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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老舍的遗恨
题图：老舍像
老舍的一生有太多的谜--出生之谜、出道之谜、情爱之谜、创作之谜、个性之谜、自杀之谜……最后还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一、旗人与基督徒的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今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因他出生第二天是立春节气，所以取名庆春。他家是满族正红旗人。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除了“老舍”这个他最常用的笔名，他还另有絜青、絜予、鸿来等笔名。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襁褓之中，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虽然是八旗子弟，可是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败落。老舍自幼随母亲长大，深受母亲的影响，老舍作品中许多妇女的形象都有他母亲的影子。这种出身，使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对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舍的幼年、童年和青年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老舍九岁的时候，得舒家世交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上学。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退学，同年夏天考上免费供给膳宿、制服、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但入学还是要交十元保证金的。结果，母亲忙了半个月，靠嫂子把自己结婚时的陪嫁--木箱子卖了，这才凑上了这笔钱。
北京师范学校原在西城丰盛胡同，1915年迁至端王府夹道（现在的育幼胡同）。老舍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五年，1918年6月，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以品学兼优成绩毕业。7月18日，经老师推举，老舍被京师学务局委派任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即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这时他十九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回答他的是一串泪水。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暮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经历见闻。
劝学员的工作清闲而收入颇丰。老舍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用他的话说，“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母亲找到一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所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更重要的是，1922年初，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
对老舍这一重大人生选择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的中国牧师宝广林，他是老舍读英文夜校的老师。另一个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
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老舍也受不了上司那无理的“呵斥”，终于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五十多元，现在只能领到五十元，收入少了三分之二。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也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在天津南开中学“双十”纪念会的公开讲演中，他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应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老舍在天津学校执教，被推定为该校中学部青年会组织的带有“修身”性质的基督教团体“辰更团”的“主领”，以及基督教外围群众团体“查经班”的“主讲”，“讲演内容多为《新约》《旧约》，也涉及其他”。1923年返回北京后，他还一直担任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总干事”。
青年老舍选择基督教绝非偶然。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们在“睁眼看世界”时，对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之源的基督教产生极大热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新生才能拯救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祖国。而以基督教作为文化启蒙工具，可以“发起民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起到改造民族灵魂，启智中国民心，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故而知识精英们一致认同并大力提倡基督教文化。192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刊《生命》第三期特刊出专辑《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引用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的文章，为基督教鼓动宣传壮大声势。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使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在时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教堂遍布京师城乡各区县，《圣经》也进入寻常家庭、学校，各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精神需求，纷纷受洗入教。1921年前后，老舍亲密无间的少年朋友旗人舒又谦、赵希孟、白涤洲等，都加入了基督教，有的还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这使得已经获得“新的心灵”、“新的眼睛”而又素重友情的老舍，不能不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
老舍自幼家境贫寒，受到母亲“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有求必应”的“生命的教育”，又得到“不以富傲人”，乐善好施的宗教慈善家宗月大师的惠泽。这些都是老舍加入基督教的必然因素。而当时军阀政府的黑暗腐败，世俗对旗人的冷漠歧视，以及母亲暗中给定的亲，又使老舍精神极度苦闷。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基督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博爱、平等的民主思想，教会兴办的教学、医疗、育幼、救济等慈善事业，自然对老舍产生磁石般巨大吸引力。老舍后来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入教动机，都与自身的务实要求和对社会的失望有关。例如对《老张的哲学》中的进步学生李应，作品写道“他本是个诚实的人，经环境的压迫，他有些不能自信，又不信社会上的一切，所以引起对于宗教的热心”。后来他到基督教救世军，“听了些宗教的讲论”，感到“很有理”，又看到“教堂整齐严肃”，“作的都是慈善事”，终于决定入教。他说：“我以为我们空挣些钱，而不替社会作些好事，岂不白活。”“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老舍以后在其他作品中还多次写到这种相似的入教模式。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正是老舍自身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不自觉投影。于此可见，老舍加入基督教实乃必然。
