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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曹乃谦：马悦然看重的乡土作家
题图：曹乃谦像
2012年10月22日，中国的主要传统媒体（主要指报纸和刊物），尤其是《文艺报》《文学报》等文学专业报刊，都刊登出一条新闻：“马悦然来中国了。”此时，正值莫言刚刚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还没有去瑞典领奖。这时马悦然来中国做什么？是访问莫言，安排领奖的事？还是去访问什么人，也许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关？然而，这一切都是猜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悦然来中国，是去上海参加中国山西作家曹乃谦作品的新书发布会。马悦然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答案有了，可人们却有了更大的疑惑，曹乃谦何许人也，竟值得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来中国，亲自为他主持新书发布会？
答案就在马悦然在曹乃谦新书发布会的讲话中。在会上，马悦然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曹乃谦交往二十年的过程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1990年初，我在山西一个文学杂志上读到曹乃谦的短篇小说，喜欢的不得了，马上就找到他的五六篇短篇小说，翻译成瑞典文。1994年，我到山西太原去见作家李锐，李锐把在大同的曹乃谦找来，我们一起聊了很多。第二次是在2004年，我和文芬，与作家李锐一起到山西的乡下玩了几天后，我们又见到了乃谦，高高兴兴地一起吃饭，聊天。”对于“曹乃谦是马悦然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一说，马悦然更正说：“不能用‘最’，因为我爱很多中国作家，比如，沈从文、老舍，当代的李锐、莫言、余华、苏童等等。准确地说，曹乃谦是我非常热爱的中国作家。”
正由于马悦然对曹乃谦的钟爱有加，所以有关曹乃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闻不断。其实，早在2005年，马悦然在北京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当有人问他看好哪位中国的作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时，马悦然答曰：“有一个山西作家叫曹乃谦，你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跟李锐、莫言、苏童一样，都是中国头一流的作家。”并称，曹乃谦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马悦然是来中国参加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瑞典大使馆等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和他同行的还有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两位院士。在马悦然说上述那些话之前（即在北京会见媒体），他刚刚前往山西大同会见了曹乃谦，同他一起探望了雁北农村--曹乃谦作品描绘的地方，并同他就文学和他的作品创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于是，此后关于曹乃谦“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直到2012年4月，即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半年之前，曹乃谦“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又起，引起社会和文学界的关注。其实，那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已经结束，有媒体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国的二百一十名入围作家有二十人进入复选，曹乃谦即名列其中。这一传闻很快被破解，首先是曹乃谦本人否认有确切消息如此，其次马悦然夫人陈文芬间接证实，复评入选者无曹乃谦。所以这次传闻又被人称为曹乃谦“被获奖”事件。究其原因，猜测是复评中有一中国人（即莫言），但曹乃谦与马悦然关系甚好，故被人想像成曹乃谦“获奖”。也许，这也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释放出的信号--“有一个中国作家进入复选”，但不确切指出，好为莫言获奖形成前期舆论氛围--仅是猜测而已。
那么，这位名扬海外、国内知之甚少的曹乃谦是何方神圣？他的经历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呢？下面一一叙述评说开来。
曹乃谦是山西应县人，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该县下马峪村。从出生到九岁，他一直生活在农村。那时的雁北农村，生活贫困，土地贫瘠，人们常常吃不上喝不上，饥一顿饱一顿的，生计没着落，未来没希望。然而就在这贫困的土地上，却仍然存在着文学与艺术的野花野草--比如雁北的民歌，村里人大都会唱；又比如一些民间乐器，胡琴、笛子、三弦、唢呐、笙箫之类等，也有会使的人。曹乃谦从小耳熏目染，不仅很小就学会了唱雁北民歌小调，还在七岁时学会了使各种乐器。这为他以后从事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曹乃谦九岁时被母亲（其实是养母）带到大同市上学。在哪里，他在一个质朴的劳动人民出身的普通干部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学到初中，他始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聪明好学，尊敬师长，学习刻苦，劳动积极，一切都好。照此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曹乃谦或许能上大学的文学或艺术专业成为一名学者或艺术家。而那也许在世界上少了一位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曹乃谦上初中时，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他写出的作文，常受到语文老师好评。据当时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绍敏先生回忆，他曾在曹乃谦班上出过一篇命题作文《一件难忘的事》，班上同学都按题目写作，只有曹乃谦把题目改成《钢笔》，记述自己用科学方法从井中取出落下的钢笔的经历。这篇作文不仅字迹工整、文字朴素、语言流畅，而且富于创新和科学精神，于是戴老师在拍案叫好，给予好评和高分之后，又推荐参加了全校作文比赛，还得了一等奖，奖给曹乃谦一支崭新的新民牌钢笔。因此，戴老师认为，这篇作文应视为曹乃谦的处女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曹乃谦正上高中一年级，他也成为一名“红卫兵”，参加过“造反”行动，到北京和全国“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过毛主席，总之那时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但最后终于以“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走上了社会。本来，他应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一样，去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由于他是独生子，被照顾没有下乡，留在城里进入大同矿务局当井下装煤工。那是在1968年8月，曹乃谦高中毕业时。他下了三个月矿井后，就因为有文艺特长（从小学会的唱民歌小曲和能使各种民间乐器）被调到矿山文艺宣传队当了一名算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尽管那个宣传队是“非专业”的。宣传队的工作就是上山下乡，走矿山进矿井，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是用“文艺”的形式来表演的。直到1972年，他被调到大同市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才告别了矿山。
在矿上的几年中，尤其是下井的三个月里，他经历了矿工们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众所周知，煤矿工人在深达几十米甚至数百米的矿井下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条件差，工作环境充满危险。这一点不仅在今天矿山安全设施较之以前更加先进、可靠时仍然如此（这也是当前矿山事故频发的“必然”因素），在当时安全设施更为落后的年代，更是加倍缺乏安全感。好在曹乃谦从井下挺过来了，三个月中他毫发无损，不仅没有身陷井下，连个手脚擦碰的工伤都没有。这一点，他在自己的著作《曹乃谦自述人生》中有描述：“下井的那几个月中，一到休息日我就进城回家，为的是让我妈妈看看我，看看我没让顶板落下的磷皮压住，没让偏帮煤砸着，没让煤车碰伤。一句话，我没出了工伤，胳膊腿儿都在，还活着。”而在矿山文艺宣传队的三四年里，曹乃谦几乎走遍了大同矿务局的大小矿山，除了为工人们演出，也常常深入矿井，因此对矿山和矿工，他是有感情的，对他们的生活是再熟悉不过了。遗憾的是，曹乃谦没有再由这段生活产生创作出文学作品。
