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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反思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荣誉
题图：瑞典文学院院士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现场合影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国际知名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尽管它存在着某些局限与遗憾甚至失误，但它以始终坚持在人类精神领域倡导理想主义原则而影响着世界文坛，以严格的评选标准推出的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呈现出文学世界的多元与多彩，堪称当今世界文学的“最高”大奖。因此，在中国有幸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成功--莫言获奖后，有必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和经验进行反思，重新考量它的价值、荣誉与存在的问题。
当年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世人对他的误解，为了向世界表白自己制造炸药及从事其他发明是出于造福人类的动机。所以，他决定将终身积累财产的大部分设立该奖项，奖励那些为人类的科技、文学及和平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以此表明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只有一个目的--造福全人类。
所以，诺贝尔奖颁行一百多年来，世界上还从未有一项奖励能像诺贝尔奖一样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威望。而这地位和威望的内涵，就是诺贝尔奖奖金的丰厚与获奖者由此而来的国际声望与荣誉。当然，诺贝尔奖之所以在世界上具有绝对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与她形成的历史和早期获奖者的杰出贡献与崇高声望分不开的。获奖者在获取诺贝尔奖的同时，也为诺贝尔奖树立了巨大的威信。
据说，当年诺贝尔生前曾立过三次遗嘱，是在最后一次遗嘱中将关于诺贝尔奖的种种规则和要求确定下来。可见，诺贝尔奖也是诺贝尔本人在逐步的深思熟虑中最后形成的。而世界上人们对诺贝尔奖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奖项实行逐步加深和确认的。据现有资料证明，诺贝尔奖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上个世纪初期的1904年，上海的《万国公报》（周刊，1868年创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在专栏中以《奖赠巨款》为题，对诺贝尔本人、诺贝尔奖的设立以及1903年诺贝尔奖的领奖情况作了详细报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得知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1920年9月，上海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本年得奖者》一文，转载了西方报刊关于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和获奖者情况的报道，同时对以往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评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已经存在一百一十三年了。因为“有它的存在，人类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富与活泼。不管有多少局限，但它一百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成功的”（刘再复语）。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与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了以诺贝尔遗嘱的根本精神--“理想主义倾向”作为评奖的最高和唯一标准，始终将人类精神世界理想的升华置于人类精神产品的最高层位上，彰显了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
2.坚持了严格的评选标准。无论从瑞典文学院院士和评选委员会的认真工作，还是评选程序的严密、繁复，都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科学、权威与严格。这一点，也是世人皆知且有口皆碑的。
3.坚持了以作品优劣取人的文学标准，始终坚持诺贝尔遗嘱下确定的选取“最优秀作品”的原则，尽可能公正地评价作家的成就与作品的价值，以推出可以传世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作品，以彰显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价值。
4.坚持了在世界范围内评选获奖作家及其作品。这一点，在诺贝尔奖设立后曾招致瑞典国人的不满，认为应首先考虑本国人获奖。而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国际化和世界性，排除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干扰，把文学的多元性以多彩的作品形式呈献给全世界。
5.坚持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产品与人类物质产品一样，置于并列诺贝尔奖的同等地位，彰示出人类对精神需要的追求，表现出人类理想与精神的创新增长，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进步。
6.坚持以较为中立和公正的态度对待与文学有关的政治纠纷、民族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除去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专制之外，不以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归属作为评选标准来臧否获奖者和其他作家，一般不涉入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纷争。这一点，与瑞典有史以来的中立国地位关系甚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因小说《撒旦诗篇》招致伊朗以亵渎《可兰经》之罪名对其下达追杀令，引起全世界包括瑞典作家的抗议，有人建议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也发表抗议声明以示道义支援。但瑞典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由拒绝发表抗议声明，从而导致多名院士对此不满而退出瑞典文学院。尽管从此后瑞典文学院空下三个座位（按瑞典文学院院士终身制规定，院士退出而未去世仍不能递补新院士），但它始终不改初衷。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著名诺贝尔文学奖研究家毛信德教授在《诺贝尔文学奖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载于《译林》2002年1期）有较为精辟的归纳：一是推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二是倡导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创作风格；三是增强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四是加深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对此，我个人认为，还应加上一条，即：五是促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国际化交流。我还认为，所谓“推进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是指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项文学的“竞争比赛”，众多文学参与者（包括作家、评论家）的投入其中，间接或直接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所谓“倡导了世界文学的创作风格”，是指诺贝尔文学奖多元化的选择，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作家展示出各自不相同的创作风格与作品特色；所谓“增强了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是指由获奖作家杰出作品构成的文学画廊，展示出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吸引力；所谓“加深了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是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顺序排列，可构成一部文学发展史，而他们的作品则又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面貌。所谓“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国际化交流”，是指诺贝尔文学奖所具有的国际地位，造成了不同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尽管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无懈可击或完美无缺的，它仍然有其局限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作为一项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这个地处北欧极圈内外的国度承担有一定难度和困难。首先它地处偏远，文学触角远不如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如法国）那样遍布和敏锐；其次瑞典国内舆论界、文化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似乎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来自欧洲的其他历史更悠久、声望更隆高的学术文化机构，如法兰西学院、英国作家协会、西班牙学院等推出的文坛精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更是一种眼光与标准的严酷考验。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乃至欧洲文坛的禁脔。用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话来说：“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的角度以外的评价颁发。”所以，西方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的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之一。
