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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王蒙的骄傲
题图：王蒙像
如果说为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常态，那么，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当今社会，以作家身份担任高官者则屈指可数。王蒙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当代著名作家。因此，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经历有着不同常人的地方，而他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则有着他人所无的独特风格。所以说，从王蒙身上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人（作家）传统延续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王蒙的骄傲，也是他结缘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一、曲折的人生之路
王蒙祖籍河北南皮，与清末洋务派中坚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同乡。他1934年生于北京，他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维新派成员。他的父亲王锦第，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李长之是同学共居一室，王蒙的名字就是何其芳所起，因何喜读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就以书中男主人公“亚芒”--当时译作“阿蒙”--为之命名，叫“王阿蒙”，王父认为“阿”乃南方人名中惯用，则去“阿”存“蒙”，定名王蒙。王蒙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了三年教育系，毕业回国后曾任北平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后任北大和北师大讲师，以后又在山东等地任教，并担任过师范学校校长。王蒙母亲年轻时上过大学预科，是知识女性。解放前做家庭主妇，解放后参加工作，长期做小学教师，名字由董毓兰改名董敏。从王蒙的家庭历史看来，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也许是他很小年纪即开始文学创作的环境影响因素。
王蒙上学较早，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慧和文字特长。王蒙上的小学是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从二年级起，王蒙各门功课每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三年级时老师布置作文题为《假使》，王蒙竟作新诗一首交卷，起句是：“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诗称新颖，句涉“革命”，显露出他的左倾思想萌芽。那时他还参加演讲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王蒙上台就大声宣读讲稿，顺利过关，这也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素质。
王蒙小学上了五年，就越级报考初中，进入私立“平民中学”（今天的北京第四十一中学），以后的他仍是年年考试第一名。1948年王蒙初中毕业，拿到了平生唯一的学历文凭。这时他报考高中同时考中北京第四中学和河北高中，最终他进入后者就读。之所以选择河北高中是因为该校具有革命传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北平中学生就以河北高中为主。
这时的王蒙，已经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初中时，他就在父亲的朋友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党史专家李新同志（当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指导下，在学校的一次演讲比赛中，以“三民主义”和“四大自由”为题，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也无四大自由。那时的王蒙，读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外国的则读苏联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当时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左倾”。于是，他很自然地在中共党员同学何平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斗争道路。
考入河北高中后，地下党员刘枫给他提供了党章，并提出发展他入党。于是在1948年12月12日，王蒙向刘枫表示坚决入党，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刘枫宣布即日起王蒙入党，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为止。就这样，十四岁的王蒙在北京什刹海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蒙入党后，和四名同学组成一个支部，开展秘密活动--宣传党的纲领和革命斗争形势，扩大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等等。这时的北京已临解放前夕，解放大军围城，傅作义将军正与共产党谈判，城中国民党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王蒙所在支部接受任务--保护北京免受破坏--具体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铺住户不受不法分子伤害。天津解放后，大军进城前，王蒙带队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告北平市民书》等文件的传单，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的王蒙又在河北高中上了半年多高中二年级，于1950年5月不满十六岁时调入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工作，先后任干事、中学部部长、区委副书记。那时的王蒙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兴奋期，对所有工作都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6年底。在区团委工作的日子里，他不仅写出了成名作也是后来引来政治祸害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当时从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调入区委搞“三反五反”运动的学生党员崔瑞芳相恋，最终二人在1957年结婚。
1956年底，王蒙调入国营七三八厂任团委副书记，直至1957年11月被错划成“右派”。对于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情形，王蒙在其自传里有如下记述：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1957年8月到1962年9月，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门头沟斋堂公社从事农业劳动，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被划为“极右派”的乐黛云（即现在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同在斋堂公社，因为那里是最艰苦的地区，“罪行”严重的人往往被发配那里。艰苦的农活儿和体力劳动，磨练了王蒙的筋骨，也锤炼了他的思想观念。
1962年，王蒙经历了五年改造之后，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助教。在那儿仅仅一年，王蒙在一次全国性的“西山读书会”上结识了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和新疆作家协会秘书长、《新疆文学》主编王谷林，听他们讲了新疆民族风情和地大物博的人文风光，竟决定调到新疆工作。而这动因，是王蒙“渴望生活”，想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毛泽东语）。王蒙妻子同意随他一同去新疆，北京文学界的新老作家、评论界朋友也大都支持王蒙去新疆。在短暂准备和朋友请客送行后，王蒙和妻子带着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儿子，于1963年12月下旬出发赴乌鲁木齐，开始在新疆十六年的生活。
到达新疆以后，王蒙在新疆自治区文联做编辑工作。一年多以后，“四清”运动开始，王蒙被下放到伊犁地区伊宁县农村（“文革”中间转到自治区文教“五七”干校）劳动，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在那里，他与维吾尔族、汉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也分担政治运动带来的困扰。王蒙在伊宁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不仅经受住艰苦体力劳动的考验，而且，思想上经受了磨炼。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学会了维吾尔语，深刻了解了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生活。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973年3月，王蒙从伊宁调回乌鲁木齐，进入自治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和时间充分学习、了解新疆多民族的文化和多元的社会风俗，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1979年3月，在改正了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后，王蒙调回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做专业作家，随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等职，从此真正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1983年7月，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人民文学》主编。这期间，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实事、好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3月，王蒙被全国人大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八位文化部长，前面几位包括著名作家茅盾和陆定一、黄镇、周巍峙、朱穆之等人。王蒙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在文化部长任上，王蒙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为祖国文化事业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对此，王蒙在他的《自传》中有如下表述：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身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作用。其中我十分高兴的有：国家图书馆新址的完工与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访华演出，营业性歌舞厅的合法化，中国艺术节的开始举办，元宵节晚会的开始举办，一批文物保护措施的开始实施，文化市场工作的纳入工作议程与文化部市场司的建立。有一些工作虽然开了头，但争议仍然不少，经验远未成熟，例如一些剧团的改革。我深感愧疚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在研究阶段，远未完成。还有一些小事，虽然不大，也还起了一点保护作用与助人为乐的作用。如某西藏作家回原籍东北某城市的工作职位，如某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的被主流文学所基本接纳，某音乐家的党籍处分事，包括一些作家、歌唱家的出国深造或定居等等。可见，这时的全国文化系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化发展期”。
1989年9月，王蒙辞去文化部长职务，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11月起，王蒙转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至今。其实，王蒙当年担任文化部长，也是“坚辞不就”的。在少有的“辞官”活动不成后，他才勉强服从组织安排去了文化部。然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担任文化部长领导全国文化事业去发展、去改革，其中掣肘之处、为难之处、难为之处接踵而至，王蒙自感力不从心，乃在上任不久即要求辞职，拖宕数年，直至1989年9月，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二、多元的创作经历
王蒙从小就显露出在文字和语言上的与众不同，他在上小学时写了一首《题画马》的七绝旧体诗：“千里追风孰可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他还在上初中时，写出一篇题为《春天》的散文，刊登在就读的北平平民中学的校刊上。由此，这两篇作品可视为王蒙创作的“发轫”之作。
王蒙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两篇儿童文学，分别是《礼貌的故事》（载于1952年2月4日《中国少年报》）和短篇小说《小豆儿》（载于1955年11月号《人民文学》）。
这时和此前的王蒙，可称是“小试牛刀”，创作正处于“萌发期”。
1956年，王蒙在发表了文艺杂谈《栽培》（载《北京日报》1956年3月15日）和短篇小说《春节》（载《文艺学习》1956年总第24期）后，又创作出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这应是王蒙最重要的一篇小说，因为它影响了王蒙的前半生。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读者包括专业作家、评论家纷纷写出评论，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更多。批评和赞扬的焦点，一是该不该真实揭露官僚主义并否定之，二是人物形象（正面林震、反面刘世吾）塑造的角度、层次、定位问题。赞扬者中，有与王蒙可称同道的邵燕祥、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等人，批评者中的李希凡的文章最具杀伤力，提出了“做什么人，写什么作品”的问题。围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毛泽东都知晓此事，并多次指示关注此事和王蒙本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对王蒙的作品一分为二，即批评又肯定，尚称公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后王蒙因这篇小说而被划为“右派”的命运。
1957年，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部分片段，先在《北京日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这时和前一年底，王蒙还发表了散文诗、诗歌、文艺杂谈和短篇小说《冬雨》（载《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还围绕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发表了几篇说明、回应和自我批评文章。这时的王蒙，还出版了作品集单行本《小豆儿》，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的王蒙正处于“初出茅庐”的阶段。
1957年，王蒙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以后直至1962年的四年时间，王蒙被“封杀”，没有创作文学作品。
1962年和1964年，在离京前后和到新疆后，王蒙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眼睛》《夜雨》分别载于《北京文艺》（1962年第10期）和《人民文学》（1962年12月号）。还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和创作评论（载于《新疆文学》1964年5月号）。
从1964年到1977年，王蒙处于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没有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但仍在偷偷地从事写作，现在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就是那个时期王蒙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创作成果。
这一时期，可称作王蒙创作的“休眠期”或“蛰伏期”。