1973年至1974年，曹乃谦却下乡到农村了。他是作为带队干部，带领当年毕业的中学生--知识青年下到雁北的北温窑村插队，一住就是一年多时间。在那里，他不仅经历了当时农民的贫困生活，更深入了解了他们所经受的种种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煎熬与压迫，从而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成为以后写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纪事》等一系列雁北农村题材作品的源泉。可以说，这一年对曹乃谦来说非同小可，时间虽短但经历颇多，而感受更大且认识更清，创作这一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竟成为他日后闻名海内外的优异条件之一。
曹乃谦进公安局当警察后，先后干过治安警、户籍警和刑警，到2009年退休前，在大同市的公安局政治部工作。对自己的警察生涯，曹乃谦自己这样说：“我母亲是个不向邪恶屈服的人。因了这个性格，解放前，她被警察在树上捆过。解放后，她又被警察用绳子抽打过。这后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五岁。她跟我说：‘你长大给妈当他个警察，当个好警察。’1972年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命运的安排下，我真的就给进入了公安队伍。我当过治安警、户籍警、刑警，现在是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文化科科员。三十六年来，获得好多荣誉奖，最多的是‘廉政干部’，可我一直还是个小科员。”曹乃谦从最基层的户籍警做起，后来当刑警，参与侦破了不少案子。他曾根据这些案子的侦破经过和线索，创作出若干推理小说，写出过纪实文章和纪实小说，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名作家。在公安局工作的这三十多年，曹乃谦以警察的身份生活在社会里观察、认识、反映社会与民众的生存面貌和精神世界。可以说，这种职业上的便利，使他有机会更为深入地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如罪犯、嫌疑人，更为深入地探寻到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精神世界--如获刑的罪犯，更为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作为人的生存本能以及人性的本质--比如说一些典型案件和其中的主人公，以及未能侦破成为悬案的案件。这也许是另一座未加发掘的金矿，曹乃谦从中是可以收获颇丰的。
曹乃谦的生活道路颇不寻常，而他的创作之路却异常简单。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起因，一般人不能相信，竟是因为和朋友打赌……1986年时，曹乃谦三十七岁，在大同市公安局当警察已十多年，“从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曹乃谦自己的话），但是他说：“（自己）喜欢看书，看的大都是外国文学。因为喜欢看，也就好买书。到三十七岁那年，差不多已经有两千册书了。有个朋友指着我的书说，书不少，但有一本你没有。我问哪一本。他说书名不知道叫什么，但作者他知道。我问作者是谁。他说：‘曹乃谦。’我愣了一下说：‘那好，我给你写他一篇小说，叫你看看。’他说：‘写出不算，发表了才算。’我说：‘好！打赌。’具体的赌法是，半年内我发表了小说，他请客。发表不了我请客。于是我就动手写。因为当时我不知道短篇是多少字，中篇又是多少字，反正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佛的孤独》。又三个月后，改名为《我与善缘和尚》发表在了我们大同的《云冈》上。我的这本《最后的村庄》里的《孤独的记忆》，就是写我那半年当中的事儿。我就是这么开始，给写起了小说。”
他写的第二个短篇小说，还是为了和那位朋友打赌。当他的《到黑夜里想你办法--温家窑纪事》发表后，他就不再和那人打赌了，而是主动写开了。
曹乃谦从事文学创作，走上写作小说的道路后，作品多为中短篇的，大多在山西本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如《山西文学》《云冈》等。这时他在山西省内小有名气，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和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人有所不同，而与同是陕西籍的作家王蓬（汉中市文联主席）相似，即省内有名，省外无名。1996年，山西省作家协会编了一套《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于1997年出版，当时的省作协主席焦祖尧任主编，并亲自写了总序，介绍丛书中入选的二十四位山西作家。而曹乃谦则名列其中，收入的书名叫《佛的孤独》，是部中短篇小说选，收入他十四个短篇、四个中篇。这时的曹乃谦，年已四十七岁，用焦祖尧主席的话说“他们该添入中年作家之列，但考虑他们笔耕多年，却没有一个出集子的机会，因此，趁出这套丛书之机，灵活处理，一并推出”。
曹乃谦这时已从事文学创作十年，他仍然没有什么大名气。然而，是金子就有闪光的时候，远在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终于在茫茫人海中的中国发现了曹乃谦。1990年代初，马悦然从《山西文学》上看到了曹乃谦的小说，是“几篇很短的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值得翻译的作家。1993年我的瑞典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李锐回答说他跟曹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大同市的一个警察”（见马悦然《一个真正的乡巴佬》）。这就是马悦然发现曹乃谦初始的经过。随后，马悦然与曹乃谦之间书信、电话频繁，几年下来他们成了远隔重洋的知音和未曾谋面的朋友。直到2004年8月底，马悦然又来到中国，他说：“我有机会跟李锐和陈文芬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以后，我们跟曹乃谦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交给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经把那三十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2005年，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在台湾由天下文化书坊出版。第二年，由马悦然翻译的该书瑞典文本在瑞典出版。其实，曹乃谦写作这部小说也是历经磨难。他自述道：“1987年我动手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是个什么事也不去急急去办的人。这十八万字，慢腾腾地整整写了十年，于1997年完稿。我让朋友李锐帮我找个出版社，他给找了一家，责任编辑看后说很好。我表态说不要稿费，也不要版税，给我一百本书就行。可她上头的编辑没看中。没看中没看中吧。看来上赶子是不行的，我连底稿也没跟他们要，也没再找别的出版社。我决定，以后谁主动来找就给谁，没人找就那么搁着。就这样，一搁就搁了十年。”
曹乃谦常说，自己一生中有三个贵人，“我养母是我的第一个大贵人，第二个大贵人是汪曾祺，第三个大贵人是马悦然……我妈把我从下马峪村抱到了大同市，汪老让我的小说从大同市到了北京，马悦然让我的小说从北京到了斯德哥尔摩。”
曹乃谦自述与汪曾祺结识的往事道：“这又得说到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赌了两篇，我都发表在大同的《云冈》上，朋友说《云冈》我一定是有熟人，他让我往北京、上海来一篇才算本事。我说来就来。于是我就又动手写第三篇。小说写好了，打听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办的创作班就要来大同开笔会，真也是巧。更巧的是，他们也请了汪老。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后来发表在《北京文学》上）。汪老看了这部小说后，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我就把发在《云冈》上的那两篇都给了他。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晚翠文谈》，是他谈创作的书……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当时我统共才发了有十来个短篇，属于破例。他说不在多少，有的人虽然是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你的一个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本书。他对我的鼓励、扶植、培植让我感激不尽。”汪曾祺曾写过一篇《读＜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开篇汪曾祺即说：“一口气看完了，脱口说：‘好’。”汪曾祺评论内容道：“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做如实地叙述，而如实地叙事中抑郁着悲痛。”他评论小说的形式道：“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庙会上买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反朴。”又夸赞曹乃谦的语言道：“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最后，汪曾祺指出，曹乃谦应该格局大一些，他说：“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