2.诺贝尔文学奖所坚持的评选原则，即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具有“理想倾向”的精神，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对于何谓“理想倾向”或称“理想主义精神”，诺贝尔在遗嘱中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解释，这就导致了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诺贝尔的这一原则，从而留出回旋不定的阐发余地。因此，在历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对理想主义的理解都是一个令全世界感到吃力的问题，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难掌握和执行的规范，从而造成了评奖标准的不确定性。所以，宽泛而抽象的评奖原则，造成了评选标准的不确定性，难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取得一致认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局限。
3.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瑞典文学院实行的院士终身制，使其难以输入新鲜血液，年轻而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人难以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造成了文学观念的保守和评价作品的能力缺乏创新。因而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由北欧的一批年老的却相当认真的专家在进行工作。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前进，社会在更新，而文学也日新月异，文学观念和评判标准亦应随时代而变化，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亦应不断创新。所以，坚守传统有余，而创新能力不足，也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局限。
4.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世界各国作家的冠军比赛或征文大赛，它是按自己的标准评选自己认为合格的作家，用马悦然夫人陈文芬女士的话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奖，得到它并不一定代表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因为照刘再复的说法：“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学科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止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所以，并非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特点，也是其局限之一。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莫言获奖之前的二十世纪是一无所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遗憾之余，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反思--中国在二十世纪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无缘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社会和历史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积贫积弱，她的文学自然不会受到西方人的重视，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特有的国情，使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不够，中国作家的作品没能传播到国外，因而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是社会原因。再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是“输出文化”，以至形成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在内的“汉文化圈”。及至近代、现代、当代，无论清朝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民国建立后的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基本上是“西风东渐”的传统，输入外国文化多，输出本国文化少，以至国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知之甚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古典文学，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向国外推广介绍还很不够，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能在国外出版译本并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还很少。一句话，中国作家要走上诺贝尔文学奖奖台，必须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其次，二十世纪至今日的中国文坛，还缺乏能与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有资格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而由于种种原因错过的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的优秀作家，更没有产生能够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进程的伟大作家。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茅盾、郭沫若、曹禺、艾青等文学大家外，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不高，作家创作能力一般，所以，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者甚少。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受政治影响较大，难有创造性发展。及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开始走向世界，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从整体上看和全方位而论，中国不少作家文化底蕴不够深厚，认识世界、历史、社会的视野不够开阔，文学作品的内涵与深度不够，社会、文化、哲学价值不高。因此，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还需产生在世界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和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震撼人心之作。
再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乃至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首先，中国和外国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就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认为优秀的作品，外国未必认同，反之亦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明证。同时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重要原因。就连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能运用汉语的马悦然也认为，中国近百年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好的外文译本。在马悦然1985年进入瑞典文学院之前，对于中国作家的作品，评委们只能读译本，这也是影响中国作家获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欣赏到中国作品的原汁原味，尤其是对那优美的汉语文字他们更是欣赏不到。一部作品，失去了语言的魅力，内容再好，也会黯然失色的。
1968年10月17日，台湾《联合报》曾报道说，记者郑树森访问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向他询问中国作家为何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作家作品译本质量低劣，严重影响了入选。鲁迅的《呐喊》、《彷徨》若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被译成外文，他应该是一位极有希望获奖的人。其他像老舍和闻一多，假如有优秀的翻译，也可能早已获奖。至于当代知名的中国作家沈从文，已经好几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是几次都因为没有优秀的翻译本子而落选了。
