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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诗意北岛
题图：北岛像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这个消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是遥远而飘忽的，也就听个热闹，但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巨大打击--因为他们确信近年来乃至未来数年内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是北岛。
一、北岛：审父意识与叛逆精神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祖籍浙江湖州。
赵振开之所以成为北岛，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有关。他的父亲赵济民在旧中国是一个职员，临解放时因同情革命还坐过国民党的班房。解放后赵济民被“留用”，长期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工作，所以和中共又有些关系。因此，赵振开的这个“干部”出身有些“模糊”。1957年后，赵振开他们家搬到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三不老胡同1号。这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大院内总共两个楼，左邻右舍不是民主人士就是统战对象--旧政府的官员、“国大代表”之类。
赵振开在童年、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敏感、内倾、善于观察生活等诗人气质。“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机关，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把父亲推上审判台，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文化选择。由于中国特色，这种文化选择直到“五四”时才发生。“五四”文化先驱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终于发现父权和整个专制制度的血脉联系，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由此开始对父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这种文化批判相适应，“五四”作家以小说作为思考的武器，围绕着父子冲突的沉重话题，竭尽心力地审视父权文化，探索理想的父子模式，踏上了审父的艰难旅程。而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此后的文学言说中几乎成了作家们的普遍情结，尽管在后来的延安文学至革命文学中，父亲形象得到政治理性的重塑而重现权威色彩。
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亲不仅代表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而且还意味着他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对儿子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压抑和痛苦。也就是说，父亲代表着传统，是权威与力量的象征，这种权威与力量对子辈造成了深深的压抑。因此，作为儿子的参照，父亲就变成了一个富有文化隐喻色彩的痛苦。“五四”文本中父子冲突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审父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最初觉醒。
新文化先驱以启蒙理性为工具审视父权时，发现现代个性解放与专制文化格格不入。在专制文化的压制下，人的主体性丧失，生命活力被无情地窒息和扭曲。鲁迅就一再指出旧文化对中国人的驯化教育问题，认为这是人的本性的“萎缩”与“奴化”。因此，“五四”作家力图反叛、颠覆传统父权文化中“克己”、“抑己”的人学观，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的致命弊害是家长专制，它表面上重视人伦亲情，内里却冷酷和虚伪。基于这种文化批判的需要，“五四”作家是把父亲作为父权思想的代表来塑造的，重在突出专制父亲和向往自由的儿女之间的冲突，揭示父亲身上的冷酷和专横。胡适的《终生大事》中塑造了一位专横的父亲形象。田先生不顾女儿的幸福以“不能违背祖宗定下的祠规”为由，断然拒绝自己女儿与陈家的婚姻。田汉《获虎之夜》中的父亲魏福生粗暴地阻扰自己的女儿莲姑与情人相爱，结果造成人间悲剧。鲁迅《伤逝》中的父亲有着“烈日一般的严威”，为了反对女儿的婚姻自主，竟残忍地把女儿逼上绝路。总之，“五四”作家们着力揭示了叛逆的儿子们和“父亲”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试图通过对父权的批判来揭露和颠覆封建正统文化。可见，在审父的外衣下却隐含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弗洛伊德曾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但是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父子斗争的性质必然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内容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是同质的，有时这种差异是异质的。
北岛在《城门开》中写道：“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还有一件事，是1999年北岛父亲母亲去美国与他团聚时无意中说起的。当年“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北岛回想到二十世七十年代初自己刚开始写诗时还曾拜访过冰心老人，老人对北岛的习作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甚至对北岛的一首习作《因为我们还年轻》还写了一首和诗《我们还年轻》。想到这里，他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
其实，他父亲监视、汇报别人，别人也在窥测他父亲。他父亲单位的一位居心叵测的党支书就借与小孩子打乒乓球的机会向他了解他父亲的言行，调查所谓的无声手枪问题。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这让幼小的赵振开感到恐怖。
二、北岛与遇罗克
1965新学年开始，北岛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的名校--北京四中高中。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就憋着劲儿上四中了，可惜大意失荆州，没考上，让他在北京十三中初中部蹉跎了三年。如今总算“猪八戒掉进泔水桶--得其所哉”。
入校以后他却感到压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他那小心眼儿里反复说，这不正常，这不正常。
北京四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它建于清朝，在解放之前名声就很好，解放后更是著名的重点中学，校名是郭沫若题的。“文革”前学校中拥有的特级教师的比例很高，高校升学率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加上离中南海又比较近，许多高干子弟就被送了进来。周恩来的养子，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永、薄熙成、薄熙来，彭真的两个儿子，还有在“文革”中出了不少风头的贺龙儿子贺鹏飞，都是四中的学生。北京四中不是纯粹的贵族学校，但是有很多高级干部走后门把子弟送进来，形成了高干子弟比较多的局面。四中内外一个流传甚广的“佳话”，就是邓颖超从中南海步行到四中来开家长会。
