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在中国谁最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第十二章李敖的狂言
第十二章李敖的狂言
题图：李敖像
李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李敖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曾有“五百年内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还是李敖”的狂言。其著作甚多，主要以散文和评论文章为主，《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有《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胡适评传》《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上下古今谈》《李敖文存》等著作传世，近年出版的有《李敖的情话》《蒋介石研究文集》《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议坛哀思录》《李敖有话说》等，总共一百多本著作，而李敖前后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历史记录。
李敖的作品以文字尖锐辛辣、批评不留情面著称。例如他曾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这些措词严厉的评价在学界和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同时也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以嬉笑怒骂为己任，遭他抨击责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三千位，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有人说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无顾忌地骂谁”。的确，多年来，他与台湾当局一直政见不合，对台湾时政一直进行抨击。他骂过国民党，骂过李登辉，痛斥过台独，也攻击过陈水扁。正是因为“狂言”，他曾坐过两次牢，时间长达六年多。
一、生逢乱世，颠沛流离
李敖1935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哈尔滨，祖籍本是山东潍县，后来因为他爷爷闯关东到了吉林，遂改为吉林省扶余县。
据《李敖回忆录》称，他的远籍是云南乌撒，在明太祖洪武年间才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布衣，在潍县五百年，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一直安土重迁，直到他爷爷这一辈，才发生了大变化。
李敖的爷爷名叫李凤亭，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与母亲一起讨饭，母亲不幸被恶犬咬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自然也随着“下关东”了。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构成极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人“去西部”一样。
李敖的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的，他的一生，充满了变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经历复杂。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最令李敖扬眉吐气的是他爷爷的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爷爷做流氓的时代。一天在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个赌棍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急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输了，就要以肉赔肉。某赌徒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庄家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一下震住了那赌徒。
二是他爷爷七十多岁以后，和大儿子一家住在郊外。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屋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李敖的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李家入关，最后运到故都。若非不便搬运，也许还会带到台湾去呢。李凤亭虽说比不上独退曹兵的张翼德，但在李敖看来也颇有几分神勇。
到李敖的父亲这代，李家的家风变了。李敖的父亲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那时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鼎彝1926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被聘为某中学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
当时的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李敖的爷爷。而李敖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灵验。
李鼎彝回东北时，东北正处于它的历史黄金期。但“九一八”事变后，广袤的黑土地尽陷敌手，老百姓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为不做亡国奴，李鼎彝决定率全家迁到北平。当时全家计有爷爷、奶奶、姥姥（外婆）、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姑、老姨、大姊、二姊、三姊、四姊、李敖，再加大爷和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这样一大家子南迁关内，可谓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可是到北平后不久，又发生“七七”事变，国民党又弃人民而逃。李敖一家在关内又做了亡国奴。李鼎彝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
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活动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武装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实际军事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伺机”之中，李鼎彝当时就是马占山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在北平，李敖一家十几口就住在姥爷的一位亲戚名叫沈铭三的一处住所，在东城灯市口附近的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从内务部街东口，向左转，是朝阳门南小街，再向右转，是新鲜胡同。这里有座小学，就叫新鲜胡同小学。1942年，七岁的李敖走进了新鲜胡同小学。李敖出身于读书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少的，李敖在学校的成绩自是骄人。1946年7月，李敖念完四年级，就是“初小”毕业，获得一张文凭。这是李敖平生第一次得到文凭。李敖从小爱书。在新鲜胡同小学念书期间，最引起李敖兴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非常惹人爱；另一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一排排整齐摆着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升入五年级以后，李敖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六年级的时候，他被选为班上自治会主席，又当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被选为“模范儿童”，他还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和藏书室。1948年李敖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毕业了。他报考了两个中学。李敖的二姐李珣说：“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差一点就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过了暑假，李敖进入北平第四中学初一年级。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局面江河日下，北平岌岌可危。李敖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全家分成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先到上海打前站，安排立脚之处。他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上海监狱的对面买了一所房子，是一楼和二楼，三楼是六叔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和一位老佣人第二批乘飞机走。我和三姐和四姐是第三批，为了省钱，改乘轮船。1948年冬天，我们三人由五叔陪同，先去天津，路上第一次看到战乱下苦难的百姓和满目疮痍的大地。大姐上了大学，而且刚刚被选为‘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她们两人为第四批，晚一点走。不想，这一‘晚’，就‘晚’到出不去了，以至跟全家人到九十年代才得相见。”李敖如是说。
这时李敖生活的又一个转折，从生活优越的“少爷”一下跌落下来，然而李敖还是坦然面对，他在书里寻找慰藉。虽然到了上海，全家十九口人，没有一个找到职业的，但是父亲还是极力支持他的学习。在上海那段日子里，李敖专心念书，没有任何娱乐。李敖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几家书店，李敖买了不少书。这构成李敖藏书的一大部分。在上海动荡的日子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令李敖震惊，心寒。
