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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鲁迅：始于绝望的希望
题图：鲁迅像
一、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中国，最早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联系的作家似乎是鲁迅。
1927年9月中旬，台静农在北京参加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的订婚宴，地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席间，作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突然把他叫出去，“借一步说话”。刘半农说时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负责人，对丝绸之路有某种特殊兴趣，同时也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斯文赫定从授予鲁迅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的考虑出发，建议提名鲁迅作候选人，并且转请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
对赫定的提议，刘半农先生是完全赞同的，他也知道当时也有人在为梁启超积极活动，而他所心仪的人选除了对中国新文学诞生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外，当无第二个人。但对赫定委托他来与鲁迅联系，刘半农却犹豫了。
在外人眼中，刘半农是鲁迅《新青年》时代的老友，却不知此时二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想当年，刘半农充满斗争气概地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一封《复王敬轩书》上演一出批判复古主义的双簧戏。但“五四”大潮退去，刘半农日见消沉，最终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为此，鲁迅曾尖锐地批评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鲁迅还曾跟台静农说刘半农的言行“古怪得很，当初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于是，二人渐行渐远，乃至于到“几乎已无话可说的地步”。虽然鲁迅对刘的憎恶乃朋友之间的憎恶，但深知鲁迅的刘半农怕碰钉子，便想出一条迂回的好办法--让鲁迅所器重同时又是自己学生的中法大学讲师台静农来完成赫定托付的任务，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玉成此事。刘半农说，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等等。
台静农与鲁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台静农（1902-1990），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安徽霍丘县叶集人。他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所谓“鲁迅的学生”云者，就是指台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一百八十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七十四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六十九封，目前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四十三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受刘半农如此重托很兴奋，他不但慨然允诺，而且没敢耽搁，立即于9月17日给鲁迅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恳请鲁迅为中国文学事业答应提名事宜。
当日，鲁迅便收到了台静农的信件，立即予以回复，态度十分明确。信件文字不多，原文照登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对于这封确之凿凿的书信，后来许多学者表示怀疑，认为鲁迅的作品多数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翻译成外文的，鲁迅生前不太可能受到推荐。
不过，媒体在2005年找到了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有力证据。当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埃斯普马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此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夏榆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十七年之久。他写过一本书，早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但是，他所说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却与鲁迅书信里提到的不同，大约是埃斯普马克的记忆出错。
有人经常拿鲁迅谢绝提名与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取（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萨特的拒绝是在评奖之后，是真正的拒奖；而鲁迅的谢绝是在评奖之前，仅是拒提名。鲁迅可能不了解，提名和获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再者，诺贝尔文学奖一般不会授予第一次被提名者。
话说回来，鲁迅谢绝的理由也值得推敲。
第一，“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说自己不配，别人不好说什么；但说梁启超不配，而且还“自然”，未免太尖刻。
梁启超是上世纪初驰骋于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员猛将，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提倡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鼓吹强国兴民的“新民说”，力主文学应该“播文明思想于民众”诸方面引领风气，呼风唤雨，实为功不可没的改革领军人物。当然，一说到文学奖，很多人马上会觉得梁启超虽提倡文学革命，但“述而不作”，没有写什么小说、散文作品，主要是搞学术研究，按中国正统文学的标准衡量，梁启超“自然不配”这种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诺奖的有关章程规定，就不会对“有人提名梁启超”不以为然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定义可以从纯诗一直扩展至人文学科，即除了诗歌还“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表现出文学价值的其他著作”。我想，当时没人会说梁启超不是人文学科中的佼佼者，不是在历史、文学、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作出巨大成就的一代宗师。事实上，英国哲学家罗素和著名的首相邱吉尔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他们是以小说或是散文得奖的吗？所以，就算梁启超获得提名也不能说“自然不配”。
至于说鲁迅本人是否“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虽然不必称他为“三个家”了，但客观地说，斯文赫定提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确是考虑到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发展的贡献的。鲁迅如果获得提名，梁启超可能都不会说“不配”。
什么原因使得鲁迅马上想到配不配的问题呢？
我以为，鲁迅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一直持批判态度是必要的，但这种思想如果走了极端就不好了，容易使人妄自菲薄。
第二，“瑞典人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他老人家真是过虑了。整个二十世纪人家楞是没理中国，“谁也不给”，你有脾气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话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这事只有中国人才干得出来。瑞典人就算要照顾，也是照顾本国，照顾欧洲，且轮不到中国，别自作多情了。
鲁迅还担心“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前者纯属多虑。按照诺贝尔本人设奖的初衷，是要“把奖金授予处于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奖金”。换句话说，就是用足够的金钱支持那些文学天才衣食无忧，更多更好地从事创作；或是资助那些为生计而苦斗因而抱负受阻的梦幻者，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至于后者，鲁迅先生更是有些不着边际。诺贝尔奖是外国私人设立的，属非官方性质，而不是皇家开的“翰林院”。获奖者不必对它感恩戴德，也无须听它的将令。
鲁迅还以“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作为不想参与角逐、竞选的理由。后人便以此认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想给国民党政府贴金。其实不然。这诺贝尔奖又不是颁给国民政府的，未见得接受奖金就是为政府脸上增光。反过来，拒绝提名难道就是给国民政府抹黑？例如1935年，一个在纳粹狱中奄奄待毙的德国记者奥西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特勒可不认为那是帝国的荣耀，相反，他恼羞成怒，下令从那时起，禁止德国人从诺贝尔基金会那儿领取任何一项奖。但诺贝尔基金会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尊重希特勒的这道命令，四年之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卡罗林斯学院毫不犹豫地将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一位德国科学家多马克。当然，多氏得等到纳粹覆亡才领到这笔奖金。再有就是前苏联，甚至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和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连闹出政治风波。由此可见，极权政府的“头脑”没有像鲁迅想得那样简单。
“诺贝尔的赏金”难道中国真的不配吗？
