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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巴金的箴言
题图：巴金像
巴金从异国他乡走上文坛，一生都在以其不朽作品践行“真情论”。“爱那需要爱的，憎那摧残爱的”，这是巴金一贯的文学主张。虽然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革”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随想录》中，他却怀着博爱而忏悔之心，对自己曾经被迫于淫威、违心批判过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歉疚，以“真情”还复历史，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殉道精神无情地控诉了“文革”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巴金用心地追寻着“真情”丰富的内涵，终生都在探索表现“真情”的各种文学手段。
巴金用真情书写生活。《家》《寒夜》《随想录》等不朽著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报效祖国，建功立业。他谦逊地说：“我不是作家，我无非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人贵诚，情贵真。艺术的生命是真实，只有“真情”才能打动人心。
“真情”铸就一代作品，“真情”也铸就一个幸福的家。巴金的夫人在少女时代是巴金作品热情的崇拜者，主动向年轻的巴金求教各种问题，因为《家》穿针引线，萧珊与巴金相隔十几岁，经过八年恋爱的“抗战”，最后在抗日的炮火声中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巴金的家充满了真情，成为文坛好友常聚的佳处。
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依然在呼吁他年轻时代的文学主张，写作《把心交给读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
一、云水巴山雨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始用笔名巴金，终以笔名行。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做官、数世同堂的官僚地主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成都城的北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祖籍浙江嘉兴。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官宦人家的高门豪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是“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门前平时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隔起来了。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对于儿时的李公馆，巴金这样回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启蒙老师都是自己的母亲。巴金也是如此。巴金的母亲叫陈淑芬。她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她虽是知县夫人，却没有官太太的恶习，聪慧、有见识、富有同情心，待人十分宽厚。耳濡目染下，巴金幼小的心灵早早被播下了爱和善的种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其实这些都是经过母亲陈淑芬同意的。在巴金的心灵深处，对仆人、轿夫的同情渐渐转化为一种赎罪的心理。在《灭亡》中，巴金借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1914年到1917年，对巴金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三年。先是母亲在一个夏夜去世，随后两个堂兄突患白喉病死去。随后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病。病还未除，巴金的父亲又病亡了。再加上当时川军和滇军在成都进行了一场巷战，巴金感受到了死亡，更感受到了命运之河的曲折流向。
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巴金先是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以后巴金又跟随哥哥尧林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不久又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
走出四川与出国是巴金人生的两大转折。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摧毁封建专制统治，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后来他到法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法国伟大思想家卢梭民主主义的思想交织起来，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理想。他再将这种思想拿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验证，经过他自己的思考、认识和筛选，从而形成了他的带有个人印记的独特理解。那就是以反抗专制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
1927年初，巴金到法国巴黎求学。他立即为卢梭的民主精神所倾倒。被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良心”的思想家卢梭所写的《忏悔录》，对他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向读者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思想感情的风格和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几近严酷的自审精神，似乎都源自《忏悔录》。在他经常徘徊于卢梭铜像前的同时，隔洋的美国所发生的两起诬陷工人的惨案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就是芝加哥八名工人罢工领袖和意大利工人领袖樊塞蒂被美国当局判处死刑案。前者不过是为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而举行了罢工，后者则仅仅是在工人集会上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他醒悟到，原来号称民主、平等、博爱的国家并不民主，并不平等，也并不博爱。巴金感到极度的悲哀和绝望。
巴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他满怀激动地表现那些寻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途径的理想主义者，表现他们的狂热、真诚、幼稚，表现他们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颠踬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曲折历程。他饱含痛苦地表现那些被专制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人、畸零人，写他们被欺凌被宰割的惨状。
巴金后来回忆：“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
从他最早写于法国的小说《灭亡》《新生》以及一批短篇小说，直到后来回国之后所写的《家》，莫不如此。也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开始了自己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并吸引了鲁迅的注意，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二、文章金石声
1928年底，巴金回国，把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告诉大哥李尧枚，并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李尧枚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差，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巴金想用《春梦》为书名来唤醒大哥。
1931年初，上海《时报》邀请巴金写连载作品。动笔时，巴金忽然觉得《春梦》这个名字不是很合适，因为他的笔下是“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痛苦所交织成的生活之激流”。巴金决定将小说的名字改为《激流》（后改为《激流三部曲》）。《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上正式连载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在《时报》上共登了二百四十六期，共计三十九章。1933年5月，开明书店为《激流》出了单行本，这就是巴金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但是，就在小说正式连载的当天，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不堪忍受身心的痛苦，在成都的家中服毒自杀了。巴金得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刚刚写完小说的第六章，这章的题目就叫《做大哥的人》。大哥的离开让巴金悲痛欲绝，更坚定了写作决心--“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
“激流三部曲”由《家》（1933）、《春》（1938）、《秋》（1940）三部长篇小说组成，其中，以《家》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据初步统计，《家》从1933年5月发行初版本开始，至1951年4月的十八年间，共印行了三十二版（次）。1953年至1985年11月，修改后的《家》又印了二十版次。这还不包括香港及国外发行的版本版次。