但老舍非常务实。他只相信与自己的血肉“长在一起”的事物，相信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他说：“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耽于教义的思索，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他最感兴趣的，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他的脚，并没有踏着圣歌前行。这可能是老舍与许地山最大的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老舍虽然十几年后抛弃了宗教救国、宗教改革社会的幻想，远离了教会活动，但是正如其夫人胡絜青所言：“老舍只是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他从基督教中所汲取的文化元素和精神营养，诸如牺牲精神、平等思想、“灵”的追求，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章句等，都化为充盈的生命血肉，渗透到其终生崇奉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的伟大品格与心灵中，亦俯拾即是地灵活运用到其不朽文学作品中。
二、在异国步入文坛
1924年夏，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老舍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由上海坐轮船赴英国。
老舍初到英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二十七岁，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之后他又连续推出《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英国使老舍成为作家。然而，英国留给老舍的，却是深深的寂寞。贫寒的家境，名义上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打工仔”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玩起看家绝活--幽默，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后来在《英国人》一文中，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诸如排外、傲慢、偏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中得到总释放。从艺术上看，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显然，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
追究起来，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本来老舍是为了学英文而选读狄更斯的小说的。谁知阅读使他很快就感悟到小说的写法，据他说：“我刚读了NicholasNickleby和PickwichPa-pers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事实上，从《老张的哲学》看，小说的市民社会取材，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包括幽默与讽刺的风格等，与《匹克威克外传》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启示有关。当然，狄更斯式的这样“杂乱无章”写法，很适合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北京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也适合老舍下层社会生活的阅历丰富的创作背景，应该说是狄更斯使老舍找到了一种文学方式和文学风格--摄影式的写实手法，表现生活的厚实性、善于讲述故事的能力和沉在生活里的创作风格等。其次，艺术风格的影响，如老舍初期小说受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从人道主义精神，到善恶对立人物形象，再到以喜剧手法写悲剧的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可以将狄更斯对老舍的影响归之于几个方面：第一，题材上选中表现小市民生活，但不善于写女性；其二，人物形象大多一成不变，而且善恶分明；最后，主题上偏重于道德批判，表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从整体上说，狄更斯对老舍的主要影响应是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只是这种结构是一种不易显见的流浪汉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结构。结构影响表面上看是一种技术影响，实质上也是一种创作心理的影响。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紊乱的，而每一位小说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想表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逻辑的要求，不如说是作家理解生活的一种情感逻辑的智力心理的反映。
如果说狄更斯启示了老舍应该“讲故事”，那么康拉德则启示了老舍怎样讲好故事。康拉德这位波兰裔的英国作家，给了老舍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实践以深远影响。
在创作思想上，老舍从康拉德那里懂得了作家应写自己具有那样生活经验的生活，应该“把内容放到个最适合的形式里去”。老舍最喜欢康拉德的海洋小说，并从中悟到康拉德小说的魅力来自于他丰富的海上和热带丛林的生活经验，其故事都是由记忆中的经验写成。在创作态度上，他感受到了康拉德的严肃与热烈和字斟句酌；在表现方法上，认识到了景物描写在小说中对人物表现的特殊作用。在《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中，我们能看到伦敦情境、南洋风光，以及景物描写对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的表现意义和审美感染力。在小说结构叙事上，《二马》的倒叙结构，也是从康拉德处学的“招数”。此外，给老舍创作影响的是赫胥黎。据施蛰存先生回忆，老舍写信告诉他，《猫城记》受到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影响。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猫城记》的“猫国”社会模式、“猫人”的心态，小说的寓言形式、幻想因素，小说对人类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主题等等，都与《美丽新世界》有明显的对应之处。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老舍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九个月。
第四年，1928年，老舍写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启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的中国文坛，长篇小说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因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
老舍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语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小说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至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有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也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如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
《二马》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中英两个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二马》中老派中国人的代表马则仁先生是老舍创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疯子、老王掌柜这些家喻户晓的老舍笔下的著名典型并列。对书中的英国人，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爱的人物，但个个都有个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马》里充分运用了一分为二的办法来看待英国人，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实、中肯，也同样让人感动。
年轻主人公小马威走进伦敦植物园的竹园，哈腰看竹根揷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接着就是一番议论：“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的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回国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并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他的《骆驼祥子》《猫城记》就是在这一期间创作的。
《骆驼祥子》的悲剧意识