其实，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处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近十年，除了鲁迅，梁启超、胡适等人之外，还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可称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作。鲁迅这里所说的“不配”，是他在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还没有可拿诺贝尔奖的合格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这时如有中国作家获奖，在当时追求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足以使中国人的虚荣心膨胀起来，而鲁迅所警惕的正是中国人这种类似于自卑的虚荣心。从表面上看，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学界的“绝望”，而实质上是对中国文学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的“绝望”。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寄托了鲁迅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希望。
二、鲁迅的足迹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这一天，也是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周家欢天喜地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的诞生，祖父给这个孙子取名“阿张”，学名也是带有浓重中国特色的“豫才”。三十七年之后，因为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笔名不胫而走，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用过一百四十多个笔名发表文章，人们熟知的只有一个名字--鲁迅。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一直怀有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鲁迅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而另一面则又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这和他最初感受的凄风苦雨和人情冷暖紧紧联系在一起。
绍兴在后来鲁迅的许多作品里取名S城。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
鲁迅的人生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一片光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这是可以预见的人生坦途。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给孙子鲁迅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
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盛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渐渐地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还富足的平静生活。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一代代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从课本里，通过吟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周家大院隔河相望，是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因此，“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著名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都在这里读书。在这里，鲁迅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只不过自由浏览的乐趣往往被粗暴的家长专制所干扰。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丰厚，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首先是祖父周介孚，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发，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这一年，鲁迅十三岁。
从祖父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皇甫庄，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
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作为长子，鲁迅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
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对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寻找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稀奇的药引子，也使他感到受尽了中医的愚弄。后来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
1896年秋天，在鲁迅的呼喊声中，父亲离开了人世。这一年，鲁迅十五岁。
父亲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的家庭。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者，鲁迅其实过早地进入社会了。时隔多年，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年的内心悲愤的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伤痕，贯穿几年的避难生活和寻医问药经历，给了他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敏锐双眼。
多年之后，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便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之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1898年5月，鲁迅怀揣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登上了离乡的小船，“到南京去上不花钱的学校”。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报国的学名--周树人。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然而在南京，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他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鲁迅求学南京的三、四年间，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由此可以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得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1902年鲁迅又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元月，他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这时候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学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
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的东北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战争期间，鲁迅和他的同学始终关心着国内的战况。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地震动了他。
鲁迅认识到，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
1909年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
从日本回国后的头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大量闲暇时间被鲁迅用来整理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
第二年二月，已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四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五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三、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在1918至1922年连续写了十五篇小说，结集为《呐喊》。1924年到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结集为《彷徨》。