他们一家于1949年5月11日又不得不搭轮船离开上海，“逃到”台湾。这次仓皇“出逃”时，李敖十四岁，带着个人的藏书五百本。李敖如此的视书如命，确实让人感动，他的思想来源于他读书汲取知识后的一点一滴的积淀、发酵。变迁的经历对李敖以后敢说敢做、疾呼人民的心声，是有很大影响的。
到了台中，李敖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艰难了。可是他还是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在父亲供职的台中一中读书。在家里，他也是有特殊的待遇，一家九口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李敖一人独享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在这小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里居住的十三年，李敖勤奋读书，辛苦写作，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李敖的成绩还是一贯的保持优异，参加各类演讲、辩论、作文比赛屡屡获奖，还将奖金用于买书。除参加各种比赛，李敖高一时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
1953年他十八岁，念了十几天的高三，就自愿休学在家。北大毕业的父亲，发扬北大精神，支持他休学。于是李敖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回顾成长过程时，李敖深有感慨地说：“我有这么好的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读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
李敖提到，他最难忘的老师就是严侨（高中时的数学和生物老师）。引起李敖更大兴趣的是严侨有一位显赫的祖父--严复。在一次专题演讲中，严侨竟然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应译为“演化”。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给李敖留下抹不掉的印象。然而，严侨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务”，他也曾深深地影响李敖，甚至李敖梦想跟他回大陆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在李敖十八岁休学在家时，严侨被捕，梦想也破灭了。在中学时期，李敖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钱穆。此时，李敖在思想上很接近钱穆。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相见如故。钱穆还向李敖解答研治国学的方法。但是，有想法、个性强的李敖最终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了。对钱穆，我终于定论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于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真是怪事！”
1954年暑假，李敖以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招考试，这时他十九岁。虽然李敖各科成绩不错，但是数学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软肋，每次考试都要拉分数。这次也不例外，致使李敖与他的第一志愿--台湾大学中文系--因几分之差而失之交臂。最终阴差阳错间，李敖进入台大的法律专修科。但是李敖志在学文不在习法，没考入台大文学院心有不甘，于是决定重考。但学校规定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除非先自动退学。李敖终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结束了在法律专修科学习的二百八十七天的日子。但是在法律专修科呆了接近三百天，于李敖也不完全是一种损失。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学理论，论辩起来，不逊色于一名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词严，教人无法驳倒。
退学后，由于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为他恶补数学，结果李敖重考大学时数学考到59分，如愿以偿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并且是成绩名列前茅。
二、台大长袍怪
进入台大文学院的拱门，感受到比较自由的气氛，李敖一度感到很满足。可是，很快李敖失望了，觉得学院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他认为大学的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混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在当时就对大学的教育有这样的见解和态度，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以致大学四年的成绩平平。
大学时代的李敖，一袭长袍成了他的“标志性装束”。有人曾列举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首就是李敖这个长袍怪。他自己曾骄傲地说过，在台大，要说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校长钱穆，就是他李敖了。没有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位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愿意做聋子。
在台大，当时穿长袍的人不少，但只有李敖独享“长袍怪”的美称。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天一件旧长袍不离身。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就坚持不下去了，也得破例地“夏威夷”一番。盛夏的一天，夏教授见李敖这小子仍穿着黑大褂，特地绕到李敖面前，一声不响地盯着李敖好一阵，摇摇头，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还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对他说：“李敖，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
李敖望着她那一副救世精神的脸蛋，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女孩似有所悟，一句话没说，黯然离去。
李敖之怪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火热的夏季里，姐妹们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李敖却整天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着裹腿。要他穿短裤，他居然说，那会露着大腿，有伤风化。
有时李敖又很“时尚”。1955年4月27日，李敖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父亲就去世了。李鼎彝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有两千人参加了公祭。那时李敖受胡适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孝子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给前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把这一套全改了，并且当众一滴泪也不掉。台中市一中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委婉地劝他：“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谁知李敖反唇相讥：“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陪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先生顿时语塞。
在台大，令李敖一生感恩难忘的是辽金元史专家姚从吾老师。姚从吾（1894～1970），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他留学德国，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口音。最可笑的是他讲课时老爱用手揉搓自己的大肚皮，自称兄弟。闹得一班女生下了课乱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啊！”
姚教授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据说，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赶上解放军攻打开封，便化装成一老农，从乱军中逃了出来。其实，姚校长根本不用化装，天生本色就是一副农民相。
姚从吾在大陆时本是铁杆国民党，并曾奉命组建中国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但到了台湾，他居然拒绝办理国民党归队登记。李敖对此很表佩服。
姚从吾教授在李敖大二时教《辽金元史》，大三时教《史学方法》。大四时指导李敖写论文。在学问上，姚从吾对李敖的影响有限，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李敖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其一生感恩难忘。李敖永远感念姚教授的人品：与人为善，不耻下问，赏识李敖，全心全意地帮助李敖这个学生。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