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如其所愿地成为一名“职业写家”。经过十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这一年，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1936年9至1937年10月《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1年出到第六版；1941年11月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1949年2月出到第八版；1950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1953年出到第六版。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1962年10月再版，1978年8月重印。198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外文译本。《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骆驼祥子》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来自农村的十八岁的主人公--祥子到北平拉车谋生。年轻而有力，不吸烟赌钱，苦干了三年，终于买到属于自己的新车的祥子，“虽然有着农民的勤劳诚实质朴的特点，却也带有狭隘封闭自私保守等弱点，相信只要行得正就能立得牢。”他每天放胆地跑车，被社会现实隔膜着，终于连人带车被兵营没收了，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
逃出军营的祥子回到城后继续打拼：买车！“买车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省吃俭用、早出晚归、舍命拉车的祥子却被无情的社会再次打击--积攒已久的钱被“孙侦探”敲诈；长得“虎头虎脑，像个男人一样”的虎妞也对他设下圈套。如同老马祖孙感叹所言：“一辈子做车夫就是死路一条，穷人活该死，再要强也没用。”
迫不得已娶了虎妞的祥子，明白了虎妞的骗局、经历了刘四爷的自私的“享福”、遭遇了怀孕后的虎妞因好吃懒做而导致难产死亡等一系列打击后，再次卖掉了车，梦想第三次破灭。
在现实面前，对“打心眼儿里喜欢”的小福子，祥子退缩了。当祥子再次遇到曹先生觉得生命又有了希望时，小福子已经去了白房子并吊死于林间。
进城几年来“空受那些辛苦和委屈”的祥子被现实消磨掉了健壮的身体和诚实的人品，开始抽烟，耍坏，成为巡警眼中头等的“刺儿头”。这个原本“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颓废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虎妞是一个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厂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她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最终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了。她长相粗陋：“三十七八岁的虎妞”，和父亲刘四一样“也长得虎头虎脑”，和别人对话还时不时“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她言语泼辣--“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虎妞在小说中兼有双重身份：车厂主刘四的女儿，人力车夫祥子的妻子。这使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她沾染了剥削阶级家庭传给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和市侩习气，她缺乏教养，粗俗刁泼；另一方面，她被父亲出于私心而延宕了青春，心中结怨。所以她一方面有着自己追求幸福的愿望，对祥子有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剥削者的意识已经渗透到她的灵魂之中，她想控制祥子，占有他、支配他。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祥子的悲剧中主要体现在社会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涵、文明与人性关系的层面：
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含有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老舍试图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的污浊，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老舍这类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很独特的。
《骆驼祥子》的艺术特点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它的结构方法。老舍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方法，以祥子的希望、挣扎、毁灭为主线，交织成一幅相互关联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图景，连结各种不同阶级、不同地位、不同命运的家庭和人物，反映了社会现实。其次是人物描写。老舍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是很成功的。并且，老舍写人的内心世界，总是通过叙述去写，使人看上去仿佛不是在描写，而是在叙说。这是他写人物心理状态的独特之处。
最后是语言特色。老舍用的是道地的北京话，简洁又朴素，基本克服了早期作品中为引人发笑而出现的贫嘴油舌。
四、老舍与话剧：华丽的转身
1949年以前，老舍创作的主要体裁是小说，1949年以后是戏剧。在他完成这个华丽转身的同时，留存大陆的1949年前成名的重要作家，或笔力大减（如巴金、曹禺），或无奈地从创作实践中隐退（如沈从文、施蛰存）。加上去了台湾及流寓海外的另一些人，构成“现代文学史”的一代作家，整体式微，悄然退出文坛。
客观地说，老舍的写戏天分不是很高，在这一行里，他不如曹禺、夏衍、陈白尘……建国后的《龙须沟》，政治上大获成功，人物塑造也有可取处，但结构处理欠紧凑，情节节奏感不强，戏剧张力、线条、质感皆有不足。刘以鬯说过：“老舍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但对戏剧原理的认识不够充分。”林斤澜也说老舍“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试看《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等，即知林说不谬。“不能再演”，除内容上的局限外，戏剧技巧偏弱，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在若干机缘的推动下，却诞生了迄今为止堪称共和国剧作史上最高成就的《茶馆》。
1956年8月里的一天，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配合歌颂当时颁行的宪法的戏）剧本时，曹禺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人们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于是，《茶馆》诞生了。焦菊隐是难得一见的杰出导演，他的修改建议有点睛之效，连《茶馆》剧名亦其所赐。
以往那么多“配合”戏，老舍虽然表现出旺盛热情，而内心究竟有多少灵感被唤醒，很该打上问号。那些戏的主题、人物、情节，都比附于政策，非从作者生活实感油然而生。《茶馆》题材截然不同。它是所谓“老北京”生存情形与历史的最自然状态。这于老舍，才是一触即发的东西。这回老舍算把生活“老底子”连同看家本领一古脑儿掏了出来。解放后别的创作，都不曾给他这机会。他放手写人，摹形传神，推敲语言，文质俱佳，一直因写“配合”戏而搁置闲弃的才力得到充分展示。
舞台放置在一个茶馆里，而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然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年的变迁。《茶馆》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它们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茶馆》三幕戏，每一幕写一个时代，作家在他所规定的有限场景以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而又生动地勾划了三个旧时代的复杂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时间在1898年的秋天，正是著名的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维新人物谭嗣同被问斩不久。裕泰茶馆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农民康六，一家大小一天连一顿粥也吃不上，为了应付东家的逼债，他只好进城将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掉。康六最后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十五岁的姑娘才卖了十两银子，不光康六为此揪心，连读者和观众简直也要愤愤呼叫了！而且，人贩子刘麻子还有一段话呢：“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康六没有反驳刘麻子，可见刘麻子说的是真实情况。把康顺子买走作妻的是谁呢？竟是宫里的太监庞总管。庞太监“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老婆。他买康顺子看似荒唐，却反映出他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要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因为庞太监是太后和皇上身边的人物，他的这些作为，自然就带有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烙印。