1977年，全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王蒙复苏。可能是受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启发，王蒙创作了散文《诗、数理化》，发表在《新疆日报》12月4日这期上。
1978年，王蒙鼓足干劲，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如《向春晖》《队长、书记、夜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光明》等，发表在《新疆文艺》《作品》《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其中《作品》上刊登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微型小说、报告文学等发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在那年的《新疆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几章。
1979年，王蒙从新疆调回北京成为专业作家，并在北京市作家协会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发挥出更大的光和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奋笔疾书，埋首稿纸，佳作迭出，成就斐然。这时的王蒙厚积薄发，在利用原有丰厚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的基础上，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还有意识地借鉴运用了一些西方现代创作手法如“意识流”、“多焦点叙述”等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路径，先后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和独特价值与风格的作品，短篇小说有《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歌神》《夜的眼》《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筝飘带》（获《北京文学》短篇小说奖）《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惶惑》《春夜》《听海》等，中篇小说有《布礼》《蝴蝶》（获全国第一届1979--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奖）《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相见时难》（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
1981年，王蒙出版了创作于五十年代、被封杀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对此，个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作者王蒙本人能够说清。从1979年到1981年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杂文等作品，特别是写出了大量的创作谈和文学评论，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中，提出了“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著名观点，在社会上和文学、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83年，王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在文学组织工作之余，还全力倾心于创作，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如《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哈默德阿麦德》《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年短篇小说百花奖）《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高原的风》《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灰鸽》《苦恼》等，中篇小说有《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逍遥游》《鹰谷》《深渊》等；还创作有微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评论等作品，其中《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年优秀报告文学奖。1985年，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发表。这时的王蒙，还写出大量的创作谈、文学随笔等理论性文章，显示出他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后对创作的宏观把握和文学理论修养的提高。
1986年4月起，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在更加繁忙且繁重的公务之余，他仍然坚持创作，保持作家的本色不变。这期间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小说二题》《铃的闪》《风马牛小说二题》《Z城小站的经历》《致爱丽丝》《失去又找到了月光园的故事》《来劲》《没情况》《夏天的肖像》《“吃”三题》《选择的历程》《十字架上》《组接》《夏之波》等，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获全国传奇文学奖）、《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选择的历程》《虫影》《一嚏千金》《星球奇遇记》等，还有“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等。此外，有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创作谈、文艺随笔等发表出版。这时王蒙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表出版一批诗歌作品（包括旧体诗）。
1989年王蒙卸任文化部长职务，但仍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又回归到专业作家行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分常驻会和非常驻会，王蒙即属后一种），以更专业的手法、更倾心的态度从事创作。这时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获1989--1990年短篇小说百花奖）、《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尹薇薇》《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室内三乐章》《满涨的靓汤》《奥地利粥店》《灵芝与五粮液》《名壶》《调试》《白衣服与黑衣服》《冬季》《玫瑰大师及其他》《枫叶》等，中篇小说《蜘蛛》《春堤六桥》《歌声好像明媚的阳光》等，还不断有微型小说、散文、杂文、文学随笔、文艺评论、创作谈、文学理论等作品问世。这时王蒙的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篇小说频频出版，如“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暗杀--3322》《青狐》等。二是开始出版包括现有作品在内的文集，如：《王蒙文集》《王蒙旧体诗集》等。三是把部分精力放在专业文学研究上，他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是《红楼梦》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创作，如《读书文丛--红楼梦启示录》《读书文丛--双飞翼》《心有灵犀》等。
2006年，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处于退休状态。但他的创作并未停止，而是老当益壮，笔耕不辍。这时的作品除了一些散文、杂文、随笔、创作谈、讲演录外，主要是《王蒙自传》三部（《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的出版堪称大事。在总结平生经历与创作之后，王蒙把眼光投向古代圣贤老子、庄子，在阅读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出《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等著作。2012年，王蒙出版了《中国天机》一书，这是王蒙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的政治性思考的成果著作。2013年4月，王蒙尘封四十多年的、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出版，了结了当年王蒙的心愿。可以说，这部作品并非王蒙的封笔之作，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还会不断有新的、更好的、更深刻的、更具影响力的作品问世。
三、王蒙作品的独特风格与文学价值
王蒙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作品和文学思想，既具有独特风格又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普遍意义的深远影响。当然，王蒙首先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容以及形式的各个方面，王蒙都是一位勤于探索又善于创新的作家，因此格外受到当代文坛和读者的注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
王蒙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他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都表现了青年的敏锐和热情。尽管作品反映生活深度不足，基调却是纯真、热烈，充满了幻想和对新社会的爱。”（《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王蒙这一创作发韧期的小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代表，虽然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不甚圆熟，但以其过人的勇气和探索，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使小说艺术摆脱了僵硬政治的束缚，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与变化，从而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文学即人学”，写人的感情世界。具体来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的人和事，在当时既是真实生活的典型，又是前所未有的刻画对象。正如王蒙当时所言：“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所以说这篇小说本质上不是写政治或反官僚主义，而是表现年轻人思想的探索和变化，描写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复杂。对此，王蒙在二十多年后总结道：“即使以政治反响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小说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剖析。”
至于《青春万岁》，是早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创作的，可算是王蒙的开山之作。而起手即写长篇，足见他的创作冲动与激情。的确，在《青春万岁》中，王蒙表现的是那个特定的革命年代中，一群年轻的中学生以青春和热情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经历故事，展现出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生动图画。当时的老作家萧殷评论说：“作者以大胆的、奔放的、抒情诗的笔触，描写着一群高中三年级学生的生活与斗争。这样的题材，应当承认是不太容易驾驭的，尤其是写作经验不足的青年写作者会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在这里既缺少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多少惊险的场面；如果从表面看起来，学校里的生活似乎“像一池死水那样平静”（有年轻同志这样说过）……《青春万岁》里面，作者笔下的中学生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动人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不仅仅看见了中学生的生活与斗争以及她们单纯而又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由于她们来自不同的环境以及各不相同的出身，作者还引导我们走进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让我们看见了多种多样的生活与人物：有阴森森的天主教堂，有没落的、弥漫着伤感情调的有产者的庭院；有充满了民主气氛的教师家庭，也有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总之，作品不仅引导我们接触了多种多样的生活，而且有时候，还引导我们走得很深，一直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王蒙在中断创作二十三年后重新复出文坛。那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流行，作家们都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反映并思索着“文革”乃至之前“极左”的危害与痛苦。王蒙亦不例外，加入了这一文学的时代潮流。但是他的小说却是反思文学的“另类”。这时的代表作有《布礼》《春之声》《海的梦》《杂色》《蝴蝶》《风筝飘带》《夜的眼》《相见时难》《如歌的行板》等，表现出极左年代遭受迫害的“归来者”，对经历痛苦和理想追求的回顾，对特定年代环境生活的反思与刻画，从理想的层次对“文革”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社会、历史乃至人性根源的反思，超越了一般“伤痕”、“反思”文学的高度。具体来说，这是王蒙对小说艺术的又一次探索和贡献。首先，是故事的心理化，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表现出人物经历感情与思想的发展，以及人物心灵的现实；其次，是语言的感情化，即小说情感或称情调，即通过多种表现和描写手法，表现出一种作品独有的意境；另外，是小说的理性思辨性，这是王蒙的不同于他人的独到之处。由于他自身的特殊经历，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历史与沧桑感。对待曾经的痛苦历史，他采取一种宽容态度，从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把它归结为个人或运动而做出道德评判，而是着重揭示历史灾难背后的深刻哲理命题和时代历史教训。其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反思，超越了对现实的反映，具有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色彩。
总之，这时王蒙的小说，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多元。”（童庆炳语）
王蒙创作超越一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借鉴外来艺术的表现手法，使自己的创作常作常新，永葆生机和活力。这一点最直接表现在他在小说中的创作性艺术实验。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地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的独白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
王蒙这类作品以《杂色》《坚硬的稀粥》《蝴蝶》《布礼》等为代表作。这些作品往往以意识流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隐喻、象征等为结构元素，用表层意义暗示深层内涵，具有对文化与哲学意味的追求，成为王蒙小说创作中的特殊贡献。
所谓“意识流”，是指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叙写自由。
因此，王蒙的这些创作性艺术探索小说，被评论者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而东方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在于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才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
所以说，对小说艺术的创作性探索和实验，成为王蒙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对中国小说艺术的最大贡献，具有历史性的文学史价值。