历史上最优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往都是本民族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那些大师一样，都开创了本民族文学的新局面，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现代小说上。用学者严家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中国从唐传奇到宋元的话本小说，再到明清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小说高峰，有着优秀且悠久的历史，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璀璨的名作佳篇。不过，中国的现代小说相比西方来说则产生得比较晚。鲁迅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起点是向外国文艺学习，而落脚点却在民族化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茅盾在《读〈呐喊〉》中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遍览鲁迅的小说会发现，鲁迅习惯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篇显得语无伦次且没有年月的日记来组织。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是由勾栏瓦舍讲故事发展起来的，与传记和讲史有关，比较注重全过程的叙述，有头有尾，即使是短篇，也要有完整过程的故事。这种结构模式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过于单一，不利于深入揭示生活与刻画人物。鲁迅一反旧小说的传统，既尊重我国人民的阅读习惯，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单线叙述方式，也成功地吸取外国小说的手法，打破时空顺序，按内容表现的需要，截取生活中带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用非常简约的生活场面凸现人物形象，从而展开故事和描绘人物。如《故乡》中只有短暂相会告别的场面；《在酒楼上》只有故友的一次邂逅遭遇；孔乙己只在咸亨酒店露几次面；《离婚》中也只有船上与尉老爷家两个场景。《示众》只写了一个场面：一个警察牵着一个犯人在北京街头示众，周围挤满了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无头无尾，虽篇幅短小，而蕴涵丰富，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种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场面比较集中，情节比较单纯，但时间跨度大，有利于生活纵横面的结合和营造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即使像《风波》这样仅写了生活中一个片断的作品，也注意到首尾照应交待，照顾到了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些小说虽然“取法外国”，却融合了民族形式的神韵。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才没有旧小说粉饰现实，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大团圆”的俗套。
鲁迅和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仅是开拓创新的，而且还是超前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既是某个阶段或某种流派的发端，也是成熟的标志，甚至是顶点。如鲁迅的《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长的一篇，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没有。当别人要他在挨打时承认是人打畜生，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
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鲁迅初到日本时，和友人许寿裳探讨过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问题。鲁迅当时找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改造国民性，就是用文艺改造大多数国民精神。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前后大约十年的社会体验和观察，他感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种种缺点不一而足：顽固保守，自高自大，自欺自慰，精神胜利……
阿Q的性格特点，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恐怕也可以说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这个艺术典型反映了鲁迅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力。鲁迅正是以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实践，成功地创作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性格小说”，令人信服地改变了传统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创作观念，从而避免了“情节小说”见事不见人的弊端，使中国小说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四、鲁迅的散文
除了小说，鲁迅还为新文学贡献了散文集《野草》和《朝花夕拾》等。这两本散文集既是中国现代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鲁迅内心矛盾与现实冲突在读者面前的坦白。
《野草》一共有二十四篇散文诗，最早发表的《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前后历经一年零七个月。1927年4月26日，在作品结集出版之时，鲁迅又写了代序言的《题词》。前二十三篇，都是写在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笼罩下的北京，《题词》是写在国民党实行“清党”、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十分恐怖的广州。写作时间和环境，虽然有所不同，而作者的心境和思想乃至艺术手法，却大体是一致的。《野草》于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五年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写作《野草》时孤独寂寞而又不断求索的心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和爱憎与宽宥的哲学等等，这些生命哲学，都是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开掘与显现，构成了《野草》的思想内容。
《野草》这部作品运用了一种与《呐喊》、《彷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这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创造者的独特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与神秘美，同时也造成并加大了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陌生感。
有一篇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面写了“我”的两段梦：第一个梦，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怎样忍着羞辱与痛苦，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两岁的女孩。妈妈看着女孩，欣慰于今天会有烧饼给自己的女儿吃了。她同时却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时而“无可告诉地一看着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我”被沉重的空中的旋涡呻吟着压醒了。“我”在一间紧闭的小屋里接着再续着残梦，但这已经是隔许多年以后了，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一对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他们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男的气忿地说：“我们没有脸见人，就是因为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女的说：“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还指着孩子们说：“还要带累他们哩！”最小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玩着一片干芦苇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大声说道：“杀！”那个垂老的女人，口角痉挛，登时一怔，接着，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这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这个故事在一定的氛围中展开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世界。作者对于忘恩负义这种人类丑恶道德行为的愤激批判与复仇，才是这篇象征散文诗的最核心的意旨所在。
《野草》中的二十四篇作品，并不能说都是象征主义作品。但就其大多数来讲，就其整体艺术追求而言，它是一部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这种象征主义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体现：第一，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第二，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像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好的故事》《过客》等；第三，完全用非常荒诞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这一部分作品由于过分怪异和晦涩，往往难以弄懂。
鲁迅很早就接触过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还接受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一些象征主义散文诗的影响。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鲁迅自觉而不留痕迹地借鉴西方散文诗的艺术方法，吸收中国寓言或短小散文传统的营养，不仅使他的这本薄薄的《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性的珍贵果实，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艺术珍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朝花夕拾》为鲁迅1926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乃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朝花夕拾》中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回忆自身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的散文。其中有些篇章显露了鲁迅心灵世界深沉而深刻的悲怆，构成了《朝花夕拾》的特殊韵味--鲁迅的“弑父”和“恋母”的原罪意识。