我们还看到，“吃着官饷”的打手二德子可以在茶馆里随意打人、摔东西；有势力的人家，为了一只鸽子，可以把官方善扑营的当差与库兵都约来打群架；正直、爱国的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笼罩着一层阴森、冷酷的气氛。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疮痍满目的现实。作家还写到，马五爷因为信洋教，有洋人撑腰，便可以威风凛凛地行事，“连官面上都不敢惹他”。这又使我们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作家还写了玩鸟的松二爷以及一大批无名无姓的茶客，他们大都属于靠吃钱粮过活的旗人或有钱人家的子弟，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家大茶馆的生意。这也是清末社会相的一面，由此亦可见清王朝的腐朽。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宫廷生活的腐败与荒淫，农民的破产，市民阶级的混乱，流氓地痞的横行，有闲阶级的无聊，正直的爱国者的惨遭镇压等等，这就是《茶馆》第一幕为我们描述的清末社会，它的可怕的血淋淋的面目，令人憎恶，令人愤激。同时也使人感到，它的黑暗已经到了顶点，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因而，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了！”就愈发显得寓意深刻，痛快淋漓。
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接感受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而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恩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恬不知耻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所谓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鹰犬爪牙。《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灭亡了。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角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五、遗恨太平湖与诺贝尔文学奖之谜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到神州大地上。此时，文艺界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揪斗。8月23日，红卫兵“小将们”将老舍先生提到孔庙大院里轮番批斗并毒打，其行为之野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第二天早晨，老舍先生清晨起床后就离开了家，家人都以为他去了文联，而文联的人却也没见到他。其实，这天他一个人默默地离开家以后，就走向城西北角的太平湖边，在湖边独自静坐了整整一天。入夜时，他永远地告别了无数未曾与他谋面的忠诚并喜欢他的读者。到了次日清晨，有人在湖边发现了他的遗体漂浮在湖面上。
对于老舍先生的死因，没有定论。一代文学巨匠的人生止于难言的省略号。学者傅光明研究“老舍之死”数年，写了四本书，多年前采访了数位事件亲历者，发现“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到底什么是置老舍于绝境的一步，没有答案。亲历者有称，老舍当时和红卫兵发生了争执，还有人认为老舍是因为家庭关系冷漠而陷入绝望等。舒乙说，“我和我的家庭已经麻木了，我们不用去申辩什么，选择沉默。”甚至关于8月25日太平湖打捞老舍尸体，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有三个人说是自己打捞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说，“历史在发生时就碎裂了，事后不过是拼凑那些碎片。并不是求得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在做一个历史文本叙事。”老舍之死，恐怕永将是谜。
老舍还留给热爱他的读者一个谜--那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2009年2月4日，《宁波日报》的一篇文章《老舍昨天诞辰110周年，舒乙披露--老舍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介绍了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经过。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五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舒乙说：“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类似“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很多。例如2000年8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载文说，老舍先生的儿子、作家、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在文学馆举行的一次讲座会上向听众透露，他的父亲老舍于1968年曾获得诺贝尔奖，只因父亲去世了，才将此奖颁给了另外的人。其后记者为了证实这件事，又专门采访了舒乙。舒乙先生再度肯定了父亲1968年获奖确有此事。他向到访的记者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具体年份不太清楚），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长藤井荣三郎曾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先生的家属告知了这一事情。舒乙先生后来几次请藤井荣三郎先生提供一份关于父亲获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材料，大概是因为一些去日本的人士不是专门去完成这一工作，因此一直没有能获取这方面的材料。舒乙先生还告诉记者，他还在一些其他的场合听到不少人提到父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从口头上来说有确证，问题是缺少相关的文献。
对老舍1968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著名老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在访问挪威时，从一些有关人士那儿听说过，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打算授予老舍。她还说，当时的中国驻瑞典文化参赞也证实了这一说法。2000年8月24日，她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说：“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并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大使馆，我不相信，一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老舍时，才得知他死了，这种说法不可靠。她认为，可能是后人将此事的时间传错了。在文洁若女士看来，这一事可能发生在1966年，即老舍自杀的当年。
王元化在其《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有一段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