这种特色使得北京四中在“文革”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些权贵子弟，构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老红卫兵的骨干。“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穿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不是只有北岛才有这种感受。遇罗克、牟志京等众多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中国人，都非常现实地感受到这种鸿沟的存在。
遇罗克，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1966年7月，他写作《出身论》，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京《中学文革报》的主编是牟志京。牟志京是北岛在北京四中的同学，比北岛高一年级，后来成为朋友。但这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根据。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王秋琳的到来，缘于苏双碧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这是“文革”后第一篇要求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二十四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
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五十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三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二十四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部门转来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还历史以真实！”带着这种信念，北岛写出两首诗，献给因说了些真话而被杀害的遇罗克。其中一首名为《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般的弹孔中
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诗人以遇罗克的口吻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然而，这位只想争取做人权利的青年人却死在“四人帮”的枪口下。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向专制淫威屈服，敢于挺身战斗的英雄。在十年动乱的白色恐怖中，相当多的人在刽子手跟前跪倒了，但遇罗克没有。“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这几句诗形象地勾勒出烈士倔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诗的结尾十分巧妙，既富于哲理意味，又极具色彩对比的震撼力。漆黑的夜幕、狰狞的弹孔、殷红的鲜血、黎明的曙光……通过不多的几个意象，传达出诗人丰富而紧密的联想：罪恶的子弹夺去烈士的生命，但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必将战胜黑暗，带来黎明的灿烂霞光……
另一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像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面对遇罗克，诗人在真诚地忏悔。“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承认了自己的怯懦；是英雄的感召，使诗人作为替补者站到了一个空缺的战斗位置，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挑战刽子手固然是一种英雄主义，战胜自我承认怯懦难道不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北岛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新型的英雄观。既为了大众，又忠于自己，既富于牺牲的勇气，又渴望平凡地活着，这便是“没有英雄的时代”的英雄。
三、北岛与《今天》
1978年年底，北岛同诗人芒克筹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1979年3月，《回答》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从此，北岛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诗坛，也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北岛并不是1978年才写诗，也不是1976年“四五”运动时才写诗，应当是1972年前后，起因是郭路生和“白洋淀诗派”。
“1970年春天，我从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和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去颐和园后湖划船，那时北京人都快走光了，颐和园非常安静。一个同学站在船头朗诵诗。我听了不禁问，是谁写的？是郭路生（笔名食指）的。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呀！我被其中的迷惘深深触动了，好像从冬眠中醒来。就在那一刻，我暗自下了写新诗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北岛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他为什么写诗，他都说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郭路生，笔名食指，祖籍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三庙乡程庄寨。他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1948年11月21日，天气特别寒冷，他的母亲在山东阳谷县行军路上生下了他，母子俩被送进军区一所流动医院才保了母子两条性命。因为这个缘故，父母给他起名叫“路生”。
郭路生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诗人。十岁时就写过一首充满稚气的“现代诗”：“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日子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1964年在西城区教育局办的文化实习班学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时，认识了牟敦白，以后便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了“边缘性接触”。后来郭路生的代表作《相信未来》中的关键词“相信未来”就出自张朗朗。1965年夏天，郭路生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高中，同年入团，但不久就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差点被“退团”，后经其父和区有关部门“过问”，学校才恢复了他的团籍。多年之后，他的高中同学回忆此事说：“他为人耿直、充满激情，而且太人性化，况且在那样严峻的阶级斗争年代，表现得有些固执，毫不随波逐流，因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相融，很碰撞，从而损伤了自己。”“那时（他）就经常谈论普希金、裴多菲的诗……因而受到当时组织上的非议……”
1967年夏天，一个由老红卫兵自发组织正在筹建当中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话剧团”，正在排演由郭路生、姜昆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的话剧《历史的一页》。这部剧的内容不值一提，倒是它的主创人员可圈可点。姜昆不用说了。李平分后来是电影《大决战》的编剧之一，当时与郭路生是邻居。对郭路生来说，由于这个剧，他认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他向后者表示自己很想认识诗坛前辈何其芳，并打算当面请教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要知道，当时的何其芳可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黑帮”分子，别人避之犹恐不及，而这位痴迷诗歌的郭路生却主动上门拜师学艺。