另外，中国文学自身的走向和生存环境，制约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从摆脱封建传统到走入意识形态牢笼再到融入世界潮流的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作家为政治所左右，文学不再是个人的创作，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优秀作家和感人作品的产生。对于此，刘再复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不仅会跨进诺贝尔文学奖家族的大门，而且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
多年以前，还是刘再复曾指出：“诺贝尔文学家族是个有趣的存在，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代价”是“成就”的母亲，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心灵饱受折磨的代价。他们已把一部分代价化作成就，还将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止一个的中国天才。”
时至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验证了刘再复的预言。当然，莫言获奖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人的想象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十一年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
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人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对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莫言的获奖是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具有国际广泛影响的世界大奖，这大大鼓舞了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作家勇敢进军世界文坛和诺贝尔文学奖舞台的信心和热情。
2.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中国人，是对中国文学成就乃至作家个人创作的认可与重视。
3.莫言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坛、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了双向交流，表明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学开始融入以西方理想价值为主的世界主流文化，也说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并非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
然而，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在回顾与反思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还寄予什么希望或说它将有何发展呢？对此，早在2002年，著名诺贝尔文学奖研究家毛信德教授就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既然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要维护它的权威性，比其他自然科学奖项更需要有公众的参与，增加它的透明度，做到专家、学者、评委与读者公众共同参与互相结合……第二，在第二个百年里，人民期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更好地代表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使世界五大洲各个文学主要国家的杰出作家都能成为获奖作家，避免重犯二十世纪初期评奖过于世俗化、地域化的缺陷，以不负诺贝尔创立文学奖的初衷……第四，对于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影响与提高的期望，也就是对于新世纪世界文学的期望。在二十世纪中，人民可以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欢呼鼓掌，但有时也不得不因文学的软弱、文学被战争与集权蹂躏时的痛苦而发出悲哀的叹息。诺贝尔文学奖也有过软弱和悲哀，但愿在新的百年间不再重演这一痛苦。
对于以上看法，我以为只是作者个人的希望而已，尤其是第一条，要求诺贝尔文学改变或改革评奖方式，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认为，由于诺贝尔本人遗嘱的制约和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性质，它在评选标准和评选方式上不会做大的变动，即坚持以诺贝尔确定的、西方世界理解的“理想倾向”作为评选标准，而继续以诺贝尔当年指定的瑞典文学院为评选机构，保持它神秘、严谨、繁复的评选方式不变。诺贝尔文学奖唯一能做且可以改变的，是加强其文学多元化的选择，注意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纳入其视野，以评选出诺贝尔当年希望的不限国籍的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以副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项世界大奖的地位。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国际知名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尽管它存在着某些局限与遗憾甚至失误，但它以始终坚持在人类精神领域倡导理想主义原则而影响着世界文坛，以严格的评选标准推出的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呈现出文学世界的多元与多彩，堪称当今世界文学的“最高”大奖。因此，在中国有幸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成功--莫言获奖后，有必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和经验进行反思，重新考量它的价值、荣誉与存在的问题。
当年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世人对他的误解，为了向世界表白自己制造炸药及从事其他发明是出于造福人类的动机。所以，他决定将终身积累财产的大部分设立该奖项，奖励那些为人类的科技、文学及和平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以此表明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只有一个目的--造福全人类。
所以，诺贝尔奖颁行一百多年来，世界上还从未有一项奖励能像诺贝尔奖一样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威望。而这地位和威望的内涵，就是诺贝尔奖奖金的丰厚与获奖者由此而来的国际声望与荣誉。当然，诺贝尔奖之所以在世界上具有绝对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与她形成的历史和早期获奖者的杰出贡献与崇高声望分不开的。获奖者在获取诺贝尔奖的同时，也为诺贝尔奖树立了巨大的威信。
据说，当年诺贝尔生前曾立过三次遗嘱，是在最后一次遗嘱中将关于诺贝尔奖的种种规则和要求确定下来。可见，诺贝尔奖也是诺贝尔本人在逐步的深思熟虑中最后形成的。而世界上人们对诺贝尔奖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奖项实行逐步加深和确认的。据现有资料证明，诺贝尔奖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上个世纪初期的1904年，上海的《万国公报》（周刊，1868年创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在专栏中以《奖赠巨款》为题，对诺贝尔本人、诺贝尔奖的设立以及1903年诺贝尔奖的领奖情况作了详细报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得知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1920年9月，上海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本年得奖者》一文，转载了西方报刊关于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和获奖者情况的报道，同时对以往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评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已经存在一百一十三年了。因为“有它的存在，人类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富与活泼。不管有多少局限，但它一百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成功的”（刘再复语）。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与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了以诺贝尔遗嘱的根本精神--“理想主义倾向”作为评奖的最高和唯一标准，始终将人类精神世界理想的升华置于人类精神产品的最高层位上，彰显了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
2.坚持了严格的评选标准。无论从瑞典文学院院士和评选委员会的认真工作，还是评选程序的严密、繁复，都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科学、权威与严格。这一点，也是世人皆知且有口皆碑的。
3.坚持了以作品优劣取人的文学标准，始终坚持诺贝尔遗嘱下确定的选取“最优秀作品”的原则，尽可能公正地评价作家的成就与作品的价值，以推出可以传世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作品，以彰显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价值。
4.坚持了在世界范围内评选获奖作家及其作品。这一点，在诺贝尔奖设立后曾招致瑞典国人的不满，认为应首先考虑本国人获奖。而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国际化和世界性，排除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干扰，把文学的多元性以多彩的作品形式呈献给全世界。