然而据2013年5月17日《山东都市女报》载，研究老舍先生的学者傅光明撰文《老舍并不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专门讲这一段“公案”。他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规则和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讲话说：“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五十年。既然如此，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五十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五十周年、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其实，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级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之所以被中国人津津乐道，正说明了老舍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老舍的一生有太多的谜--出生之谜、出道之谜、情爱之谜、创作之谜、个性之谜、自杀之谜……最后还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一、旗人与基督徒的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今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因他出生第二天是立春节气，所以取名庆春。他家是满族正红旗人。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除了“老舍”这个他最常用的笔名，他还另有絜青、絜予、鸿来等笔名。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襁褓之中，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虽然是八旗子弟，可是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败落。老舍自幼随母亲长大，深受母亲的影响，老舍作品中许多妇女的形象都有他母亲的影子。这种出身，使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对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舍的幼年、童年和青年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老舍九岁的时候，得舒家世交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上学。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退学，同年夏天考上免费供给膳宿、制服、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但入学还是要交十元保证金的。结果，母亲忙了半个月，靠嫂子把自己结婚时的陪嫁--木箱子卖了，这才凑上了这笔钱。
北京师范学校原在西城丰盛胡同，1915年迁至端王府夹道（现在的育幼胡同）。老舍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五年，1918年6月，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以品学兼优成绩毕业。7月18日，经老师推举，老舍被京师学务局委派任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即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这时他十九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回答他的是一串泪水。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暮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经历见闻。
劝学员的工作清闲而收入颇丰。老舍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用他的话说，“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母亲找到一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所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更重要的是，1922年初，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
对老舍这一重大人生选择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的中国牧师宝广林，他是老舍读英文夜校的老师。另一个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
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老舍也受不了上司那无理的“呵斥”，终于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五十多元，现在只能领到五十元，收入少了三分之二。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也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在天津南开中学“双十”纪念会的公开讲演中，他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应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老舍在天津学校执教，被推定为该校中学部青年会组织的带有“修身”性质的基督教团体“辰更团”的“主领”，以及基督教外围群众团体“查经班”的“主讲”，“讲演内容多为《新约》《旧约》，也涉及其他”。1923年返回北京后，他还一直担任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总干事”。
青年老舍选择基督教绝非偶然。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们在“睁眼看世界”时，对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之源的基督教产生极大热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新生才能拯救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祖国。而以基督教作为文化启蒙工具，可以“发起民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起到改造民族灵魂，启智中国民心，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故而知识精英们一致认同并大力提倡基督教文化。192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刊《生命》第三期特刊出专辑《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引用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的文章，为基督教鼓动宣传壮大声势。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使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在时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教堂遍布京师城乡各区县，《圣经》也进入寻常家庭、学校，各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精神需求，纷纷受洗入教。1921年前后，老舍亲密无间的少年朋友旗人舒又谦、赵希孟、白涤洲等，都加入了基督教，有的还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这使得已经获得“新的心灵”、“新的眼睛”而又素重友情的老舍，不能不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
老舍自幼家境贫寒，受到母亲“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有求必应”的“生命的教育”，又得到“不以富傲人”，乐善好施的宗教慈善家宗月大师的惠泽。这些都是老舍加入基督教的必然因素。而当时军阀政府的黑暗腐败，世俗对旗人的冷漠歧视，以及母亲暗中给定的亲，又使老舍精神极度苦闷。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基督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博爱、平等的民主思想，教会兴办的教学、医疗、育幼、救济等慈善事业，自然对老舍产生磁石般巨大吸引力。老舍后来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入教动机，都与自身的务实要求和对社会的失望有关。例如对《老张的哲学》中的进步学生李应，作品写道“他本是个诚实的人，经环境的压迫，他有些不能自信，又不信社会上的一切，所以引起对于宗教的热心”。后来他到基督教救世军，“听了些宗教的讲论”，感到“很有理”，又看到“教堂整齐严肃”，“作的都是慈善事”，终于决定入教。他说：“我以为我们空挣些钱，而不替社会作些好事，岂不白活。”“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老舍以后在其他作品中还多次写到这种相似的入教模式。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正是老舍自身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不自觉投影。于此可见，老舍加入基督教实乃必然。