鲁迅对幼年有很多很好的回忆，但也有非常扫兴的，那就是关于他父亲的。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却脾气大长--乖戾、暴躁、易怒，经常借酒消愁，摔盆打碗。父子冲突表现在散文《五猖会》中：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其一便是五猖庙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所说的现在，是1926年，当时他在北京被段祺瑞通缉，躲在法国医院的杂物房中，写这篇《五猖会》的回忆。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整整三十年了。然而已届中年的鲁迅对那次“五猖会背书事件”仍不能释怀，可见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怎样深刻沉痛的记忆。这种摧残人性的家长教育对鲁迅留有一定的影响，他说：长辈的教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
在父亲临终时，保姆长妈妈按照当地习俗，叫鲁迅大声叫喊，使父亲快些断气以减少痛苦。鲁迅于是大声地叫唤“爹爹！”父亲终于“张了一张眼睛，口边一动，仿佛有点伤心”，“慢慢地闭了眼睛”。这是周建人的回忆。
这件事成了鲁迅一个终生不可补救的悔恨，一生都在内心忏悔、自责。在1919年发表的散文《自言自语我的父亲》中，他追述了父亲临死时的情景，懊悔道：“我现在想，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我何以不听我的父亲，徐徐入死，大声叫他。”“啊！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过，扰乱了我父亲的死亡。”七年之后，鲁迅又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怀着深沉的忏悔之情回忆了父亲死时的情景：“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鲁迅的气质充满忧伤和阴郁，严于解剖自己，并怀有深沉的忏悔意识，心理根源之一便是在他内心深处的这种“弑父”的原罪意识。而他成年之后，又处处父亲般地维持整个家庭，无微不至地关怀弟弟们，不自觉地继承了父亲的忧郁易怒天性。后来与周作人失和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家长式的关心使独立性很强的周作人受不了。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题为《二十四孝图》的散文，严峻批判封建孝道对人性特别是儿童的残害。但我们看鲁迅一生对母亲尊敬孝顺的事实，可以肯定他是完完全全的大孝子，不管是以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
鲁迅在建安七子中最佩服孔融，称之为“有特色的奇人”。但孔融关于亲子关系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却叫鲁迅为难：“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特瓶中，出则离矣。”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当然属于大逆不道，结果孔融被曹操以“违反天伦，败伦乱理”的罪名砍了脑袋。鲁迅对孔融的观点，既称赞其向封建孝道挑战的叛逆精神，又反对其认为父子毫无情感关系的看法：“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
可见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反对的是孝道的荒唐残酷的一面，并没有抹杀亲子之情。一向偏激的鲁迅不是孔融的忠实粉丝，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在于鲁迅心中深藏着“恋母情结”。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她是咸丰辛亥举人、户部主事鲁希曾的三女儿，绍兴安桥头人。她于1880和周伯宜结婚，共生四子一女。她虽然是个旧式的家庭妇女，却有着一般旧式妇女所没有的品行精神。她勤奋好学，喜欢读书看报；她思想并不守旧，个性刚强坚毅；她很重感情，又具有超出一般家庭妇女的见识。最难得的，是她十分理解并且最喜爱大儿子，她曾对别人讲：“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而且，对于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他从没有推托过，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将典当来的钱如数交给我，不吐半句怨言。”
然而，慈爱的母亲却做了一件坏事，深深地伤害了长子，让鲁迅痛苦一生，这就是她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私下包办鲁迅和朱安的婚事。
母亲为何要做出这件深深伤害爱子的事情呢？
第一，作为一个旧式家庭妇女，母亲虽然有很多超出一般家庭妇女的见识，但她终究是难以摆脱旧礼教的影响，什么都可以听儿子，唯独婚姻大事必须由自己来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鲁迅、老舍三位大师的母亲在儿子的婚事上的态度全都一样。
第二，母亲上了“媒妁之言”的当。周作人曾回忆说，“新人”（指朱安）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王夫人的同族，由谦少奶奶（同族的媳妇）做媒成功的。这媳妇娘家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介绍人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第三，上述两个原因都是外在的，其实深层还有一种潜意识：早熟的鲁迅在祖父入狱、父亲病重、家道衰落的时候，极力分担着母亲的劳苦和忧伤，因此她对鲁迅有着一种很特殊的依恋之情。丧失丈夫的母亲常把长子当作感情寄托的对象，正因如此，母亲往往不忍看到儿子被一个自己不熟悉、不喜欢、不满意的女子夺去，不忍因此失去儿子的爱，于是或者常常对儿子选择的爱人看不顺眼，或者干脆自己作主替儿子选一个自己满意的儿媳。
最能体现鲁迅对母亲的孝道的则是鲁迅在自己婚姻大事上的态度。周老太太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就私下聘定了朱安女士为儿媳妇。具有个性解放和民主思想的鲁迅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他曾要求母亲退婚，但母亲却坚持不退；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也为了不造成朱安女士的悲剧，他终于在1906年从日本赶回绍兴，和朱安女士完婚。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传记》中引用了鲁迅的话：“那时，家里的人因为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鲁迅对母亲，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要尽己所能地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比如，鲁迅结束海外生活回国谋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回来帮助母亲，使家境有所好转，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在《自传》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似乎异常冷静。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他要在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他要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经族人合议，联合出卖，鲁迅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前后看了八处，最后决定买下八道湾的一处房子，加以整修；先同二弟周作人夫妇及侄辈迁入，然后亲自返乡，迎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来京定居。旋即又因与二弟失和，他带着名义上的妻子迁往砖塔胡同暂居。因砖塔胡同的房子窄小，鲁迅又不惜借贷，重又奔走，在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八间老屋，改建成小四合院，把母亲接过来一起居住。
那时鲁迅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每天出门，必先上母亲房转一圈，说：“阿娘我出去者。”回来也必先到母亲房内说一声：“阿娘我回来者。”
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他曾两度到京探望母亲。平日里除了按时捎钱或汇款，还不时给母亲写信。抬头必称“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必书“恭请金安”。当天津《大公报》登出“鲁迅生脑炎”的八卦文章之后，鲁迅急忙给母亲去信，说明这“全系谣言，请勿念为要”。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被捕时，外界纷纷谣传鲁迅也被捕了，母亲在北平急得生病。鲁迅这时几乎一天一封地给母亲去信，报告平安。当时鲁迅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据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的说法，这诗是“悼柔石的”。其中三四句“慈母”实乃双关--既是指献出亲子的双目失明的柔石的老母，也是指自己在北平、正在为儿子担心饮泣急得生病的母亲，感人至深。在中国，第一个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鲁迅。
2000年8月的一天，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给予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很高的评价，尤其对鲁迅先生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
在这次答记者问的谈话中，大江健三郎认为鲁迅先生完全可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印度的泰戈尔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获取这一奖项的亚洲第一人。一天，大江健三郎问他的母亲：“在泰戈尔之后，亚洲谁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呢？”他的母亲回答道：“唉，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
大江健三郎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完全符合鲁迅先生作品的实际。至于连他的母亲都期盼着继泰戈尔之后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应该是鲁迅先生这一事实，说明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日本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06年，大江健三郎来北京，做了两场重要的讲演，他的题目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始于绝望的希望》。一看题目，人们就知道他讲的是鲁迅。