说起马悦然和曹乃谦的交往和友谊，不能不说起马悦然2005年10月的中国之行--再次与曹乃谦见面的那事。当时，马悦然专程从北京来大同后，由山西作家李锐、蒋韵夫妇陪同与曹乃谦见了面，并一同去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故事原型地--北温窑村。在那里，马悦然与村中农民见面交谈，感受曹乃谦小说中的环境氛围与人物风貌。那次见面，马悦然与曹乃谦交流对话颇多，加深了对曹乃谦的了解与认识。更有趣的是，马悦然和他现任妻子陈文芬竟是在曹乃谦家中定了婚约的。原来，马悦然的前任妻子于多年前病逝，后来是资深媒体人的台湾女子陈文芬走进了他的生活。
对于当时马悦然和陈文芬订婚的情形，曹乃谦有如下描述：在我和老婆还有李锐、蒋韵的见证下订了婚，这都是缘分，我在散文《好日子》里也提到了。那天中午马悦然揪我的袖子，说：“叫大家都过来。”我说：“正在喝酒。”他说：“先等等再喝，先找酒杯。”我给找到酒杯，他亲自倒满酒，一看快12点了，赶快叫大家都出来，悦然很激动，搂着文芬宣布这件事。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来我这儿宣布了，而且事先也没告诉我。”悦然也是好意，怕我提前知道了不知如何是好。他要是说“我们明天到你家举行订婚仪式去”，那我该咋准备。当时他说：“你用毛笔写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当礼物就行了。”我当时也没写，到后来写了一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赠悦然、文芬”，我裱好个轴给他寄过去，这就是他们唯一收到我的礼物。现在不是讲究送礼嘛，这就是我唯一的礼物。
其实，曹乃谦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和代表作，就是那本“一写十年，搁了十年”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这部小说虽称长篇，却是由一个个独立短章组成，小说以雁北高原上“温家窑”村为场景，原生态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这个偏远小村庄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生命在极度穷困的状态中遭受本能欲望驱使的卑微、荒谬与痛苦、无奈。小说的风格极为简约，语言质朴、冷峻，在寥寥几笔中，人物勾勒得活灵活现。小说还大量使用口语、方言，穿插引用当地民歌，不仅使作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地域风格，也增加了朴素、真实之感，营造出一种厚重、深远的意境氛围。所以说，这部小说代表了曹乃谦创作的独特风格和鲜明特点。
正是由于曹乃谦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和他作品的鲜明特点，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中意曹乃谦的小说，也正由于马悦然的欣赏和推荐，在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曹乃谦数度被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或称“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其实，这些都是读者、媒体、社会甚至专门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博彩公司的猜测而已。就拿2012年莫言获奖前，曹乃谦“被诺奖”一事来说，因为当时确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提供过世界范围内二十位作家的入选名单，而作为评委的马悦然确实欣赏并亲手翻译过曹乃谦的小说。所以出现了曹乃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但真实的情况是，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规定，入围或“候选人”名单，在五十年内不会被披露出来的。正如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新闻发言人陈崎嵘所言：“诺奖实行内部保密原则，每年的议论都不作数，大家听听就好。至于为何年年都有人对会这样不确切的消息表示关注，可能是因为中国有一部分人有诺奖情结。”
对于曹乃谦，马悦然在大力推介评价、赞美不已的同时，还在不同场合均表达这样的意思：“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们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他还对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评论界长期忽略这样一位优秀作家感到不可理解，几次质问道：“我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评论家没有人注意到他？”“可十五年来没有出版社愿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我在国外都能找到他，为什么国内的评论家反而发现不了他？”
对于马悦然的疑问或质疑，中国文学界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中的一些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曾试图正面回答马悦然的问题。对这些中国文学专家（或称文坛精英）而言，“中国评论界虽然不必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首是瞻，但如若真是长期忽略一位优秀的作家也难辞其咎（《北大评刊曹乃谦专辑》主持人邵燕君语）其实，马悦然的疑问或质问，就是如何判断和认识曹乃谦及其创作的文学价值。具体来讲，就是他的作品能否在中国可称一流，甚至是已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但就目前的资源信息所提供的情况看，对于曹乃谦，尚无一本研究专著出版，亦无全国性的作品或创作研讨会召开（通常这些研讨会应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同样，研究曹乃谦的专门文章虽有，但少之又少，较之当代其他作家如王蒙、莫言等人，可谓小巫见大巫。倒是网上有一本《北大评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当代文学的年轻教师和硕士生与博士生主持，专门研究讨论当今中国文学界不大为人所重视的作家或作品（前提是该人的创作有一定的特色）。他们曾编过一本曹乃谦专辑并组织过一次曹乃谦作品讨论会，对曹乃谦其人其作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中肯的评论。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评论中得见曹乃谦及其创作的端倪，但以小见大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是《北大评刊》中语，引述时有节缩。
首先是如何认识曹乃谦及其创作，其中有三个问题：一是曹乃谦是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二是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批评家是否忽视了这位作家的存在和价值；三是马悦然的评价是否可取。他们的初步结论是：1、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还不是一位大家--其小说的特点很突出，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同时，作品有相当意义，但也有明显不足，如：艺术性略有欠缺，作品表现出色彩较幽暗，题材、手法、风格甚至叙述方式等方面重复，对“性”的关注过高，对苦难仅有表现未见反思。如果我们承认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等是“中国最一流作家”，那么曹乃谦离他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没有这些作家的文学世界那么丰富、宽广与深厚，也许曹乃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延续了“抒情诗”小说的传统，并作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这使他在当代文坛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李云雷语）2、中国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故意忽略，只是没有马悦然评价的那么高罢了。这涉及到曹乃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在《最后的村庄》的“后记”中，曹乃谦说，“收进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杨新雨在该书的序言中也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谦的小说，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港台的报刊，入选各种选本，被翻译到国外，文坛人物也多有评价”，而他后来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了。在这本书的封底，附有王安忆、陈忠实、李锐、刘心武等人推荐性的短语，对曹乃谦的小说都有极高的评价，这些评论都摘自这些作家1990年代初期对曹乃谦的评价。曹乃谦在《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些和文学有关的事（五）》一文中介绍了更多人对他小说的赞赏，海峡两岸都有，并且说：“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的四年后，也就是1991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长篇或中篇，仅仅发过二十来万字的短篇小说，一眨眼功夫就被破格‘提拔’成了中国作家。”