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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人与诺贝尔文学奖
题图：鲁迅等人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合影
代表世界科学和文化领域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已经设立一百一十余年，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性综合大奖，在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的荣誉和权威地位。一百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获奖者已近八百人，获奖者的国籍有三十多个。其中既有传统的科学文化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发达者，亦有虽称大国但科学、文化乃至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如印度、南非、阿根廷、巴基斯坦等。而最令世人尤其是中国人遗憾的，就是在2012年之前，无论是科学、文学还是和平奖，都与中国无缘。换言之，迄今为止，除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还没有第二位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和作家获得诺贝尔奖。
就诺贝尔文学奖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不仅立足于这个奖项的巨大影响力，更立足于获奖作者的作品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深层内涵。在他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部堪称划时代的著作，代表着本国和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和时代成就，只有这样，才配得上称为“最高”荣誉。回首往事，人们的客观评价表明，迄今为止的全世界一百一十名作家里面，虽然有少数作家存在争议，但80%以上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家，其中不乏本民族、本地区的时代旗手或艺术大师。
所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所具备的荣誉，中国人有着天然的、历史性的敏感和热情。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可谓源远流长。上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初创之时，获奖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还很遥远。直到1913年，第一位亚洲人、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才第一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我们认识了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触角第一次伸向欧洲之外。
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国是无力竞争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于是大家就格外关注与科技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学奖。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的“斯文大国”，产生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传世经典名著的“文化大国”，我们无疑配得上这一项国际荣誉。邻邦印度能够获奖，我们为什么不行？于是，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悄然滋生。一百多年来，多少次可望而不可即，多少次擦肩而过，多次错过良机，都没有让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消散，反而愈来愈重，深深地扎根在众多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心中。特别是当1985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被选入瑞典文学院时，人们更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更与一些中国作家和其他东方文学专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获奖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每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国内的许多新闻媒体都会炒作起来，诸如某某国内作家被提名，获奖几率如何的报到甚嚣尘上。2009年，“安徽诗人叶文斌将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近乎恶作剧的消息霸占了许多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可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炉后，国内就一片叹息：什么时候我们能真的得一次呢？就在2012年春天，莫言获奖的半年前，又流传出中国作家曹乃谦可能获奖的消息，令国人在空欢喜之外又失落一番，好在莫言获奖随后而来。此前，随着巴金等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几位中国老作家相继作古，许多国人失望的情绪也就越来越重。
失望之余，我们也曾欣慰于那些获奖的华裔，这足以证明，在智力上我们不输于任何人。可在欢呼之后，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2000年，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价颇高，好像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前进的方向，引起了国内热烈的讨论。虽然对高行健获奖见仁见智，其说不一，但这毕竟反映出诺贝尔文学奖对华语文学的关注。
走过一百余年的诺贝尔奖评选至今，美国获奖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三百多人，英国有一百一十多人，德国有超过百人。单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获奖人数超过五人的国家有，法国十五次、美国十次、英国十次、德国九次、瑞典八次、意大利六次、西班牙五次。在亚洲，我们的近邻日本和印度，也有泰戈尔、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奖，可是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却只能面对零的尴尬，我们除了埋怨翻译不利和地域歧视外，只能一声叹息。
我们曾拿瑞典文学院只将奖项颁给北欧和西欧作家的“小趣味”来宽慰自己，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正像奥运会那样不断拓展，遴选作家的范围不断扩大，亚非拉地区的作家频繁获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细细分析，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渴望诺贝尔文学奖，有两层原因。首先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一旦获奖，可以说是名利双收。某种程度上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是一场造神运动，权威的评奖成为制造经典的一个环节。有的作家的作品本来可能默默无闻、鲜有人知，可一旦获奖便立即家喻户晓，不仅文学界人士耳熟能详，社会大众也会对他略知一二。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还是有为数众多的人翘首以待，只为获知获奖者的风貌。诺贝尔文学奖高额的奖金也是其令人关注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奖和捷克的卡夫卡奖作为世界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奖金只有一万美元，美国的布克奖高一点，奖金为6万英镑，法国的龚古尔奖最少，奖金为五十欧元。中国的顶级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奖金只有五万元人民币，后来因为李嘉诚的资助，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才在2011年提升为五十万元人民币，但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还有相当遥远的差距。
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还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关注和认同。一直以来，中国对本国文化一直充满了无比的自信，这是基于中国五千多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中国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先进点和创造性，并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关注和认同。但是与之相反，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诺贝尔文学奖直到2000年才有汉语文学（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中国文学）的一席之地就是实例，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西学和西方的汉学之间的严重不对称。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有疏漏、有偏颇，但是相比较而言，其客观性和权威性仍不容否认。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哪怕我们刻意淡薄，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新时期中国人的开放和大气，需要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与世界文化交流，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尊重。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肯定，这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莫言的获奖让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终于成真，但是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却不会消失，因为我们在期待着还有中国人摘得这项荣誉桂冠。在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实际”的“文学”意义。正如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前文化参赞阎幽磬所言：“中国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一个政治性的事物，总是难以将文学奖与政治分成两件独立的事情。”他认为，其实文学奖是给个人的，不是给一个国家的，确实没有必要将政治甚至国家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拴在一起。此言极是。