长期会（台湾学术机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简称）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助此人“月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给他回信，并送给他一千元钱。为此事，姚先生还在一天之内，给李敖的同班好友萧启庆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了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我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一、兼任助理遭受意外的挫折；二、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三、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四、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姚先生是李敖的老师，又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李敖与胡适的相识当出于姚先生的引荐。其实不然。李在北平念初一的时候，就久闻学者胡适的大名，到台湾台中一中时，便借阅了《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了《胡适文存》一、二集，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讲演，头天李敖在火车站见到胡适，并当面递给他一封信。这是李敖认识胡适的开始。
1954年，台湾大学《这一代》杂志的编辑向李敖约稿，李敖写了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结果编辑有顾虑，没采用，退了稿。三年后，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发表了李敖此文。
又过了一年，胡适从美国回台，约台大学生李敖见面，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还透露说，李敖的那篇文章，雷震特别写信向他推荐过。
其实，李敖在给姚教授写长信之前已经写信给胡适--胡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发生而已。
这封信是十月六日写的。胡适收到信后，在七日夜即复信给李敖：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1961.10.7夜
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那一千元的支票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虽然是他父亲的老师，但胡先生早已忘记了李鼎彝的名字。他对李敖的赏识纯粹出于李敖的治学天才和成绩。他有眼力看出李敖是有潜力的。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人，胡先生的确跟别的老先生不一样。
李敖在“双十节”那天没有到胡适那里玩，而是写了五千字的长信给胡适，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包括跟地下共产党严侨老师的关系，以及后来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十分感人。胡适收到信后，也深受感动，拿给了好几个人看。结果在胡适死后，某小人便将这信公诸于世，当然，矛头是冲着李敖的。但李敖是“匪谍”，胡适也脱不了干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位文化名人，但同时他又是位悲剧性人物。抗战时期，他担任驻美大使。抗战胜利，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到台湾后，他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常请他用餐，咨询国事。看似风光，其实，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围剿”。胡适在台湾，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被国民党视为政治异己者予以提防和压制。而在大陆，早在中共建国之初，胡适即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个中原委，殊堪玩味。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谈话。谈话中有这么一句，“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于是，几乎台湾所有顽固势力发动了一场对胡适的大围剿。某教授在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著文大骂“胡博士之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某党棍在自己主办的政治性刊物上，用尽所有下流语言辱骂这位海峡两岸共同称为“洋奴”的胡适。
胡适的性格，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定型了；老年的他，自然愈加深沉。面对如此一片辱骂、指责和叫嚣，他采取不理会、不答辩的态度。他的朋友和门徒也像他一样沉默，没有人敢贸然出战。
这时，李敖站出来了。1961年年底，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此文肯定了胡适先生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上的贡献，在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上的贡献。“胡适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但同时，李敖也认为：“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寸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对胡适不敬甚至讥讽的地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认为是卫护胡适的文章，但文章有些地方直言无隐，如说胡适给女弟子关窗户以示体贴，当女学生疯狂追求他的时候，也绝不动心之类。胡适看了，十分不快。据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中记述，胡适对杨说李敖这篇文章：“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
胡适为此还专门给李敖写信，可是信没写完人就死了，胡适死后一群亲朋好友把他“垄断”，这封信也就被扣押下来了。直到三十六年后，李敖才得见这封信的影印件。在信里，胡适指出李敖文章多处“失实”：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去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后来，李敖在其《快意恩仇录》里对这些“失实”一一作出了回应，他说的都有出处，是胡适记错了--可是，驾鹤西去的胡适已不能知道了。
三、强烈的反叛性
翻开李敖的历史，可见他一直都在“压迫”中生活：出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少年时生活在中国最动乱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到了台湾后，又深受国民党的压制……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父母姐妹又把他宠坏了，给了他一个宽松、放任的小环境。因此李敖的性格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叛性。
李敖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反独裁、反传统、反“历史”上。
反独裁，对李敖而言，就是反国民党，反蒋介石。李敖一生都在与国民党斗，三次入狱，被禁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堪称世界纪录。李敖的政治杂文绝大多数是反国民党的，以杂文集《横眉对乱世》《黑夜的思索》《斗士与镣铐》等为代表。如《选他做皇帝算啦》中说雷啸岑，“故国大代表，他平日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日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借雷啸岑口得出独裁统治者的面目：“大凡想亲自出马，做一国领袖者，基本上都有一种奉天承运的封建气象，‘天生德于予’，想当上现代皇帝--总统，以解决想当皇帝的需要。”李敖批判国民党腐败，在《国民党下班了》中用幽默的语言道：“别以为还有什么国民党吧，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下班后，抱住老婆，或被老婆抱住；抱住小老婆，或被小老婆抱住……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李敖独自与岛内当权者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历程。在蒋氏当政时期，在自己的书一出即被禁的情况下，他接连推出了五本《蒋介石研究》，毫不留情地揭露蒋氏卖国内幕。他还写了两本书批判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判李登辉。对于当权的国民党和后来的民进党，他均有批判性的“大书伺候”。如此激烈地批判当代当权者，并且能够安然存在于他们的势力之下，这在整个历史上也堪称罕见。
在李敖的“反叛”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李敖有李敖的一套思想，生性孤傲，因此也从不被所谓“道德”的教条束缚，练就了常人没有的独到的观察社会的眼光。由于他天生的反叛性格，致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有人评价说：“李敖在其作品中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姿态对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的某些负面东西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挑战与批判，并以其作品及人格为自由、民主、人权作出了牺牲和指明方向的贡献。”他在《传统下的独白》自序中说：“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在台湾，百姓对佛教、道教的神是极为尊重的，而李敖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神仙也要小便的》加以讽刺。他说：“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时刊出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克力斯的小便图，证明神仙也要小便的。”又说：“在中国古书中，神具人质，在形状方面，实在不如洋鬼子的明确。古书中有‘天体无形，人所不睹’的话，又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话。”他又引用《诗经》中《生民》一诗曾写过“皇后级的”姜嫄，踩上一只大脚印而得到神胎的故事，说明：“可见中国人的上帝自是有形的，不然何来大脚印？问题只是不见首尾而已。但是此公既有脚，自然有四肢，有肛门，有那话儿……自然要大便，小便……依理自推，不在话下。”李敖最后得出结论：因为神具人质，所以神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吃喝拉撒睡--神并不是那么严肃，严肃的那么高不可攀，严肃的连尿也撒不得。
