斯脱《高丁报》”的。可是近十年中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的技术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在历史上的新鲜局面：他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中可能赶造得成的。
这些观点当然还是前文的延续，但也就在这篇评论中，他同样郑重地说明英美经济的计划与意俄的不同：
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钱端升）所推测的“知识阶级及资产阶级（即旧日的统治阶段）的联合独裁”，而成者是一种知识阶段、资产阶级，劳工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随时可以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选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中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台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
就英美“新式民主”是18世纪民主政制的发展，因而更难在中国实行而言，这是正确的。一个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要想一步跨入更高级的、基于民主政治的“新式民主”，显然是不可能的。区分两种计划经济，是胡适思想的一个发展，当然也还没有完全清晰。第一，民主政治有初级阶段与发展阶段两种形式。民主幼稚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也即18世纪的民主。以中国状态与率先实行幼稚民主的西方国家的社会水平相比，中国不见得落后多少，所以中国若实行这种幼稚的民主，当然是勉强可及的。第二，既然英美政制不是“现代式独裁”，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德、意、俄的独裁政制。新旧民主都是民主，只有意俄是“独裁”。第三，两种计划经济的区分逻辑地通向英美与苏俄政制的区分，但胡适似乎不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却还是认为：“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18、19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的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因为这一点，胡适在区分英美与意俄方面的同时仍然把“美国现时”的政制与意俄并列为“现代式独裁”。作为一个事实判断，胡适此论反不如丁文江明确，后者明确认为：俄、意、德放弃了民主政治而采用独裁制，英美只是放弃了经济上的放任主义（虽然在丁看来，这也是独裁制大行其道的标志）。
“民主幼稚”论的“幼稚”在于，胡适始终把是否有技术专家的广泛参与视为民主与独裁的区分标准。但正如张熙若所说：“一个政府所需要的知识的数量是完全看那个政府要办的事业的范围大小而定，与那个政府的政制是无丝毫关系的。假如一个政府的职责只限于普遍所谓政治问题而不包括经济问题，或者只管极少的经济事业而留大部分的经济专业于社会私人手中，那么，不管它的体制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独裁，它所需要的知识的数量一定比较小一点。……从前的政府比现代的政府需要知识少，完全是因为那时社会没有工业化，经济问题比较简单，政府采用放任政策的缘故。现在需要知识多，完全是因为工业发达，经济关系复杂，政府不能不采取干涉主义或国营政策的道理，这与政制问题没有丝毫关系。”欧战后的英美政府权力增强、技术专家增多等，完全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后政府责任加大的缘故，英美政治的发展是由旧民主而“新式民主”，是民主的发展而不是由民主而独裁。因此，在肯定胡适的民主信念的同时，也要看到胡适的民主思想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这是在几年后完成的。
胡适一再强调，其“民主幼稚”论不是从政治学理论或教科书，而是他在美国七年观察民主宪法政实地实施后的结论。此论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它反对任何以国民程度不及格之类的理由行独裁政治，强调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强调民主是训练国民、提高国民的唯一途径。对此，张佛泉作了很好的补充：“我觉得自清末以来，中国所以不能行宪政的缘故，或屡次制宪而不能应用的缘故，国人对于宪政的误解要负大部责任。……他们所理想的宪政是硬化了的空洞理想。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要想行宪政，我们须用几十年的工夫去准备，伸长了手去摸他。……现在让我说，这样的宪政观念根本便错了。民治决不应是悬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个空鹄的。它应是个活的生活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我们今日要设法，在可能范围内，得实行一分（这‘一分’两字很坏，提到‘一分’，似乎仍涵着一个理想的‘十分’，但为方便才这样用它做形容词。）民治便实行一分民治，得实行两分民治便行两分民治。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要过民治的生活，而不把它悬作生活以外的一个空洞理想。”结合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孙中山的“训政”直到当代一些政治论述来看，“民主幼稚”论确有鼓舞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功效。
胡适当然也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困难。1935年4月，针对当时的“本位”文化论者，胡适说：“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没有继续追问：既然顽固延续的专制传统可以使任何“良法美意”都失去效力，“幼稚”的民主政治又何能例外？强烈的信心可能导致对不支持这种信心的现实的盲视。有失就有得，也许正基于其“肤浅”的乐观，胡适才毕生保持着对民主“疯狂的偏见”，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五四”人物中，陈独秀、鲁迅的历史意识都比胡适深刻，对人性中的黑暗面、对历史的反复曲折甚至倒退的体认都比胡适精准，但也正因此，他们没有胡适坚定不移的民主立场，而是在一种激越的冲动中转向革命。在这个背景上，胡适的“民主幼稚”论显示了它的意义。
二、“新独裁”与“旧专制”的复杂性
在胡适提出的反对独裁的3个理由中，前两个涉及到对中国现实状况的评估，因此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现状天天在变，因此胡适的前两个理由有其具体的针对性，不能视之为对现代中国的总体判断。至于第三个、也是胡适最看重、最坚持的“民主幼稚”论，既涉及到对民主的认知和解释等理论问题，也暗含着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分析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幼稚”意味着简单容易，但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来不是简单容易的。比如开会，似乎是很容易，中国会议之多，可为世界之最。但中国人学会开会，也还需要一个过程。胡适留美时就注意观察美国人的开会，他也主持过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但他回国后却发现，多数政治人物并不懂得如何开会。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末依然存在。2001年就有论者重提这一现象：“到现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前几年，在一个规格极高的会上，有一位地位显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问我：‘这么重要的提案，连附议都没有，怎么就能付表决了呢？’”这位老人还不明白，即使能开好一个会，又能怎样？握有至上权力的人完全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开好一个大会，吹风会、招招呼会、预备会，主席团、秘书处，草案、讨论稿、简报，大会讲话、代表发言、分组讨论；开幕隆重，闭幕胜利，确实井然有序、严丝合缝，但其结果总不外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既定方针，甚至闭幕词也早在会议前就基本写好。而且，即使经过严格程序通过的具有法理性的决议典章之类，似乎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1954年通过的宪法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仅仅一年后，他就根据胡风等人的一些信件而发动了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许多人因此锒铛入狱。毛明白指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包括党代会、人代会在内的任何会议决定，毛泽东几句话就可以否决。比如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几天，毛就对“八大”决议中的有关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异议。开会并不难，难的是主持会议者愿意让与会者自由讨论、民主表决并服从会议的决议。开会尚且如此，涉及到一整套制度安排的民主政治，又如何能是幼稚的呢？这不是技术上、程序上的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公民权力的制度问题。民主政治或许是“幼稚园”，但能不能进幼稚园，却决不是“阿斗们”所能随意问津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画诺”有多难，而在于是否真正让公民参与政治、“画诺”是否真正算数。
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原因主要不是国民的政治文化水准还处于幼稚园状态，更在于政治力量和权力系统极少认真实行这项移植工程，而是想方设法把国民关于权力的笼子里，不让他进幼稚园。从“五四”时代的提倡“易卜生主义”到1928年的“人权论战”，胡适一直在为国民争人权，但始终没有实际成效，随意捕人杀的事频频发生。长期以来，有多少政治组织和党派集团把普通国民的人权以及生命当回事？个人权利无法保护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权力或以国家代表自居的个人的权力太大，民主体制起码要有一个国会来约束政府。胡本人也特别看重国会，认为它是解决国内冲突、达成国家统一的标志。但自曹锟贿选国会议员后，国会的形象就此败坏，使得此后的政治家以为议会根本就只是“清淡馆”、“表决机器”。1932年4月“国难会议”前后有过一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讨论，不少论者就对宪政持悲观怀疑的态度。但胡适却别具眼光地看到，即使这样的软弱的议会、这样腐败的议员，也有它的政治功能。比如“当倪嗣冲、马联甲盘踞安徽的时代，一个很腐败的省议会，居然能反抗盐斤加价，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个钱的负担。”因此他虽然不相信宪政可以救中国，却相信宪政是引导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胡适没有回答：假如倪嗣冲等根本不承认省议会的权威、甚至解散省议会，安徽人民还能吃盐不加钱吗？议会之所以能制约政府，前提是政府本身是议会批准的，是政府承认人民的同意是其存在的前提。而如果像蒋廷黻所说的那样，政权在军人手中，那么国会便是形同虚设的“橡皮图章”。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幼稚”论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当然不完全是四万万阿斗或一盘散沙，胡适对中国没有全盘绝望。1932年，季廉在《国闻周报》发表《中国政治出路商榷》一文，提倡组织全国职业联合会以帮助政府、监督政府。胡认为此论过于乐观。他发问：我们的“全国各种有作用有能力的职业团体究竟”在哪里？现有的各种职业团体又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现在所谓的“公团”，哪一个不是在党部的箍制之下的？胡适认为，中国干政团体的产生，只能从下列三种团体里出来：学术团体、商业团体和技术职业的团体。