3、马悦然的评价有其局限性--就马悦然个人来说，对曹乃谦的评价，首先受制于他的个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汉学家一样，不喜欢“感时忧国”的作品，更喜欢“抒情诗”的优美动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沈从文的喜爱。个人趣味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之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则难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则是政治与民族的偏见，我们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背景是1973年左右的中国，小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描述为贫穷、愚昧、落后，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虽然较为隐约，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马悦然对之肯定的背后，存在着他对中国在政治与民族上的双重偏见；第三，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曹乃谦的小说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场上”也获得了成功，这双重性的成功不仅属于曹乃谦，同时也是属于译者马悦然的，与曹乃谦的亲近关系使他的评价不得不打上一点折扣。
另外，就曹乃谦创作的作品实际而言，《北大评刊》在与其他“中国最一流作家”做出比较后有如下评判：首先创作虽逼近“原生态”，但角度单一，手法单调，缺乏全方位表现和手法变化--相对于李锐《厚土》而言；其次，作品虽在写“生存本能”，但经验细节欠突破--重复主题题材，表现及叙述手法缺乏由细节描写产生的深刻内涵甚至震撼力--相对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言。3、讲求简笔留白，但人物嫌简单平淡、内涵欠深厚--缺乏笔简意不简和从题材中升华出内涵的功力--相对于赵树理的作品而言。4、作品虽内敛、克制，但深层少冲突，整体欠张力--作品结构少突破，表现冲突不深入--相对于苏联作家巴别尔《骑兵军》而言。5、作品语言虽“原汁原味”，但嫌简化、做作--对方言直接挪用即“方言化”，隐含的是作者的文人气和目的性，即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而缺乏的是“化方言”，即合理、适度、正确使用方言以达到表现表现内容、打动读者的目的--相对于赵树理、韩少功、李锐作品的方言创作实践而言。（邵燕君语）
诚然，以上评论并非全盘否定曹乃谦，而是试图从专业的角度、高级的层面、全方位的地位来评价他。正如邵燕君所言：以上几个方面讨论了曹乃谦作品的不足，需要再次申明的是，这样的品评是苛刻的，是在将其分别与该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中国作家乃至世界级作家的比较中做出的。由于在各方面都略逊一筹，曹乃谦恐难称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这也当然不能掩饰，曹乃谦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中，特色突出、风格稳定、成就斐然，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目模糊的作家中，他风光独具，堪称优秀。当代文学批评不该忽略这样一位作家，将来的文学史也应给予其恰当定位。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几年前曾审读过曹乃谦《佛的孤独》书稿，亦考虑在笔者负责的出版社出版。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在当时笔者就认识到曹乃谦创作的价值和不足，一直想写一篇专门评论文章。下面就是笔者对曹乃谦的粗浅认识和简要评价：
曹乃谦创作的价值（即特色、成就）有三：一是作品突出的地方特色，表现出雁北地区的人情民俗风貌，故出版社在他的小说集封面上有“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之说；二是作品表现手法率真，语言表现方言化，观察事物准确，描摹生动真实。这一点应该是其主要艺术特色，为大部分评论家所认同；三是作品旳直白，表现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群的特殊生活，在中国作家中少有，这一点大多数评论家在肯定的同时，亦有见仁见智之论。
而曹乃谦的不足（或称缺点、缺陷）亦有三点：一是其作品的自传性太强，所写之事大多为其亲身经历过的，故小说创造性和想象力及抒情化风格受局限；二是作品内容和题材，缺少哲学层次的思考和社会大环境、时代大背景的考量，因而有就事论事的表现，少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升华与提升。一部好小说（其他体裁文学作品亦是）应是让读者在欣赏之后，产生某种哲学（或称社会及文化层面）的思考，即所谓有深意和回味之作；三是作品故事性稍差，冲突矛盾乃至情节发展高潮少，多为平白叙述，缺少作品张力。这一点与其自传性关系甚大。而曹乃谦自己曾说：我觉得真事一个是好写，也用不着编什么情节；再一个我总认为虚构不好，不能打动我，关键是我也不喜欢虚构，就像我看小说，一看这个小说，这个话说的是真的，这个事写的是真的，我就看，我一看是虚构的，我就不想看。
到目前为止，曹乃谦已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其中有三十多篇被译成英、法、日、瑞典等国的文字，流行于海外，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作家。
从2010年起，曹乃谦因病已经很少从事文学创作，他自称“最后的小说”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雀跃校场》。目前，他正处于养病休息阶段，除了接接外地朋友的电话，与当地熟悉的朋友见见面，就很少出面参加活动或接受媒体采访。他正处于创作的“休眠期”。
对于自己，曹乃谦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曹乃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告诉你。
他是个喜欢农村喜欢大野地喜欢自然的人。小时候一进城就生病，一回村病就好了。
他是个不会说谎的人。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不一会儿他就会把什么都能让你给套出来，告诉你。
他是个轻易就相信别人的人，你跟他说谎话，他根本就听不出来。
他是个软心肠的人，听别人讲伤心事儿他也跟着伤心。看新闻联播有时候也要掉泪。
他是个喜欢小孩儿的人，他曾经有过“当个幼儿园教员真好”的想法。
他是个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给过自己好处的人。他每次回村都忘记不了给东院二舅买一箱酒，就因为小时候二舅给过他一把大豆。
他是个在路上看见钱不弯腰拾的人。他的观念是：不是自己的不能伸手。
他是个不好穿新衣服的人。小时候因为拒绝穿新衣服挨过妈的打，也因为故意把新鞋弄脏让妈打过。
他是个在单位就好跟扫院的和烧茶炉的工人说话的人。一看见领导就紧张，就觉得有尿憋得慌。
他是个人们说他有点怪的那种人。
对于自己被“诺奖”的事，曹乃谦处之泰然，他有名言曾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就是他对诺奖的态度。
曾有采访者在2012年问曹乃谦：“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中国作家莫言，在获奖之前，您也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之一’。您对此有何评价？“曹乃谦回答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争得了地位，也争得了荣誉。获奖之前，我也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之一’，对这样的说法，我的看法一直是那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认为，无论谁获得，这都是存在着天意在里面的。天意是容不得谁想就能想来的，天意是上天在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因此，对这样的说法，我的态度：不去想，不来说，不当真，不表态。”
这就是曹乃谦的真正态度。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就在2013年底，笔者曾问曹乃谦，对今后中国作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如何看？曹乃谦答曰，没看法，从来不想这个事。可见其态度的一贯性。
笔者还曾亲自问过曹乃谦，马悦然是否对他说过他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乃谦肯定地回答说：“没有。”可见曹乃谦与马悦然的关系，并非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是马悦然真的喜爱曹乃谦的作品。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曾这样说过：“有些作家，根本不要去在意他会不会得诺奖，他的优秀就在那里。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得到它并不一定代表谁是世界上最优秀作家。其实马悦然说过，‘我的责任，是把中国文学推介到世界文坛上去，让更多的人读到并喜欢。而不是给哪个中国作家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说，曹乃谦是马悦然最为看重的中国乡土作家，此言不虚。