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有他反叛传统的老人权威的《老年人和棒子》、反叛传统的婚姻与爱情观的《张飞的眼睛》、反叛传统的清教式礼仪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甚至反叛传统的医疗知识--《修改医师法，废止中医》。这一连串反叛传统的姿态，既让既得势力者大为跳脚，也让李敖短时间内升起成为许多年轻人--那些也想反叛却又怕被旧势力惩罚压垮的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反讽的是，李敖虽然经常用“文学”来称呼自己的作品，他的“文学”却和胡适一样，声言要反叛传统，但一直停留在“前现代”的阶段。因为他和胡适一样，缺乏像鲁迅那样看清人类存在的阴暗无奈的能力。于是他在传统里的独白，成功撕毁了传统的假面，却不曾带进真正现代的丰富语汇与深层意义。
李敖是历史科班毕业，不可能不懂历史，为什么说李敖反“历史”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官方为了政治需要所做的“历史定论”。李敖反对它，恰恰是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他的名望在大陆是不可指责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对李敖进行过专访，透过以大陆为主要传播市场的凤凰台，首次面向大陆观众。约两亿大陆观众也见识了这位在台湾和海外备受争议的大作家的风采。李敖言词的犀利、知识的渊博，和他笔触锐利的作品一样，在大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专访中，主持人问李敖怎样评价鲁迅。李敖说：“我父亲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我对鲁迅的评价同大陆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在大陆是过分被炒作了。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这样讲过。鲁迅写《阿Q正传》这些东西蛮好，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挺了不起。可他那些杂文其实并不好……第一个，他用的是日本文法，是从日本转过来的中文，那个中文很别扭。第二呢，他的情绪语言太多，把情绪语言抽走以后就没有资料了。你看我的文章，我也骂人，但把情绪语言抽掉后下面是资料。就像一盘菜一样，你把辣椒抽走后下面是肉。懂我意思吗？鲁迅显然不是的。我认为鲁迅在这方面是过分被高估了。事实上鲁迅直到死，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现在我们查出纪录来，还拿中央研究院的钱……”这就是李敖，特立独行，以自己的眼光剖析历史。
四、李敖与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过去一直是被台湾当局打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几乎被台湾人遗忘的作家。然而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说明他是一位受世界关注的作家。
2000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据说在2000年初，李敖接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评委会接受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他是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获提名的。台湾不少报刊称，他是台湾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这一消息传出后，当时的台湾新党还为李敖举行了他的新作发行会，同时庆祝他的英文版的《北京法源寺》一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敖这次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主要是由台湾东吴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者向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出推荐的，在推荐的同时，还派专人翻译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李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狱中创作的。整部小说以清末的戊戌变法的史实为题材，描写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中华民族的进步知识分子，力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对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进行变革。该书还将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了复兴中华奋力追求、深刻探索的奋斗历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歌颂他们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强而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的同时，还展现了他们如何同腐朽的清王朝保守势力斗争的英勇事迹。
李敖自己曾经说过，《北京法源寺》一书描写的时代，和台湾今日腐败相去不远，并希望借助此书，让读者明白，“台湾再这样搞下去，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改良，最后终将沦为一空”。
《北京法源寺》一书，作者采用了与传统的小说不同的写法。李敖写这部小说时，既像是写历史专著，又像写批判性的杂文。有人说，正是“李敖写了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他才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过小说思绪蓬勃、意气风发，思想性好，倒真是大优点。可是单从文字讲，这篇作文到了中学教师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扣分的。故事情节，有如醉酒，东一步西一步，踉跄不稳。人物性格，苍白无力，谈不上丰满，个个都是薄薄的驴皮影。另外，作者亲自上讲台、操教鞭，大讲其课，缺乏把道理渗透到情节中的功力。
一部《北京法源寺》，倒是让人看到李敖的历史功底。李敖先生说他感到兴奋，因为他不是只写写“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他替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大人物写故事，他绕着几个重要的主题打转，表达他的思想，完成了这部史诗式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姑且不论受提名其实离得奖还很远这个事实，总之这次提名对李敖这位在台湾住了五十年还可以仅凭资料就把中国种种写得那么详细的作家而言，是一种肯定，而且他似乎还挺乐意接受的。
在《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中，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对话，围绕出世、入世等等充满佛理的观念打转，其实是充分展露李敖知识的渊博，对佛学的钻研，以及他对出家人的态度。《北京法源寺》里面引经据典的部分很多，考究诗文、佛法的地方也着墨颇深。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的以往历史，作者也颇有研究，比如小说中提到中国人以龟壳卜卦的部分，小说里头是这样写的：“……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龟是长寿的动物……”又比如：“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还有婆婆经、妈妈经的部分：“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
有记者曾问李敖：当你正式接到诺贝尔奖审核小组通知，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的心情如何？他回答说：“心情是复杂的，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觉得出了小小一点恶气。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考验评委会，颁奖颁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他还曾对记者说：“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的，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尽管李敖自视甚高，不把一应文学大师巨匠放在眼中，口出狂言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写作白话文之翘楚。但在台湾文艺界，人们对他不以为然，尤其对他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有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他在中国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能说是一个在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但不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另外，从他的作品来看，单靠《北京法源寺》一书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其材料还显得有些单薄。况且，《北京法源寺》这一部小说在国际上有多少译本？在世界上有何影响？似乎还很欠缺。一个在世界文学领域默默无闻的作家，要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似乎难有可能。