长篇小说《家》从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多侧面地暴露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与专制，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露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
巴金二十多岁便成功地创作了传世之作《家》，成就了不朽的著作，秘诀就在于他“真情”地描绘出了一个专制的“家”扼杀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引起了青年们感情的强烈共鸣，震撼了热血儿女的心灵。评论家刘再复说，巴金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他是丰富与辉煌的。他的作品与真实的生命紧紧相连，他的一生都高举着生命的火炬热烈地追求着和抗争着。他的热情点燃了好几代人。正如许多亲历者回忆的，上一个世纪中期许多热血青年走向延安投身革命，并非全是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结果，有很多人就因为读了巴金的书而走出封建家庭，“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读了巴金的《家》，难免要产生这种造反的念头。巴金的代表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革命号角。《家》这部小说导引无数有志青年走向反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战线，点燃革命的火种，经过浴血奋战，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由此可见，“真情”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巴金通过对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的描写，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由不得年轻人自己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违心”与瑞钰成了亲。祖父死后，恰临瑞珏生产。祖父的妾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瑞钰的生命。而在这之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
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是觉新的弟弟，却有着与他哥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成功地塑造出觉慧这个大胆幼稚的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封建家庭。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鸣凤之死的片段是全书最感人的情节，也是巴金写得最出彩的地方：
忽然她又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够就这样地死去，她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她的眼前荡漾。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她的眼前又模糊地现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她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那里嬉戏、笑谈、享乐。她知道这不是幻象，在那个无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她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她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或者给她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边仿佛有人接连地叫‘鸣凤’，她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地听。周围是那样地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死灭了。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够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
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了。
鸣凤用她的死，保持了自身的清白，换来了觉慧的觉醒，更为人们拉开了封建大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血淋淋的残酷内幕。
巴金出身自封建大家族，但是他却远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阶层利益，反而将自己博大的胸怀和爱心投向了普通民众的海洋。巴金一直都在以含泪带血的心声为他们唤醒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这种呼唤，表现出了巴金作为一名作家的良心和良知。
1934年，巴金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巴金的小说《春》问世了。当时这本书在出版时，书页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写明“激流”共有四部，分别叫做《家》《春》《秋》和《群》。1940年春夏之交，巴金完成了第三部《秋》，其时正逢战乱。因为《家》《春》《秋》已经基本勾画出了巴金那“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他未能完成《群》的写作计划。从此，《家》《春》《秋》便被称为“激流三部曲”了。
1941年初，巴金回成都过春节，再一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他大约住了五十多天，知道了不少老家的故事，也引起了他不小的感触。看到依旧高悬在老家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大字，他想想了新近去世的五叔的故事：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在卖尽了祖传的田产和房产后，被家人赶了出去，沦落为烟鬼、小偷、乞丐，最后屈死在监狱里。巴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他的脑中出现了关于《冬》的最初构想。这部小说多少能反映巴金十八年后返回老家时的心境。这部小说到三年后才完成，正式出版时定名为《憩园》。
抗战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写出四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著名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未能超越巴金三十年代的艺术水平。
1960年，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他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起，香港《大公报》连载他的散文《随想录》。
巴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他写作时连笔都拿不稳，有时刚写几个字，手指就动不了了，要横横不出来，要撇撇不出去，老人只能用左手去推右手。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十卷本《巴金译作集》、《怀念曹禺》、《告别读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九十岁以后校对完和写成的。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会上，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作家深情地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正是在这种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将一部又一部作品“燃烧”给读者，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钱正英同志在巴金九十岁生日时，代表全国政协前来祝寿。在巴金寓所，她诚恳地说：“巴老，我是在您文学作品影响下，走向革命的。”
巴老于2005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创作几十年，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写作共计五百多万字，连译作达七八百万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三、《随想录》：深刻的反省精神
1978年，七十五岁的巴金，从重新握起笔的那天起，就出人意料地一反纯文学创作模式，用实实在在的大白话，宣称今后所有的写作都只为一个目的--讲真话！他说：“我就是最后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所说的这一生，到底我是真是假。”“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成兽，无论谁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从1978年到1986年，巴金写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统称《随想录》五集，历时八年，四十二万字。写作《随想录》花去了巴老七个春秋，动笔的时七十五岁，搁笔之际已八十二岁。《随想录》的每一篇，每一章，几乎都流淌着巴金的灵与肉和心血。他无情地拷问、责问自己，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伤疤。这本书里，巴金老人详细记下了“文革”期间，自己十年牛棚生活的经历，其中最大篇幅是他对那段岁月所经世事的忏悔和反思，对自身心灵和人格的剖析与大胆揭示，可谓巴金老人晚年最重要的精神遗产。随着《随想录》的陆续问世，“讲真话”也成了当时知识界一个重要精神命题。有人说，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这不单是一次艰难的写作，更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一个善良的人，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可能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