5.坚持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产品与人类物质产品一样，置于并列诺贝尔奖的同等地位，彰示出人类对精神需要的追求，表现出人类理想与精神的创新增长，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进步。
6.坚持以较为中立和公正的态度对待与文学有关的政治纠纷、民族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除去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专制之外，不以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归属作为评选标准来臧否获奖者和其他作家，一般不涉入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纷争。这一点，与瑞典有史以来的中立国地位关系甚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因小说《撒旦诗篇》招致伊朗以亵渎《可兰经》之罪名对其下达追杀令，引起全世界包括瑞典作家的抗议，有人建议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也发表抗议声明以示道义支援。但瑞典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由拒绝发表抗议声明，从而导致多名院士对此不满而退出瑞典文学院。尽管从此后瑞典文学院空下三个座位（按瑞典文学院院士终身制规定，院士退出而未去世仍不能递补新院士），但它始终不改初衷。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著名诺贝尔文学奖研究家毛信德教授在《诺贝尔文学奖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载于《译林》2002年1期）有较为精辟的归纳：一是推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二是倡导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创作风格；三是增强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四是加深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对此，我个人认为，还应加上一条，即：五是促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国际化交流。我还认为，所谓“推进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是指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项文学的“竞争比赛”，众多文学参与者（包括作家、评论家）的投入其中，间接或直接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所谓“倡导了世界文学的创作风格”，是指诺贝尔文学奖多元化的选择，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作家展示出各自不相同的创作风格与作品特色；所谓“增强了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是指由获奖作家杰出作品构成的文学画廊，展示出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吸引力；所谓“加深了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是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顺序排列，可构成一部文学发展史，而他们的作品则又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面貌。所谓“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国际化交流”，是指诺贝尔文学奖所具有的国际地位，造成了不同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尽管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无懈可击或完美无缺的，它仍然有其局限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作为一项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这个地处北欧极圈内外的国度承担有一定难度和困难。首先它地处偏远，文学触角远不如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如法国）那样遍布和敏锐；其次瑞典国内舆论界、文化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似乎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来自欧洲的其他历史更悠久、声望更隆高的学术文化机构，如法兰西学院、英国作家协会、西班牙学院等推出的文坛精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更是一种眼光与标准的严酷考验。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乃至欧洲文坛的禁脔。用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话来说：“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的角度以外的评价颁发。”所以，西方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的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之一。
2.诺贝尔文学奖所坚持的评选原则，即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具有“理想倾向”的精神，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对于何谓“理想倾向”或称“理想主义精神”，诺贝尔在遗嘱中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解释，这就导致了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诺贝尔的这一原则，从而留出回旋不定的阐发余地。因此，在历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对理想主义的理解都是一个令全世界感到吃力的问题，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难掌握和执行的规范，从而造成了评奖标准的不确定性。所以，宽泛而抽象的评奖原则，造成了评选标准的不确定性，难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取得一致认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局限。
3.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瑞典文学院实行的院士终身制，使其难以输入新鲜血液，年轻而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人难以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造成了文学观念的保守和评价作品的能力缺乏创新。因而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由北欧的一批年老的却相当认真的专家在进行工作。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前进，社会在更新，而文学也日新月异，文学观念和评判标准亦应随时代而变化，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亦应不断创新。所以，坚守传统有余，而创新能力不足，也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局限。
4.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世界各国作家的冠军比赛或征文大赛，它是按自己的标准评选自己认为合格的作家，用马悦然夫人陈文芬女士的话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奖，得到它并不一定代表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因为照刘再复的说法：“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学科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止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所以，并非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特点，也是其局限之一。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莫言获奖之前的二十世纪是一无所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遗憾之余，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反思--中国在二十世纪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无缘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社会和历史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积贫积弱，她的文学自然不会受到西方人的重视，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特有的国情，使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不够，中国作家的作品没能传播到国外，因而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是社会原因。再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是“输出文化”，以至形成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在内的“汉文化圈”。