“这些团体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当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识高明眼光远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出来号召，我想在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目标之下，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大联合。”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的联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监督制衡政府的力量，成为民主政治基础，但在胡适看来，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现有的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都还没有成熟到成为“现代独裁”所必须的“智囊团”。更何况，国民党及其领袖的现状，也还不能成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如真的实行独裁，所得的就不是丁文江等人的“新独裁”而是“旧专制”：“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钱端升先生说：‘我们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丁在君先生也说：‘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胡适真正担忧的，是在“新独裁”的名义下行“旧专制”之实。这不但表明其反对“独裁”的根本立场，也点明了“民主与独裁”之争的真正核心：不是民主与英美“新式独裁”的对立，而是民主与兼具“旧专制”特点的德意俄的“现代式独裁”的对立。
胡适的“预言”是否为历史所证实了呢？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实行的独裁，基本上是旧式专制，但这种专制除了经常力有不逮、软弱低效之外，其中也还有新的成分。这一方面表现为蒋介石独裁不够，国民政府权力分散，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技术人才的大量使用，比如“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就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就在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同时，胡适不但对蒋介石做比较高的评价，而且认为他是能够容纳异己的合格的领袖：“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端升）先生说的‘他近年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辛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已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蒋介石拥有独裁的权力时还能够“容纳异己”，说明蒋所实行的独裁还有些民主成分。此论固然表明胡适在国难时节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宽容友好，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专制有其新内容和风格也是事实。1943年8月13日，周恩来全面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取名“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也说明了这一点。坚持揭露国民党的专制、努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独裁不够”这一点是认识清楚的。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回来后说：蒋介石“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具体分析说：“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蒋介石的统治完全视为“旧专制”，1940年代末自由分子的后劲储安平对民主的多少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主导中国的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赞成“独裁”的。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前夕，他公开声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一般地说，毛很少用“独裁”而多用“专政”一词，但其意是一样的。从1925年的“问茫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6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纵横挥洒霸气盖世，统率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打败国民党，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全国围绕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以毛泽东为核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毛泽东乾纲独断，除了“自我调整”，他的一切言行容不得任何批评和非议，“反右”之类的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路线斗争”之类的党内整肃封住了党内的嘴，从此万里江山基本上步调一致，数亿国民只能山呼万岁。以至于1962年3月，党的重要领导人陈毅在广州“垂涕而道”：现在“形势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兆头。”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毛泽东集中了一切权力，也建立了一个集权体制。我们都记得“文革”后期的口号：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谁？当然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凡是在历史上得罪过毛泽东的，特别是重大事件不合作的人在“文革”中都被清算，可以说无一漏网。人大、政协停止活动，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被打倒，各级党组织也被彻底改组，甚至一度冻结政治局代之以他的妻子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据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李传俊后来回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毛泽东的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度是绝对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泽东提倡并实践的这种“独裁”政治当然有“旧专制”的内容，在其极端时，毛对党政机构和干部系统总体上是不信任的，必要时绕开官僚系统直接面向群众，甚至发动群众“向党进攻”、踢开党委闹革命。至于知识分子，毛长期认为他们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技术专家参与了国家建设但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照胡适、丁文江的标准，这当然是旧专制，也确实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邓小平后来分析说：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这些比较含蓄的批评，所指的都是毛式“专政”具有“旧专制”的性质，其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但是，毛泽东的作为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现代意识形态之下完成的，而且“文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党的系统和政府机构而是被他发动起来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及“人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毛的政治口号，“群众运动”是毛运用自如的法宝。当然，人民群众之所以值得信赖和依靠，是因为人民忠于毛主席、群众崇拜毛主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就毛泽东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广泛动员群众以达成其政治理想而言，毛与“秦始皇”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他喜欢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对于这种“独裁”的新的成分与内容。“文革”后，中国领导人多以“封建法西斯主义”来指称“文革”时期的政治，也是注意到毛式“独裁”有新的一面。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提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中央文革”“大搞法西斯专政”，“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叶后来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邓小平也认为：“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可见，在中国实行独裁，固然有通向“旧专制”的可能，但它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封建”专制。其实，20世纪的“独裁”，都是在铁腕权力、暴力机器之外另有凭借，都不只是“旧专制”，而是胡适所说的“现代式独裁”。希特勒以民族主义为动员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纳粹德国的权威研究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甚至认为：希特勒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民众领袖。……没有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更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的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对它做出什么服务”。斯大林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中比较借重“红色专家”。1926年胡适欧游期间，对苏联的“新教育”印象殊深，1933年6至9月丁文江欧游时，看到苏联地质探矿联合局比中国地质调查报的人员和工资都多一百多倍，对苏联上下埋头苦干建设工业国的精神极有好感。希特勒的崛起有群众作基础，斯大林的独裁得到专家之助，暴力当然有，但那是最后的手段，并不时时呈现于外。因此，德、俄独裁其实都是新旧杂陈的，它们既不是在近代史上发挥了良好作用的“开明专制”，也不是比旧民主更高的“新独裁”，而是在没有或缺少民主的“旧专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式独裁”。