巴金的《随想录》再造了一个辉煌。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影响，不逊于他早年的《家》《春》《秋》，甚至超越了这些作品。《随想录》中抒发的感受、理解和建议，得到了经过那段历史的人的共鸣。巴金动笔写《随想录》时已经七十多岁，完成时就八十多岁了。从这部巨著中，也看出巴金对人民、对历史的负责，也为他的创作生涯的连贯画上完美的句号。应当说，无论中外，晚年有重大作品的作家不多，而巴金的《随想录》，就是重大作品。有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史，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文学来看，因为这是对思想建设的贡献，是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建议、期望。巴金是用作家的语言，表述了这些思想。
《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于社会改革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随想录》的发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和“讲真话”的感慨同时做的，是巴金先生痛切的灵魂反省。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灵魂深处的隐秘和对尊严与人格的放弃。其实，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承受肉体的羞辱都不及精神的阉割更为残酷。比如他在《怀念胡风》中，就对自己做了最为痛切的解剖。他的情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深度，应该归结于他一生对人格正直的追求。
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一代代青年不断为之震撼。
巴金在文章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巴金最大的特点，是当作家之前，首先做人。他善良，真诚，对朋友宽容，对自己很严格，勤奋写作。他对妻子、儿女充满亲情。对前辈，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非常尊重。对同辈关心理解，如对沈从文、傅雷都是这样。对晚辈，他热情、鼓励，对于中青年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讲真话”--平平实实的一句话，竟引起如此波澜，竟荣获这么高的思想荣誉，这也许是我们今天这些生活中人所难以置信的。巴金，这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齐名的文学大师，究竟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又曾经做过些什么？乃至要从七十五岁开始，发誓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出来呢？巴金老人的理由是：因为，我讲过很多的假话。我要还债！良心的债！
1986年，巴金给《随想录》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怀念胡风》。
就是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情况下，中国文坛的人是个个要表态，个个要过关，巴金作为文坛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更需要表态，因为他的表态才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上级就要巴金表态。
据巴金老人回忆，他和胡风虽没有过深的交情，但聚一起也喝杯咖啡聊聊天，谈些文艺界的事，算得上朋友了。但面对这个朋友，在当年的那场运动中，巴金说自己还是写文章批判胡风了。后来他在忏悔时，还专程去查出了自己当年的那篇文章，当时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叫《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文中写到自己对胡风的作为--“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
“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巴金谈真话问题的最后一篇“随想”，是讲他与一个来访客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客人主张把不愉快的过去忘掉，多谈谈未来，甚至不妨仍讲些豪言壮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巴金不认为这样。他说：“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他下的结论是：“据我看，最好的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至于客人所谓“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巴金现身说法，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豪言壮语，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却迎来了十年的浩劫，一夜之间那么多人由人变成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因此，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
巴金与客人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要不要，是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的一系列有关探索问题的文章，有关讲真话问题的“随想”，归根结蒂也是在于向现实发问：“你究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几乎对每个人，对每一桩事的决定，都是个考验。
巴金在一百五十篇“随想”中，极大部分篇章都直接或间接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提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疑虑。在谈“骗子”的时候，他问：“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在谈“人言可畏”的时候，他说：“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该爱护它的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谈“紧箍咒”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甚至在第四本“随想录”《病中集》，连续五篇写自己的“病中”生活时，他也记载了在医院中听到几个老朋友去世讯息时的心情，说“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他呼唤友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呼唤在黑夜中不灭的灯光！他毫不留情地要大家注意有人用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
他以他正直的灵魂和真挚的感情，抒写了一万字的长文《怀念胡风》之后，结束了第五本“随想录”即《无题集》的写作，也就结束了全部《随想录》的写作。这一百五十篇作品，很快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尊敬。
《随想录》在海外影响也很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日译本发行最早。译者是日本的新闻界前辈石上韶。他早年曾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长期担任共同通讯社记者，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1980年春季，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时，石上韶曾到朝日讲堂去听过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随后他就连续翻译了《随想录》的五本分册，使早已熟读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又很快阅读到巴金在晚年的这部杰作。后来井上靖、水上勉、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等日本友人在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都曾把《随想录》作为他们近年来所读书中最受感动的作品之一。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木下顺二，有一次在与巴金谈话时，还带来他在书页上加了许多批注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日译本，对巴金说：“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尖锐批评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但这也由此可见，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你在《春蚕》一文中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还在1984年6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读书会编辑的《猫头鹰》期刊“巴金文学专辑”上，发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座谈会记录。在谈到《随想录》的自我批评时，山口说：“巴金确实不断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录》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巴金似乎正处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位置。”藤井说：“确实如此，别的作家在经历了‘文革’复出之后，都说自己是被害者，而巴金却说自己也曾是害人者，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少。”山口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学家。”代田说：“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学，这真不简单，确有类似鲁迅的性格……”