一、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中国，最早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联系的作家似乎是鲁迅。
1927年9月中旬，台静农在北京参加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的订婚宴，地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席间，作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突然把他叫出去，“借一步说话”。刘半农说时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负责人，对丝绸之路有某种特殊兴趣，同时也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斯文赫定从授予鲁迅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的考虑出发，建议提名鲁迅作候选人，并且转请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
对赫定的提议，刘半农先生是完全赞同的，他也知道当时也有人在为梁启超积极活动，而他所心仪的人选除了对中国新文学诞生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外，当无第二个人。但对赫定委托他来与鲁迅联系，刘半农却犹豫了。
在外人眼中，刘半农是鲁迅《新青年》时代的老友，却不知此时二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想当年，刘半农充满斗争气概地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一封《复王敬轩书》上演一出批判复古主义的双簧戏。但“五四”大潮退去，刘半农日见消沉，最终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为此，鲁迅曾尖锐地批评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鲁迅还曾跟台静农说刘半农的言行“古怪得很，当初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于是，二人渐行渐远，乃至于到“几乎已无话可说的地步”。虽然鲁迅对刘的憎恶乃朋友之间的憎恶，但深知鲁迅的刘半农怕碰钉子，便想出一条迂回的好办法--让鲁迅所器重同时又是自己学生的中法大学讲师台静农来完成赫定托付的任务，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玉成此事。刘半农说，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等等。
台静农与鲁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台静农（1902-1990），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安徽霍丘县叶集人。他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所谓“鲁迅的学生”云者，就是指台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一百八十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七十四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六十九封，目前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四十三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受刘半农如此重托很兴奋，他不但慨然允诺，而且没敢耽搁，立即于9月17日给鲁迅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恳请鲁迅为中国文学事业答应提名事宜。
当日，鲁迅便收到了台静农的信件，立即予以回复，态度十分明确。信件文字不多，原文照登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对于这封确之凿凿的书信，后来许多学者表示怀疑，认为鲁迅的作品多数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翻译成外文的，鲁迅生前不太可能受到推荐。
不过，媒体在2005年找到了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有力证据。当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埃斯普马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此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夏榆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十七年之久。他写过一本书，早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但是，他所说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却与鲁迅书信里提到的不同，大约是埃斯普马克的记忆出错。
有人经常拿鲁迅谢绝提名与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取（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萨特的拒绝是在评奖之后，是真正的拒奖；而鲁迅的谢绝是在评奖之前，仅是拒提名。鲁迅可能不了解，提名和获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再者，诺贝尔文学奖一般不会授予第一次被提名者。
话说回来，鲁迅谢绝的理由也值得推敲。
第一，“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说自己不配，别人不好说什么；但说梁启超不配，而且还“自然”，未免太尖刻。
梁启超是上世纪初驰骋于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员猛将，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提倡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鼓吹强国兴民的“新民说”，力主文学应该“播文明思想于民众”诸方面引领风气，呼风唤雨，实为功不可没的改革领军人物。当然，一说到文学奖，很多人马上会觉得梁启超虽提倡文学革命，但“述而不作”，没有写什么小说、散文作品，主要是搞学术研究，按中国正统文学的标准衡量，梁启超“自然不配”这种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诺奖的有关章程规定，就不会对“有人提名梁启超”不以为然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定义可以从纯诗一直扩展至人文学科，即除了诗歌还“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表现出文学价值的其他著作”。我想，当时没人会说梁启超不是人文学科中的佼佼者，不是在历史、文学、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作出巨大成就的一代宗师。事实上，英国哲学家罗素和著名的首相邱吉尔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他们是以小说或是散文得奖的吗？所以，就算梁启超获得提名也不能说“自然不配”。
至于说鲁迅本人是否“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虽然不必称他为“三个家”了，但客观地说，斯文赫定提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确是考虑到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发展的贡献的。鲁迅如果获得提名，梁启超可能都不会说“不配”。
什么原因使得鲁迅马上想到配不配的问题呢？
我以为，鲁迅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一直持批判态度是必要的，但这种思想如果走了极端就不好了，容易使人妄自菲薄。
第二，“瑞典人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他老人家真是过虑了。整个二十世纪人家楞是没理中国，“谁也不给”，你有脾气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话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这事只有中国人才干得出来。瑞典人就算要照顾，也是照顾本国，照顾欧洲，且轮不到中国，别自作多情了。
鲁迅还担心“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前者纯属多虑。按照诺贝尔本人设奖的初衷，是要“把奖金授予处于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奖金”。换句话说，就是用足够的金钱支持那些文学天才衣食无忧，更多更好地从事创作；或是资助那些为生计而苦斗因而抱负受阻的梦幻者，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至于后者，鲁迅先生更是有些不着边际。诺贝尔奖是外国私人设立的，属非官方性质，而不是皇家开的“翰林院”。获奖者不必对它感恩戴德，也无须听它的将令。
鲁迅还以“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作为不想参与角逐、竞选的理由。后人便以此认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想给国民党政府贴金。其实不然。这诺贝尔奖又不是颁给国民政府的，未见得接受奖金就是为政府脸上增光。反过来，拒绝提名难道就是给国民政府抹黑？例如1935年，一个在纳粹狱中奄奄待毙的德国记者奥西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特勒可不认为那是帝国的荣耀，相反，他恼羞成怒，下令从那时起，禁止德国人从诺贝尔基金会那儿领取任何一项奖。但诺贝尔基金会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尊重希特勒的这道命令，四年之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卡罗林斯学院毫不犹豫地将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一位德国科学家多马克。当然，多氏得等到纳粹覆亡才领到这笔奖金。再有就是前苏联，甚至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和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连闹出政治风波。由此可见，极权政府的“头脑”没有像鲁迅想得那样简单。
“诺贝尔的赏金”难道中国真的不配吗？