王蒙虽然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创作起步（创作于1957年前，部分章节发表于1957年，全书出版于1981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却是最为文坛熟知且在社会上脍炙人口的，同时，许多奖项，也是王蒙的中短篇小说获得的。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之后，从九十年代起，王蒙重新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至今为止，王蒙已经创作长篇小说九部。其中，以“季节系列”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最具代表性。
从1993年到2000年，王蒙用七年时间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即“季节系列”。所谓“季节系列”是借用四个不同季节形象的定义作隐喻或象征，将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知识分子从充满理想的“热恋”状态到五十年代中遭受打击的“失态”境地，再由六十年代初的“踌躇”言行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狂欢”下的复杂生活，相当生动、深刻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相当完整、本质地构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具体说来，“季节系列”既有作者个人经历的烙印，又有“革命”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读者可以一窥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乃至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沧桑。尤其是《狂欢的季节》对于“文革”历史的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反思高度，令世人瞩目。
王蒙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亦是风格独特、异彩纷呈。《活动变人形》是从中西文化对比高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这是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创作，被称为“审父”之作的小说，具有经典作品的诸多要素。《青狐》则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首都文坛为时间和空间背景，通过一个初涉文坛女子的描写对当时众多文艺家生活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深度刻画，具有写实与虚幻的双重文学意义。《暗杀--3322》的书名貌似惊险侦探小说，其实是以现实与过去交织的形式，描绘出主人公经历的特定年代故事。
有评论家论及王蒙小说创作时提出四个阶段论，即“干预生活”（五十年代）、“反思历史”（八十年代）、“文化批判”（九十年代）、“回首往事”（新世纪以来）。确实，从2006年到2008年，王蒙密集地创作出版了三部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这是一部“革命”作家、“非凡”人士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王蒙的自传历经个人生命的近八十年，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改革开放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生；从个人遭遇到历史变迁，从底层民众到高层领导，接触到社会多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作家本人与社会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描述，展现出当今中国文坛的生动场景。因此，王蒙的自传具有独特的认识和记录价值。
在王蒙半个世纪的创作中，有一种浓重的“新疆情结”。他在新疆生活十六年的经历，成为王蒙创作的又一主题和资源库。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就真实反映了他在新疆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文化与风俗，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王蒙在新疆与维吾尔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不仅熟悉了少数民族风情，也学习了各民族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学会了维吾尔语。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唯一能用维吾尔语的思维方式构思作品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是，王蒙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主要表现在：开拓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不竭资源，产生了不断地创作动力；形成了王蒙积极健康、成熟圆通的人生意识和处世态度，丰富了知识结构和创作思维与文化参照，奠定了艺术支撑的基石，为以后的创作打下牢固基础。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经历，就可能没有今天的王蒙。2013年4月，《这边风景》的出版，既填补了王蒙创作链条上空缺的十六年，又是他对新疆生活经历的全面且全景式总结的文学作品，了却了王蒙的心愿：让一部尘封四十年的、长达七十万字的“新疆小说”与读者见面。
王蒙除了是位优秀的作家外，还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文学理论与批评，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王蒙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关注，超过了对他作为当代重要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王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大师评论名作”。从对王朔的批评，对郭敬明的评论，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当代文坛现状的关注和对一些文学理论热点的探讨，都表明王蒙是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家，而王蒙的文学批评来自他本身的内在认识和价值。王蒙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蒙谈创作》《文学的诱惑》《当你拿起笔》《漫谈小说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等。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王蒙相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红楼梦》，二是李商隐诗。在这两方面，他都有专著出版。
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研究的成就是公认具有开创性的，他的贡献在于在全新意义上开辟了《红楼梦》和李商隐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新时代。对此，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和其他学者有肯定评价：王蒙是有“双翼的：一是研究《红楼梦》，一是研究李商隐，在这两个古典文学拥挤的学术领域当中，王蒙研究出了自己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已经碰了壁、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出现了，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感觉确实在红学研究当中开了新局面。王蒙是博大的，王蒙对中国的传统是熟悉的，他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越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文化人的评。冯其庸并认为，王蒙点评本《红楼梦》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王蒙无疑是《红楼梦》的“大评家”。就王蒙的李商隐研究，黄世中（温州师范学院）认为，王蒙对李商隐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当代性，二是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了“五层次研究说”，三是特别重视对李商隐诗歌所反映的心象的探求，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的见解。他认为，王蒙在李商隐研究上，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力，在研究方法论上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感悟与理性的统一，摒弃学院式的考证又不离传统，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纵谈直论，意趣横生，使人有会心如悟之妙。
王蒙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有着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本色。这主要表现在：
1.意识流手法的开创性运用，同时多方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各种写作手法和创作技巧，如：象征、隐喻的表达叙事、超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流派等。这在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有突出的表现。
2.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注重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视语言表达的气势美与文字的经典化，尤其是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已成为王蒙作品的鲜明特色。
3.王蒙小说中语言的幽默、机智已成为其作品创作的鲜明特征。用幽默的笔法直面严酷的人生与社会现实，使人在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中回味、反思、批判、升华，达至文学创作的哲学高度。
4.王蒙小说的表现语言具有多样化特点，不追求完美对称的表达，而常出现大幅度跳跃、断裂和悖反；有时还借鉴相声的表现方式，语言俏皮夸张且充满机智；其他的杂文语体、文言辞句、民歌民谣亦常出现在王蒙小说中，形成兼收并蓄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
5.王蒙在“季节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被评论家定性的“狂欢体”（在《狂欢的季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所谓“狂欢体”，其实质是在创作中遵循“无法之法”等原则--即怎么痛快怎么来--调动一切能调动的语言、文化、生活、思想资源，为自己的“狂欢化”写作服务。具体讲，就是运用反讽、悖论、荒诞、对比、隐喻、夸张、象征、喜剧、幽默、调侃、戏说等等诸多艺术手段，来表现作品独特的严肃的内容。于是，由各种文体、语言、风格随心所欲拼接、杂交、戏作而成的，导致一种强烈戏说成分的诙谐文体产生了，这是王蒙的独创，也是与此前、此后王蒙其他作品的显著区别，可谓别具一格。
6.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对语言的情致化境界的追求。在王蒙看来，小说有三个要素：故事、人物和内在情致。情致在小说中表现为语言，就是要表达出文字的优美与语言的鲜活；情致在小说的构造中，则成为一种意境，即用语言和文字描绘出生动、美丽的画面与氛围。当然，情致的产生与意境的达至，则要求小说的语言和文字必须新颖与灵动，成为一种不断变幻的艺术氛围与固定的艺术风格。
四、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
毫无疑问，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富思想智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达到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诚然，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并非与生俱来的，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就表现出反映生活深度的不足。但随着王蒙人生经历的丰富、思想认识的升华以及创作实践的历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创作日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
王蒙的小说无论忧伤反思还是谐谑反讽，无论初始的“青春创作”还是新世纪的“季节系列”，都始终描绘着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色彩，政治始终是王蒙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对政治解析已构成王蒙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因此，王蒙创作的小说，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上是当代作家作品中最为突出且相当成功的。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通过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真实描述，展示出当代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曲折心路，从根本上探索并反映出如“文革”这种政治灾难何以发生的历史、社会及人类自身原因所在。正由于王蒙的人生经历、政治经验以及深入社会底层与身处政治中心高位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穿越政治的认识思维能力，使他的创作能够比他人在反映历史变迁、表现政治事件、描绘人们心路历程上具有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与广度。
读王蒙的小说是一次对人生哲理和人生情绪的思考与体验，是通过描绘生活场景反思社会人生的文学实践。因此，王蒙的小说《蝴蝶》《风筝飘带》《杂色》《布礼》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流行的时刻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王蒙的这些小说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人物生活同样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上，而是引发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形成对当时“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如“文革”那样政治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王蒙的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化、哲学上的思辨性，正反映出他创作的又一思想高度，是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的。
在王蒙身上汇集了传统文人、社会主义新文学开创者、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综合品质。因此，他的创作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及其生活变迁。从早期《青春万岁》的高中学生，到后来《青狐》中的文艺家，王蒙沉浸在个人和历史的环境中，又超出、胜过他面对的现实，描绘出各类知识分子在不同年代的心灵史。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小说通过人物刻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无情批判，对众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作出触及灵魂的“布局”与追究。可以说，超越自我的灵魂写作，是王蒙小说常见的表现方式，也是他创作中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本依托，反映出王蒙人生价值观与认识论上的高人一筹。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内心情感波动。