及至近代、现代、当代，无论清朝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民国建立后的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基本上是“西风东渐”的传统，输入外国文化多，输出本国文化少，以至国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知之甚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古典文学，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向国外推广介绍还很不够，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能在国外出版译本并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还很少。一句话，中国作家要走上诺贝尔文学奖奖台，必须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其次，二十世纪至今日的中国文坛，还缺乏能与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有资格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而由于种种原因错过的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的优秀作家，更没有产生能够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进程的伟大作家。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茅盾、郭沫若、曹禺、艾青等文学大家外，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不高，作家创作能力一般，所以，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者甚少。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受政治影响较大，难有创造性发展。及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开始走向世界，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从整体上看和全方位而论，中国不少作家文化底蕴不够深厚，认识世界、历史、社会的视野不够开阔，文学作品的内涵与深度不够，社会、文化、哲学价值不高。因此，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还需产生在世界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和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震撼人心之作。
再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乃至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首先，中国和外国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就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认为优秀的作品，外国未必认同，反之亦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明证。同时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重要原因。就连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能运用汉语的马悦然也认为，中国近百年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好的外文译本。在马悦然1985年进入瑞典文学院之前，对于中国作家的作品，评委们只能读译本，这也是影响中国作家获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欣赏到中国作品的原汁原味，尤其是对那优美的汉语文字他们更是欣赏不到。一部作品，失去了语言的魅力，内容再好，也会黯然失色的。
1968年10月17日，台湾《联合报》曾报道说，记者郑树森访问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向他询问中国作家为何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作家作品译本质量低劣，严重影响了入选。鲁迅的《呐喊》、《彷徨》若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被译成外文，他应该是一位极有希望获奖的人。其他像老舍和闻一多，假如有优秀的翻译，也可能早已获奖。至于当代知名的中国作家沈从文，已经好几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是几次都因为没有优秀的翻译本子而落选了。
另外，中国文学自身的走向和生存环境，制约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从摆脱封建传统到走入意识形态牢笼再到融入世界潮流的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作家为政治所左右，文学不再是个人的创作，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优秀作家和感人作品的产生。对于此，刘再复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不仅会跨进诺贝尔文学奖家族的大门，而且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
多年以前，还是刘再复曾指出：“诺贝尔文学家族是个有趣的存在，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代价”是“成就”的母亲，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心灵饱受折磨的代价。他们已把一部分代价化作成就，还将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止一个的中国天才。”
时至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验证了刘再复的预言。当然，莫言获奖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人的想象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十一年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
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人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对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莫言的获奖是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具有国际广泛影响的世界大奖，这大大鼓舞了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作家勇敢进军世界文坛和诺贝尔文学奖舞台的信心和热情。
2.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中国人，是对中国文学成就乃至作家个人创作的认可与重视。
3.莫言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坛、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了双向交流，表明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学开始融入以西方理想价值为主的世界主流文化，也说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并非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
然而，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在回顾与反思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还寄予什么希望或说它将有何发展呢？对此，早在2002年，著名诺贝尔文学奖研究家毛信德教授就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既然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要维护它的权威性，比其他自然科学奖项更需要有公众的参与，增加它的透明度，做到专家、学者、评委与读者公众共同参与互相结合……第二，在第二个百年里，人民期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更好地代表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使世界五大洲各个文学主要国家的杰出作家都能成为获奖作家，避免重犯二十世纪初期评奖过于世俗化、地域化的缺陷，以不负诺贝尔创立文学奖的初衷……第四，对于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影响与提高的期望，也就是对于新世纪世界文学的期望。在二十世纪中，人民可以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欢呼鼓掌，但有时也不得不因文学的软弱、文学被战争与集权蹂躏时的痛苦而发出悲哀的叹息。诺贝尔文学奖也有过软弱和悲哀，但愿在新的百年间不再重演这一痛苦。
对于以上看法，我以为只是作者个人的希望而已，尤其是第一条，要求诺贝尔文学改变或改革评奖方式，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认为，由于诺贝尔本人遗嘱的制约和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性质，它在评选标准和评选方式上不会做大的变动，即坚持以诺贝尔确定的、西方世界理解的“理想倾向”作为评选标准，而继续以诺贝尔当年指定的瑞典文学院为评选机构，保持它神秘、严谨、繁复的评选方式不变。诺贝尔文学奖唯一能做且可以改变的，是加强其文学多元化的选择，注意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纳入其视野，以评选出诺贝尔当年希望的不限国籍的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以副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项世界大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