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多样性和新鲜性是相当敏感的。在与丁文江论战时，他就说过：“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部分的阿斗挂一个专制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的专政的工具。”顺着胡适的话说，在“四万万阿斗”的中国实行独裁，所得大概也只能是这种德俄式专制。这也就是说，“独裁”之害不仅在于它实践中只能导向“旧专制”，也在于它可能采取动员阿斗挂招牌的德俄方式，造成更大的危害。对“现代式独裁”的认知和警惕，坚定了胡适在动乱坚持民主的立场。以其与丁文江相比，这一点就非常清楚。费侠莉评论丁文江时说：“像中国的其他西方自由派学生一样，他只有在考虑到统治如何才能奏效时，才关心民众参与政府事务的问题。而国家的目标不能通过民主方法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使他在原则上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对比之下，19世纪及其以后的大多数西方自由派是从理论上把个人立场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治理方法则首先要从对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来加以考虑。”包括丁文江在内的多数自由主义者只从工具和手段的意义上理解民主的价值，一旦发现这一手段不能迅速达致国家富强、且有其他手段似乎更为有效时，思想就会动摇或改宗。在这一点上，胡适始终没有让步，因为他明白，中国行不通英美式“现代式独裁”，可能的只是两种：旧专制和德俄式新独裁。
如此的警惕“新独裁”的恶劣后果，胡适为什么在论战之初还要认为至少有一种“新独裁”是中国可望而不可即的呢？这是因为第一，直到论战之前，胡适所理解的“独裁”基本上就是传统的“开明专制”或英美的“现代式独裁”（即他后来说的“现代式民主”），这当然是一种为害较小的“独裁”，而在动乱分裂的中国，这毕竟是一种实践上虽不可能，但理论上仍可接受的政制。第二，胡适一方面持有坚定的民主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没有一味地高唱民主之歌。他和“独裁派”一样认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个人的权利等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
必须首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勉励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个口号来发动内战。
如果国民党依然像北伐时代那样有资格做社会的重心，如果中国的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有效地参与政府管理，胡适当然会赞同“现代式独裁”的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暂时放弃“人权”。
然而，也就是在“民主与独裁”论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正遭受严重挑战。法西斯主义的恶劣行径，改变了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一定程度的好感。
1930年代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选择一再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甚受欢迎的时代，当代史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黑谷”。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分析，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第一波民主化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推动了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随后出现的是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进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回潮始于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且腐败的民主，而以德国纳粹1933年掌权为高潮。在此前后，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民族国家危机、迅速走向富强的有效途径，法西斯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示范性意义，也成为“独裁论者”的主要支援之一。钱端升直到1932、1933年还一直赞慕魏玛民主，他是在纳粹效能开始显现的1934年转而拥护“集权政府”的。在他看来，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刚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丁文江倡导一种专家型的独裁模式，相信有一个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强领导来统治，就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训练有素的中国精英；蒋廷黻的独裁论也有外国范例。另外一些论者虽对“实行什么样的独裁”有争论，但都不怀疑实行独裁的必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也一度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1926年欧游期间，胡适在与徐志摩的通信中，一面称赞苏联的实验，一面不满英国，同时还表示对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好感：
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他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至少至少，也应该学他实行延长工作的时间。
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来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r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息。这是我的新的兴奋。
胡适的“兴奋”没有维持多久。当“民主与独裁”论战发生时，他已经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1935年4月，与胡适同属“民主派”的杜光埙，著文指出纳粹光鲜外表下的真实面目。在内政方面，纳粹兴起源于党争和失业，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工商不振和德国对外贸易的跌落，纳粹只有采取减少现有工人做工时间、分给失业者的办法，不但未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加重了德国的工人问题。罢工确是没有了，但“国家动辄以武力解决罢工”的办法也总是妨碍工商发展。独裁制取消了反对党，但“希特勒之取缔共产党与社会党转使他们一齐加入国家计划党，以致造成了国社党和冲锋队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保守派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独裁政府整军经武，固然提高了国际地位，但其挑衅性言论和行动引起了很多纠纷。“独裁政府的存在虽不依靠民意之拥护，但需要时时使人民喝彩叫好，以壮他们独裁的声势，而维持他们独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维持，罢工之停息，和火车之按时等政治上的平凡问题，都不足使人民喝彩叫好。而要使人民喝彩叫好，必须拿着冲锋陷阵，杀敌争城一类动人听闻的话头，去刺激群众，催眠群众。”所以希特勒单方面废止《凡尔赛和约》，支持奥地利纳粹常人夺权，多次以战争威胁国际和平秩序等等。这样的体制难道还值得中国去仿效吗？而且“近二三年来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转而倾向放弃独裁，恢复民主政治的趋势。”杜还敏感地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是强横无礼，还未致引起战争，然亦险矣。”杜光埙确实做了一个正确的预言：3年后，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显然，像丁文江这样的自由分子，像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一度炫惑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的“新独裁”，在于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后果还没有大白于天下。胡适后来在为丁文江写传时说：“我们在二十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回想在君到德国是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疯狂大屠杀的时间。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在近代以来被“瓜分”的恐惧气氛中，文化思想界的反省多感国人缺乏血性、缺少勇气、缺少力量，因此而鼓吹尚武精神和暴烈行为，进而主张上进德国人的“整齐严肃”以为中国文化的矫正和补充。“独裁”之可用，与其狰狞面目与可怕后果尚未暴露有关，但也与思想界的不成熟有关。参与讨论的胡道维针对“独裁”派的德意情结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犹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要效法独裁，这正是以证明效颦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在满清末年，在军阀时代，为什么不提倡独裁呢？那是因为俄国不这么大兴无产阶级的专政，意大利不采法西斯主义，德意志还未大兴国社党运动。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独裁呢？为什么连专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凯时代之被人唾弃与诟病呢？那是因为欧西现在又要发生独裁专制的潮流了”。胡适也曾轻度摇摆过，而“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却使其立场坚定起来。这是这一论战之于胡适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
三、自由思想的曲折性
在晚年回顾“民主与独裁”论战时，蒋廷黻这样批评胡适：“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19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因为重视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蒋廷黻得出中国应当实行“新专制”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民主理论必须正视、回应相关的现实事态和不同意见却是必要的。实际上，胡适也部分地接受了20世纪社会各界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批评。在1926年《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认同性地介绍说：“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和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于是几十年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几年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正视并部分地接受这一批评的后果，是胡适的自由思想在坚持了古典自由主义若干理念和原则的同时也包含了19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