其实，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处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近十年，除了鲁迅，梁启超、胡适等人之外，还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可称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作。鲁迅这里所说的“不配”，是他在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还没有可拿诺贝尔奖的合格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这时如有中国作家获奖，在当时追求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足以使中国人的虚荣心膨胀起来，而鲁迅所警惕的正是中国人这种类似于自卑的虚荣心。从表面上看，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学界的“绝望”，而实质上是对中国文学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的“绝望”。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寄托了鲁迅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希望。
二、鲁迅的足迹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这一天，也是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周家欢天喜地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的诞生，祖父给这个孙子取名“阿张”，学名也是带有浓重中国特色的“豫才”。三十七年之后，因为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笔名不胫而走，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用过一百四十多个笔名发表文章，人们熟知的只有一个名字--鲁迅。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一直怀有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鲁迅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而另一面则又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这和他最初感受的凄风苦雨和人情冷暖紧紧联系在一起。
绍兴在后来鲁迅的许多作品里取名S城。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
鲁迅的人生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一片光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这是可以预见的人生坦途。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给孙子鲁迅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
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盛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渐渐地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还富足的平静生活。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一代代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从课本里，通过吟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周家大院隔河相望，是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因此，“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著名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都在这里读书。在这里，鲁迅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只不过自由浏览的乐趣往往被粗暴的家长专制所干扰。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丰厚，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首先是祖父周介孚，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发，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这一年，鲁迅十三岁。
从祖父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皇甫庄，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
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作为长子，鲁迅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
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对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寻找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稀奇的药引子，也使他感到受尽了中医的愚弄。后来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
1896年秋天，在鲁迅的呼喊声中，父亲离开了人世。这一年，鲁迅十五岁。
父亲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的家庭。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者，鲁迅其实过早地进入社会了。时隔多年，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年的内心悲愤的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伤痕，贯穿几年的避难生活和寻医问药经历，给了他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敏锐双眼。
多年之后，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便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之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1898年5月，鲁迅怀揣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登上了离乡的小船，“到南京去上不花钱的学校”。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报国的学名--周树人。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然而在南京，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他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鲁迅求学南京的三、四年间，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由此可以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得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1902年鲁迅又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元月，他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这时候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学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
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的东北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战争期间，鲁迅和他的同学始终关心着国内的战况。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地震动了他。
鲁迅认识到，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
1909年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
从日本回国后的头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大量闲暇时间被鲁迅用来整理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
第二年二月，已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四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五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三、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在1918至1922年连续写了十五篇小说，结集为《呐喊》。1924年到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结集为《彷徨》。