有评论家认为，宽容，已经成为王蒙小说的一种突出品性，一种涵盖力极强的精神内核（宋炳辉语）。对此，王蒙自述云：“是的，四十六岁（1980年）的作者已经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要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可以说，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无论“反思文学”还是“季节系列”，无论长篇还是短作，“宽容”的主题用多种形式表现着，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因而站到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上。是的，王蒙在小说中以宽容的目光注视着现实人生。但王蒙的小说世界，有对理想的憧憬与反思，也有对现实、历史的理性把握；有政治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有艺术家的自由自如的创造表现气质；有理智对情感的批判，也有直感对理性的怀疑与思索；有自我寻找与构建，也有自我蜕变与超越……这里充满了一个正直而敏感的艺术家对社会政治、对现实人生的不懈的感受与认识，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王蒙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身上浸润着革命理想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影响，应该说，王蒙是一个具有儒家文人气质的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因而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就存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在呈现多元化的同时，更显示出哲学思考的新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部研究老子的著作和《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几部书中。因此，王蒙在几部著作中，对儒家精神的批判继承，对老庄哲学的另类解说，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刻思考，显示出他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鲜活形象。
综上所述，王蒙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志和走向。首先，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十年的社会生活现实，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其次，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生活际遇和历经磨难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再次，王蒙文学创作和作品中，显示出的思想观念与文学理念，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相当高度，可称为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另外，王蒙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开拓，以及他在创作中对包括传统和现代表现手法的纯熟运用，使他成为一位特色独具的杰出作家；最后，王蒙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多文体创作、多领域研究、多题材写作的综合实力，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成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创作与研究的范本。
王蒙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界的翘楚，他以杰出作家、思想家、学者的身份面对中国，面向世界，成为一个世纪的骄傲。
五、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人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军人物，王蒙及其创作成为中国文学的时代标志，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日本、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家出版，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认为，王蒙和莫言、李锐、残雪等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已经能与欧美国家最有名的作家相比肩，王蒙等人作品已在海外产生了相当影响。
正是由于王蒙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和在海外的影响，不仅将他推入了诺贝尔奖文学候选人的行列，还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的推荐人。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起。
1994年，已卸任文化部长五年的王蒙接到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邀请，希望王蒙能赴瑞典访问，在瑞典文学院作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同时，还请王蒙提供一份英语的推荐材料，推荐若干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份推荐材料不少于十五页，将列入瑞典文学院的正式档案。为此，王蒙可获得二千美元酬金。马悦然还强调，王蒙推荐的作家可以包括他自己。
这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或者瑞典文学院向王蒙抛出了橄榄枝，一是邀请他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去瑞典文学院演讲，二是确定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推荐专家。这是对王蒙的信任，也是王蒙的荣誉。
为此，王蒙作了认真准备，并推荐了四位中国作家：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按要求写下了详实的推荐材料，还请当时的国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黄友义翻译成英文。
至于是否自我推荐，王蒙始终犹豫不定。用他后来的说法，如果出访瑞典的准备顺利，他会考虑自荐的。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顺遂人愿。首先是由于王蒙原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身份，他的出访需经国务院批准，这就先要通过文化部和外交部的审核会签同意。对于王蒙出访瑞典，文化部方面自然没有异议，但外交部有关方面却认为王蒙此时接受马悦然邀请出访瑞典是不适宜的。对此，文化部专函给外交部，建议同意王蒙出访瑞典，但外交都仍坚持原议，还是不同意放行。
由于王蒙迟迟未能答复并确定出访，瑞典方面改由萨斯航空公司总裁出面邀请，并由瑞典驻华大使馆具函相约以示郑重。但外交部依然持否定态度，并指出实际邀请王蒙的仍是马悦然。
这时马悦然委托一位瑞典汉学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罗德弼前来北京打探情况，直接找到王蒙询问。王蒙自然不能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内部运作的细节和对此访的异议向他详述，只说手续尚未办好，可能无法成行。
谁知这位罗德弼先生回到瑞典，竟想当然地回报马悦然称：王蒙不想来瑞典访问。
马悦然闻讯颇感意外，又大为光火，认为王蒙不识抬举，就公开发表声明称：既然王蒙对于与瑞典文学院的文学交流不感兴趣，他也只好放弃他与中国的交流计划。
王蒙得知马悦然此言后也大为震惊，认为马悦然的声明“包含着”某种警示性解读的可能：从此中国本土作家将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后果自负”，或“后果由王蒙负”。
这样一来，事情更加复杂化了。对此，了解实际情况的瑞典驻华大使馆也很关注，就让使馆文化专员特地在香港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马悦然对王蒙的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实际情况并非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
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善与加强跟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沟通交流的机会。此后，中国有关方面与马悦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以至有段时间不同意他入境。尽管后来王蒙与马悦然在香港和瑞典见了面，二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但过去的一段毕竟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至于后来事情的发展，王蒙本人有如是说：
这里还有一个后续插曲，更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说是瑞典的一位女副总理（本书作者按：应为副首相）访华时会见我国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领导，谈到了邀请王某到访事，我高层领导乃指示此事可行。外交部为此商文化部，此时文化部下边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同志反而火了，我部以如此罕见的郑重的方式提出王某访瑞，你们竟不予注意，现在剩了不多天了，又说行了，让我们来一个赶三关，你想说行就行？算了，我们不办了，王某人不去啦。这个情况我同样是事后很久才知道。
从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首次接触可以看出：首先，王蒙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和成就已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看重，否则就不会邀请他出访瑞典作演讲，并授权他推荐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次，尽管出访演讲与推荐作家最终没有如愿，但责任不在王蒙本人，而在于当时环境条件所限和某种制度缺陷。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是多么需要相互沟通。可以说，从王蒙身上就见证了中国文学界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评委会的交流历程。
至于王蒙如何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行列的，吴东平所著《华人的诺贝尔奖》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二十世纪末期，即从1998年开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就开始筹备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提名工作。大约到了1999年初，提名小组曾对中国当代的有关作家作了调查，其中王蒙、巴金以90%以上的得票率名列前茅。又经过一系列规范、有序而细致的工作，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于2000年1月28日，将提名王蒙参加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推荐信和美国八十多位各界学者、知名人士以及有关团体支持这一提名的签名，一同寄往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到了3月12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致函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表示接受对中国作家王蒙的提名。随后，提名委员会主席冰凌举行了记者会，向六十余位记者介绍了这次提名情况，正式将这一消息公布出来。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提名委员会的顾问林辑光、董鼎山、唐德刚以及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皓等人。
提名委员会在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信中，对王蒙是这样评价的：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他在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创作出六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多次荣获中国国家级文学大奖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国际性文学大奖。他的巨大文学成就不仅源于他与生俱来永不停止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还由于他通过作品所洋溢出来的联系时代、关注社会和人生的人文情怀和生命之火。他个人不平凡的经历、卓越的才华、敏锐的思维、过人的思辨力、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加上他惊人的毅力和勤奋，还有宽容大度、善于自我调整的性格，共同造就了他这位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对于提名王蒙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王蒙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初他本人并不知道。事实上，提名委员会在提名时，也并没有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年王蒙先生曾对记者说：“按照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来看，中国作家很难获此殊荣。”他又说：“不获此奖并不代表国内作家没有实力，国内作家应该坚持走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写出有震撼力的、反映出时代特色的力作，没有必要太在乎这个奖。”
王蒙作为当代有影响的权威作家，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仍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多作家如张贤亮、张洁的作品，被翻译过，但能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和强烈关注的至今没有。”这是王蒙先生对当今中国文坛的真实的评价，也道出中国作家不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这里，王蒙先生既是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就道出他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有评论家认为，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他是中国式的、经过“革命”洗礼的左派个人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具有现代精神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但他本身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理性”又使他批判、排斥西方文化观念（董建语）。因此，他创作的注定是中国式的、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反映出当代中国现实的、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和价值观，是不大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理想”标准的。因此，王蒙当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足为怪了。我想，这才是他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结语
现在的王蒙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中国的多所大学担任教职：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新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创作、研究、教学、讲演、交流，成为王蒙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关注的仍是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蒙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会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创造的潜力，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占有显著的地位，并且他最终会迈进世界文学的殿堂。