胡适留美时所接触的是源自英国穆勒、边沁和美国杜威等人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着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与自由经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行其是，能自动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比较“民主与独裁”两种政制的成败得失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是1930年代知识界政治论述的主题之一。这一讨论可以追溯到《东方杂志》25卷13号（1928年7月出版）发表的“关于民治主义成败问题的讨论”一文。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中国的危机达到顶点。国运维艰，思想界的有关讨论也更为热烈，其集中表现就是1934到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这一论战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仅就发生在胡适等人编辑的《独立评论》上的文章而言，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统一？第二阶段的中心是中国应取何种政制？论战主要发生在知识界，对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并无明显影响，但其言论所涉，却是百年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回避的艰难选择，而其中的有些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听到。
胡适在论战中写了不少文字，最重要的是针对蒋廷黻的《再论建国与专制》和针对丁文江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两文，其根本主张是中国搞不了新式独裁，搞“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其论证中有些值得评说的观点。
一、国情判断的有效性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民主与独裁”之起因于蒋廷黻的《革命与专制》一文。1933年发生的“闽变”（即通常所说的“福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国家分裂的危机，有鉴于此，政治学家蒋廷黻认为，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能够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党和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国家生活的政治控制。他以英法俄三国现代化经验说明，各国政治史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而中国“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而不是个民族国家；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在专制政体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后了。既然现代化必先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那么也就必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既然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专制，那么当务之急是建立这种专制。在受到胡适的两次批评后，蒋进一步说明，他的唯一要求是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有了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交通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要实现统一，唯一的办法是“个人专制”。因为第一，中国大专制的对象是小军阀的小专制，而不是人民；第二，中国始终是朝代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一般的私忠过于公忠，以个人专制统一中国有更高的可能性；第三，现代科技可以给传统的封建制度一个新生命，使旧专制变为“新专制”。1934年12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响应蒋的主张。他批评国人对民主与独裁的崇拜：“……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民主与独裁各有偏颇，独裁如不可能，民主则更不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普选的条件，也不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民族。民主既不可能，当然也就是不必要的：“大家应该努力的还是使目前在中国不可能的独裁，在短期内成为可能，而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丁文江所说的独裁，是不同于“旧式专制”的“新式独裁”。“新独裁”之新在于其首领必须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要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获得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简单地说，“新专制”或“新独裁”在政治上是领袖依靠少数精英人士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上与高效、廉洁、专业型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统制经济”。
蒋廷黻所希冀的“新专制”和丁文江选择的“新独裁”，也就是近代政治史上的“开明专制”。此一制度脱胎于君主专制制度而兴起于18世纪中叶，它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为合法性依据，以非宗教的世俗理性治理国家，属于由专制而民主的过渡形态。梁启超对此有一个简明的区分：“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梁启超倡导的“开明专制”迅即为共和浪潮所吞没，孙中山提出而后为国民党实行的“以党训政”基本上属于“开明专制”，但其实践结果却是越来越趋向旧式独裁。“开明专制”从未在中国开花结果，却不妨碍一再有人怀此期待，根本原因在于告别旧式专制之后，国家依然是沉疴遍地、危机重重，论者不相信中国可以建设民主政治并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种种难题，因而不约而同地寄望于一个有公心、敢负责的政治强人或英雄的出现。这种心理至今依然热烈，已成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一个讨论焦点。尊重这一现实，回过头来看胡适当年的观点，即正因为中国社会的散漫和国民的“不及格”，才更需要民主政治，似乎显得特别突兀。
胡适主张民主建国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又在其他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三条：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中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尽管在论战发生的1930年代以及后来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中国没有走上胡适所期望的民主政治之路，但其结论确实是符合中国历史大方向的。需要申说的是，胡适当时提出的三个理由，一方面并不完全符合国情，另一方面却又包含着重要信息，因此值得仔细分析。
首先，中国是否没有能够实行专制的人、党或阶级？
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否定了胡适的观点。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确实又是真实的。胡适完全认同丁文江对新式独裁首领的界定，也认为专制训政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其首领没有“朕即国家”的旧式君主的任意自由，也没有公民投票、国会辩论、责任内阁等可以依赖，种种决策全靠一人运筹帷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只有像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大帝之类的强人加智者才能胜任，而在现实的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符合这样的标准，况且没有一个超过40年历史的大学，也根本造就不了配合独裁首领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此即胡适所说：“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般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
由于当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是国民党，所以论战的双方都是以国民党为讨论对象的。国民党与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很风光，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张学良归顺中央，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掌权后的国民党及其政府迅速腐败，“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恶”的说法传诵一时。国民党内有以“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西山会议派”（以邹鲁、谢持为首）、“胡汉民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再造派”（即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的公开对立，汪精卫、胡汉民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与蒋分庭抗礼，直至组织中央和政府来对抗南京的中央和政府，1931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蒋集团内部又有政学系、C。C系及黄埔系的明争暗斗，党内、军内“反蒋”的呼声不断。此外，西南、西北、华北的地方领袖也以割据称雄为常。蒋既无“总统”之名亦无“总裁”之实，甚至两度被迫下野。1932年重建国民政府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不断增加，独裁倾向相当明显，但他也意识到，他领导的是一个派系林立、缺乏大革命时代革命热情的党，是“毫无生气的骷髅”，这当然妨碍了其“独裁”的力量和程度。国民党的“训政”的特点是既无民主气度，也乏专制能力，故而在民主和专制两方面都不够到位，推动它民主固然困难，要求它独裁说非易事。所以胡适认定：“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直到“民主与独裁”论战发生前，除国民党内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外，知识分子中没有谁认为国民党或蒋介石能够的独裁的能力与资本。这一点，“独裁派”也是承认的。1931年胡适主张对日讲和，丁文江写信给他说：“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也正因为国民党不够“专政”、不够“独裁”，“独裁论者”才希望中国出现真独裁，钱端升也只能以假设的语气说：“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面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面则偏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