2012年10月22日，中国的主要传统媒体（主要指报纸和刊物），尤其是《文艺报》《文学报》等文学专业报刊，都刊登出一条新闻：“马悦然来中国了。”此时，正值莫言刚刚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还没有去瑞典领奖。这时马悦然来中国做什么？是访问莫言，安排领奖的事？还是去访问什么人，也许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关？然而，这一切都是猜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悦然来中国，是去上海参加中国山西作家曹乃谦作品的新书发布会。马悦然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答案有了，可人们却有了更大的疑惑，曹乃谦何许人也，竟值得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来中国，亲自为他主持新书发布会？
答案就在马悦然在曹乃谦新书发布会的讲话中。在会上，马悦然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曹乃谦交往二十年的过程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1990年初，我在山西一个文学杂志上读到曹乃谦的短篇小说，喜欢的不得了，马上就找到他的五六篇短篇小说，翻译成瑞典文。1994年，我到山西太原去见作家李锐，李锐把在大同的曹乃谦找来，我们一起聊了很多。第二次是在2004年，我和文芬，与作家李锐一起到山西的乡下玩了几天后，我们又见到了乃谦，高高兴兴地一起吃饭，聊天。”对于“曹乃谦是马悦然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一说，马悦然更正说：“不能用‘最’，因为我爱很多中国作家，比如，沈从文、老舍，当代的李锐、莫言、余华、苏童等等。准确地说，曹乃谦是我非常热爱的中国作家。”
正由于马悦然对曹乃谦的钟爱有加，所以有关曹乃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闻不断。其实，早在2005年，马悦然在北京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当有人问他看好哪位中国的作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时，马悦然答曰：“有一个山西作家叫曹乃谦，你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跟李锐、莫言、苏童一样，都是中国头一流的作家。”并称，曹乃谦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马悦然是来中国参加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瑞典大使馆等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和他同行的还有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两位院士。在马悦然说上述那些话之前（即在北京会见媒体），他刚刚前往山西大同会见了曹乃谦，同他一起探望了雁北农村--曹乃谦作品描绘的地方，并同他就文学和他的作品创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于是，此后关于曹乃谦“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直到2012年4月，即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半年之前，曹乃谦“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又起，引起社会和文学界的关注。其实，那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已经结束，有媒体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国的二百一十名入围作家有二十人进入复选，曹乃谦即名列其中。这一传闻很快被破解，首先是曹乃谦本人否认有确切消息如此，其次马悦然夫人陈文芬间接证实，复评入选者无曹乃谦。所以这次传闻又被人称为曹乃谦“被获奖”事件。究其原因，猜测是复评中有一中国人（即莫言），但曹乃谦与马悦然关系甚好，故被人想像成曹乃谦“获奖”。也许，这也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释放出的信号--“有一个中国作家进入复选”，但不确切指出，好为莫言获奖形成前期舆论氛围--仅是猜测而已。
那么，这位名扬海外、国内知之甚少的曹乃谦是何方神圣？他的经历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呢？下面一一叙述评说开来。
曹乃谦是山西应县人，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该县下马峪村。从出生到九岁，他一直生活在农村。那时的雁北农村，生活贫困，土地贫瘠，人们常常吃不上喝不上，饥一顿饱一顿的，生计没着落，未来没希望。然而就在这贫困的土地上，却仍然存在着文学与艺术的野花野草--比如雁北的民歌，村里人大都会唱；又比如一些民间乐器，胡琴、笛子、三弦、唢呐、笙箫之类等，也有会使的人。曹乃谦从小耳熏目染，不仅很小就学会了唱雁北民歌小调，还在七岁时学会了使各种乐器。这为他以后从事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曹乃谦九岁时被母亲（其实是养母）带到大同市上学。在哪里，他在一个质朴的劳动人民出身的普通干部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学到初中，他始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聪明好学，尊敬师长，学习刻苦，劳动积极，一切都好。照此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曹乃谦或许能上大学的文学或艺术专业成为一名学者或艺术家。而那也许在世界上少了一位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曹乃谦上初中时，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他写出的作文，常受到语文老师好评。据当时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绍敏先生回忆，他曾在曹乃谦班上出过一篇命题作文《一件难忘的事》，班上同学都按题目写作，只有曹乃谦把题目改成《钢笔》，记述自己用科学方法从井中取出落下的钢笔的经历。这篇作文不仅字迹工整、文字朴素、语言流畅，而且富于创新和科学精神，于是戴老师在拍案叫好，给予好评和高分之后，又推荐参加了全校作文比赛，还得了一等奖，奖给曹乃谦一支崭新的新民牌钢笔。因此，戴老师认为，这篇作文应视为曹乃谦的处女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曹乃谦正上高中一年级，他也成为一名“红卫兵”，参加过“造反”行动，到北京和全国“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过毛主席，总之那时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但最后终于以“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走上了社会。本来，他应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一样，去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由于他是独生子，被照顾没有下乡，留在城里进入大同矿务局当井下装煤工。那是在1968年8月，曹乃谦高中毕业时。他下了三个月矿井后，就因为有文艺特长（从小学会的唱民歌小曲和能使各种民间乐器）被调到矿山文艺宣传队当了一名算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尽管那个宣传队是“非专业”的。宣传队的工作就是上山下乡，走矿山进矿井，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是用“文艺”的形式来表演的。直到1972年，他被调到大同市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才告别了矿山。
在矿上的几年中，尤其是下井的三个月里，他经历了矿工们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众所周知，煤矿工人在深达几十米甚至数百米的矿井下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条件差，工作环境充满危险。这一点不仅在今天矿山安全设施较之以前更加先进、可靠时仍然如此（这也是当前矿山事故频发的“必然”因素），在当时安全设施更为落后的年代，更是加倍缺乏安全感。好在曹乃谦从井下挺过来了，三个月中他毫发无损，不仅没有身陷井下，连个手脚擦碰的工伤都没有。这一点，他在自己的著作《曹乃谦自述人生》中有描述：“下井的那几个月中，一到休息日我就进城回家，为的是让我妈妈看看我，看看我没让顶板落下的磷皮压住，没让偏帮煤砸着，没让煤车碰伤。一句话，我没出了工伤，胳膊腿儿都在，还活着。”而在矿山文艺宣传队的三四年里，曹乃谦几乎走遍了大同矿务局的大小矿山，除了为工人们演出，也常常深入矿井，因此对矿山和矿工，他是有感情的，对他们的生活是再熟悉不过了。遗憾的是，曹乃谦没有再由这段生活产生创作出文学作品。