李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李敖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曾有“五百年内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还是李敖”的狂言。其著作甚多，主要以散文和评论文章为主，《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有《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胡适评传》《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上下古今谈》《李敖文存》等著作传世，近年出版的有《李敖的情话》《蒋介石研究文集》《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议坛哀思录》《李敖有话说》等，总共一百多本著作，而李敖前后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历史记录。
李敖的作品以文字尖锐辛辣、批评不留情面著称。例如他曾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这些措词严厉的评价在学界和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同时也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以嬉笑怒骂为己任，遭他抨击责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三千位，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有人说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无顾忌地骂谁”。的确，多年来，他与台湾当局一直政见不合，对台湾时政一直进行抨击。他骂过国民党，骂过李登辉，痛斥过台独，也攻击过陈水扁。正是因为“狂言”，他曾坐过两次牢，时间长达六年多。
一、生逢乱世，颠沛流离
李敖1935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哈尔滨，祖籍本是山东潍县，后来因为他爷爷闯关东到了吉林，遂改为吉林省扶余县。
据《李敖回忆录》称，他的远籍是云南乌撒，在明太祖洪武年间才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布衣，在潍县五百年，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一直安土重迁，直到他爷爷这一辈，才发生了大变化。
李敖的爷爷名叫李凤亭，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与母亲一起讨饭，母亲不幸被恶犬咬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自然也随着“下关东”了。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构成极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人“去西部”一样。
李敖的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的，他的一生，充满了变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经历复杂。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最令李敖扬眉吐气的是他爷爷的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爷爷做流氓的时代。一天在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个赌棍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急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输了，就要以肉赔肉。某赌徒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庄家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一下震住了那赌徒。
二是他爷爷七十多岁以后，和大儿子一家住在郊外。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屋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李敖的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李家入关，最后运到故都。若非不便搬运，也许还会带到台湾去呢。李凤亭虽说比不上独退曹兵的张翼德，但在李敖看来也颇有几分神勇。
到李敖的父亲这代，李家的家风变了。李敖的父亲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那时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鼎彝1926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被聘为某中学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
当时的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李敖的爷爷。而李敖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灵验。
李鼎彝回东北时，东北正处于它的历史黄金期。但“九一八”事变后，广袤的黑土地尽陷敌手，老百姓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为不做亡国奴，李鼎彝决定率全家迁到北平。当时全家计有爷爷、奶奶、姥姥（外婆）、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姑、老姨、大姊、二姊、三姊、四姊、李敖，再加大爷和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这样一大家子南迁关内，可谓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可是到北平后不久，又发生“七七”事变，国民党又弃人民而逃。李敖一家在关内又做了亡国奴。李鼎彝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
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活动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武装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实际军事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伺机”之中，李鼎彝当时就是马占山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在北平，李敖一家十几口就住在姥爷的一位亲戚名叫沈铭三的一处住所，在东城灯市口附近的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从内务部街东口，向左转，是朝阳门南小街，再向右转，是新鲜胡同。这里有座小学，就叫新鲜胡同小学。1942年，七岁的李敖走进了新鲜胡同小学。李敖出身于读书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少的，李敖在学校的成绩自是骄人。1946年7月，李敖念完四年级，就是“初小”毕业，获得一张文凭。这是李敖平生第一次得到文凭。李敖从小爱书。在新鲜胡同小学念书期间，最引起李敖兴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非常惹人爱；另一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一排排整齐摆着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升入五年级以后，李敖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六年级的时候，他被选为班上自治会主席，又当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被选为“模范儿童”，他还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和藏书室。1948年李敖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毕业了。他报考了两个中学。李敖的二姐李珣说：“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差一点就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过了暑假，李敖进入北平第四中学初一年级。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局面江河日下，北平岌岌可危。李敖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全家分成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先到上海打前站，安排立脚之处。他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上海监狱的对面买了一所房子，是一楼和二楼，三楼是六叔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和一位老佣人第二批乘飞机走。我和三姐和四姐是第三批，为了省钱，改乘轮船。1948年冬天，我们三人由五叔陪同，先去天津，路上第一次看到战乱下苦难的百姓和满目疮痍的大地。大姐上了大学，而且刚刚被选为‘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她们两人为第四批，晚一点走。不想，这一‘晚’，就‘晚’到出不去了，以至跟全家人到九十年代才得相见。”李敖如是说。
这时李敖生活的又一个转折，从生活优越的“少爷”一下跌落下来，然而李敖还是坦然面对，他在书里寻找慰藉。虽然到了上海，全家十九口人，没有一个找到职业的，但是父亲还是极力支持他的学习。在上海那段日子里，李敖专心念书，没有任何娱乐。李敖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几家书店，李敖买了不少书。这构成李敖藏书的一大部分。在上海动荡的日子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令李敖震惊，心寒。