如果说为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常态，那么，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当今社会，以作家身份担任高官者则屈指可数。王蒙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当代著名作家。因此，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经历有着不同常人的地方，而他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则有着他人所无的独特风格。所以说，从王蒙身上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人（作家）传统延续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王蒙的骄傲，也是他结缘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一、曲折的人生之路
王蒙祖籍河北南皮，与清末洋务派中坚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同乡。他1934年生于北京，他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维新派成员。他的父亲王锦第，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李长之是同学共居一室，王蒙的名字就是何其芳所起，因何喜读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就以书中男主人公“亚芒”--当时译作“阿蒙”--为之命名，叫“王阿蒙”，王父认为“阿”乃南方人名中惯用，则去“阿”存“蒙”，定名王蒙。王蒙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了三年教育系，毕业回国后曾任北平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后任北大和北师大讲师，以后又在山东等地任教，并担任过师范学校校长。王蒙母亲年轻时上过大学预科，是知识女性。解放前做家庭主妇，解放后参加工作，长期做小学教师，名字由董毓兰改名董敏。从王蒙的家庭历史看来，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也许是他很小年纪即开始文学创作的环境影响因素。
王蒙上学较早，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慧和文字特长。王蒙上的小学是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从二年级起，王蒙各门功课每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三年级时老师布置作文题为《假使》，王蒙竟作新诗一首交卷，起句是：“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诗称新颖，句涉“革命”，显露出他的左倾思想萌芽。那时他还参加演讲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王蒙上台就大声宣读讲稿，顺利过关，这也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素质。
王蒙小学上了五年，就越级报考初中，进入私立“平民中学”（今天的北京第四十一中学），以后的他仍是年年考试第一名。1948年王蒙初中毕业，拿到了平生唯一的学历文凭。这时他报考高中同时考中北京第四中学和河北高中，最终他进入后者就读。之所以选择河北高中是因为该校具有革命传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北平中学生就以河北高中为主。
这时的王蒙，已经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初中时，他就在父亲的朋友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党史专家李新同志（当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指导下，在学校的一次演讲比赛中，以“三民主义”和“四大自由”为题，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也无四大自由。那时的王蒙，读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外国的则读苏联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当时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左倾”。于是，他很自然地在中共党员同学何平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斗争道路。
考入河北高中后，地下党员刘枫给他提供了党章，并提出发展他入党。于是在1948年12月12日，王蒙向刘枫表示坚决入党，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刘枫宣布即日起王蒙入党，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为止。就这样，十四岁的王蒙在北京什刹海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蒙入党后，和四名同学组成一个支部，开展秘密活动--宣传党的纲领和革命斗争形势，扩大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等等。这时的北京已临解放前夕，解放大军围城，傅作义将军正与共产党谈判，城中国民党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王蒙所在支部接受任务--保护北京免受破坏--具体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铺住户不受不法分子伤害。天津解放后，大军进城前，王蒙带队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告北平市民书》等文件的传单，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的王蒙又在河北高中上了半年多高中二年级，于1950年5月不满十六岁时调入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工作，先后任干事、中学部部长、区委副书记。那时的王蒙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兴奋期，对所有工作都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6年底。在区团委工作的日子里，他不仅写出了成名作也是后来引来政治祸害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当时从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调入区委搞“三反五反”运动的学生党员崔瑞芳相恋，最终二人在1957年结婚。
1956年底，王蒙调入国营七三八厂任团委副书记，直至1957年11月被错划成“右派”。对于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情形，王蒙在其自传里有如下记述：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1957年8月到1962年9月，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门头沟斋堂公社从事农业劳动，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被划为“极右派”的乐黛云（即现在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同在斋堂公社，因为那里是最艰苦的地区，“罪行”严重的人往往被发配那里。艰苦的农活儿和体力劳动，磨练了王蒙的筋骨，也锤炼了他的思想观念。
1962年，王蒙经历了五年改造之后，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助教。在那儿仅仅一年，王蒙在一次全国性的“西山读书会”上结识了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和新疆作家协会秘书长、《新疆文学》主编王谷林，听他们讲了新疆民族风情和地大物博的人文风光，竟决定调到新疆工作。而这动因，是王蒙“渴望生活”，想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毛泽东语）。王蒙妻子同意随他一同去新疆，北京文学界的新老作家、评论界朋友也大都支持王蒙去新疆。在短暂准备和朋友请客送行后，王蒙和妻子带着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儿子，于1963年12月下旬出发赴乌鲁木齐，开始在新疆十六年的生活。
到达新疆以后，王蒙在新疆自治区文联做编辑工作。一年多以后，“四清”运动开始，王蒙被下放到伊犁地区伊宁县农村（“文革”中间转到自治区文教“五七”干校）劳动，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在那里，他与维吾尔族、汉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也分担政治运动带来的困扰。王蒙在伊宁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不仅经受住艰苦体力劳动的考验，而且，思想上经受了磨炼。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学会了维吾尔语，深刻了解了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生活。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973年3月，王蒙从伊宁调回乌鲁木齐，进入自治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和时间充分学习、了解新疆多民族的文化和多元的社会风俗，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1979年3月，在改正了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后，王蒙调回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做专业作家，随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等职，从此真正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1983年7月，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人民文学》主编。这期间，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实事、好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3月，王蒙被全国人大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八位文化部长，前面几位包括著名作家茅盾和陆定一、黄镇、周巍峙、朱穆之等人。王蒙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在文化部长任上，王蒙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为祖国文化事业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对此，王蒙在他的《自传》中有如下表述：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身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作用。其中我十分高兴的有：国家图书馆新址的完工与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访华演出，营业性歌舞厅的合法化，中国艺术节的开始举办，元宵节晚会的开始举办，一批文物保护措施的开始实施，文化市场工作的纳入工作议程与文化部市场司的建立。有一些工作虽然开了头，但争议仍然不少，经验远未成熟，例如一些剧团的改革。我深感愧疚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在研究阶段，远未完成。还有一些小事，虽然不大，也还起了一点保护作用与助人为乐的作用。如某西藏作家回原籍东北某城市的工作职位，如某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的被主流文学所基本接纳，某音乐家的党籍处分事，包括一些作家、歌唱家的出国深造或定居等等。可见，这时的全国文化系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化发展期”。
1989年9月，王蒙辞去文化部长职务，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11月起，王蒙转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至今。其实，王蒙当年担任文化部长，也是“坚辞不就”的。在少有的“辞官”活动不成后，他才勉强服从组织安排去了文化部。然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担任文化部长领导全国文化事业去发展、去改革，其中掣肘之处、为难之处、难为之处接踵而至，王蒙自感力不从心，乃在上任不久即要求辞职，拖宕数年，直至1989年9月，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二、多元的创作经历
王蒙从小就显露出在文字和语言上的与众不同，他在上小学时写了一首《题画马》的七绝旧体诗：“千里追风孰可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他还在上初中时，写出一篇题为《春天》的散文，刊登在就读的北平平民中学的校刊上。由此，这两篇作品可视为王蒙创作的“发轫”之作。
王蒙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两篇儿童文学，分别是《礼貌的故事》（载于1952年2月4日《中国少年报》）和短篇小说《小豆儿》（载于1955年11月号《人民文学》）。
这时和此前的王蒙，可称是“小试牛刀”，创作正处于“萌发期”。
1956年，王蒙在发表了文艺杂谈《栽培》（载《北京日报》1956年3月15日）和短篇小说《春节》（载《文艺学习》1956年总第24期）后，又创作出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这应是王蒙最重要的一篇小说，因为它影响了王蒙的前半生。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读者包括专业作家、评论家纷纷写出评论，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更多。批评和赞扬的焦点，一是该不该真实揭露官僚主义并否定之，二是人物形象（正面林震、反面刘世吾）塑造的角度、层次、定位问题。赞扬者中，有与王蒙可称同道的邵燕祥、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等人，批评者中的李希凡的文章最具杀伤力，提出了“做什么人，写什么作品”的问题。围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毛泽东都知晓此事，并多次指示关注此事和王蒙本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对王蒙的作品一分为二，即批评又肯定，尚称公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后王蒙因这篇小说而被划为“右派”的命运。
1957年，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部分片段，先在《北京日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这时和前一年底，王蒙还发表了散文诗、诗歌、文艺杂谈和短篇小说《冬雨》（载《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还围绕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发表了几篇说明、回应和自我批评文章。这时的王蒙，还出版了作品集单行本《小豆儿》，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的王蒙正处于“初出茅庐”的阶段。
1957年，王蒙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以后直至1962年的四年时间，王蒙被“封杀”，没有创作文学作品。
1962年和1964年，在离京前后和到新疆后，王蒙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眼睛》《夜雨》分别载于《北京文艺》（1962年第10期）和《人民文学》（1962年12月号）。还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和创作评论（载于《新疆文学》1964年5月号）。
从1964年到1977年，王蒙处于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没有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但仍在偷偷地从事写作，现在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就是那个时期王蒙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创作成果。
这一时期，可称作王蒙创作的“休眠期”或“蛰伏期”。
1977年，全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王蒙复苏。可能是受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启发，王蒙创作了散文《诗、数理化》，发表在《新疆日报》12月4日这期上。