但老舍非常务实。他只相信与自己的血肉“长在一起”的事物，相信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他说：“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耽于教义的思索，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他最感兴趣的，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他的脚，并没有踏着圣歌前行。这可能是老舍与许地山最大的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老舍虽然十几年后抛弃了宗教救国、宗教改革社会的幻想，远离了教会活动，但是正如其夫人胡絜青所言：“老舍只是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他从基督教中所汲取的文化元素和精神营养，诸如牺牲精神、平等思想、“灵”的追求，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章句等，都化为充盈的生命血肉，渗透到其终生崇奉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的伟大品格与心灵中，亦俯拾即是地灵活运用到其不朽文学作品中。
二、在异国步入文坛
1924年夏，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老舍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由上海坐轮船赴英国。
老舍初到英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二十七岁，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之后他又连续推出《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英国使老舍成为作家。然而，英国留给老舍的，却是深深的寂寞。贫寒的家境，名义上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打工仔”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玩起看家绝活--幽默，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后来在《英国人》一文中，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诸如排外、傲慢、偏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中得到总释放。从艺术上看，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显然，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
追究起来，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本来老舍是为了学英文而选读狄更斯的小说的。谁知阅读使他很快就感悟到小说的写法，据他说：“我刚读了NicholasNickleby和PickwichPa-pers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事实上，从《老张的哲学》看，小说的市民社会取材，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包括幽默与讽刺的风格等，与《匹克威克外传》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启示有关。当然，狄更斯式的这样“杂乱无章”写法，很适合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北京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也适合老舍下层社会生活的阅历丰富的创作背景，应该说是狄更斯使老舍找到了一种文学方式和文学风格--摄影式的写实手法，表现生活的厚实性、善于讲述故事的能力和沉在生活里的创作风格等。其次，艺术风格的影响，如老舍初期小说受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从人道主义精神，到善恶对立人物形象，再到以喜剧手法写悲剧的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可以将狄更斯对老舍的影响归之于几个方面：第一，题材上选中表现小市民生活，但不善于写女性；其二，人物形象大多一成不变，而且善恶分明；最后，主题上偏重于道德批判，表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从整体上说，狄更斯对老舍的主要影响应是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只是这种结构是一种不易显见的流浪汉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结构。结构影响表面上看是一种技术影响，实质上也是一种创作心理的影响。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紊乱的，而每一位小说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想表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逻辑的要求，不如说是作家理解生活的一种情感逻辑的智力心理的反映。
如果说狄更斯启示了老舍应该“讲故事”，那么康拉德则启示了老舍怎样讲好故事。康拉德这位波兰裔的英国作家，给了老舍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实践以深远影响。
在创作思想上，老舍从康拉德那里懂得了作家应写自己具有那样生活经验的生活，应该“把内容放到个最适合的形式里去”。老舍最喜欢康拉德的海洋小说，并从中悟到康拉德小说的魅力来自于他丰富的海上和热带丛林的生活经验，其故事都是由记忆中的经验写成。在创作态度上，他感受到了康拉德的严肃与热烈和字斟句酌；在表现方法上，认识到了景物描写在小说中对人物表现的特殊作用。在《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中，我们能看到伦敦情境、南洋风光，以及景物描写对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的表现意义和审美感染力。在小说结构叙事上，《二马》的倒叙结构，也是从康拉德处学的“招数”。此外，给老舍创作影响的是赫胥黎。据施蛰存先生回忆，老舍写信告诉他，《猫城记》受到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影响。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猫城记》的“猫国”社会模式、“猫人”的心态，小说的寓言形式、幻想因素，小说对人类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主题等等，都与《美丽新世界》有明显的对应之处。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老舍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九个月。
第四年，1928年，老舍写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启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的中国文坛，长篇小说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因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
老舍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语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小说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至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有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也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如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
《二马》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中英两个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二马》中老派中国人的代表马则仁先生是老舍创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疯子、老王掌柜这些家喻户晓的老舍笔下的著名典型并列。对书中的英国人，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爱的人物，但个个都有个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马》里充分运用了一分为二的办法来看待英国人，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实、中肯，也同样让人感动。
年轻主人公小马威走进伦敦植物园的竹园，哈腰看竹根揷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接着就是一番议论：“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的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回国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并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他的《骆驼祥子》《猫城记》就是在这一期间创作的。
《骆驼祥子》的悲剧意识