1973年至1974年，曹乃谦却下乡到农村了。他是作为带队干部，带领当年毕业的中学生--知识青年下到雁北的北温窑村插队，一住就是一年多时间。在那里，他不仅经历了当时农民的贫困生活，更深入了解了他们所经受的种种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煎熬与压迫，从而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成为以后写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纪事》等一系列雁北农村题材作品的源泉。可以说，这一年对曹乃谦来说非同小可，时间虽短但经历颇多，而感受更大且认识更清，创作这一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竟成为他日后闻名海内外的优异条件之一。
曹乃谦进公安局当警察后，先后干过治安警、户籍警和刑警，到2009年退休前，在大同市的公安局政治部工作。对自己的警察生涯，曹乃谦自己这样说：“我母亲是个不向邪恶屈服的人。因了这个性格，解放前，她被警察在树上捆过。解放后，她又被警察用绳子抽打过。这后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五岁。她跟我说：‘你长大给妈当他个警察，当个好警察。’1972年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命运的安排下，我真的就给进入了公安队伍。我当过治安警、户籍警、刑警，现在是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文化科科员。三十六年来，获得好多荣誉奖，最多的是‘廉政干部’，可我一直还是个小科员。”曹乃谦从最基层的户籍警做起，后来当刑警，参与侦破了不少案子。他曾根据这些案子的侦破经过和线索，创作出若干推理小说，写出过纪实文章和纪实小说，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名作家。在公安局工作的这三十多年，曹乃谦以警察的身份生活在社会里观察、认识、反映社会与民众的生存面貌和精神世界。可以说，这种职业上的便利，使他有机会更为深入地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如罪犯、嫌疑人，更为深入地探寻到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精神世界--如获刑的罪犯，更为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作为人的生存本能以及人性的本质--比如说一些典型案件和其中的主人公，以及未能侦破成为悬案的案件。这也许是另一座未加发掘的金矿，曹乃谦从中是可以收获颇丰的。
曹乃谦的生活道路颇不寻常，而他的创作之路却异常简单。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起因，一般人不能相信，竟是因为和朋友打赌……1986年时，曹乃谦三十七岁，在大同市公安局当警察已十多年，“从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曹乃谦自己的话），但是他说：“（自己）喜欢看书，看的大都是外国文学。因为喜欢看，也就好买书。到三十七岁那年，差不多已经有两千册书了。有个朋友指着我的书说，书不少，但有一本你没有。我问哪一本。他说书名不知道叫什么，但作者他知道。我问作者是谁。他说：‘曹乃谦。’我愣了一下说：‘那好，我给你写他一篇小说，叫你看看。’他说：‘写出不算，发表了才算。’我说：‘好！打赌。’具体的赌法是，半年内我发表了小说，他请客。发表不了我请客。于是我就动手写。因为当时我不知道短篇是多少字，中篇又是多少字，反正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说《佛的孤独》。又三个月后，改名为《我与善缘和尚》发表在了我们大同的《云冈》上。我的这本《最后的村庄》里的《孤独的记忆》，就是写我那半年当中的事儿。我就是这么开始，给写起了小说。”
他写的第二个短篇小说，还是为了和那位朋友打赌。当他的《到黑夜里想你办法--温家窑纪事》发表后，他就不再和那人打赌了，而是主动写开了。
曹乃谦从事文学创作，走上写作小说的道路后，作品多为中短篇的，大多在山西本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如《山西文学》《云冈》等。这时他在山西省内小有名气，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和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人有所不同，而与同是陕西籍的作家王蓬（汉中市文联主席）相似，即省内有名，省外无名。1996年，山西省作家协会编了一套《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于1997年出版，当时的省作协主席焦祖尧任主编，并亲自写了总序，介绍丛书中入选的二十四位山西作家。而曹乃谦则名列其中，收入的书名叫《佛的孤独》，是部中短篇小说选，收入他十四个短篇、四个中篇。这时的曹乃谦，年已四十七岁，用焦祖尧主席的话说“他们该添入中年作家之列，但考虑他们笔耕多年，却没有一个出集子的机会，因此，趁出这套丛书之机，灵活处理，一并推出”。
曹乃谦这时已从事文学创作十年，他仍然没有什么大名气。然而，是金子就有闪光的时候，远在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终于在茫茫人海中的中国发现了曹乃谦。1990年代初，马悦然从《山西文学》上看到了曹乃谦的小说，是“几篇很短的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值得翻译的作家。1993年我的瑞典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李锐回答说他跟曹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大同市的一个警察”（见马悦然《一个真正的乡巴佬》）。这就是马悦然发现曹乃谦初始的经过。随后，马悦然与曹乃谦之间书信、电话频繁，几年下来他们成了远隔重洋的知音和未曾谋面的朋友。直到2004年8月底，马悦然又来到中国，他说：“我有机会跟李锐和陈文芬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以后，我们跟曹乃谦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交给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经把那三十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2005年，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在台湾由天下文化书坊出版。第二年，由马悦然翻译的该书瑞典文本在瑞典出版。其实，曹乃谦写作这部小说也是历经磨难。他自述道：“1987年我动手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是个什么事也不去急急去办的人。这十八万字，慢腾腾地整整写了十年，于1997年完稿。我让朋友李锐帮我找个出版社，他给找了一家，责任编辑看后说很好。我表态说不要稿费，也不要版税，给我一百本书就行。可她上头的编辑没看中。没看中没看中吧。看来上赶子是不行的，我连底稿也没跟他们要，也没再找别的出版社。我决定，以后谁主动来找就给谁，没人找就那么搁着。就这样，一搁就搁了十年。”
曹乃谦常说，自己一生中有三个贵人，“我养母是我的第一个大贵人，第二个大贵人是汪曾祺，第三个大贵人是马悦然……我妈把我从下马峪村抱到了大同市，汪老让我的小说从大同市到了北京，马悦然让我的小说从北京到了斯德哥尔摩。”
曹乃谦自述与汪曾祺结识的往事道：“这又得说到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赌了两篇，我都发表在大同的《云冈》上，朋友说《云冈》我一定是有熟人，他让我往北京、上海来一篇才算本事。我说来就来。于是我就又动手写第三篇。小说写好了，打听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办的创作班就要来大同开笔会，真也是巧。更巧的是，他们也请了汪老。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后来发表在《北京文学》上）。汪老看了这部小说后，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我就把发在《云冈》上的那两篇都给了他。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晚翠文谈》，是他谈创作的书……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当时我统共才发了有十来个短篇，属于破例。他说不在多少，有的人虽然是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你的一个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本书。他对我的鼓励、扶植、培植让我感激不尽。”汪曾祺曾写过一篇《读＜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开篇汪曾祺即说：“一口气看完了，脱口说：‘好’。”汪曾祺评论内容道：“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做如实地叙述，而如实地叙事中抑郁着悲痛。”他评论小说的形式道：“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庙会上买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反朴。”又夸赞曹乃谦的语言道：“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最后，汪曾祺指出，曹乃谦应该格局大一些，他说：“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
说起马悦然和曹乃谦的交往和友谊，不能不说起马悦然2005年10月的中国之行--再次与曹乃谦见面的那事。当时，马悦然专程从北京来大同后，由山西作家李锐、蒋韵夫妇陪同与曹乃谦见了面，并一同去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故事原型地--北温窑村。在那里，马悦然与村中农民见面交谈，感受曹乃谦小说中的环境氛围与人物风貌。那次见面，马悦然与曹乃谦交流对话颇多，加深了对曹乃谦的了解与认识。更有趣的是，马悦然和他现任妻子陈文芬竟是在曹乃谦家中定了婚约的。原来，马悦然的前任妻子于多年前病逝，后来是资深媒体人的台湾女子陈文芬走进了他的生活。