1978年，王蒙鼓足干劲，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如《向春晖》《队长、书记、夜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光明》等，发表在《新疆文艺》《作品》《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其中《作品》上刊登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微型小说、报告文学等发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在那年的《新疆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几章。
1979年，王蒙从新疆调回北京成为专业作家，并在北京市作家协会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发挥出更大的光和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奋笔疾书，埋首稿纸，佳作迭出，成就斐然。这时的王蒙厚积薄发，在利用原有丰厚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的基础上，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还有意识地借鉴运用了一些西方现代创作手法如“意识流”、“多焦点叙述”等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路径，先后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和独特价值与风格的作品，短篇小说有《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歌神》《夜的眼》《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筝飘带》（获《北京文学》短篇小说奖）《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惶惑》《春夜》《听海》等，中篇小说有《布礼》《蝴蝶》（获全国第一届1979--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奖）《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相见时难》（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
1981年，王蒙出版了创作于五十年代、被封杀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对此，个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作者王蒙本人能够说清。从1979年到1981年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杂文等作品，特别是写出了大量的创作谈和文学评论，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中，提出了“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著名观点，在社会上和文学、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83年，王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在文学组织工作之余，还全力倾心于创作，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如《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哈默德阿麦德》《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年短篇小说百花奖）《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高原的风》《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灰鸽》《苦恼》等，中篇小说有《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逍遥游》《鹰谷》《深渊》等；还创作有微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评论等作品，其中《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年优秀报告文学奖。1985年，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发表。这时的王蒙，还写出大量的创作谈、文学随笔等理论性文章，显示出他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后对创作的宏观把握和文学理论修养的提高。
1986年4月起，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在更加繁忙且繁重的公务之余，他仍然坚持创作，保持作家的本色不变。这期间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小说二题》《铃的闪》《风马牛小说二题》《Z城小站的经历》《致爱丽丝》《失去又找到了月光园的故事》《来劲》《没情况》《夏天的肖像》《“吃”三题》《选择的历程》《十字架上》《组接》《夏之波》等，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获全国传奇文学奖）、《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选择的历程》《虫影》《一嚏千金》《星球奇遇记》等，还有“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等。此外，有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创作谈、文艺随笔等发表出版。这时王蒙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表出版一批诗歌作品（包括旧体诗）。
1989年王蒙卸任文化部长职务，但仍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又回归到专业作家行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分常驻会和非常驻会，王蒙即属后一种），以更专业的手法、更倾心的态度从事创作。这时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获1989--1990年短篇小说百花奖）、《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尹薇薇》《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室内三乐章》《满涨的靓汤》《奥地利粥店》《灵芝与五粮液》《名壶》《调试》《白衣服与黑衣服》《冬季》《玫瑰大师及其他》《枫叶》等，中篇小说《蜘蛛》《春堤六桥》《歌声好像明媚的阳光》等，还不断有微型小说、散文、杂文、文学随笔、文艺评论、创作谈、文学理论等作品问世。这时王蒙的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篇小说频频出版，如“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暗杀--3322》《青狐》等。二是开始出版包括现有作品在内的文集，如：《王蒙文集》《王蒙旧体诗集》等。三是把部分精力放在专业文学研究上，他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是《红楼梦》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创作，如《读书文丛--红楼梦启示录》《读书文丛--双飞翼》《心有灵犀》等。
2006年，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处于退休状态。但他的创作并未停止，而是老当益壮，笔耕不辍。这时的作品除了一些散文、杂文、随笔、创作谈、讲演录外，主要是《王蒙自传》三部（《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的出版堪称大事。在总结平生经历与创作之后，王蒙把眼光投向古代圣贤老子、庄子，在阅读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出《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等著作。2012年，王蒙出版了《中国天机》一书，这是王蒙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的政治性思考的成果著作。2013年4月，王蒙尘封四十多年的、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出版，了结了当年王蒙的心愿。可以说，这部作品并非王蒙的封笔之作，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还会不断有新的、更好的、更深刻的、更具影响力的作品问世。
三、王蒙作品的独特风格与文学价值
王蒙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作品和文学思想，既具有独特风格又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普遍意义的深远影响。当然，王蒙首先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容以及形式的各个方面，王蒙都是一位勤于探索又善于创新的作家，因此格外受到当代文坛和读者的注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
王蒙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他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都表现了青年的敏锐和热情。尽管作品反映生活深度不足，基调却是纯真、热烈，充满了幻想和对新社会的爱。”（《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王蒙这一创作发韧期的小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代表，虽然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不甚圆熟，但以其过人的勇气和探索，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使小说艺术摆脱了僵硬政治的束缚，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与变化，从而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文学即人学”，写人的感情世界。具体来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的人和事，在当时既是真实生活的典型，又是前所未有的刻画对象。正如王蒙当时所言：“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所以说这篇小说本质上不是写政治或反官僚主义，而是表现年轻人思想的探索和变化，描写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复杂。对此，王蒙在二十多年后总结道：“即使以政治反响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小说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剖析。”
至于《青春万岁》，是早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创作的，可算是王蒙的开山之作。而起手即写长篇，足见他的创作冲动与激情。的确，在《青春万岁》中，王蒙表现的是那个特定的革命年代中，一群年轻的中学生以青春和热情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经历故事，展现出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生动图画。当时的老作家萧殷评论说：“作者以大胆的、奔放的、抒情诗的笔触，描写着一群高中三年级学生的生活与斗争。这样的题材，应当承认是不太容易驾驭的，尤其是写作经验不足的青年写作者会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在这里既缺少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多少惊险的场面；如果从表面看起来，学校里的生活似乎“像一池死水那样平静”（有年轻同志这样说过）……《青春万岁》里面，作者笔下的中学生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动人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不仅仅看见了中学生的生活与斗争以及她们单纯而又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由于她们来自不同的环境以及各不相同的出身，作者还引导我们走进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让我们看见了多种多样的生活与人物：有阴森森的天主教堂，有没落的、弥漫着伤感情调的有产者的庭院；有充满了民主气氛的教师家庭，也有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总之，作品不仅引导我们接触了多种多样的生活，而且有时候，还引导我们走得很深，一直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王蒙在中断创作二十三年后重新复出文坛。那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流行，作家们都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反映并思索着“文革”乃至之前“极左”的危害与痛苦。王蒙亦不例外，加入了这一文学的时代潮流。但是他的小说却是反思文学的“另类”。这时的代表作有《布礼》《春之声》《海的梦》《杂色》《蝴蝶》《风筝飘带》《夜的眼》《相见时难》《如歌的行板》等，表现出极左年代遭受迫害的“归来者”，对经历痛苦和理想追求的回顾，对特定年代环境生活的反思与刻画，从理想的层次对“文革”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社会、历史乃至人性根源的反思，超越了一般“伤痕”、“反思”文学的高度。具体来说，这是王蒙对小说艺术的又一次探索和贡献。首先，是故事的心理化，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表现出人物经历感情与思想的发展，以及人物心灵的现实；其次，是语言的感情化，即小说情感或称情调，即通过多种表现和描写手法，表现出一种作品独有的意境；另外，是小说的理性思辨性，这是王蒙的不同于他人的独到之处。由于他自身的特殊经历，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历史与沧桑感。对待曾经的痛苦历史，他采取一种宽容态度，从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把它归结为个人或运动而做出道德评判，而是着重揭示历史灾难背后的深刻哲理命题和时代历史教训。其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反思，超越了对现实的反映，具有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色彩。
总之，这时王蒙的小说，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多元。”（童庆炳语）
王蒙创作超越一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借鉴外来艺术的表现手法，使自己的创作常作常新，永葆生机和活力。这一点最直接表现在他在小说中的创作性艺术实验。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地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的独白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
王蒙这类作品以《杂色》《坚硬的稀粥》《蝴蝶》《布礼》等为代表作。这些作品往往以意识流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隐喻、象征等为结构元素，用表层意义暗示深层内涵，具有对文化与哲学意味的追求，成为王蒙小说创作中的特殊贡献。
所谓“意识流”，是指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叙写自由。
因此，王蒙的这些创作性艺术探索小说，被评论者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而东方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在于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才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
所以说，对小说艺术的创作性探索和实验，成为王蒙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对中国小说艺术的最大贡献，具有历史性的文学史价值。