何老待客十分认真，到了约定的日子，早早换好衣服，还特意准备好茶点。虽然郭路生当时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可何老却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从新诗的创作、发展乃至诗歌的韵律、语言及郭路生提出问题，都一一做了认真细致的解答，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此，这一老一少两个时代的诗人结成忘年交。郭路生经常去何家，把自己写的诗带给何老看。而何老每次都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多次劝郭路生好好学外语，一门不够，要多学几门，为的是能够直接读外国诗歌原文，这样才能更直接、更准确地体会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原意。
1968年，是郭路生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现在保留下来的诗作有近二十首。当时，许多思想活跃的文学青年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包括郭路生）。张朗朗在逃离北京时，为表明心迹，在一个本子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受此启发，郭路生创作了《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浓缩了许多人共同的心路历程，困境中对远方的瞩望、秋水般明澈的风格，直接启示和影响了北岛等朦胧诗人。
“白洋淀诗群”是造就北岛和“今天”诗人的又一诱因。
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岳重（根子）、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张建中（林莽）、宋海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特别是白洋淀大淀头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了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
《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
“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面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贴在“民主墙”，同时还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张贴。
北岛回忆当年时说：“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北岛最有名的诗作是《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回答》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发表在1978年12月23日《今天》的创刊号上。全诗共7节。第1、2节，是对人类生存世界的黑暗体验并由此产生质疑。在诗中所描绘的、某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卑鄙使有的人拥有身份的认可，而这正好是高尚者的丧歌。“镀金的天空”喻示着以辉煌的表象掩盖了一个时代真正的黑暗，到处是歌功颂德，到处是粉饰太平，人性被扭曲成“弯曲的倒影”四处凋落。这句诗表达了诗人对那个荒谬的时代和邪恶历史的强烈批判。诗人在世界的混乱与无序中，保持着清醒的痛感，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提出了疑问：“冰川纪过去了”，“好望角发现了”，这个世界明明已经经历过巨大的变革、阵痛，一个旧时代曾被庄严地宣告死亡，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和“千帆相竞”的“死海”的现实，依然显示着诡异和不公正？
接着，诗人用象征的笔法描绘了当时冷漠、混乱的社会，继而再从客观的描述转为以主观的“我”为抒情的主体，对那个无序、混乱、变态的社会提出否定和质疑，“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一个充斥着盲从的时代，他大胆地提出怀疑，树立了一个无畏的思想斗士形象。这是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的战斗呼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在黑白颠倒，鬼魅横行的日子里，诗人怎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呢？怎能不怀疑、不愤慨呢？在这激愤的怒吼中，我们可以听到诗人对真理与正义勇敢追求的心声。
在6-7节中，表达了这个傲岸的诗人的奉献精神与豁达心胸。这里，“海洋的决堤”、“陆地的上升”，都是以自然界恢宏阔大的沧桑变迁，喻示人类历史的涅盘和新生。“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代表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尽管十年动乱使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但诗人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这首诗里丝毫看不到任何撒娇的痕迹，只有愤怒和反抗的挑战之声。曾经撒娇和哭闹的共和国同龄人，如今喊出了独立的、自我的声音。作为一代人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已然拥有了自己的原则和信条，那就是“怀疑”，是说出“我不相信”的勇气和能力。北岛的这些带有“怀疑主义”倾向的诗歌，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
北岛那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震撼了他的同代人的诗，刀锋向外，诗的血性和韵律，非常突出。当然，时过境迁，北岛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过反省。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北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这些诗歌，真的有朦胧而晦涩的感觉。九十年代以后的北岛诗不再易懂，在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在对母语环境的疏离与反观中，北岛变成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诗人。他不再是伤痕累累的雕像般的“我们”，他只成为了他自己。
四、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
放眼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应该说北岛的诗歌成就与郭沫若、艾青相比毫不逊色，也能与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前辈的成就相媲美。可以说，北岛是代表了从“五四”时代直到新时期这近一个世纪中国新汉语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想从这一段时间跨度上选择一位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予以表彰，北岛无疑是最佳人选。