在联邦德国，科隆的迪纳尔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译本《随想录》。有一位名叫赫尔姆特马丁的作家，他“为独持己见的作家巴金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说不折不扣的实话》，发表在1984年11月24日出版的联邦德国《时代》杂志上。他说：“巴金的《随想录》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指出它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损害……由于诚恳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人民中国的青年一代热爱他，年轻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们身上，正肩负着思考过去的悲剧、评判有改革愿望的今天的责任。”
在法国，在香港，都出现过“巴金热”。特别是在1984年10月，巴金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莅临香港的时候，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颁授学位典礼现场，他都受到记者和读者群众的欢迎和包围。在这期间，香港许多书店的巴金著作，从《家》《春》《秋》到《寒夜》《憩园》，特别是新出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读者争购的对象。香港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巴金在香港半个多月的活动。
巴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作家必须独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来进行创作。作家要充分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把心交给读者。他说自己在创作上，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记者问他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让他回到年轻时代，他是不是仍愿意从事创作。巴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愿意继续写作。巴金在与记者谈话时，谈到新时期中国的文坛，他说年轻一代人才辈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中国文坛产生震惊世界的作品，看来很有指望。
四、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巴金去世，几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都会有人将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上海。在那无法无天、荒谬绝伦的年代，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红卫兵“专政”的对象。一天，上海文艺界的当权者突然宣布，巴金也被列入文艺队伍的黑名单中，并说他与海外有勾结。本来就长期与外界信息不通的他，对此摸不着头脑，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和“国外”扯上边了。对此，巴金一直保持沉默。
为什么巴金会遭到“四人帮”的迫害，精神和肉体一直受到折磨？这个谜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7年才解开。巴金先生从凌叔华女士的一封来信中得知，原来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国外有人要推荐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些造反派眼里、在“四人帮”的心目中全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均属排斥之列，巴金当然会受到迫害。
凌叔华女士抗日战争的前一年，在作家萧乾的陪同下，拜访过巴金先生，从此与巴金先生相识。抗战结束后，凌叔华女士旅居国外，经常来往于欧美讲学。正当国内“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之时，在巴黎的一些文艺团体想推荐巴金和茅盾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广播电台请凌叔华女士在电台中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巴金，这个节目持续播放了较长的时间。为此，那些造反派借此在巴金先生身上大作文章。“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使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
1975年香港《明报》月刊11月号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在这一年“巴金和茅盾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者和英法作家们认为，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巴金和茅盾是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两个作家”。
1980年法国作家内洛普布尔齐亚在他的《复仇集》法文译本“后记”中这样写道：“1978年，巴金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在此期间，一些西方文学家将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于这次提名，张立慧著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也同样提及。
据说巴金不止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为什么没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他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原因。张立慧在她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中说：“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些操纵着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流氓恶棍，都把他当作是牛鬼蛇神。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四五位作家之一，瑞典学院（即瑞典文学院）本来可能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就此，或许会使他在新制度下为自己的祖国继续争得荣光，可惜他被打入了冷宫，原因就是他以前不是，将来他永远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1989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
的确，法国没有忘记巴金。1983年5月7日下午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密特朗总统首先致词说：“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向您颁发荣誉军团勋章。”总统说巴金的作品是世界著名的，他不只是中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巴金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所有被压迫者的深切的同情，巴金为人类的精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巴金致答词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您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在热烈的掌声中，密特朗总统将一枚闪闪发光的系着红缎带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佩在巴金的胸前。这枚勋章的正面中央，交叉着两面法兰西三色国旗。接着巴金女儿李小林代表巴金将新近出版的《巴金选集》精装本十册和一套《家》《春》《秋》的签名本赠送给密特朗总统，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品。