他们一家于1949年5月11日又不得不搭轮船离开上海，“逃到”台湾。这次仓皇“出逃”时，李敖十四岁，带着个人的藏书五百本。李敖如此的视书如命，确实让人感动，他的思想来源于他读书汲取知识后的一点一滴的积淀、发酵。变迁的经历对李敖以后敢说敢做、疾呼人民的心声，是有很大影响的。
到了台中，李敖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艰难了。可是他还是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在父亲供职的台中一中读书。在家里，他也是有特殊的待遇，一家九口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李敖一人独享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在这小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里居住的十三年，李敖勤奋读书，辛苦写作，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李敖的成绩还是一贯的保持优异，参加各类演讲、辩论、作文比赛屡屡获奖，还将奖金用于买书。除参加各种比赛，李敖高一时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
1953年他十八岁，念了十几天的高三，就自愿休学在家。北大毕业的父亲，发扬北大精神，支持他休学。于是李敖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回顾成长过程时，李敖深有感慨地说：“我有这么好的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读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
李敖提到，他最难忘的老师就是严侨（高中时的数学和生物老师）。引起李敖更大兴趣的是严侨有一位显赫的祖父--严复。在一次专题演讲中，严侨竟然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应译为“演化”。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给李敖留下抹不掉的印象。然而，严侨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务”，他也曾深深地影响李敖，甚至李敖梦想跟他回大陆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在李敖十八岁休学在家时，严侨被捕，梦想也破灭了。在中学时期，李敖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钱穆。此时，李敖在思想上很接近钱穆。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相见如故。钱穆还向李敖解答研治国学的方法。但是，有想法、个性强的李敖最终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了。对钱穆，我终于定论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于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真是怪事！”
1954年暑假，李敖以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招考试，这时他十九岁。虽然李敖各科成绩不错，但是数学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软肋，每次考试都要拉分数。这次也不例外，致使李敖与他的第一志愿--台湾大学中文系--因几分之差而失之交臂。最终阴差阳错间，李敖进入台大的法律专修科。但是李敖志在学文不在习法，没考入台大文学院心有不甘，于是决定重考。但学校规定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除非先自动退学。李敖终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结束了在法律专修科学习的二百八十七天的日子。但是在法律专修科呆了接近三百天，于李敖也不完全是一种损失。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学理论，论辩起来，不逊色于一名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词严，教人无法驳倒。
退学后，由于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为他恶补数学，结果李敖重考大学时数学考到59分，如愿以偿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并且是成绩名列前茅。
二、台大长袍怪
进入台大文学院的拱门，感受到比较自由的气氛，李敖一度感到很满足。可是，很快李敖失望了，觉得学院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他认为大学的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混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在当时就对大学的教育有这样的见解和态度，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以致大学四年的成绩平平。
大学时代的李敖，一袭长袍成了他的“标志性装束”。有人曾列举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首就是李敖这个长袍怪。他自己曾骄傲地说过，在台大，要说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校长钱穆，就是他李敖了。没有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位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愿意做聋子。
在台大，当时穿长袍的人不少，但只有李敖独享“长袍怪”的美称。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天一件旧长袍不离身。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就坚持不下去了，也得破例地“夏威夷”一番。盛夏的一天，夏教授见李敖这小子仍穿着黑大褂，特地绕到李敖面前，一声不响地盯着李敖好一阵，摇摇头，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还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对他说：“李敖，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
李敖望着她那一副救世精神的脸蛋，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女孩似有所悟，一句话没说，黯然离去。
李敖之怪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火热的夏季里，姐妹们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李敖却整天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着裹腿。要他穿短裤，他居然说，那会露着大腿，有伤风化。
有时李敖又很“时尚”。1955年4月27日，李敖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父亲就去世了。李鼎彝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有两千人参加了公祭。那时李敖受胡适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孝子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给前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把这一套全改了，并且当众一滴泪也不掉。台中市一中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委婉地劝他：“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谁知李敖反唇相讥：“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陪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先生顿时语塞。
在台大，令李敖一生感恩难忘的是辽金元史专家姚从吾老师。姚从吾（1894～1970），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他留学德国，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口音。最可笑的是他讲课时老爱用手揉搓自己的大肚皮，自称兄弟。闹得一班女生下了课乱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啊！”
姚教授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据说，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赶上解放军攻打开封，便化装成一老农，从乱军中逃了出来。其实，姚校长根本不用化装，天生本色就是一副农民相。
姚从吾在大陆时本是铁杆国民党，并曾奉命组建中国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但到了台湾，他居然拒绝办理国民党归队登记。李敖对此很表佩服。
姚从吾教授在李敖大二时教《辽金元史》，大三时教《史学方法》。大四时指导李敖写论文。在学问上，姚从吾对李敖的影响有限，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李敖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其一生感恩难忘。李敖永远感念姚教授的人品：与人为善，不耻下问，赏识李敖，全心全意地帮助李敖这个学生。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