然而，当北岛1985年第一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时，国内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士恐怕都大为惊咤。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北岛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崭露头角的诗人还不能算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大师名家，中国当代文坛中能够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可说是寥若晨星，到目前为止，能成为候选人的中国作家也莫过于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艾青、王蒙等少数几位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不会想到北岛也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行列之中，更不曾料到，自此以后北岛竟连年成为候选人，并且成为中国作家中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列次数最多的人。
北岛这一代诗人对于中国诗歌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们恢复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存在。在很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诗神一直是沉睡的。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首诗：“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县。”一周之后，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还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可怜，这就是当年中国诗歌的“女神”！
他们初步恢复了诗人作为“个体思想者”的身份和权利。人们发现，多年来在中国官方文学中屡遭排斥和批判的“小我意识”并非是什么洪水猛兽般的毒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健康的、思想正常的人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应有的权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走红的大诗人贺敬之的颂诗中，“我”作为一个词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但实际上，这个“我”就如何其芳说的：“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在《放声歌唱》里，对于党和祖国来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的保留：“关于：我--/我自己。/啊，/“我”，/是谁？/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我啊，/一个人/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提起？”在“自我”问题上，贺敬之背叛自己的老师马雅可夫斯基。在马雅可夫斯基心目中，“我”不仅仅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生命个体，是不能随意地加以吞并和整合的。马雅可夫斯基说：“我只有一张面孔，它是脸，而不是风向标。”
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启迪读者：诗是高度心智劳作的结晶，是讲求艺术底蕴、思想深度和文字技巧的，诗不再是文盲们农闲时围坐村头、随说随胡乱找辙压韵的顺口溜游戏。
而在这一贡献中，北岛无疑是最突出的。
据媒体透露，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争夺战是在北岛与俄国流亡美国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之间展开的，当然，最后是约瑟夫布罗茨基胜出。应该说，北岛第二次没有能捧起诺贝尔文学大奖，其原因大概是较之第一次来说，遇到了更强的对手。约瑟夫布罗茨基是美籍犹太裔诗人，1972年被逐出苏联后才加入美国籍，从此，他的诗名远播全世界，很快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出现，致使北岛再度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1993年10月初，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即将宣布本年度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消息之前，瑞典新闻界的观察家对本年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只看好四个人：比利时的诗人和剧作家H可劳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叙利亚出生的黎巴嫩诗人艾姆德赛尔德以及中国的北岛。据说每年角逐文学奖的候选人至少有几十人甚至一二百人，而作为北岛能进入前四名的行列，应该说也是对北岛创作的肯定。
在这四位作家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北岛有望获奖。北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旅居国外后，与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接触较多，尤其与评委中精通中文的马悦然教授交往甚笃。此前，马悦然还将北岛的诗译成瑞典文出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入选作家必须是瑞典读者熟悉的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对作家的偏爱，以及作家在瑞典读者中的影响，也是作家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条件。北岛相对于过去其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在这方面优于他们。因此，不少人认为他此次获奖的可能性很大。但由于他总是遇到比他强得多的对手，加之他毕竟在评委中也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最终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
2000年，北岛又因有可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际上许多传媒关注的人物。据西川说，一家欧洲新闻机构和一家亚洲报纸都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向他询问北岛获奖的情况，直到诺贝尔奖公布前的五个小时，这两家媒体再度将电话打到西川的家里，告诉他得奖不是北岛而是高行健。有人说，北岛此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委马悦然特别喜欢高行健的作品。
北岛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评选出来的一个奖，资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除了它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北岛对诺贝尔文学奖放低姿态是明智的选择。其实，北岛更应该注意的是自己的转变。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流亡札记》中针对流亡作家说：“如果他由于被放逐或自己的决定而发现自己正在流亡，他便脱口说出他的愤怒的感情、他的观察和省思，把这视为他的职责和使命。然而，其严重性在祖国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东西，在国外却没人关心，或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会引发兴趣。因此，一个作家会注意到他无法对那些在乎的人说，却可以对那些不在乎的人说。他本人逐渐变得习惯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而他对祖国日常生活的了解，则从实体性的变成理论性的。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处理同样的问题，他的工作就会失去所获得的经验的直接性。因此，他必须要么使自己枯竭，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变。”我们期待北岛在今后能实现自己的转变。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这个消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是遥远而飘忽的，也就听个热闹，但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巨大打击--因为他们确信近年来乃至未来数年内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是北岛。