王蒙虽然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创作起步（创作于1957年前，部分章节发表于1957年，全书出版于1981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却是最为文坛熟知且在社会上脍炙人口的，同时，许多奖项，也是王蒙的中短篇小说获得的。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之后，从九十年代起，王蒙重新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至今为止，王蒙已经创作长篇小说九部。其中，以“季节系列”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最具代表性。
从1993年到2000年，王蒙用七年时间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即“季节系列”。所谓“季节系列”是借用四个不同季节形象的定义作隐喻或象征，将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知识分子从充满理想的“热恋”状态到五十年代中遭受打击的“失态”境地，再由六十年代初的“踌躇”言行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狂欢”下的复杂生活，相当生动、深刻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相当完整、本质地构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具体说来，“季节系列”既有作者个人经历的烙印，又有“革命”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读者可以一窥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乃至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沧桑。尤其是《狂欢的季节》对于“文革”历史的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反思高度，令世人瞩目。
王蒙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亦是风格独特、异彩纷呈。《活动变人形》是从中西文化对比高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这是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创作，被称为“审父”之作的小说，具有经典作品的诸多要素。《青狐》则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首都文坛为时间和空间背景，通过一个初涉文坛女子的描写对当时众多文艺家生活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深度刻画，具有写实与虚幻的双重文学意义。《暗杀--3322》的书名貌似惊险侦探小说，其实是以现实与过去交织的形式，描绘出主人公经历的特定年代故事。
有评论家论及王蒙小说创作时提出四个阶段论，即“干预生活”（五十年代）、“反思历史”（八十年代）、“文化批判”（九十年代）、“回首往事”（新世纪以来）。确实，从2006年到2008年，王蒙密集地创作出版了三部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这是一部“革命”作家、“非凡”人士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王蒙的自传历经个人生命的近八十年，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改革开放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生；从个人遭遇到历史变迁，从底层民众到高层领导，接触到社会多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作家本人与社会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描述，展现出当今中国文坛的生动场景。因此，王蒙的自传具有独特的认识和记录价值。
在王蒙半个世纪的创作中，有一种浓重的“新疆情结”。他在新疆生活十六年的经历，成为王蒙创作的又一主题和资源库。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就真实反映了他在新疆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文化与风俗，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王蒙在新疆与维吾尔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不仅熟悉了少数民族风情，也学习了各民族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学会了维吾尔语。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唯一能用维吾尔语的思维方式构思作品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是，王蒙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主要表现在：开拓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不竭资源，产生了不断地创作动力；形成了王蒙积极健康、成熟圆通的人生意识和处世态度，丰富了知识结构和创作思维与文化参照，奠定了艺术支撑的基石，为以后的创作打下牢固基础。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经历，就可能没有今天的王蒙。2013年4月，《这边风景》的出版，既填补了王蒙创作链条上空缺的十六年，又是他对新疆生活经历的全面且全景式总结的文学作品，了却了王蒙的心愿：让一部尘封四十年的、长达七十万字的“新疆小说”与读者见面。
王蒙除了是位优秀的作家外，还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文学理论与批评，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王蒙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关注，超过了对他作为当代重要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王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大师评论名作”。从对王朔的批评，对郭敬明的评论，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当代文坛现状的关注和对一些文学理论热点的探讨，都表明王蒙是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家，而王蒙的文学批评来自他本身的内在认识和价值。王蒙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蒙谈创作》《文学的诱惑》《当你拿起笔》《漫谈小说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等。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王蒙相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红楼梦》，二是李商隐诗。在这两方面，他都有专著出版。
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研究的成就是公认具有开创性的，他的贡献在于在全新意义上开辟了《红楼梦》和李商隐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新时代。对此，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和其他学者有肯定评价：王蒙是有“双翼的：一是研究《红楼梦》，一是研究李商隐，在这两个古典文学拥挤的学术领域当中，王蒙研究出了自己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已经碰了壁、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出现了，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感觉确实在红学研究当中开了新局面。王蒙是博大的，王蒙对中国的传统是熟悉的，他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越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文化人的评。冯其庸并认为，王蒙点评本《红楼梦》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王蒙无疑是《红楼梦》的“大评家”。就王蒙的李商隐研究，黄世中（温州师范学院）认为，王蒙对李商隐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当代性，二是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了“五层次研究说”，三是特别重视对李商隐诗歌所反映的心象的探求，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的见解。他认为，王蒙在李商隐研究上，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力，在研究方法论上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感悟与理性的统一，摒弃学院式的考证又不离传统，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纵谈直论，意趣横生，使人有会心如悟之妙。
王蒙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有着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本色。这主要表现在：
1.意识流手法的开创性运用，同时多方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各种写作手法和创作技巧，如：象征、隐喻的表达叙事、超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流派等。这在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有突出的表现。
2.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注重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视语言表达的气势美与文字的经典化，尤其是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已成为王蒙作品的鲜明特色。
3.王蒙小说中语言的幽默、机智已成为其作品创作的鲜明特征。用幽默的笔法直面严酷的人生与社会现实，使人在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中回味、反思、批判、升华，达至文学创作的哲学高度。
4.王蒙小说的表现语言具有多样化特点，不追求完美对称的表达，而常出现大幅度跳跃、断裂和悖反；有时还借鉴相声的表现方式，语言俏皮夸张且充满机智；其他的杂文语体、文言辞句、民歌民谣亦常出现在王蒙小说中，形成兼收并蓄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
5.王蒙在“季节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被评论家定性的“狂欢体”（在《狂欢的季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所谓“狂欢体”，其实质是在创作中遵循“无法之法”等原则--即怎么痛快怎么来--调动一切能调动的语言、文化、生活、思想资源，为自己的“狂欢化”写作服务。具体讲，就是运用反讽、悖论、荒诞、对比、隐喻、夸张、象征、喜剧、幽默、调侃、戏说等等诸多艺术手段，来表现作品独特的严肃的内容。于是，由各种文体、语言、风格随心所欲拼接、杂交、戏作而成的，导致一种强烈戏说成分的诙谐文体产生了，这是王蒙的独创，也是与此前、此后王蒙其他作品的显著区别，可谓别具一格。
6.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对语言的情致化境界的追求。在王蒙看来，小说有三个要素：故事、人物和内在情致。情致在小说中表现为语言，就是要表达出文字的优美与语言的鲜活；情致在小说的构造中，则成为一种意境，即用语言和文字描绘出生动、美丽的画面与氛围。当然，情致的产生与意境的达至，则要求小说的语言和文字必须新颖与灵动，成为一种不断变幻的艺术氛围与固定的艺术风格。
四、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
毫无疑问，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富思想智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达到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诚然，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并非与生俱来的，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就表现出反映生活深度的不足。但随着王蒙人生经历的丰富、思想认识的升华以及创作实践的历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创作日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
王蒙的小说无论忧伤反思还是谐谑反讽，无论初始的“青春创作”还是新世纪的“季节系列”，都始终描绘着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色彩，政治始终是王蒙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对政治解析已构成王蒙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因此，王蒙创作的小说，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上是当代作家作品中最为突出且相当成功的。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通过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真实描述，展示出当代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曲折心路，从根本上探索并反映出如“文革”这种政治灾难何以发生的历史、社会及人类自身原因所在。正由于王蒙的人生经历、政治经验以及深入社会底层与身处政治中心高位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穿越政治的认识思维能力，使他的创作能够比他人在反映历史变迁、表现政治事件、描绘人们心路历程上具有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与广度。
读王蒙的小说是一次对人生哲理和人生情绪的思考与体验，是通过描绘生活场景反思社会人生的文学实践。因此，王蒙的小说《蝴蝶》《风筝飘带》《杂色》《布礼》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流行的时刻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王蒙的这些小说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人物生活同样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上，而是引发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形成对当时“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如“文革”那样政治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王蒙的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化、哲学上的思辨性，正反映出他创作的又一思想高度，是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的。
在王蒙身上汇集了传统文人、社会主义新文学开创者、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综合品质。因此，他的创作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及其生活变迁。从早期《青春万岁》的高中学生，到后来《青狐》中的文艺家，王蒙沉浸在个人和历史的环境中，又超出、胜过他面对的现实，描绘出各类知识分子在不同年代的心灵史。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小说通过人物刻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无情批判，对众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作出触及灵魂的“布局”与追究。可以说，超越自我的灵魂写作，是王蒙小说常见的表现方式，也是他创作中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本依托，反映出王蒙人生价值观与认识论上的高人一筹。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内心情感波动。