历史上最优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往都是本民族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那些大师一样，都开创了本民族文学的新局面，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现代小说上。用学者严家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中国从唐传奇到宋元的话本小说，再到明清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小说高峰，有着优秀且悠久的历史，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璀璨的名作佳篇。不过，中国的现代小说相比西方来说则产生得比较晚。鲁迅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起点是向外国文艺学习，而落脚点却在民族化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茅盾在《读〈呐喊〉》中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遍览鲁迅的小说会发现，鲁迅习惯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篇显得语无伦次且没有年月的日记来组织。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是由勾栏瓦舍讲故事发展起来的，与传记和讲史有关，比较注重全过程的叙述，有头有尾，即使是短篇，也要有完整过程的故事。这种结构模式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过于单一，不利于深入揭示生活与刻画人物。鲁迅一反旧小说的传统，既尊重我国人民的阅读习惯，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单线叙述方式，也成功地吸取外国小说的手法，打破时空顺序，按内容表现的需要，截取生活中带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用非常简约的生活场面凸现人物形象，从而展开故事和描绘人物。如《故乡》中只有短暂相会告别的场面；《在酒楼上》只有故友的一次邂逅遭遇；孔乙己只在咸亨酒店露几次面；《离婚》中也只有船上与尉老爷家两个场景。《示众》只写了一个场面：一个警察牵着一个犯人在北京街头示众，周围挤满了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无头无尾，虽篇幅短小，而蕴涵丰富，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种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场面比较集中，情节比较单纯，但时间跨度大，有利于生活纵横面的结合和营造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即使像《风波》这样仅写了生活中一个片断的作品，也注意到首尾照应交待，照顾到了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些小说虽然“取法外国”，却融合了民族形式的神韵。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才没有旧小说粉饰现实，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大团圆”的俗套。
鲁迅和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仅是开拓创新的，而且还是超前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既是某个阶段或某种流派的发端，也是成熟的标志，甚至是顶点。如鲁迅的《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长的一篇，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没有。当别人要他在挨打时承认是人打畜生，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
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鲁迅初到日本时，和友人许寿裳探讨过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问题。鲁迅当时找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改造国民性，就是用文艺改造大多数国民精神。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前后大约十年的社会体验和观察，他感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种种缺点不一而足：顽固保守，自高自大，自欺自慰，精神胜利……
阿Q的性格特点，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恐怕也可以说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这个艺术典型反映了鲁迅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力。鲁迅正是以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实践，成功地创作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性格小说”，令人信服地改变了传统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创作观念，从而避免了“情节小说”见事不见人的弊端，使中国小说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四、鲁迅的散文
除了小说，鲁迅还为新文学贡献了散文集《野草》和《朝花夕拾》等。这两本散文集既是中国现代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鲁迅内心矛盾与现实冲突在读者面前的坦白。
《野草》一共有二十四篇散文诗，最早发表的《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最后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0日，前后历经一年零七个月。1927年4月26日，在作品结集出版之时，鲁迅又写了代序言的《题词》。前二十三篇，都是写在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笼罩下的北京，《题词》是写在国民党实行“清党”、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十分恐怖的广州。写作时间和环境，虽然有所不同，而作者的心境和思想乃至艺术手法，却大体是一致的。《野草》于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五年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写作《野草》时孤独寂寞而又不断求索的心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和爱憎与宽宥的哲学等等，这些生命哲学，都是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开掘与显现，构成了《野草》的思想内容。
《野草》这部作品运用了一种与《呐喊》、《彷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这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创造者的独特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与神秘美，同时也造成并加大了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陌生感。
有一篇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面写了“我”的两段梦：第一个梦，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怎样忍着羞辱与痛苦，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两岁的女孩。妈妈看着女孩，欣慰于今天会有烧饼给自己的女儿吃了。她同时却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时而“无可告诉地一看着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我”被沉重的空中的旋涡呻吟着压醒了。“我”在一间紧闭的小屋里接着再续着残梦，但这已经是隔许多年以后了，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一对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他们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男的气忿地说：“我们没有脸见人，就是因为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女的说：“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还指着孩子们说：“还要带累他们哩！”最小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玩着一片干芦苇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大声说道：“杀！”那个垂老的女人，口角痉挛，登时一怔，接着，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这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这个故事在一定的氛围中展开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世界。作者对于忘恩负义这种人类丑恶道德行为的愤激批判与复仇，才是这篇象征散文诗的最核心的意旨所在。
《野草》中的二十四篇作品，并不能说都是象征主义作品。但就其大多数来讲，就其整体艺术追求而言，它是一部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这种象征主义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体现：第一，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第二，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像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好的故事》《过客》等；第三，完全用非常荒诞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这一部分作品由于过分怪异和晦涩，往往难以弄懂。
鲁迅很早就接触过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还接受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一些象征主义散文诗的影响。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鲁迅自觉而不留痕迹地借鉴西方散文诗的艺术方法，吸收中国寓言或短小散文传统的营养，不仅使他的这本薄薄的《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性的珍贵果实，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艺术珍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朝花夕拾》为鲁迅1926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乃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朝花夕拾》中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回忆自身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的散文。其中有些篇章显露了鲁迅心灵世界深沉而深刻的悲怆，构成了《朝花夕拾》的特殊韵味--鲁迅的“弑父”和“恋母”的原罪意识。