一、北岛：审父意识与叛逆精神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祖籍浙江湖州。
赵振开之所以成为北岛，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有关。他的父亲赵济民在旧中国是一个职员，临解放时因同情革命还坐过国民党的班房。解放后赵济民被“留用”，长期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工作，所以和中共又有些关系。因此，赵振开的这个“干部”出身有些“模糊”。1957年后，赵振开他们家搬到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三不老胡同1号。这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大院内总共两个楼，左邻右舍不是民主人士就是统战对象--旧政府的官员、“国大代表”之类。
赵振开在童年、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敏感、内倾、善于观察生活等诗人气质。“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机关，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把父亲推上审判台，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文化选择。由于中国特色，这种文化选择直到“五四”时才发生。“五四”文化先驱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终于发现父权和整个专制制度的血脉联系，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由此开始对父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这种文化批判相适应，“五四”作家以小说作为思考的武器，围绕着父子冲突的沉重话题，竭尽心力地审视父权文化，探索理想的父子模式，踏上了审父的艰难旅程。而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此后的文学言说中几乎成了作家们的普遍情结，尽管在后来的延安文学至革命文学中，父亲形象得到政治理性的重塑而重现权威色彩。
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亲不仅代表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而且还意味着他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对儿子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压抑和痛苦。也就是说，父亲代表着传统，是权威与力量的象征，这种权威与力量对子辈造成了深深的压抑。因此，作为儿子的参照，父亲就变成了一个富有文化隐喻色彩的痛苦。“五四”文本中父子冲突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审父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最初觉醒。
新文化先驱以启蒙理性为工具审视父权时，发现现代个性解放与专制文化格格不入。在专制文化的压制下，人的主体性丧失，生命活力被无情地窒息和扭曲。鲁迅就一再指出旧文化对中国人的驯化教育问题，认为这是人的本性的“萎缩”与“奴化”。因此，“五四”作家力图反叛、颠覆传统父权文化中“克己”、“抑己”的人学观，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的致命弊害是家长专制，它表面上重视人伦亲情，内里却冷酷和虚伪。基于这种文化批判的需要，“五四”作家是把父亲作为父权思想的代表来塑造的，重在突出专制父亲和向往自由的儿女之间的冲突，揭示父亲身上的冷酷和专横。胡适的《终生大事》中塑造了一位专横的父亲形象。田先生不顾女儿的幸福以“不能违背祖宗定下的祠规”为由，断然拒绝自己女儿与陈家的婚姻。田汉《获虎之夜》中的父亲魏福生粗暴地阻扰自己的女儿莲姑与情人相爱，结果造成人间悲剧。鲁迅《伤逝》中的父亲有着“烈日一般的严威”，为了反对女儿的婚姻自主，竟残忍地把女儿逼上绝路。总之，“五四”作家们着力揭示了叛逆的儿子们和“父亲”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试图通过对父权的批判来揭露和颠覆封建正统文化。可见，在审父的外衣下却隐含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弗洛伊德曾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但是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父子斗争的性质必然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内容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是同质的，有时这种差异是异质的。
北岛在《城门开》中写道：“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还有一件事，是1999年北岛父亲母亲去美国与他团聚时无意中说起的。当年“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北岛回想到二十世七十年代初自己刚开始写诗时还曾拜访过冰心老人，老人对北岛的习作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甚至对北岛的一首习作《因为我们还年轻》还写了一首和诗《我们还年轻》。想到这里，他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
其实，他父亲监视、汇报别人，别人也在窥测他父亲。他父亲单位的一位居心叵测的党支书就借与小孩子打乒乓球的机会向他了解他父亲的言行，调查所谓的无声手枪问题。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这让幼小的赵振开感到恐怖。
二、北岛与遇罗克
1965新学年开始，北岛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的名校--北京四中高中。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就憋着劲儿上四中了，可惜大意失荆州，没考上，让他在北京十三中初中部蹉跎了三年。如今总算“猪八戒掉进泔水桶--得其所哉”。
入校以后他却感到压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他那小心眼儿里反复说，这不正常，这不正常。
北京四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它建于清朝，在解放之前名声就很好，解放后更是著名的重点中学，校名是郭沫若题的。“文革”前学校中拥有的特级教师的比例很高，高校升学率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加上离中南海又比较近，许多高干子弟就被送了进来。周恩来的养子，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永、薄熙成、薄熙来，彭真的两个儿子，还有在“文革”中出了不少风头的贺龙儿子贺鹏飞，都是四中的学生。北京四中不是纯粹的贵族学校，但是有很多高级干部走后门把子弟送进来，形成了高干子弟比较多的局面。四中内外一个流传甚广的“佳话”，就是邓颖超从中南海步行到四中来开家长会。
这种特色使得北京四中在“文革”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些权贵子弟，构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老红卫兵的骨干。“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穿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不是只有北岛才有这种感受。遇罗克、牟志京等众多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中国人，都非常现实地感受到这种鸿沟的存在。