长期会（台湾学术机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简称）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助此人“月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给他回信，并送给他一千元钱。为此事，姚先生还在一天之内，给李敖的同班好友萧启庆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了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我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一、兼任助理遭受意外的挫折；二、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三、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四、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姚先生是李敖的老师，又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李敖与胡适的相识当出于姚先生的引荐。其实不然。李在北平念初一的时候，就久闻学者胡适的大名，到台湾台中一中时，便借阅了《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了《胡适文存》一、二集，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讲演，头天李敖在火车站见到胡适，并当面递给他一封信。这是李敖认识胡适的开始。
1954年，台湾大学《这一代》杂志的编辑向李敖约稿，李敖写了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结果编辑有顾虑，没采用，退了稿。三年后，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发表了李敖此文。
又过了一年，胡适从美国回台，约台大学生李敖见面，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还透露说，李敖的那篇文章，雷震特别写信向他推荐过。
其实，李敖在给姚教授写长信之前已经写信给胡适--胡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发生而已。
这封信是十月六日写的。胡适收到信后，在七日夜即复信给李敖：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1961.10.7夜
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那一千元的支票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虽然是他父亲的老师，但胡先生早已忘记了李鼎彝的名字。他对李敖的赏识纯粹出于李敖的治学天才和成绩。他有眼力看出李敖是有潜力的。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人，胡先生的确跟别的老先生不一样。
李敖在“双十节”那天没有到胡适那里玩，而是写了五千字的长信给胡适，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包括跟地下共产党严侨老师的关系，以及后来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十分感人。胡适收到信后，也深受感动，拿给了好几个人看。结果在胡适死后，某小人便将这信公诸于世，当然，矛头是冲着李敖的。但李敖是“匪谍”，胡适也脱不了干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位文化名人，但同时他又是位悲剧性人物。抗战时期，他担任驻美大使。抗战胜利，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到台湾后，他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常请他用餐，咨询国事。看似风光，其实，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围剿”。胡适在台湾，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被国民党视为政治异己者予以提防和压制。而在大陆，早在中共建国之初，胡适即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个中原委，殊堪玩味。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谈话。谈话中有这么一句，“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于是，几乎台湾所有顽固势力发动了一场对胡适的大围剿。某教授在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著文大骂“胡博士之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某党棍在自己主办的政治性刊物上，用尽所有下流语言辱骂这位海峡两岸共同称为“洋奴”的胡适。
胡适的性格，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定型了；老年的他，自然愈加深沉。面对如此一片辱骂、指责和叫嚣，他采取不理会、不答辩的态度。他的朋友和门徒也像他一样沉默，没有人敢贸然出战。
这时，李敖站出来了。1961年年底，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此文肯定了胡适先生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上的贡献，在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上的贡献。“胡适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但同时，李敖也认为：“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寸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对胡适不敬甚至讥讽的地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认为是卫护胡适的文章，但文章有些地方直言无隐，如说胡适给女弟子关窗户以示体贴，当女学生疯狂追求他的时候，也绝不动心之类。胡适看了，十分不快。据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中记述，胡适对杨说李敖这篇文章：“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
胡适为此还专门给李敖写信，可是信没写完人就死了，胡适死后一群亲朋好友把他“垄断”，这封信也就被扣押下来了。直到三十六年后，李敖才得见这封信的影印件。在信里，胡适指出李敖文章多处“失实”：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去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后来，李敖在其《快意恩仇录》里对这些“失实”一一作出了回应，他说的都有出处，是胡适记错了--可是，驾鹤西去的胡适已不能知道了。
三、强烈的反叛性
翻开李敖的历史，可见他一直都在“压迫”中生活：出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少年时生活在中国最动乱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到了台湾后，又深受国民党的压制……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父母姐妹又把他宠坏了，给了他一个宽松、放任的小环境。因此李敖的性格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叛性。
李敖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反独裁、反传统、反“历史”上。
反独裁，对李敖而言，就是反国民党，反蒋介石。李敖一生都在与国民党斗，三次入狱，被禁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堪称世界纪录。李敖的政治杂文绝大多数是反国民党的，以杂文集《横眉对乱世》《黑夜的思索》《斗士与镣铐》等为代表。如《选他做皇帝算啦》中说雷啸岑，“故国大代表，他平日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日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借雷啸岑口得出独裁统治者的面目：“大凡想亲自出马，做一国领袖者，基本上都有一种奉天承运的封建气象，‘天生德于予’，想当上现代皇帝--总统，以解决想当皇帝的需要。”李敖批判国民党腐败，在《国民党下班了》中用幽默的语言道：“别以为还有什么国民党吧，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下班后，抱住老婆，或被老婆抱住；抱住小老婆，或被小老婆抱住……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李敖独自与岛内当权者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历程。在蒋氏当政时期，在自己的书一出即被禁的情况下，他接连推出了五本《蒋介石研究》，毫不留情地揭露蒋氏卖国内幕。他还写了两本书批判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判李登辉。对于当权的国民党和后来的民进党，他均有批判性的“大书伺候”。如此激烈地批判当代当权者，并且能够安然存在于他们的势力之下，这在整个历史上也堪称罕见。
在李敖的“反叛”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李敖有李敖的一套思想，生性孤傲，因此也从不被所谓“道德”的教条束缚，练就了常人没有的独到的观察社会的眼光。由于他天生的反叛性格，致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有人评价说：“李敖在其作品中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姿态对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的某些负面东西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挑战与批判，并以其作品及人格为自由、民主、人权作出了牺牲和指明方向的贡献。”他在《传统下的独白》自序中说：“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在台湾，百姓对佛教、道教的神是极为尊重的，而李敖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神仙也要小便的》加以讽刺。他说：“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时刊出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克力斯的小便图，证明神仙也要小便的。”又说：“在中国古书中，神具人质，在形状方面，实在不如洋鬼子的明确。古书中有‘天体无形，人所不睹’的话，又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话。”他又引用《诗经》中《生民》一诗曾写过“皇后级的”姜嫄，踩上一只大脚印而得到神胎的故事，说明：“可见中国人的上帝自是有形的，不然何来大脚印？问题只是不见首尾而已。但是此公既有脚，自然有四肢，有肛门，有那话儿……自然要大便，小便……依理自推，不在话下。”李敖最后得出结论：因为神具人质，所以神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吃喝拉撒睡--神并不是那么严肃，严肃的那么高不可攀，严肃的连尿也撒不得。