简短而庄重的授勋仪式结束后，密特朗总统说：“巴金先生，您知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讨论与戏剧。您曾经写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您对这些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很高兴能够认识您。作为法国的代表，我有机会作为授勋者为您授勋，我为这感到高兴。这也是法国的荣誉，因为您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法国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您的灵感在法国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硬是拒绝了巴金这个“荣誉”！巴金至死在也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巴金从异国他乡走上文坛，一生都在以其不朽作品践行“真情论”。“爱那需要爱的，憎那摧残爱的”，这是巴金一贯的文学主张。虽然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革”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随想录》中，他却怀着博爱而忏悔之心，对自己曾经被迫于淫威、违心批判过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歉疚，以“真情”还复历史，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殉道精神无情地控诉了“文革”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巴金用心地追寻着“真情”丰富的内涵，终生都在探索表现“真情”的各种文学手段。
巴金用真情书写生活。《家》《寒夜》《随想录》等不朽著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报效祖国，建功立业。他谦逊地说：“我不是作家，我无非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人贵诚，情贵真。艺术的生命是真实，只有“真情”才能打动人心。
“真情”铸就一代作品，“真情”也铸就一个幸福的家。巴金的夫人在少女时代是巴金作品热情的崇拜者，主动向年轻的巴金求教各种问题，因为《家》穿针引线，萧珊与巴金相隔十几岁，经过八年恋爱的“抗战”，最后在抗日的炮火声中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巴金的家充满了真情，成为文坛好友常聚的佳处。
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依然在呼吁他年轻时代的文学主张，写作《把心交给读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
一、云水巴山雨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始用笔名巴金，终以笔名行。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做官、数世同堂的官僚地主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成都城的北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祖籍浙江嘉兴。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官宦人家的高门豪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是“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门前平时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隔起来了。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对于儿时的李公馆，巴金这样回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启蒙老师都是自己的母亲。巴金也是如此。巴金的母亲叫陈淑芬。她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她虽是知县夫人，却没有官太太的恶习，聪慧、有见识、富有同情心，待人十分宽厚。耳濡目染下，巴金幼小的心灵早早被播下了爱和善的种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其实这些都是经过母亲陈淑芬同意的。在巴金的心灵深处，对仆人、轿夫的同情渐渐转化为一种赎罪的心理。在《灭亡》中，巴金借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1914年到1917年，对巴金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三年。先是母亲在一个夏夜去世，随后两个堂兄突患白喉病死去。随后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病。病还未除，巴金的父亲又病亡了。再加上当时川军和滇军在成都进行了一场巷战，巴金感受到了死亡，更感受到了命运之河的曲折流向。
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巴金先是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以后巴金又跟随哥哥尧林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不久又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
走出四川与出国是巴金人生的两大转折。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摧毁封建专制统治，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后来他到法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法国伟大思想家卢梭民主主义的思想交织起来，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理想。他再将这种思想拿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验证，经过他自己的思考、认识和筛选，从而形成了他的带有个人印记的独特理解。那就是以反抗专制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
1927年初，巴金到法国巴黎求学。他立即为卢梭的民主精神所倾倒。被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良心”的思想家卢梭所写的《忏悔录》，对他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向读者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思想感情的风格和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几近严酷的自审精神，似乎都源自《忏悔录》。在他经常徘徊于卢梭铜像前的同时，隔洋的美国所发生的两起诬陷工人的惨案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就是芝加哥八名工人罢工领袖和意大利工人领袖樊塞蒂被美国当局判处死刑案。前者不过是为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而举行了罢工，后者则仅仅是在工人集会上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他醒悟到，原来号称民主、平等、博爱的国家并不民主，并不平等，也并不博爱。巴金感到极度的悲哀和绝望。
巴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他满怀激动地表现那些寻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途径的理想主义者，表现他们的狂热、真诚、幼稚，表现他们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颠踬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曲折历程。他饱含痛苦地表现那些被专制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人、畸零人，写他们被欺凌被宰割的惨状。
巴金后来回忆：“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
从他最早写于法国的小说《灭亡》《新生》以及一批短篇小说，直到后来回国之后所写的《家》，莫不如此。也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开始了自己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并吸引了鲁迅的注意，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二、文章金石声
1928年底，巴金回国，把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告诉大哥李尧枚，并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李尧枚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差，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巴金想用《春梦》为书名来唤醒大哥。
1931年初，上海《时报》邀请巴金写连载作品。动笔时，巴金忽然觉得《春梦》这个名字不是很合适，因为他的笔下是“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痛苦所交织成的生活之激流”。巴金决定将小说的名字改为《激流》（后改为《激流三部曲》）。《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上正式连载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在《时报》上共登了二百四十六期，共计三十九章。1933年5月，开明书店为《激流》出了单行本，这就是巴金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但是，就在小说正式连载的当天，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不堪忍受身心的痛苦，在成都的家中服毒自杀了。巴金得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刚刚写完小说的第六章，这章的题目就叫《做大哥的人》。大哥的离开让巴金悲痛欲绝，更坚定了写作决心--“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
“激流三部曲”由《家》（1933）、《春》（1938）、《秋》（1940）三部长篇小说组成，其中，以《家》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据初步统计，《家》从1933年5月发行初版本开始，至1951年4月的十八年间，共印行了三十二版（次）。1953年至1985年11月，修改后的《家》又印了二十版次。这还不包括香港及国外发行的版本版次。