遇罗克，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1966年7月，他写作《出身论》，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京《中学文革报》的主编是牟志京。牟志京是北岛在北京四中的同学，比北岛高一年级，后来成为朋友。但这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根据。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王秋琳的到来，缘于苏双碧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这是“文革”后第一篇要求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二十四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
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五十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三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二十四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部门转来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还历史以真实！”带着这种信念，北岛写出两首诗，献给因说了些真话而被杀害的遇罗克。其中一首名为《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般的弹孔中
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诗人以遇罗克的口吻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然而，这位只想争取做人权利的青年人却死在“四人帮”的枪口下。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向专制淫威屈服，敢于挺身战斗的英雄。在十年动乱的白色恐怖中，相当多的人在刽子手跟前跪倒了，但遇罗克没有。“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这几句诗形象地勾勒出烈士倔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诗的结尾十分巧妙，既富于哲理意味，又极具色彩对比的震撼力。漆黑的夜幕、狰狞的弹孔、殷红的鲜血、黎明的曙光……通过不多的几个意象，传达出诗人丰富而紧密的联想：罪恶的子弹夺去烈士的生命，但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必将战胜黑暗，带来黎明的灿烂霞光……
另一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像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面对遇罗克，诗人在真诚地忏悔。“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承认了自己的怯懦；是英雄的感召，使诗人作为替补者站到了一个空缺的战斗位置，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挑战刽子手固然是一种英雄主义，战胜自我承认怯懦难道不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北岛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新型的英雄观。既为了大众，又忠于自己，既富于牺牲的勇气，又渴望平凡地活着，这便是“没有英雄的时代”的英雄。
三、北岛与《今天》
1978年年底，北岛同诗人芒克筹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1979年3月，《回答》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从此，北岛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诗坛，也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北岛并不是1978年才写诗，也不是1976年“四五”运动时才写诗，应当是1972年前后，起因是郭路生和“白洋淀诗派”。
“1970年春天，我从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和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去颐和园后湖划船，那时北京人都快走光了，颐和园非常安静。一个同学站在船头朗诵诗。我听了不禁问，是谁写的？是郭路生（笔名食指）的。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呀！我被其中的迷惘深深触动了，好像从冬眠中醒来。就在那一刻，我暗自下了写新诗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北岛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他为什么写诗，他都说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郭路生，笔名食指，祖籍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三庙乡程庄寨。他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1948年11月21日，天气特别寒冷，他的母亲在山东阳谷县行军路上生下了他，母子俩被送进军区一所流动医院才保了母子两条性命。因为这个缘故，父母给他起名叫“路生”。
郭路生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诗人。十岁时就写过一首充满稚气的“现代诗”：“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日子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1964年在西城区教育局办的文化实习班学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时，认识了牟敦白，以后便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了“边缘性接触”。后来郭路生的代表作《相信未来》中的关键词“相信未来”就出自张朗朗。1965年夏天，郭路生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高中，同年入团，但不久就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差点被“退团”，后经其父和区有关部门“过问”，学校才恢复了他的团籍。多年之后，他的高中同学回忆此事说：“他为人耿直、充满激情，而且太人性化，况且在那样严峻的阶级斗争年代，表现得有些固执，毫不随波逐流，因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相融，很碰撞，从而损伤了自己。”“那时（他）就经常谈论普希金、裴多菲的诗……因而受到当时组织上的非议……”
1967年夏天，一个由老红卫兵自发组织正在筹建当中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话剧团”，正在排演由郭路生、姜昆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的话剧《历史的一页》。这部剧的内容不值一提，倒是它的主创人员可圈可点。姜昆不用说了。李平分后来是电影《大决战》的编剧之一，当时与郭路生是邻居。对郭路生来说，由于这个剧，他认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他向后者表示自己很想认识诗坛前辈何其芳，并打算当面请教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要知道，当时的何其芳可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黑帮”分子，别人避之犹恐不及，而这位痴迷诗歌的郭路生却主动上门拜师学艺。