对于当时马悦然和陈文芬订婚的情形，曹乃谦有如下描述：在我和老婆还有李锐、蒋韵的见证下订了婚，这都是缘分，我在散文《好日子》里也提到了。那天中午马悦然揪我的袖子，说：“叫大家都过来。”我说：“正在喝酒。”他说：“先等等再喝，先找酒杯。”我给找到酒杯，他亲自倒满酒，一看快12点了，赶快叫大家都出来，悦然很激动，搂着文芬宣布这件事。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来我这儿宣布了，而且事先也没告诉我。”悦然也是好意，怕我提前知道了不知如何是好。他要是说“我们明天到你家举行订婚仪式去”，那我该咋准备。当时他说：“你用毛笔写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当礼物就行了。”我当时也没写，到后来写了一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赠悦然、文芬”，我裱好个轴给他寄过去，这就是他们唯一收到我的礼物。现在不是讲究送礼嘛，这就是我唯一的礼物。
其实，曹乃谦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和代表作，就是那本“一写十年，搁了十年”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这部小说虽称长篇，却是由一个个独立短章组成，小说以雁北高原上“温家窑”村为场景，原生态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这个偏远小村庄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生命在极度穷困的状态中遭受本能欲望驱使的卑微、荒谬与痛苦、无奈。小说的风格极为简约，语言质朴、冷峻，在寥寥几笔中，人物勾勒得活灵活现。小说还大量使用口语、方言，穿插引用当地民歌，不仅使作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地域风格，也增加了朴素、真实之感，营造出一种厚重、深远的意境氛围。所以说，这部小说代表了曹乃谦创作的独特风格和鲜明特点。
正是由于曹乃谦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和他作品的鲜明特点，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中意曹乃谦的小说，也正由于马悦然的欣赏和推荐，在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曹乃谦数度被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或称“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其实，这些都是读者、媒体、社会甚至专门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博彩公司的猜测而已。就拿2012年莫言获奖前，曹乃谦“被诺奖”一事来说，因为当时确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提供过世界范围内二十位作家的入选名单，而作为评委的马悦然确实欣赏并亲手翻译过曹乃谦的小说。所以出现了曹乃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但真实的情况是，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规定，入围或“候选人”名单，在五十年内不会被披露出来的。正如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新闻发言人陈崎嵘所言：“诺奖实行内部保密原则，每年的议论都不作数，大家听听就好。至于为何年年都有人对会这样不确切的消息表示关注，可能是因为中国有一部分人有诺奖情结。”
对于曹乃谦，马悦然在大力推介评价、赞美不已的同时，还在不同场合均表达这样的意思：“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们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他还对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评论界长期忽略这样一位优秀作家感到不可理解，几次质问道：“我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评论家没有人注意到他？”“可十五年来没有出版社愿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我在国外都能找到他，为什么国内的评论家反而发现不了他？”
对于马悦然的疑问或质疑，中国文学界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中的一些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曾试图正面回答马悦然的问题。对这些中国文学专家（或称文坛精英）而言，“中国评论界虽然不必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首是瞻，但如若真是长期忽略一位优秀的作家也难辞其咎（《北大评刊曹乃谦专辑》主持人邵燕君语）其实，马悦然的疑问或质问，就是如何判断和认识曹乃谦及其创作的文学价值。具体来讲，就是他的作品能否在中国可称一流，甚至是已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但就目前的资源信息所提供的情况看，对于曹乃谦，尚无一本研究专著出版，亦无全国性的作品或创作研讨会召开（通常这些研讨会应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同样，研究曹乃谦的专门文章虽有，但少之又少，较之当代其他作家如王蒙、莫言等人，可谓小巫见大巫。倒是网上有一本《北大评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当代文学的年轻教师和硕士生与博士生主持，专门研究讨论当今中国文学界不大为人所重视的作家或作品（前提是该人的创作有一定的特色）。他们曾编过一本曹乃谦专辑并组织过一次曹乃谦作品讨论会，对曹乃谦其人其作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中肯的评论。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评论中得见曹乃谦及其创作的端倪，但以小见大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是《北大评刊》中语，引述时有节缩。
首先是如何认识曹乃谦及其创作，其中有三个问题：一是曹乃谦是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二是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批评家是否忽视了这位作家的存在和价值；三是马悦然的评价是否可取。他们的初步结论是：1、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还不是一位大家--其小说的特点很突出，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同时，作品有相当意义，但也有明显不足，如：艺术性略有欠缺，作品表现出色彩较幽暗，题材、手法、风格甚至叙述方式等方面重复，对“性”的关注过高，对苦难仅有表现未见反思。如果我们承认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等是“中国最一流作家”，那么曹乃谦离他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没有这些作家的文学世界那么丰富、宽广与深厚，也许曹乃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延续了“抒情诗”小说的传统，并作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这使他在当代文坛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李云雷语）2、中国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故意忽略，只是没有马悦然评价的那么高罢了。这涉及到曹乃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在《最后的村庄》的“后记”中，曹乃谦说，“收进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杨新雨在该书的序言中也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谦的小说，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港台的报刊，入选各种选本，被翻译到国外，文坛人物也多有评价”，而他后来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了。在这本书的封底，附有王安忆、陈忠实、李锐、刘心武等人推荐性的短语，对曹乃谦的小说都有极高的评价，这些评论都摘自这些作家1990年代初期对曹乃谦的评价。曹乃谦在《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些和文学有关的事（五）》一文中介绍了更多人对他小说的赞赏，海峡两岸都有，并且说：“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的四年后，也就是1991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长篇或中篇，仅仅发过二十来万字的短篇小说，一眨眼功夫就被破格‘提拔’成了中国作家。”