长篇小说《家》从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多侧面地暴露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与专制，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露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
巴金二十多岁便成功地创作了传世之作《家》，成就了不朽的著作，秘诀就在于他“真情”地描绘出了一个专制的“家”扼杀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引起了青年们感情的强烈共鸣，震撼了热血儿女的心灵。评论家刘再复说，巴金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他是丰富与辉煌的。他的作品与真实的生命紧紧相连，他的一生都高举着生命的火炬热烈地追求着和抗争着。他的热情点燃了好几代人。正如许多亲历者回忆的，上一个世纪中期许多热血青年走向延安投身革命，并非全是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结果，有很多人就因为读了巴金的书而走出封建家庭，“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读了巴金的《家》，难免要产生这种造反的念头。巴金的代表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革命号角。《家》这部小说导引无数有志青年走向反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战线，点燃革命的火种，经过浴血奋战，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由此可见，“真情”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巴金通过对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的描写，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由不得年轻人自己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违心”与瑞钰成了亲。祖父死后，恰临瑞珏生产。祖父的妾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瑞钰的生命。而在这之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
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是觉新的弟弟，却有着与他哥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成功地塑造出觉慧这个大胆幼稚的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封建家庭。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鸣凤之死的片段是全书最感人的情节，也是巴金写得最出彩的地方：
忽然她又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够就这样地死去，她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她的眼前荡漾。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她的眼前又模糊地现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她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那里嬉戏、笑谈、享乐。她知道这不是幻象，在那个无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她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她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或者给她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边仿佛有人接连地叫‘鸣凤’，她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地听。周围是那样地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死灭了。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够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
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了。
鸣凤用她的死，保持了自身的清白，换来了觉慧的觉醒，更为人们拉开了封建大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血淋淋的残酷内幕。
巴金出身自封建大家族，但是他却远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阶层利益，反而将自己博大的胸怀和爱心投向了普通民众的海洋。巴金一直都在以含泪带血的心声为他们唤醒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这种呼唤，表现出了巴金作为一名作家的良心和良知。
1934年，巴金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巴金的小说《春》问世了。当时这本书在出版时，书页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写明“激流”共有四部，分别叫做《家》《春》《秋》和《群》。1940年春夏之交，巴金完成了第三部《秋》，其时正逢战乱。因为《家》《春》《秋》已经基本勾画出了巴金那“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他未能完成《群》的写作计划。从此，《家》《春》《秋》便被称为“激流三部曲”了。
1941年初，巴金回成都过春节，再一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他大约住了五十多天，知道了不少老家的故事，也引起了他不小的感触。看到依旧高悬在老家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大字，他想想了新近去世的五叔的故事：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在卖尽了祖传的田产和房产后，被家人赶了出去，沦落为烟鬼、小偷、乞丐，最后屈死在监狱里。巴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他的脑中出现了关于《冬》的最初构想。这部小说多少能反映巴金十八年后返回老家时的心境。这部小说到三年后才完成，正式出版时定名为《憩园》。
抗战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写出四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著名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未能超越巴金三十年代的艺术水平。
1960年，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他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起，香港《大公报》连载他的散文《随想录》。
巴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他写作时连笔都拿不稳，有时刚写几个字，手指就动不了了，要横横不出来，要撇撇不出去，老人只能用左手去推右手。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十卷本《巴金译作集》、《怀念曹禺》、《告别读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九十岁以后校对完和写成的。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会上，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作家深情地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正是在这种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将一部又一部作品“燃烧”给读者，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钱正英同志在巴金九十岁生日时，代表全国政协前来祝寿。在巴金寓所，她诚恳地说：“巴老，我是在您文学作品影响下，走向革命的。”
巴老于2005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创作几十年，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写作共计五百多万字，连译作达七八百万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三、《随想录》：深刻的反省精神
1978年，七十五岁的巴金，从重新握起笔的那天起，就出人意料地一反纯文学创作模式，用实实在在的大白话，宣称今后所有的写作都只为一个目的--讲真话！他说：“我就是最后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所说的这一生，到底我是真是假。”“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成兽，无论谁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从1978年到1986年，巴金写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统称《随想录》五集，历时八年，四十二万字。写作《随想录》花去了巴老七个春秋，动笔的时七十五岁，搁笔之际已八十二岁。《随想录》的每一篇，每一章，几乎都流淌着巴金的灵与肉和心血。他无情地拷问、责问自己，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伤疤。这本书里，巴金老人详细记下了“文革”期间，自己十年牛棚生活的经历，其中最大篇幅是他对那段岁月所经世事的忏悔和反思，对自身心灵和人格的剖析与大胆揭示，可谓巴金老人晚年最重要的精神遗产。随着《随想录》的陆续问世，“讲真话”也成了当时知识界一个重要精神命题。有人说，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这不单是一次艰难的写作，更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一个善良的人，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可能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