何老待客十分认真，到了约定的日子，早早换好衣服，还特意准备好茶点。虽然郭路生当时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可何老却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从新诗的创作、发展乃至诗歌的韵律、语言及郭路生提出问题，都一一做了认真细致的解答，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此，这一老一少两个时代的诗人结成忘年交。郭路生经常去何家，把自己写的诗带给何老看。而何老每次都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多次劝郭路生好好学外语，一门不够，要多学几门，为的是能够直接读外国诗歌原文，这样才能更直接、更准确地体会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原意。
1968年，是郭路生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现在保留下来的诗作有近二十首。当时，许多思想活跃的文学青年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包括郭路生）。张朗朗在逃离北京时，为表明心迹，在一个本子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受此启发，郭路生创作了《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浓缩了许多人共同的心路历程，困境中对远方的瞩望、秋水般明澈的风格，直接启示和影响了北岛等朦胧诗人。
“白洋淀诗群”是造就北岛和“今天”诗人的又一诱因。
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岳重（根子）、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张建中（林莽）、宋海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特别是白洋淀大淀头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了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
《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
“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面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贴在“民主墙”，同时还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张贴。
北岛回忆当年时说：“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北岛最有名的诗作是《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回答》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发表在1978年12月23日《今天》的创刊号上。全诗共7节。第1、2节，是对人类生存世界的黑暗体验并由此产生质疑。在诗中所描绘的、某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卑鄙使有的人拥有身份的认可，而这正好是高尚者的丧歌。“镀金的天空”喻示着以辉煌的表象掩盖了一个时代真正的黑暗，到处是歌功颂德，到处是粉饰太平，人性被扭曲成“弯曲的倒影”四处凋落。这句诗表达了诗人对那个荒谬的时代和邪恶历史的强烈批判。诗人在世界的混乱与无序中，保持着清醒的痛感，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提出了疑问：“冰川纪过去了”，“好望角发现了”，这个世界明明已经经历过巨大的变革、阵痛，一个旧时代曾被庄严地宣告死亡，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和“千帆相竞”的“死海”的现实，依然显示着诡异和不公正？
接着，诗人用象征的笔法描绘了当时冷漠、混乱的社会，继而再从客观的描述转为以主观的“我”为抒情的主体，对那个无序、混乱、变态的社会提出否定和质疑，“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一个充斥着盲从的时代，他大胆地提出怀疑，树立了一个无畏的思想斗士形象。这是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的战斗呼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在黑白颠倒，鬼魅横行的日子里，诗人怎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呢？怎能不怀疑、不愤慨呢？在这激愤的怒吼中，我们可以听到诗人对真理与正义勇敢追求的心声。
在6-7节中，表达了这个傲岸的诗人的奉献精神与豁达心胸。这里，“海洋的决堤”、“陆地的上升”，都是以自然界恢宏阔大的沧桑变迁，喻示人类历史的涅盘和新生。“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代表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尽管十年动乱使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但诗人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这首诗里丝毫看不到任何撒娇的痕迹，只有愤怒和反抗的挑战之声。曾经撒娇和哭闹的共和国同龄人，如今喊出了独立的、自我的声音。作为一代人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已然拥有了自己的原则和信条，那就是“怀疑”，是说出“我不相信”的勇气和能力。北岛的这些带有“怀疑主义”倾向的诗歌，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
北岛那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震撼了他的同代人的诗，刀锋向外，诗的血性和韵律，非常突出。当然，时过境迁，北岛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过反省。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北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这些诗歌，真的有朦胧而晦涩的感觉。九十年代以后的北岛诗不再易懂，在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在对母语环境的疏离与反观中，北岛变成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诗人。他不再是伤痕累累的雕像般的“我们”，他只成为了他自己。
四、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
放眼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应该说北岛的诗歌成就与郭沫若、艾青相比毫不逊色，也能与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前辈的成就相媲美。可以说，北岛是代表了从“五四”时代直到新时期这近一个世纪中国新汉语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想从这一段时间跨度上选择一位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予以表彰，北岛无疑是最佳人选。
然而，当北岛1985年第一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时，国内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士恐怕都大为惊咤。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北岛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崭露头角的诗人还不能算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大师名家，中国当代文坛中能够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可说是寥若晨星，到目前为止，能成为候选人的中国作家也莫过于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艾青、王蒙等少数几位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不会想到北岛也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行列之中，更不曾料到，自此以后北岛竟连年成为候选人，并且成为中国作家中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列次数最多的人。