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如其所愿地成为一名“职业写家”。经过十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这一年，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1936年9至1937年10月《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1年出到第六版；1941年11月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1949年2月出到第八版；1950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1953年出到第六版。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1962年10月再版，1978年8月重印。198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外文译本。《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骆驼祥子》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来自农村的十八岁的主人公--祥子到北平拉车谋生。年轻而有力，不吸烟赌钱，苦干了三年，终于买到属于自己的新车的祥子，“虽然有着农民的勤劳诚实质朴的特点，却也带有狭隘封闭自私保守等弱点，相信只要行得正就能立得牢。”他每天放胆地跑车，被社会现实隔膜着，终于连人带车被兵营没收了，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
逃出军营的祥子回到城后继续打拼：买车！“买车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省吃俭用、早出晚归、舍命拉车的祥子却被无情的社会再次打击--积攒已久的钱被“孙侦探”敲诈；长得“虎头虎脑，像个男人一样”的虎妞也对他设下圈套。如同老马祖孙感叹所言：“一辈子做车夫就是死路一条，穷人活该死，再要强也没用。”
迫不得已娶了虎妞的祥子，明白了虎妞的骗局、经历了刘四爷的自私的“享福”、遭遇了怀孕后的虎妞因好吃懒做而导致难产死亡等一系列打击后，再次卖掉了车，梦想第三次破灭。
在现实面前，对“打心眼儿里喜欢”的小福子，祥子退缩了。当祥子再次遇到曹先生觉得生命又有了希望时，小福子已经去了白房子并吊死于林间。
进城几年来“空受那些辛苦和委屈”的祥子被现实消磨掉了健壮的身体和诚实的人品，开始抽烟，耍坏，成为巡警眼中头等的“刺儿头”。这个原本“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颓废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虎妞是一个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厂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她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最终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了。她长相粗陋：“三十七八岁的虎妞”，和父亲刘四一样“也长得虎头虎脑”，和别人对话还时不时“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她言语泼辣--“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虎妞在小说中兼有双重身份：车厂主刘四的女儿，人力车夫祥子的妻子。这使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她沾染了剥削阶级家庭传给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和市侩习气，她缺乏教养，粗俗刁泼；另一方面，她被父亲出于私心而延宕了青春，心中结怨。所以她一方面有着自己追求幸福的愿望，对祥子有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剥削者的意识已经渗透到她的灵魂之中，她想控制祥子，占有他、支配他。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祥子的悲剧中主要体现在社会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涵、文明与人性关系的层面：
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含有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老舍试图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的污浊，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老舍这类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很独特的。
《骆驼祥子》的艺术特点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它的结构方法。老舍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方法，以祥子的希望、挣扎、毁灭为主线，交织成一幅相互关联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图景，连结各种不同阶级、不同地位、不同命运的家庭和人物，反映了社会现实。其次是人物描写。老舍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是很成功的。并且，老舍写人的内心世界，总是通过叙述去写，使人看上去仿佛不是在描写，而是在叙说。这是他写人物心理状态的独特之处。
最后是语言特色。老舍用的是道地的北京话，简洁又朴素，基本克服了早期作品中为引人发笑而出现的贫嘴油舌。
四、老舍与话剧：华丽的转身
1949年以前，老舍创作的主要体裁是小说，1949年以后是戏剧。在他完成这个华丽转身的同时，留存大陆的1949年前成名的重要作家，或笔力大减（如巴金、曹禺），或无奈地从创作实践中隐退（如沈从文、施蛰存）。加上去了台湾及流寓海外的另一些人，构成“现代文学史”的一代作家，整体式微，悄然退出文坛。
客观地说，老舍的写戏天分不是很高，在这一行里，他不如曹禺、夏衍、陈白尘……建国后的《龙须沟》，政治上大获成功，人物塑造也有可取处，但结构处理欠紧凑，情节节奏感不强，戏剧张力、线条、质感皆有不足。刘以鬯说过：“老舍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但对戏剧原理的认识不够充分。”林斤澜也说老舍“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试看《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等，即知林说不谬。“不能再演”，除内容上的局限外，戏剧技巧偏弱，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在若干机缘的推动下，却诞生了迄今为止堪称共和国剧作史上最高成就的《茶馆》。
1956年8月里的一天，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配合歌颂当时颁行的宪法的戏）剧本时，曹禺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人们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于是，《茶馆》诞生了。焦菊隐是难得一见的杰出导演，他的修改建议有点睛之效，连《茶馆》剧名亦其所赐。
以往那么多“配合”戏，老舍虽然表现出旺盛热情，而内心究竟有多少灵感被唤醒，很该打上问号。那些戏的主题、人物、情节，都比附于政策，非从作者生活实感油然而生。《茶馆》题材截然不同。它是所谓“老北京”生存情形与历史的最自然状态。这于老舍，才是一触即发的东西。这回老舍算把生活“老底子”连同看家本领一古脑儿掏了出来。解放后别的创作，都不曾给他这机会。他放手写人，摹形传神，推敲语言，文质俱佳，一直因写“配合”戏而搁置闲弃的才力得到充分展示。
舞台放置在一个茶馆里，而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然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年的变迁。《茶馆》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它们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茶馆》三幕戏，每一幕写一个时代，作家在他所规定的有限场景以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而又生动地勾划了三个旧时代的复杂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时间在1898年的秋天，正是著名的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维新人物谭嗣同被问斩不久。裕泰茶馆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农民康六，一家大小一天连一顿粥也吃不上，为了应付东家的逼债，他只好进城将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掉。康六最后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十五岁的姑娘才卖了十两银子，不光康六为此揪心，连读者和观众简直也要愤愤呼叫了！而且，人贩子刘麻子还有一段话呢：“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康六没有反驳刘麻子，可见刘麻子说的是真实情况。把康顺子买走作妻的是谁呢？竟是宫里的太监庞总管。庞太监“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老婆。他买康顺子看似荒唐，却反映出他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要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因为庞太监是太后和皇上身边的人物，他的这些作为，自然就带有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烙印。