双方共同认定的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软弱无力只是1932年前后的事实，不久就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经过多年的党内斗争，在1935年汪精卫赴欧养伤、胡汉民去世之后，蒋介石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其标志是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改进党务度调整党政关系案》，蒋被推为国民党总裁。在日本步步紧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似乎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几乎全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政治重心，需要一个领袖，所以异口同声地谴责张学良。胡适就此写道：“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不只是胡适等自由分子，原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高兴得买酒庆贺，但听到南京人民欢迎蒋从西安回来的彻夜鞭炮声，却使陈明白：蒋介石还很有“群众基础”。西安事变后，蒋成为了全国（包括共产党和一贯反对他的桂系）拥戴的领袖，在领导全国抗战的同时拥有了独裁的权力与能力。如果联系到蒋之后，毛泽东也是能集中一切权力的政治领袖，那么可以说，现代中国，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政党，也造就了这样的人物和政党。胡适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当时中国确无一个人物、一个政党可以在中国独裁。我们尽可以说胡适没有长远眼光，但这一短视的判断又提示着我们，应当注意抗战前后中国中国政治文化的转折。这就是张熙若当年说的：“独裁救不了国难，国难或因独裁加重。”
其次，中国有没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
否认中国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似乎暴露了胡适对现实情境的某种迟钝。1930年代，以上海为主导的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国家的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但与此同时，中国大地上的灾难、苦难又太触目惊心了，这是三十年左翼文学的主题。概括地说，中国当时的困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生活极度贫苦，一个是国家存亡面临危机。前者如哲学家张东荪1920年说的：中国的现状是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中国的劳工阶级由于人数极少，再加上无知和贫穷，根本形不成势力，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是多余的。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穷国不配谈主义，如果要有一个什么主义的话，那只能是“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后者如著名报人张季鸾1935年说的：“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积弱贫困，国将不国，现代中国不但底层社会充满仇恨、怨愤，知识界、青年学生也日益激进。胡适曾介绍过一件事：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的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越左倾了。”这则轶事除提示着“群众”的强大力量外，同时更说明解决贫穷和拯救国家，是现代中国具有魔力的话题。如此，则胡适的第二个理由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应当注意胡适这里的用词：“有魔力的活问题”--“活问题”就是为国民所普遍认知，并具有吸引、动员国民起而行动的问题。胡适没有完全否定国民的政治自觉，也注意到人心向背的存在。他曾说过一事：“全国人心是容易收拾的，当淞沪血战的时期，全国的人真是‘万众一心’的拥护十九路军。但福建的‘人民政府’起来时，十九路军的枪尖转向内，就不能得到各地的响应了。”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全国人心并不是如此容易收拾。近代以来，排满、护法、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都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能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想到这些，胡适几近绝望：
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早有莫索里尼，虽有希忒拉，虽有列宁、杜洛斯基，又有甚么幻术可施呢？
这种情形在现代文学中有过深入表现，鲁迅作品的主题之一就是先驱者的寂寞与群众的麻木。胡适于此要强调的是，贫困也好，亡国也好，只是客观事实而没有成为主观认知和感觉，更没有成为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反抗的“活问题”。实际上，客观困境需要一整套话语、符号、形象的提示和激活，需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重组，如此才能成为“有魔力的活问题”。在胡适发表此论的前后，现代中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国民组织。前面是1920年代的国民党以“打倒列强”、“统一中国”为口号，成功完成了北伐和国家统一，后面是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斧头镰刀打江山”所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借用现代中国的两大问题所实现的革命动员，“革命”，以暴力方式来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就是现代中国有魔力的活问题。但恰恰是在1930年代，掌权的国民党已经腐化，革命的共产党还在苦斗。形势危急，国家却四分五裂；灾难深重，国人却酣睡如常，这就是胡适此论的现实根据。
此论的不足在于，胡适没有留心到当时弥漫中国的不满和怨恨，随时可以被深谙群众心理、精于“洗澡”和“洗脑”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引发燎原全国的大火。在鲁迅笔下，阿Q也知道借用“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革命”是如此吸引人并一再被滥用，以至于鲁迅有“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讽刺。事实上，集中一切权力的组织和领袖不但可以借题发挥，而且可以借助宣传技术在诸如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的旗帜下营造种种国民呼声、运动口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工人说话了”、“农民欢呼了”之类都是一种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并且可以数字化、通俗化、日常化。20世纪中国政治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一套组织群众、改造群众的语言、仪式、幻想以及相应的暗示、摹仿、诱惑的技术。革命党人比国民党更准确地把握了现代中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比如民族解放的要求，比如土地问题等等，在革命完成以后，确实也部分地缓解了这些问题。即使以现代化为标准，革命体制在付出了民主化迟缓的代价后，确实也通过政治全权主义推进了中国社会的一体化，以政治化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所以虽然曾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又并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的谋略，而是历史矛盾的反映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胡适之所以否认中国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原因之一是与他的社会身份有关。胡是知识界的领袖，长期生活在精英圈中，与底层社会、“江湖中国”接触不多。同时，胡的知识训练和职业生涯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缺少对中国社会的细致了解，较少感受到中国社会太多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两点之外，还有胡的乐观性格，对民主政治的信念、对中国的希望等，都使他对中国的黑暗的一面、对走出困境所需要的非常手段等，缺少敏感。实际上，中国少的不是“活问题”，而自由主义可以施行的政治秩序和理智水平，诸如内外环境的持续动乱，传统价值规范的解体，社群气氛之乖谬等等，都使国民心理和情绪难保中和平正，且实际上趋于僵化麻木和激进冒险两极，易于被“魔力”所吸引。
第三，民主政治是否幼稚园？
“民主幼稚”论是针对中国国民政治文化的低劣而言。胡适认为：“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们把他们平凡的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平庸的人也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平庸的国人需要政治训练，正如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不懂民主的国人要在民主政治中学习和训练。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此论的根据主要是英美两国民主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但丁文江当即认为英美政治并不幼稚：“这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政治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就一般常识而论，丁文江的观察比胡适的判断更为准确，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胡适难道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针对“民主幼稚园”论，张熙若当时就发问：若民主政治是幼稚园，那么升学后的政治是什么呢？胡适在提出这个判断时就提前回答说：“我们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政治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的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政治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与一般所论不同，胡适认为民主是幼稚的政治，升学后的政治是独裁或“现代式的独裁”。在1934年12月3日写完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一文中，胡适解释说：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自夸“混混过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大战后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时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显然，胡适所说的“现代式的独裁”不过是民主政治在非常时期的一种调整。在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英美两国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范围和力度，并引进大量专门技术人才参与国家管理。但英美两国并没有从根本上修正、更谈不上放弃民主制度，它们依然坚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大战与经济危机过后，面对日趋变动而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有效治理更为多样且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环境、生态、能源、恐怖主义、全球化等，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与其说这是“现代独裁”，不如说是“现代民主”。为了表示其与19世纪民主政治的区别，称之为“现代独裁”也自无不可，但这种“现代式的独裁”与近代政治史上的“开明专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后者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形态。
胡适当然了解这一切。写完《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之后几天，他又有《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篇评论，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更明确的说明。他依然坚持民主幼稚论，且把罗斯新政与意俄并列为“现代独裁”：