有评论家认为，宽容，已经成为王蒙小说的一种突出品性，一种涵盖力极强的精神内核（宋炳辉语）。对此，王蒙自述云：“是的，四十六岁（1980年）的作者已经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要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可以说，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无论“反思文学”还是“季节系列”，无论长篇还是短作，“宽容”的主题用多种形式表现着，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因而站到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上。是的，王蒙在小说中以宽容的目光注视着现实人生。但王蒙的小说世界，有对理想的憧憬与反思，也有对现实、历史的理性把握；有政治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有艺术家的自由自如的创造表现气质；有理智对情感的批判，也有直感对理性的怀疑与思索；有自我寻找与构建，也有自我蜕变与超越……这里充满了一个正直而敏感的艺术家对社会政治、对现实人生的不懈的感受与认识，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王蒙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身上浸润着革命理想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影响，应该说，王蒙是一个具有儒家文人气质的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因而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就存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在呈现多元化的同时，更显示出哲学思考的新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部研究老子的著作和《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几部书中。因此，王蒙在几部著作中，对儒家精神的批判继承，对老庄哲学的另类解说，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刻思考，显示出他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鲜活形象。
综上所述，王蒙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志和走向。首先，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十年的社会生活现实，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其次，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生活际遇和历经磨难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再次，王蒙文学创作和作品中，显示出的思想观念与文学理念，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相当高度，可称为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另外，王蒙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开拓，以及他在创作中对包括传统和现代表现手法的纯熟运用，使他成为一位特色独具的杰出作家；最后，王蒙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多文体创作、多领域研究、多题材写作的综合实力，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成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创作与研究的范本。
王蒙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界的翘楚，他以杰出作家、思想家、学者的身份面对中国，面向世界，成为一个世纪的骄傲。
五、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人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军人物，王蒙及其创作成为中国文学的时代标志，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日本、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家出版，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认为，王蒙和莫言、李锐、残雪等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已经能与欧美国家最有名的作家相比肩，王蒙等人作品已在海外产生了相当影响。
正是由于王蒙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和在海外的影响，不仅将他推入了诺贝尔奖文学候选人的行列，还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的推荐人。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起。
1994年，已卸任文化部长五年的王蒙接到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邀请，希望王蒙能赴瑞典访问，在瑞典文学院作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同时，还请王蒙提供一份英语的推荐材料，推荐若干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份推荐材料不少于十五页，将列入瑞典文学院的正式档案。为此，王蒙可获得二千美元酬金。马悦然还强调，王蒙推荐的作家可以包括他自己。
这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或者瑞典文学院向王蒙抛出了橄榄枝，一是邀请他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去瑞典文学院演讲，二是确定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推荐专家。这是对王蒙的信任，也是王蒙的荣誉。
为此，王蒙作了认真准备，并推荐了四位中国作家：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按要求写下了详实的推荐材料，还请当时的国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黄友义翻译成英文。
至于是否自我推荐，王蒙始终犹豫不定。用他后来的说法，如果出访瑞典的准备顺利，他会考虑自荐的。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顺遂人愿。首先是由于王蒙原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身份，他的出访需经国务院批准，这就先要通过文化部和外交部的审核会签同意。对于王蒙出访瑞典，文化部方面自然没有异议，但外交部有关方面却认为王蒙此时接受马悦然邀请出访瑞典是不适宜的。对此，文化部专函给外交部，建议同意王蒙出访瑞典，但外交都仍坚持原议，还是不同意放行。
由于王蒙迟迟未能答复并确定出访，瑞典方面改由萨斯航空公司总裁出面邀请，并由瑞典驻华大使馆具函相约以示郑重。但外交部依然持否定态度，并指出实际邀请王蒙的仍是马悦然。
这时马悦然委托一位瑞典汉学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罗德弼前来北京打探情况，直接找到王蒙询问。王蒙自然不能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内部运作的细节和对此访的异议向他详述，只说手续尚未办好，可能无法成行。
谁知这位罗德弼先生回到瑞典，竟想当然地回报马悦然称：王蒙不想来瑞典访问。
马悦然闻讯颇感意外，又大为光火，认为王蒙不识抬举，就公开发表声明称：既然王蒙对于与瑞典文学院的文学交流不感兴趣，他也只好放弃他与中国的交流计划。
王蒙得知马悦然此言后也大为震惊，认为马悦然的声明“包含着”某种警示性解读的可能：从此中国本土作家将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后果自负”，或“后果由王蒙负”。
这样一来，事情更加复杂化了。对此，了解实际情况的瑞典驻华大使馆也很关注，就让使馆文化专员特地在香港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马悦然对王蒙的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实际情况并非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
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善与加强跟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沟通交流的机会。此后，中国有关方面与马悦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以至有段时间不同意他入境。尽管后来王蒙与马悦然在香港和瑞典见了面，二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但过去的一段毕竟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至于后来事情的发展，王蒙本人有如是说：
这里还有一个后续插曲，更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说是瑞典的一位女副总理（本书作者按：应为副首相）访华时会见我国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领导，谈到了邀请王某到访事，我高层领导乃指示此事可行。外交部为此商文化部，此时文化部下边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同志反而火了，我部以如此罕见的郑重的方式提出王某访瑞，你们竟不予注意，现在剩了不多天了，又说行了，让我们来一个赶三关，你想说行就行？算了，我们不办了，王某人不去啦。这个情况我同样是事后很久才知道。
从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首次接触可以看出：首先，王蒙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和成就已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看重，否则就不会邀请他出访瑞典作演讲，并授权他推荐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次，尽管出访演讲与推荐作家最终没有如愿，但责任不在王蒙本人，而在于当时环境条件所限和某种制度缺陷。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是多么需要相互沟通。可以说，从王蒙身上就见证了中国文学界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评委会的交流历程。
至于王蒙如何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行列的，吴东平所著《华人的诺贝尔奖》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二十世纪末期，即从1998年开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就开始筹备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提名工作。大约到了1999年初，提名小组曾对中国当代的有关作家作了调查，其中王蒙、巴金以90%以上的得票率名列前茅。又经过一系列规范、有序而细致的工作，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于2000年1月28日，将提名王蒙参加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推荐信和美国八十多位各界学者、知名人士以及有关团体支持这一提名的签名，一同寄往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到了3月12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致函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表示接受对中国作家王蒙的提名。随后，提名委员会主席冰凌举行了记者会，向六十余位记者介绍了这次提名情况，正式将这一消息公布出来。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提名委员会的顾问林辑光、董鼎山、唐德刚以及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皓等人。
提名委员会在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信中，对王蒙是这样评价的：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他在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创作出六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多次荣获中国国家级文学大奖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国际性文学大奖。他的巨大文学成就不仅源于他与生俱来永不停止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还由于他通过作品所洋溢出来的联系时代、关注社会和人生的人文情怀和生命之火。他个人不平凡的经历、卓越的才华、敏锐的思维、过人的思辨力、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加上他惊人的毅力和勤奋，还有宽容大度、善于自我调整的性格，共同造就了他这位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对于提名王蒙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王蒙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初他本人并不知道。事实上，提名委员会在提名时，也并没有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年王蒙先生曾对记者说：“按照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来看，中国作家很难获此殊荣。”他又说：“不获此奖并不代表国内作家没有实力，国内作家应该坚持走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写出有震撼力的、反映出时代特色的力作，没有必要太在乎这个奖。”
王蒙作为当代有影响的权威作家，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仍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多作家如张贤亮、张洁的作品，被翻译过，但能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和强烈关注的至今没有。”这是王蒙先生对当今中国文坛的真实的评价，也道出中国作家不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这里，王蒙先生既是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就道出他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有评论家认为，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他是中国式的、经过“革命”洗礼的左派个人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具有现代精神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但他本身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理性”又使他批判、排斥西方文化观念（董建语）。因此，他创作的注定是中国式的、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反映出当代中国现实的、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和价值观，是不大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理想”标准的。因此，王蒙当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足为怪了。我想，这才是他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结语
现在的王蒙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中国的多所大学担任教职：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新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创作、研究、教学、讲演、交流，成为王蒙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关注的仍是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蒙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会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创造的潜力，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占有显著的地位，并且他最终会迈进世界文学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