我们还看到，“吃着官饷”的打手二德子可以在茶馆里随意打人、摔东西；有势力的人家，为了一只鸽子，可以把官方善扑营的当差与库兵都约来打群架；正直、爱国的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笼罩着一层阴森、冷酷的气氛。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疮痍满目的现实。作家还写到，马五爷因为信洋教，有洋人撑腰，便可以威风凛凛地行事，“连官面上都不敢惹他”。这又使我们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作家还写了玩鸟的松二爷以及一大批无名无姓的茶客，他们大都属于靠吃钱粮过活的旗人或有钱人家的子弟，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家大茶馆的生意。这也是清末社会相的一面，由此亦可见清王朝的腐朽。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宫廷生活的腐败与荒淫，农民的破产，市民阶级的混乱，流氓地痞的横行，有闲阶级的无聊，正直的爱国者的惨遭镇压等等，这就是《茶馆》第一幕为我们描述的清末社会，它的可怕的血淋淋的面目，令人憎恶，令人愤激。同时也使人感到，它的黑暗已经到了顶点，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因而，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了！”就愈发显得寓意深刻，痛快淋漓。
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接感受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而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恩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恬不知耻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所谓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鹰犬爪牙。《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灭亡了。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角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五、遗恨太平湖与诺贝尔文学奖之谜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到神州大地上。此时，文艺界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揪斗。8月23日，红卫兵“小将们”将老舍先生提到孔庙大院里轮番批斗并毒打，其行为之野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第二天早晨，老舍先生清晨起床后就离开了家，家人都以为他去了文联，而文联的人却也没见到他。其实，这天他一个人默默地离开家以后，就走向城西北角的太平湖边，在湖边独自静坐了整整一天。入夜时，他永远地告别了无数未曾与他谋面的忠诚并喜欢他的读者。到了次日清晨，有人在湖边发现了他的遗体漂浮在湖面上。
对于老舍先生的死因，没有定论。一代文学巨匠的人生止于难言的省略号。学者傅光明研究“老舍之死”数年，写了四本书，多年前采访了数位事件亲历者，发现“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到底什么是置老舍于绝境的一步，没有答案。亲历者有称，老舍当时和红卫兵发生了争执，还有人认为老舍是因为家庭关系冷漠而陷入绝望等。舒乙说，“我和我的家庭已经麻木了，我们不用去申辩什么，选择沉默。”甚至关于8月25日太平湖打捞老舍尸体，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有三个人说是自己打捞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说，“历史在发生时就碎裂了，事后不过是拼凑那些碎片。并不是求得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在做一个历史文本叙事。”老舍之死，恐怕永将是谜。
老舍还留给热爱他的读者一个谜--那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2009年2月4日，《宁波日报》的一篇文章《老舍昨天诞辰110周年，舒乙披露--老舍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介绍了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经过。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五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舒乙说：“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类似“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很多。例如2000年8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载文说，老舍先生的儿子、作家、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在文学馆举行的一次讲座会上向听众透露，他的父亲老舍于1968年曾获得诺贝尔奖，只因父亲去世了，才将此奖颁给了另外的人。其后记者为了证实这件事，又专门采访了舒乙。舒乙先生再度肯定了父亲1968年获奖确有此事。他向到访的记者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具体年份不太清楚），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长藤井荣三郎曾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先生的家属告知了这一事情。舒乙先生后来几次请藤井荣三郎先生提供一份关于父亲获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材料，大概是因为一些去日本的人士不是专门去完成这一工作，因此一直没有能获取这方面的材料。舒乙先生还告诉记者，他还在一些其他的场合听到不少人提到父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从口头上来说有确证，问题是缺少相关的文献。
对老舍1968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著名老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在访问挪威时，从一些有关人士那儿听说过，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打算授予老舍。她还说，当时的中国驻瑞典文化参赞也证实了这一说法。2000年8月24日，她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说：“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并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大使馆，我不相信，一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老舍时，才得知他死了，这种说法不可靠。她认为，可能是后人将此事的时间传错了。在文洁若女士看来，这一事可能发生在1966年，即老舍自杀的当年。
王元化在其《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有一段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
然而据2013年5月17日《山东都市女报》载，研究老舍先生的学者傅光明撰文《老舍并不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专门讲这一段“公案”。他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规则和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讲话说：“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五十年。既然如此，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五十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五十周年、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其实，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级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之所以被中国人津津乐道，正说明了老舍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