我现在郑重地说明，我近年观察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泰晤士报》”或“曼哲斯脱《高丁报》”的。可是近十年中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的技术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在历史上的新鲜局面：他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中可能赶造得成的。
这些观点当然还是前文的延续，但也就在这篇评论中，他同样郑重地说明英美经济的计划与意俄的不同：
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钱端升）所推测的“知识阶级及资产阶级（即旧日的统治阶段）的联合独裁”，而成者是一种知识阶段、资产阶级，劳工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随时可以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选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中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台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
就英美“新式民主”是18世纪民主政制的发展，因而更难在中国实行而言，这是正确的。一个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要想一步跨入更高级的、基于民主政治的“新式民主”，显然是不可能的。区分两种计划经济，是胡适思想的一个发展，当然也还没有完全清晰。第一，民主政治有初级阶段与发展阶段两种形式。民主幼稚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也即18世纪的民主。以中国状态与率先实行幼稚民主的西方国家的社会水平相比，中国不见得落后多少，所以中国若实行这种幼稚的民主，当然是勉强可及的。第二，既然英美政制不是“现代式独裁”，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德、意、俄的独裁政制。新旧民主都是民主，只有意俄是“独裁”。第三，两种计划经济的区分逻辑地通向英美与苏俄政制的区分，但胡适似乎不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却还是认为：“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18、19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的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因为这一点，胡适在区分英美与意俄方面的同时仍然把“美国现时”的政制与意俄并列为“现代式独裁”。作为一个事实判断，胡适此论反不如丁文江明确，后者明确认为：俄、意、德放弃了民主政治而采用独裁制，英美只是放弃了经济上的放任主义（虽然在丁看来，这也是独裁制大行其道的标志）。
“民主幼稚”论的“幼稚”在于，胡适始终把是否有技术专家的广泛参与视为民主与独裁的区分标准。但正如张熙若所说：“一个政府所需要的知识的数量是完全看那个政府要办的事业的范围大小而定，与那个政府的政制是无丝毫关系的。假如一个政府的职责只限于普遍所谓政治问题而不包括经济问题，或者只管极少的经济事业而留大部分的经济专业于社会私人手中，那么，不管它的体制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独裁，它所需要的知识的数量一定比较小一点。……从前的政府比现代的政府需要知识少，完全是因为那时社会没有工业化，经济问题比较简单，政府采用放任政策的缘故。现在需要知识多，完全是因为工业发达，经济关系复杂，政府不能不采取干涉主义或国营政策的道理，这与政制问题没有丝毫关系。”欧战后的英美政府权力增强、技术专家增多等，完全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后政府责任加大的缘故，英美政治的发展是由旧民主而“新式民主”，是民主的发展而不是由民主而独裁。因此，在肯定胡适的民主信念的同时，也要看到胡适的民主思想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这是在几年后完成的。
胡适一再强调，其“民主幼稚”论不是从政治学理论或教科书，而是他在美国七年观察民主宪法政实地实施后的结论。此论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它反对任何以国民程度不及格之类的理由行独裁政治，强调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强调民主是训练国民、提高国民的唯一途径。对此，张佛泉作了很好的补充：“我觉得自清末以来，中国所以不能行宪政的缘故，或屡次制宪而不能应用的缘故，国人对于宪政的误解要负大部责任。……他们所理想的宪政是硬化了的空洞理想。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要想行宪政，我们须用几十年的工夫去准备，伸长了手去摸他。……现在让我说，这样的宪政观念根本便错了。民治决不应是悬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个空鹄的。它应是个活的生活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我们今日要设法，在可能范围内，得实行一分（这‘一分’两字很坏，提到‘一分’，似乎仍涵着一个理想的‘十分’，但为方便才这样用它做形容词。）民治便实行一分民治，得实行两分民治便行两分民治。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要过民治的生活，而不把它悬作生活以外的一个空洞理想。”结合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孙中山的“训政”直到当代一些政治论述来看，“民主幼稚”论确有鼓舞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功效。
胡适当然也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困难。1935年4月，针对当时的“本位”文化论者，胡适说：“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没有继续追问：既然顽固延续的专制传统可以使任何“良法美意”都失去效力，“幼稚”的民主政治又何能例外？强烈的信心可能导致对不支持这种信心的现实的盲视。有失就有得，也许正基于其“肤浅”的乐观，胡适才毕生保持着对民主“疯狂的偏见”，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五四”人物中，陈独秀、鲁迅的历史意识都比胡适深刻，对人性中的黑暗面、对历史的反复曲折甚至倒退的体认都比胡适精准，但也正因此，他们没有胡适坚定不移的民主立场，而是在一种激越的冲动中转向革命。在这个背景上，胡适的“民主幼稚”论显示了它的意义。
二、“新独裁”与“旧专制”的复杂性
在胡适提出的反对独裁的3个理由中，前两个涉及到对中国现实状况的评估，因此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现状天天在变，因此胡适的前两个理由有其具体的针对性，不能视之为对现代中国的总体判断。至于第三个、也是胡适最看重、最坚持的“民主幼稚”论，既涉及到对民主的认知和解释等理论问题，也暗含着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分析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幼稚”意味着简单容易，但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来不是简单容易的。比如开会，似乎是很容易，中国会议之多，可为世界之最。但中国人学会开会，也还需要一个过程。胡适留美时就注意观察美国人的开会，他也主持过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但他回国后却发现，多数政治人物并不懂得如何开会。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末依然存在。2001年就有论者重提这一现象：“到现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前几年，在一个规格极高的会上，有一位地位显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问我：‘这么重要的提案，连附议都没有，怎么就能付表决了呢？’”这位老人还不明白，即使能开好一个会，又能怎样？握有至上权力的人完全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开好一个大会，吹风会、招招呼会、预备会，主席团、秘书处，草案、讨论稿、简报，大会讲话、代表发言、分组讨论；开幕隆重，闭幕胜利，确实井然有序、严丝合缝，但其结果总不外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既定方针，甚至闭幕词也早在会议前就基本写好。而且，即使经过严格程序通过的具有法理性的决议典章之类，似乎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1954年通过的宪法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仅仅一年后，他就根据胡风等人的一些信件而发动了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许多人因此锒铛入狱。毛明白指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包括党代会、人代会在内的任何会议决定，毛泽东几句话就可以否决。比如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几天，毛就对“八大”决议中的有关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异议。开会并不难，难的是主持会议者愿意让与会者自由讨论、民主表决并服从会议的决议。开会尚且如此，涉及到一整套制度安排的民主政治，又如何能是幼稚的呢？这不是技术上、程序上的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公民权力的制度问题。民主政治或许是“幼稚园”，但能不能进幼稚园，却决不是“阿斗们”所能随意问津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画诺”有多难，而在于是否真正让公民参与政治、“画诺”是否真正算数。
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原因主要不是国民的政治文化水准还处于幼稚园状态，更在于政治力量和权力系统极少认真实行这项移植工程，而是想方设法把国民关于权力的笼子里，不让他进幼稚园。从“五四”时代的提倡“易卜生主义”到1928年的“人权论战”，胡适一直在为国民争人权，但始终没有实际成效，随意捕人杀的事频频发生。长期以来，有多少政治组织和党派集团把普通国民的人权以及生命当回事？个人权利无法保护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权力或以国家代表自居的个人的权力太大，民主体制起码要有一个国会来约束政府。胡本人也特别看重国会，认为它是解决国内冲突、达成国家统一的标志。但自曹锟贿选国会议员后，国会的形象就此败坏，使得此后的政治家以为议会根本就只是“清淡馆”、“表决机器”。1932年4月“国难会议”前后有过一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讨论，不少论者就对宪政持悲观怀疑的态度。但胡适却别具眼光地看到，即使这样的软弱的议会、这样腐败的议员，也有它的政治功能。比如“当倪嗣冲、马联甲盘踞安徽的时代，一个很腐败的省议会，居然能反抗盐斤加价，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个钱的负担。”因此他虽然不相信宪政可以救中国，却相信宪政是引导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胡适没有回答：假如倪嗣冲等根本不承认省议会的权威、甚至解散省议会，安徽人民还能吃盐不加钱吗？议会之所以能制约政府，前提是政府本身是议会批准的，是政府承认人民的同意是其存在的前提。而如果像蒋廷黻所说的那样，政权在军人手中，那么国会便是形同虚设的“橡皮图章”。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幼稚”论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当然不完全是四万万阿斗或一盘散沙，胡适对中国没有全盘绝望。1932年，季廉在《国闻周报》发表《中国政治出路商榷》一文，提倡组织全国职业联合会以帮助政府、监督政府。