鲁迅对幼年有很多很好的回忆，但也有非常扫兴的，那就是关于他父亲的。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却脾气大长--乖戾、暴躁、易怒，经常借酒消愁，摔盆打碗。父子冲突表现在散文《五猖会》中：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其一便是五猖庙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所说的现在，是1926年，当时他在北京被段祺瑞通缉，躲在法国医院的杂物房中，写这篇《五猖会》的回忆。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整整三十年了。然而已届中年的鲁迅对那次“五猖会背书事件”仍不能释怀，可见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怎样深刻沉痛的记忆。这种摧残人性的家长教育对鲁迅留有一定的影响，他说：长辈的教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
在父亲临终时，保姆长妈妈按照当地习俗，叫鲁迅大声叫喊，使父亲快些断气以减少痛苦。鲁迅于是大声地叫唤“爹爹！”父亲终于“张了一张眼睛，口边一动，仿佛有点伤心”，“慢慢地闭了眼睛”。这是周建人的回忆。
这件事成了鲁迅一个终生不可补救的悔恨，一生都在内心忏悔、自责。在1919年发表的散文《自言自语我的父亲》中，他追述了父亲临死时的情景，懊悔道：“我现在想，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我何以不听我的父亲，徐徐入死，大声叫他。”“啊！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过，扰乱了我父亲的死亡。”七年之后，鲁迅又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怀着深沉的忏悔之情回忆了父亲死时的情景：“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鲁迅的气质充满忧伤和阴郁，严于解剖自己，并怀有深沉的忏悔意识，心理根源之一便是在他内心深处的这种“弑父”的原罪意识。而他成年之后，又处处父亲般地维持整个家庭，无微不至地关怀弟弟们，不自觉地继承了父亲的忧郁易怒天性。后来与周作人失和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家长式的关心使独立性很强的周作人受不了。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题为《二十四孝图》的散文，严峻批判封建孝道对人性特别是儿童的残害。但我们看鲁迅一生对母亲尊敬孝顺的事实，可以肯定他是完完全全的大孝子，不管是以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
鲁迅在建安七子中最佩服孔融，称之为“有特色的奇人”。但孔融关于亲子关系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却叫鲁迅为难：“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特瓶中，出则离矣。”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当然属于大逆不道，结果孔融被曹操以“违反天伦，败伦乱理”的罪名砍了脑袋。鲁迅对孔融的观点，既称赞其向封建孝道挑战的叛逆精神，又反对其认为父子毫无情感关系的看法：“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
可见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反对的是孝道的荒唐残酷的一面，并没有抹杀亲子之情。一向偏激的鲁迅不是孔融的忠实粉丝，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在于鲁迅心中深藏着“恋母情结”。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她是咸丰辛亥举人、户部主事鲁希曾的三女儿，绍兴安桥头人。她于1880和周伯宜结婚，共生四子一女。她虽然是个旧式的家庭妇女，却有着一般旧式妇女所没有的品行精神。她勤奋好学，喜欢读书看报；她思想并不守旧，个性刚强坚毅；她很重感情，又具有超出一般家庭妇女的见识。最难得的，是她十分理解并且最喜爱大儿子，她曾对别人讲：“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而且，对于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他从没有推托过，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将典当来的钱如数交给我，不吐半句怨言。”
然而，慈爱的母亲却做了一件坏事，深深地伤害了长子，让鲁迅痛苦一生，这就是她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私下包办鲁迅和朱安的婚事。
母亲为何要做出这件深深伤害爱子的事情呢？
第一，作为一个旧式家庭妇女，母亲虽然有很多超出一般家庭妇女的见识，但她终究是难以摆脱旧礼教的影响，什么都可以听儿子，唯独婚姻大事必须由自己来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鲁迅、老舍三位大师的母亲在儿子的婚事上的态度全都一样。
第二，母亲上了“媒妁之言”的当。周作人曾回忆说，“新人”（指朱安）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王夫人的同族，由谦少奶奶（同族的媳妇）做媒成功的。这媳妇娘家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介绍人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第三，上述两个原因都是外在的，其实深层还有一种潜意识：早熟的鲁迅在祖父入狱、父亲病重、家道衰落的时候，极力分担着母亲的劳苦和忧伤，因此她对鲁迅有着一种很特殊的依恋之情。丧失丈夫的母亲常把长子当作感情寄托的对象，正因如此，母亲往往不忍看到儿子被一个自己不熟悉、不喜欢、不满意的女子夺去，不忍因此失去儿子的爱，于是或者常常对儿子选择的爱人看不顺眼，或者干脆自己作主替儿子选一个自己满意的儿媳。
最能体现鲁迅对母亲的孝道的则是鲁迅在自己婚姻大事上的态度。周老太太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就私下聘定了朱安女士为儿媳妇。具有个性解放和民主思想的鲁迅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他曾要求母亲退婚，但母亲却坚持不退；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也为了不造成朱安女士的悲剧，他终于在1906年从日本赶回绍兴，和朱安女士完婚。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传记》中引用了鲁迅的话：“那时，家里的人因为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鲁迅对母亲，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要尽己所能地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比如，鲁迅结束海外生活回国谋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回来帮助母亲，使家境有所好转，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在《自传》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似乎异常冷静。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他要在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他要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经族人合议，联合出卖，鲁迅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前后看了八处，最后决定买下八道湾的一处房子，加以整修；先同二弟周作人夫妇及侄辈迁入，然后亲自返乡，迎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来京定居。旋即又因与二弟失和，他带着名义上的妻子迁往砖塔胡同暂居。因砖塔胡同的房子窄小，鲁迅又不惜借贷，重又奔走，在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八间老屋，改建成小四合院，把母亲接过来一起居住。
那时鲁迅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每天出门，必先上母亲房转一圈，说：“阿娘我出去者。”回来也必先到母亲房内说一声：“阿娘我回来者。”
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他曾两度到京探望母亲。平日里除了按时捎钱或汇款，还不时给母亲写信。抬头必称“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必书“恭请金安”。当天津《大公报》登出“鲁迅生脑炎”的八卦文章之后，鲁迅急忙给母亲去信，说明这“全系谣言，请勿念为要”。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被捕时，外界纷纷谣传鲁迅也被捕了，母亲在北平急得生病。鲁迅这时几乎一天一封地给母亲去信，报告平安。当时鲁迅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据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的说法，这诗是“悼柔石的”。其中三四句“慈母”实乃双关--既是指献出亲子的双目失明的柔石的老母，也是指自己在北平、正在为儿子担心饮泣急得生病的母亲，感人至深。在中国，第一个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鲁迅。
2000年8月的一天，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给予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很高的评价，尤其对鲁迅先生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
在这次答记者问的谈话中，大江健三郎认为鲁迅先生完全可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印度的泰戈尔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获取这一奖项的亚洲第一人。一天，大江健三郎问他的母亲：“在泰戈尔之后，亚洲谁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呢？”他的母亲回答道：“唉，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
大江健三郎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完全符合鲁迅先生作品的实际。至于连他的母亲都期盼着继泰戈尔之后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应该是鲁迅先生这一事实，说明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日本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06年，大江健三郎来北京，做了两场重要的讲演，他的题目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始于绝望的希望》。一看题目，人们就知道他讲的是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