巴金的《随想录》再造了一个辉煌。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影响，不逊于他早年的《家》《春》《秋》，甚至超越了这些作品。《随想录》中抒发的感受、理解和建议，得到了经过那段历史的人的共鸣。巴金动笔写《随想录》时已经七十多岁，完成时就八十多岁了。从这部巨著中，也看出巴金对人民、对历史的负责，也为他的创作生涯的连贯画上完美的句号。应当说，无论中外，晚年有重大作品的作家不多，而巴金的《随想录》，就是重大作品。有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史，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文学来看，因为这是对思想建设的贡献，是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建议、期望。巴金是用作家的语言，表述了这些思想。
《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于社会改革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随想录》的发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和“讲真话”的感慨同时做的，是巴金先生痛切的灵魂反省。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灵魂深处的隐秘和对尊严与人格的放弃。其实，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承受肉体的羞辱都不及精神的阉割更为残酷。比如他在《怀念胡风》中，就对自己做了最为痛切的解剖。他的情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深度，应该归结于他一生对人格正直的追求。
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一代代青年不断为之震撼。
巴金在文章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巴金最大的特点，是当作家之前，首先做人。他善良，真诚，对朋友宽容，对自己很严格，勤奋写作。他对妻子、儿女充满亲情。对前辈，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非常尊重。对同辈关心理解，如对沈从文、傅雷都是这样。对晚辈，他热情、鼓励，对于中青年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讲真话”--平平实实的一句话，竟引起如此波澜，竟荣获这么高的思想荣誉，这也许是我们今天这些生活中人所难以置信的。巴金，这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齐名的文学大师，究竟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又曾经做过些什么？乃至要从七十五岁开始，发誓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出来呢？巴金老人的理由是：因为，我讲过很多的假话。我要还债！良心的债！
1986年，巴金给《随想录》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怀念胡风》。
就是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情况下，中国文坛的人是个个要表态，个个要过关，巴金作为文坛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更需要表态，因为他的表态才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上级就要巴金表态。
据巴金老人回忆，他和胡风虽没有过深的交情，但聚一起也喝杯咖啡聊聊天，谈些文艺界的事，算得上朋友了。但面对这个朋友，在当年的那场运动中，巴金说自己还是写文章批判胡风了。后来他在忏悔时，还专程去查出了自己当年的那篇文章，当时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叫《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文中写到自己对胡风的作为--“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
“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巴金谈真话问题的最后一篇“随想”，是讲他与一个来访客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客人主张把不愉快的过去忘掉，多谈谈未来，甚至不妨仍讲些豪言壮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巴金不认为这样。他说：“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他下的结论是：“据我看，最好的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至于客人所谓“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巴金现身说法，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豪言壮语，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却迎来了十年的浩劫，一夜之间那么多人由人变成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因此，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
巴金与客人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要不要，是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的一系列有关探索问题的文章，有关讲真话问题的“随想”，归根结蒂也是在于向现实发问：“你究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几乎对每个人，对每一桩事的决定，都是个考验。
巴金在一百五十篇“随想”中，极大部分篇章都直接或间接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提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疑虑。在谈“骗子”的时候，他问：“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在谈“人言可畏”的时候，他说：“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该爱护它的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谈“紧箍咒”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甚至在第四本“随想录”《病中集》，连续五篇写自己的“病中”生活时，他也记载了在医院中听到几个老朋友去世讯息时的心情，说“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他呼唤友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呼唤在黑夜中不灭的灯光！他毫不留情地要大家注意有人用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
他以他正直的灵魂和真挚的感情，抒写了一万字的长文《怀念胡风》之后，结束了第五本“随想录”即《无题集》的写作，也就结束了全部《随想录》的写作。这一百五十篇作品，很快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尊敬。
《随想录》在海外影响也很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日译本发行最早。译者是日本的新闻界前辈石上韶。他早年曾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长期担任共同通讯社记者，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1980年春季，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时，石上韶曾到朝日讲堂去听过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随后他就连续翻译了《随想录》的五本分册，使早已熟读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又很快阅读到巴金在晚年的这部杰作。后来井上靖、水上勉、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等日本友人在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都曾把《随想录》作为他们近年来所读书中最受感动的作品之一。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木下顺二，有一次在与巴金谈话时，还带来他在书页上加了许多批注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日译本，对巴金说：“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尖锐批评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但这也由此可见，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你在《春蚕》一文中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还在1984年6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读书会编辑的《猫头鹰》期刊“巴金文学专辑”上，发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座谈会记录。在谈到《随想录》的自我批评时，山口说：“巴金确实不断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录》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巴金似乎正处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位置。”藤井说：“确实如此，别的作家在经历了‘文革’复出之后，都说自己是被害者，而巴金却说自己也曾是害人者，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少。”山口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学家。”代田说：“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学，这真不简单，确有类似鲁迅的性格……”