3、马悦然的评价有其局限性--就马悦然个人来说，对曹乃谦的评价，首先受制于他的个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汉学家一样，不喜欢“感时忧国”的作品，更喜欢“抒情诗”的优美动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沈从文的喜爱。个人趣味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之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则难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则是政治与民族的偏见，我们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背景是1973年左右的中国，小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描述为贫穷、愚昧、落后，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虽然较为隐约，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马悦然对之肯定的背后，存在着他对中国在政治与民族上的双重偏见；第三，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曹乃谦的小说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场上”也获得了成功，这双重性的成功不仅属于曹乃谦，同时也是属于译者马悦然的，与曹乃谦的亲近关系使他的评价不得不打上一点折扣。
另外，就曹乃谦创作的作品实际而言，《北大评刊》在与其他“中国最一流作家”做出比较后有如下评判：首先创作虽逼近“原生态”，但角度单一，手法单调，缺乏全方位表现和手法变化--相对于李锐《厚土》而言；其次，作品虽在写“生存本能”，但经验细节欠突破--重复主题题材，表现及叙述手法缺乏由细节描写产生的深刻内涵甚至震撼力--相对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言。3、讲求简笔留白，但人物嫌简单平淡、内涵欠深厚--缺乏笔简意不简和从题材中升华出内涵的功力--相对于赵树理的作品而言。4、作品虽内敛、克制，但深层少冲突，整体欠张力--作品结构少突破，表现冲突不深入--相对于苏联作家巴别尔《骑兵军》而言。5、作品语言虽“原汁原味”，但嫌简化、做作--对方言直接挪用即“方言化”，隐含的是作者的文人气和目的性，即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而缺乏的是“化方言”，即合理、适度、正确使用方言以达到表现表现内容、打动读者的目的--相对于赵树理、韩少功、李锐作品的方言创作实践而言。（邵燕君语）
诚然，以上评论并非全盘否定曹乃谦，而是试图从专业的角度、高级的层面、全方位的地位来评价他。正如邵燕君所言：以上几个方面讨论了曹乃谦作品的不足，需要再次申明的是，这样的品评是苛刻的，是在将其分别与该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中国作家乃至世界级作家的比较中做出的。由于在各方面都略逊一筹，曹乃谦恐难称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这也当然不能掩饰，曹乃谦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中，特色突出、风格稳定、成就斐然，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目模糊的作家中，他风光独具，堪称优秀。当代文学批评不该忽略这样一位作家，将来的文学史也应给予其恰当定位。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几年前曾审读过曹乃谦《佛的孤独》书稿，亦考虑在笔者负责的出版社出版。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在当时笔者就认识到曹乃谦创作的价值和不足，一直想写一篇专门评论文章。下面就是笔者对曹乃谦的粗浅认识和简要评价：
曹乃谦创作的价值（即特色、成就）有三：一是作品突出的地方特色，表现出雁北地区的人情民俗风貌，故出版社在他的小说集封面上有“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之说；二是作品表现手法率真，语言表现方言化，观察事物准确，描摹生动真实。这一点应该是其主要艺术特色，为大部分评论家所认同；三是作品旳直白，表现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群的特殊生活，在中国作家中少有，这一点大多数评论家在肯定的同时，亦有见仁见智之论。
而曹乃谦的不足（或称缺点、缺陷）亦有三点：一是其作品的自传性太强，所写之事大多为其亲身经历过的，故小说创造性和想象力及抒情化风格受局限；二是作品内容和题材，缺少哲学层次的思考和社会大环境、时代大背景的考量，因而有就事论事的表现，少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升华与提升。一部好小说（其他体裁文学作品亦是）应是让读者在欣赏之后，产生某种哲学（或称社会及文化层面）的思考，即所谓有深意和回味之作；三是作品故事性稍差，冲突矛盾乃至情节发展高潮少，多为平白叙述，缺少作品张力。这一点与其自传性关系甚大。而曹乃谦自己曾说：我觉得真事一个是好写，也用不着编什么情节；再一个我总认为虚构不好，不能打动我，关键是我也不喜欢虚构，就像我看小说，一看这个小说，这个话说的是真的，这个事写的是真的，我就看，我一看是虚构的，我就不想看。
到目前为止，曹乃谦已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其中有三十多篇被译成英、法、日、瑞典等国的文字，流行于海外，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作家。
从2010年起，曹乃谦因病已经很少从事文学创作，他自称“最后的小说”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雀跃校场》。目前，他正处于养病休息阶段，除了接接外地朋友的电话，与当地熟悉的朋友见见面，就很少出面参加活动或接受媒体采访。他正处于创作的“休眠期”。
对于自己，曹乃谦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曹乃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告诉你。
他是个喜欢农村喜欢大野地喜欢自然的人。小时候一进城就生病，一回村病就好了。
他是个不会说谎的人。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不一会儿他就会把什么都能让你给套出来，告诉你。
他是个轻易就相信别人的人，你跟他说谎话，他根本就听不出来。
他是个软心肠的人，听别人讲伤心事儿他也跟着伤心。看新闻联播有时候也要掉泪。
他是个喜欢小孩儿的人，他曾经有过“当个幼儿园教员真好”的想法。
他是个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给过自己好处的人。他每次回村都忘记不了给东院二舅买一箱酒，就因为小时候二舅给过他一把大豆。
他是个在路上看见钱不弯腰拾的人。他的观念是：不是自己的不能伸手。
他是个不好穿新衣服的人。小时候因为拒绝穿新衣服挨过妈的打，也因为故意把新鞋弄脏让妈打过。
他是个在单位就好跟扫院的和烧茶炉的工人说话的人。一看见领导就紧张，就觉得有尿憋得慌。
他是个人们说他有点怪的那种人。
对于自己被“诺奖”的事，曹乃谦处之泰然，他有名言曾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就是他对诺奖的态度。
曾有采访者在2012年问曹乃谦：“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中国作家莫言，在获奖之前，您也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之一’。您对此有何评价？“曹乃谦回答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争得了地位，也争得了荣誉。获奖之前，我也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之一’，对这样的说法，我的看法一直是那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认为，无论谁获得，这都是存在着天意在里面的。天意是容不得谁想就能想来的，天意是上天在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因此，对这样的说法，我的态度：不去想，不来说，不当真，不表态。”
这就是曹乃谦的真正态度。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就在2013年底，笔者曾问曹乃谦，对今后中国作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如何看？曹乃谦答曰，没看法，从来不想这个事。可见其态度的一贯性。
笔者还曾亲自问过曹乃谦，马悦然是否对他说过他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乃谦肯定地回答说：“没有。”可见曹乃谦与马悦然的关系，并非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是马悦然真的喜爱曹乃谦的作品。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曾这样说过：“有些作家，根本不要去在意他会不会得诺奖，他的优秀就在那里。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得到它并不一定代表谁是世界上最优秀作家。其实马悦然说过，‘我的责任，是把中国文学推介到世界文坛上去，让更多的人读到并喜欢。而不是给哪个中国作家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说，曹乃谦是马悦然最为看重的中国乡土作家，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