北岛这一代诗人对于中国诗歌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们恢复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存在。在很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诗神一直是沉睡的。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首诗：“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县。”一周之后，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还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可怜，这就是当年中国诗歌的“女神”！
他们初步恢复了诗人作为“个体思想者”的身份和权利。人们发现，多年来在中国官方文学中屡遭排斥和批判的“小我意识”并非是什么洪水猛兽般的毒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健康的、思想正常的人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应有的权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走红的大诗人贺敬之的颂诗中，“我”作为一个词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但实际上，这个“我”就如何其芳说的：“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在《放声歌唱》里，对于党和祖国来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的保留：“关于：我--/我自己。/啊，/“我”，/是谁？/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我啊，/一个人/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提起？”在“自我”问题上，贺敬之背叛自己的老师马雅可夫斯基。在马雅可夫斯基心目中，“我”不仅仅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生命个体，是不能随意地加以吞并和整合的。马雅可夫斯基说：“我只有一张面孔，它是脸，而不是风向标。”
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启迪读者：诗是高度心智劳作的结晶，是讲求艺术底蕴、思想深度和文字技巧的，诗不再是文盲们农闲时围坐村头、随说随胡乱找辙压韵的顺口溜游戏。
而在这一贡献中，北岛无疑是最突出的。
据媒体透露，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争夺战是在北岛与俄国流亡美国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之间展开的，当然，最后是约瑟夫布罗茨基胜出。应该说，北岛第二次没有能捧起诺贝尔文学大奖，其原因大概是较之第一次来说，遇到了更强的对手。约瑟夫布罗茨基是美籍犹太裔诗人，1972年被逐出苏联后才加入美国籍，从此，他的诗名远播全世界，很快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出现，致使北岛再度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1993年10月初，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即将宣布本年度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消息之前，瑞典新闻界的观察家对本年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只看好四个人：比利时的诗人和剧作家H可劳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叙利亚出生的黎巴嫩诗人艾姆德赛尔德以及中国的北岛。据说每年角逐文学奖的候选人至少有几十人甚至一二百人，而作为北岛能进入前四名的行列，应该说也是对北岛创作的肯定。
在这四位作家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北岛有望获奖。北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旅居国外后，与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接触较多，尤其与评委中精通中文的马悦然教授交往甚笃。此前，马悦然还将北岛的诗译成瑞典文出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入选作家必须是瑞典读者熟悉的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对作家的偏爱，以及作家在瑞典读者中的影响，也是作家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条件。北岛相对于过去其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在这方面优于他们。因此，不少人认为他此次获奖的可能性很大。但由于他总是遇到比他强得多的对手，加之他毕竟在评委中也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最终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
2000年，北岛又因有可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际上许多传媒关注的人物。据西川说，一家欧洲新闻机构和一家亚洲报纸都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向他询问北岛获奖的情况，直到诺贝尔奖公布前的五个小时，这两家媒体再度将电话打到西川的家里，告诉他得奖不是北岛而是高行健。有人说，北岛此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委马悦然特别喜欢高行健的作品。
北岛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评选出来的一个奖，资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除了它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北岛对诺贝尔文学奖放低姿态是明智的选择。其实，北岛更应该注意的是自己的转变。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流亡札记》中针对流亡作家说：“如果他由于被放逐或自己的决定而发现自己正在流亡，他便脱口说出他的愤怒的感情、他的观察和省思，把这视为他的职责和使命。然而，其严重性在祖国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东西，在国外却没人关心，或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会引发兴趣。因此，一个作家会注意到他无法对那些在乎的人说，却可以对那些不在乎的人说。他本人逐渐变得习惯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而他对祖国日常生活的了解，则从实体性的变成理论性的。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处理同样的问题，他的工作就会失去所获得的经验的直接性。因此，他必须要么使自己枯竭，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变。”我们期待北岛在今后能实现自己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