在联邦德国，科隆的迪纳尔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译本《随想录》。有一位名叫赫尔姆特马丁的作家，他“为独持己见的作家巴金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说不折不扣的实话》，发表在1984年11月24日出版的联邦德国《时代》杂志上。他说：“巴金的《随想录》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指出它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损害……由于诚恳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人民中国的青年一代热爱他，年轻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们身上，正肩负着思考过去的悲剧、评判有改革愿望的今天的责任。”
在法国，在香港，都出现过“巴金热”。特别是在1984年10月，巴金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莅临香港的时候，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颁授学位典礼现场，他都受到记者和读者群众的欢迎和包围。在这期间，香港许多书店的巴金著作，从《家》《春》《秋》到《寒夜》《憩园》，特别是新出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读者争购的对象。香港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巴金在香港半个多月的活动。
巴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作家必须独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来进行创作。作家要充分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把心交给读者。他说自己在创作上，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记者问他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让他回到年轻时代，他是不是仍愿意从事创作。巴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愿意继续写作。巴金在与记者谈话时，谈到新时期中国的文坛，他说年轻一代人才辈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中国文坛产生震惊世界的作品，看来很有指望。
四、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巴金去世，几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都会有人将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上海。在那无法无天、荒谬绝伦的年代，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红卫兵“专政”的对象。一天，上海文艺界的当权者突然宣布，巴金也被列入文艺队伍的黑名单中，并说他与海外有勾结。本来就长期与外界信息不通的他，对此摸不着头脑，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和“国外”扯上边了。对此，巴金一直保持沉默。
为什么巴金会遭到“四人帮”的迫害，精神和肉体一直受到折磨？这个谜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7年才解开。巴金先生从凌叔华女士的一封来信中得知，原来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国外有人要推荐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些造反派眼里、在“四人帮”的心目中全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均属排斥之列，巴金当然会受到迫害。
凌叔华女士抗日战争的前一年，在作家萧乾的陪同下，拜访过巴金先生，从此与巴金先生相识。抗战结束后，凌叔华女士旅居国外，经常来往于欧美讲学。正当国内“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之时，在巴黎的一些文艺团体想推荐巴金和茅盾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广播电台请凌叔华女士在电台中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巴金，这个节目持续播放了较长的时间。为此，那些造反派借此在巴金先生身上大作文章。“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使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
1975年香港《明报》月刊11月号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在这一年“巴金和茅盾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者和英法作家们认为，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巴金和茅盾是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两个作家”。
1980年法国作家内洛普布尔齐亚在他的《复仇集》法文译本“后记”中这样写道：“1978年，巴金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在此期间，一些西方文学家将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于这次提名，张立慧著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也同样提及。
据说巴金不止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为什么没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他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原因。张立慧在她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中说：“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些操纵着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流氓恶棍，都把他当作是牛鬼蛇神。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四五位作家之一，瑞典学院（即瑞典文学院）本来可能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就此，或许会使他在新制度下为自己的祖国继续争得荣光，可惜他被打入了冷宫，原因就是他以前不是，将来他永远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1989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
的确，法国没有忘记巴金。1983年5月7日下午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密特朗总统首先致词说：“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向您颁发荣誉军团勋章。”总统说巴金的作品是世界著名的，他不只是中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巴金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所有被压迫者的深切的同情，巴金为人类的精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巴金致答词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您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在热烈的掌声中，密特朗总统将一枚闪闪发光的系着红缎带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佩在巴金的胸前。这枚勋章的正面中央，交叉着两面法兰西三色国旗。接着巴金女儿李小林代表巴金将新近出版的《巴金选集》精装本十册和一套《家》《春》《秋》的签名本赠送给密特朗总统，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品。
简短而庄重的授勋仪式结束后，密特朗总统说：“巴金先生，您知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讨论与戏剧。您曾经写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您对这些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很高兴能够认识您。作为法国的代表，我有机会作为授勋者为您授勋，我为这感到高兴。这也是法国的荣誉，因为您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法国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您的灵感在法国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硬是拒绝了巴金这个“荣誉”！巴金至死在也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