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有他反叛传统的老人权威的《老年人和棒子》、反叛传统的婚姻与爱情观的《张飞的眼睛》、反叛传统的清教式礼仪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甚至反叛传统的医疗知识--《修改医师法，废止中医》。这一连串反叛传统的姿态，既让既得势力者大为跳脚，也让李敖短时间内升起成为许多年轻人--那些也想反叛却又怕被旧势力惩罚压垮的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反讽的是，李敖虽然经常用“文学”来称呼自己的作品，他的“文学”却和胡适一样，声言要反叛传统，但一直停留在“前现代”的阶段。因为他和胡适一样，缺乏像鲁迅那样看清人类存在的阴暗无奈的能力。于是他在传统里的独白，成功撕毁了传统的假面，却不曾带进真正现代的丰富语汇与深层意义。
李敖是历史科班毕业，不可能不懂历史，为什么说李敖反“历史”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官方为了政治需要所做的“历史定论”。李敖反对它，恰恰是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他的名望在大陆是不可指责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对李敖进行过专访，透过以大陆为主要传播市场的凤凰台，首次面向大陆观众。约两亿大陆观众也见识了这位在台湾和海外备受争议的大作家的风采。李敖言词的犀利、知识的渊博，和他笔触锐利的作品一样，在大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专访中，主持人问李敖怎样评价鲁迅。李敖说：“我父亲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我对鲁迅的评价同大陆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在大陆是过分被炒作了。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这样讲过。鲁迅写《阿Q正传》这些东西蛮好，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挺了不起。可他那些杂文其实并不好……第一个，他用的是日本文法，是从日本转过来的中文，那个中文很别扭。第二呢，他的情绪语言太多，把情绪语言抽走以后就没有资料了。你看我的文章，我也骂人，但把情绪语言抽掉后下面是资料。就像一盘菜一样，你把辣椒抽走后下面是肉。懂我意思吗？鲁迅显然不是的。我认为鲁迅在这方面是过分被高估了。事实上鲁迅直到死，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现在我们查出纪录来，还拿中央研究院的钱……”这就是李敖，特立独行，以自己的眼光剖析历史。
四、李敖与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过去一直是被台湾当局打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几乎被台湾人遗忘的作家。然而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说明他是一位受世界关注的作家。
2000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据说在2000年初，李敖接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评委会接受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他是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获提名的。台湾不少报刊称，他是台湾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这一消息传出后，当时的台湾新党还为李敖举行了他的新作发行会，同时庆祝他的英文版的《北京法源寺》一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敖这次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主要是由台湾东吴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者向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出推荐的，在推荐的同时，还派专人翻译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李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狱中创作的。整部小说以清末的戊戌变法的史实为题材，描写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中华民族的进步知识分子，力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对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进行变革。该书还将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了复兴中华奋力追求、深刻探索的奋斗历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歌颂他们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强而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的同时，还展现了他们如何同腐朽的清王朝保守势力斗争的英勇事迹。
李敖自己曾经说过，《北京法源寺》一书描写的时代，和台湾今日腐败相去不远，并希望借助此书，让读者明白，“台湾再这样搞下去，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改良，最后终将沦为一空”。
《北京法源寺》一书，作者采用了与传统的小说不同的写法。李敖写这部小说时，既像是写历史专著，又像写批判性的杂文。有人说，正是“李敖写了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他才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过小说思绪蓬勃、意气风发，思想性好，倒真是大优点。可是单从文字讲，这篇作文到了中学教师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扣分的。故事情节，有如醉酒，东一步西一步，踉跄不稳。人物性格，苍白无力，谈不上丰满，个个都是薄薄的驴皮影。另外，作者亲自上讲台、操教鞭，大讲其课，缺乏把道理渗透到情节中的功力。
一部《北京法源寺》，倒是让人看到李敖的历史功底。李敖先生说他感到兴奋，因为他不是只写写“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他替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大人物写故事，他绕着几个重要的主题打转，表达他的思想，完成了这部史诗式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姑且不论受提名其实离得奖还很远这个事实，总之这次提名对李敖这位在台湾住了五十年还可以仅凭资料就把中国种种写得那么详细的作家而言，是一种肯定，而且他似乎还挺乐意接受的。
在《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中，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对话，围绕出世、入世等等充满佛理的观念打转，其实是充分展露李敖知识的渊博，对佛学的钻研，以及他对出家人的态度。《北京法源寺》里面引经据典的部分很多，考究诗文、佛法的地方也着墨颇深。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的以往历史，作者也颇有研究，比如小说中提到中国人以龟壳卜卦的部分，小说里头是这样写的：“……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龟是长寿的动物……”又比如：“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还有婆婆经、妈妈经的部分：“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
有记者曾问李敖：当你正式接到诺贝尔奖审核小组通知，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的心情如何？他回答说：“心情是复杂的，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觉得出了小小一点恶气。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考验评委会，颁奖颁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他还曾对记者说：“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的，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尽管李敖自视甚高，不把一应文学大师巨匠放在眼中，口出狂言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写作白话文之翘楚。但在台湾文艺界，人们对他不以为然，尤其对他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有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他在中国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能说是一个在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但不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另外，从他的作品来看，单靠《北京法源寺》一书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其材料还显得有些单薄。况且，《北京法源寺》这一部小说在国际上有多少译本？在世界上有何影响？似乎还很欠缺。一个在世界文学领域默默无闻的作家，要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似乎难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