胡认为此论过于乐观。他发问：我们的“全国各种有作用有能力的职业团体究竟”在哪里？现有的各种职业团体又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现在所谓的“公团”，哪一个不是在党部的箍制之下的？胡适认为，中国干政团体的产生，只能从下列三种团体里出来：学术团体、商业团体和技术职业的团体。“这些团体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当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识高明眼光远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出来号召，我想在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目标之下，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大联合。”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的联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监督制衡政府的力量，成为民主政治基础，但在胡适看来，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现有的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都还没有成熟到成为“现代独裁”所必须的“智囊团”。更何况，国民党及其领袖的现状，也还不能成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如真的实行独裁，所得的就不是丁文江等人的“新独裁”而是“旧专制”：“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钱端升先生说：‘我们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丁在君先生也说：‘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胡适真正担忧的，是在“新独裁”的名义下行“旧专制”之实。这不但表明其反对“独裁”的根本立场，也点明了“民主与独裁”之争的真正核心：不是民主与英美“新式独裁”的对立，而是民主与兼具“旧专制”特点的德意俄的“现代式独裁”的对立。
胡适的“预言”是否为历史所证实了呢？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实行的独裁，基本上是旧式专制，但这种专制除了经常力有不逮、软弱低效之外，其中也还有新的成分。这一方面表现为蒋介石独裁不够，国民政府权力分散，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技术人才的大量使用，比如“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就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就在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同时，胡适不但对蒋介石做比较高的评价，而且认为他是能够容纳异己的合格的领袖：“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端升）先生说的‘他近年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辛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已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蒋介石拥有独裁的权力时还能够“容纳异己”，说明蒋所实行的独裁还有些民主成分。此论固然表明胡适在国难时节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宽容友好，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专制有其新内容和风格也是事实。1943年8月13日，周恩来全面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取名“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也说明了这一点。坚持揭露国民党的专制、努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独裁不够”这一点是认识清楚的。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回来后说：蒋介石“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具体分析说：“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蒋介石的统治完全视为“旧专制”，1940年代末自由分子的后劲储安平对民主的多少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主导中国的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赞成“独裁”的。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前夕，他公开声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一般地说，毛很少用“独裁”而多用“专政”一词，但其意是一样的。从1925年的“问茫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6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纵横挥洒霸气盖世，统率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打败国民党，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全国围绕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以毛泽东为核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毛泽东乾纲独断，除了“自我调整”，他的一切言行容不得任何批评和非议，“反右”之类的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路线斗争”之类的党内整肃封住了党内的嘴，从此万里江山基本上步调一致，数亿国民只能山呼万岁。以至于1962年3月，党的重要领导人陈毅在广州“垂涕而道”：现在“形势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兆头。”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毛泽东集中了一切权力，也建立了一个集权体制。我们都记得“文革”后期的口号：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谁？当然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凡是在历史上得罪过毛泽东的，特别是重大事件不合作的人在“文革”中都被清算，可以说无一漏网。人大、政协停止活动，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被打倒，各级党组织也被彻底改组，甚至一度冻结政治局代之以他的妻子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据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李传俊后来回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毛泽东的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度是绝对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泽东提倡并实践的这种“独裁”政治当然有“旧专制”的内容，在其极端时，毛对党政机构和干部系统总体上是不信任的，必要时绕开官僚系统直接面向群众，甚至发动群众“向党进攻”、踢开党委闹革命。至于知识分子，毛长期认为他们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技术专家参与了国家建设但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照胡适、丁文江的标准，这当然是旧专制，也确实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邓小平后来分析说：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这些比较含蓄的批评，所指的都是毛式“专政”具有“旧专制”的性质，其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但是，毛泽东的作为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现代意识形态之下完成的，而且“文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党的系统和政府机构而是被他发动起来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及“人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毛的政治口号，“群众运动”是毛运用自如的法宝。当然，人民群众之所以值得信赖和依靠，是因为人民忠于毛主席、群众崇拜毛主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就毛泽东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广泛动员群众以达成其政治理想而言，毛与“秦始皇”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他喜欢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对于这种“独裁”的新的成分与内容。“文革”后，中国领导人多以“封建法西斯主义”来指称“文革”时期的政治，也是注意到毛式“独裁”有新的一面。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提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中央文革”“大搞法西斯专政”，“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叶后来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邓小平也认为：“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可见，在中国实行独裁，固然有通向“旧专制”的可能，但它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封建”专制。其实，20世纪的“独裁”，都是在铁腕权力、暴力机器之外另有凭借，都不只是“旧专制”，而是胡适所说的“现代式独裁”。希特勒以民族主义为动员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纳粹德国的权威研究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甚至认为：希特勒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民众领袖。……没有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更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的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对它做出什么服务”。斯大林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中比较借重“红色专家”。1926年胡适欧游期间，对苏联的“新教育”印象殊深，1933年6至9月丁文江欧游时，看到苏联地质探矿联合局比中国地质调查报的人员和工资都多一百多倍，对苏联上下埋头苦干建设工业国的精神极有好感。希特勒的崛起有群众作基础，斯大林的独裁得到专家之助，暴力当然有，但那是最后的手段，并不时时呈现于外。因此，德、俄独裁其实都是新旧杂陈的，它们既不是在近代史上发挥了良好作用的“开明专制”，也不是比旧民主更高的“新独裁”，而是在没有或缺少民主的“旧专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式独裁”。
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多样性和新鲜性是相当敏感的。在与丁文江论战时，他就说过：“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部分的阿斗挂一个专制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的专政的工具。”顺着胡适的话说，在“四万万阿斗”的中国实行独裁，所得大概也只能是这种德俄式专制。这也就是说，“独裁”之害不仅在于它实践中只能导向“旧专制”，也在于它可能采取动员阿斗挂招牌的德俄方式，造成更大的危害。对“现代式独裁”的认知和警惕，坚定了胡适在动乱坚持民主的立场。以其与丁文江相比，这一点就非常清楚。费侠莉评论丁文江时说：“像中国的其他西方自由派学生一样，他只有在考虑到统治如何才能奏效时，才关心民众参与政府事务的问题。而国家的目标不能通过民主方法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使他在原则上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对比之下，19世纪及其以后的大多数西方自由派是从理论上把个人立场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治理方法则首先要从对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来加以考虑。”包括丁文江在内的多数自由主义者只从工具和手段的意义上理解民主的价值，一旦发现这一手段不能迅速达致国家富强、且有其他手段似乎更为有效时，思想就会动摇或改宗。在这一点上，胡适始终没有让步，因为他明白，中国行不通英美式“现代式独裁”，可能的只是两种：旧专制和德俄式新独裁。
如此的警惕“新独裁”的恶劣后果，胡适为什么在论战之初还要认为至少有一种“新独裁”是中国可望而不可即的呢？这是因为第一，直到论战之前，胡适所理解的“独裁”基本上就是传统的“开明专制”或英美的“现代式独裁”（即他后来说的“现代式民主”），这当然是一种为害较小的“独裁”，而在动乱分裂的中国，这毕竟是一种实践上虽不可能，但理论上仍可接受的政制。第二，胡适一方面持有坚定的民主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没有一味地高唱民主之歌。他和“独裁派”一样认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个人的权利等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
必须首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勉励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个口号来发动内战。
如果国民党依然像北伐时代那样有资格做社会的重心，如果中国的学术、商业和技术团体有效地参与政府管理，胡适当然会赞同“现代式独裁”的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暂时放弃“人权”。
然而，也就是在“民主与独裁”论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正遭受严重挑战。法西斯主义的恶劣行径，改变了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一定程度的好感。
1930年代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选择一再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甚受欢迎的时代，当代史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黑谷”。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分析，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第一波民主化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推动了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随后出现的是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进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回潮始于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且腐败的民主，而以德国纳粹1933年掌权为高潮。在此前后，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民族国家危机、迅速走向富强的有效途径，法西斯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示范性意义，也成为“独裁论者”的主要支援之一。钱端升直到1932、1933年还一直赞慕魏玛民主，他是在纳粹效能开始显现的1934年转而拥护“集权政府”的。在他看来，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刚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丁文江倡导一种专家型的独裁模式，相信有一个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强领导来统治，就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训练有素的中国精英；蒋廷黻的独裁论也有外国范例。另外一些论者虽对“实行什么样的独裁”有争论，但都不怀疑实行独裁的必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也一度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1926年欧游期间，胡适在与徐志摩的通信中，一面称赞苏联的实验，一面不满英国，同时还表示对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好感：
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他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至少至少，也应该学他实行延长工作的时间。
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来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r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息。这是我的新的兴奋。
胡适的“兴奋”没有维持多久。当“民主与独裁”论战发生时，他已经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1935年4月，与胡适同属“民主派”的杜光埙，著文指出纳粹光鲜外表下的真实面目。在内政方面，纳粹兴起源于党争和失业，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工商不振和德国对外贸易的跌落，纳粹只有采取减少现有工人做工时间、分给失业者的办法，不但未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加重了德国的工人问题。罢工确是没有了，但“国家动辄以武力解决罢工”的办法也总是妨碍工商发展。独裁制取消了反对党，但“希特勒之取缔共产党与社会党转使他们一齐加入国家计划党，以致造成了国社党和冲锋队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保守派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独裁政府整军经武，固然提高了国际地位，但其挑衅性言论和行动引起了很多纠纷。“独裁政府的存在虽不依靠民意之拥护，但需要时时使人民喝彩叫好，以壮他们独裁的声势，而维持他们独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维持，罢工之停息，和火车之按时等政治上的平凡问题，都不足使人民喝彩叫好。而要使人民喝彩叫好，必须拿着冲锋陷阵，杀敌争城一类动人听闻的话头，去刺激群众，催眠群众。”所以希特勒单方面废止《凡尔赛和约》，支持奥地利纳粹常人夺权，多次以战争威胁国际和平秩序等等。这样的体制难道还值得中国去仿效吗？而且“近二三年来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转而倾向放弃独裁，恢复民主政治的趋势。”杜还敏感地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是强横无礼，还未致引起战争，然亦险矣。”杜光埙确实做了一个正确的预言：3年后，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显然，像丁文江这样的自由分子，像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一度炫惑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的“新独裁”，在于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后果还没有大白于天下。胡适后来在为丁文江写传时说：“我们在二十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回想在君到德国是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疯狂大屠杀的时间。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在近代以来被“瓜分”的恐惧气氛中，文化思想界的反省多感国人缺乏血性、缺少勇气、缺少力量，因此而鼓吹尚武精神和暴烈行为，进而主张上进德国人的“整齐严肃”以为中国文化的矫正和补充。“独裁”之可用，与其狰狞面目与可怕后果尚未暴露有关，但也与思想界的不成熟有关。参与讨论的胡道维针对“独裁”派的德意情结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犹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要效法独裁，这正是以证明效颦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在满清末年，在军阀时代，为什么不提倡独裁呢？那是因为俄国不这么大兴无产阶级的专政，意大利不采法西斯主义，德意志还未大兴国社党运动。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独裁呢？为什么连专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凯时代之被人唾弃与诟病呢？那是因为欧西现在又要发生独裁专制的潮流了”。胡适也曾轻度摇摆过，而“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却使其立场坚定起来。这是这一论战之于胡适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
三、自由思想的曲折性
在晚年回顾“民主与独裁”论战时，蒋廷黻这样批评胡适：“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19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因为重视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蒋廷黻得出中国应当实行“新专制”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民主理论必须正视、回应相关的现实事态和不同意见却是必要的。实际上，胡适也部分地接受了20世纪社会各界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批评。在1926年《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认同性地介绍说：“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和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于是几十年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几年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正视并部分地接受这一批评的后果，是胡适的自由思想在坚持了古典自由主义若干理念和原则的同时也包含了19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
胡适留美时所接触的是源自英国穆勒、边沁和美国杜威等人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着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与自由经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行其是，能自动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