可以说，中国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视荣誉为人生最大的要事，所谓“金榜题名时”正此意也，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早已不同中国古代的科举金榜，但是“题名”更具世界荣誉。
中国作家醉心诺贝尔文学奖，或说“诺奖情结”或“诺奖梦”的根源是多方面且具历史性的。
首先，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作家，自古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所谓“立德”指在思想道德观念上独树一帜成为“圣贤”，所谓“立功”指在在治国理政或保家卫国上功绩卓著成为功臣，而所谓“立言”即是中国文人的常态，即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而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正能最好体现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和最大荣誉。
其次，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作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或伸张正义救民于水火，或宣传真理为理想而奋斗，或发扬学术为思想而尽言，总之，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光辉。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就是作品或作家“具有理想倾向”，这一点和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相符。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对中国作家来讲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再次，每一位正直的中国作家（或中国文人）都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都渴望用自己的文字和作品，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或改造社会，或建设未来，或教化民心，或开启民智，或歌颂光明，或鞭挞黑暗，或赞扬真善美，或抨击假丑恶。总之，作家的责任重于泰山，而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广泛性，则为作家很好地尽职社会责任造就了可靠基础和条件。
最后，作家的专业创作本能决定了他们必定与文字和著述一生为伍。在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上登峰造极，达到更高甚至最高的境界，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表现社会、反映时代、造福人类，是作家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体现世界范围文学界最新最好成果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位以创作为职业、以弘扬文化为己任的作家来说，将是一项莫大的荣誉和安慰。
所以说，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油然而生的，是其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一个人追求向上和人生荣誉的自然流露，因此它是无可指摘的。
我们更应该看到，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中国社会的民间与官方甚至舆论，比那些文学圈中的专业人士更为强烈且持久。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中国民间即社会大众，对自己国家悠久的文化传统满怀信心，认为一个泱泱大国，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化古国，获取区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正如“探囊取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不得奖才是不正常的。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成就，就连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埃斯普马克在他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专业著作中也公正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些文学作品能与中国的唐诗和《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相比。正是这种外国人的赞赏，中国人特有的心态，使得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趋之若鹜，无以复加。
其次，就中国的舆论媒体而言，他们对中国作家的期望值过高，尤其对一些著名的中国作家期望甚大，认为他们有能力、水平和资格，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作家身份、责任以及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曲解。作家是一种个体智力劳动的职业，他们的创作不仅特色各具，作品也异彩纷呈，作品好且受欢迎，却不一定能获奖。因为任何奖项的评判标准都是见仁见智的，对同一个作家，不同的奖项评委会有不同的评价，对于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亦然如此。
最后，中国政府或说国家，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整体战略考虑，急需要中国作家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家本人的荣誉，更是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公开讲话和反应中即可看出端倪。
总之，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的产生是有其专业、民间、官方、舆论和作家本人的原因的，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问题。
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言：“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的角度以外的评价颁发。这一点本身是遗憾的，我当然希望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学能够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文学，以便能够完全加入全球性文化大军的行列。”
客观地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人，在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上贡献颇大。2012年莫言获奖，更归功于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的出色翻译。特别是马悦然，他是瑞典文学院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能运用汉语者，除翻译外，他的介绍、推荐、评定之作用更大。
其实，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有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表现令世人瞩目和关注。他们就是法国的萨特和中国的鲁迅。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文学中人和社会大众最为看重的国际性大奖，但对于萨特和鲁迅来说，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评比而已。丰厚的奖金和巨大的荣誉，对于他们二人来说不值一提。他们在这世人瞩目的文学大奖和全世界面前，表现出超凡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1964年，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决定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作家让-保尔萨特时，他拒绝了这一决定。然而，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规定，当获奖者拒绝受奖时，该奖项的决定仍然有效，也就是说不管萨特是否同意接受这一奖项，由评委会决定产生的1964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依然是萨特。同时，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照常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这一结果和决定。因而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奖作家本人自愿缺席的颁奖仪式（非本人意愿缺席者不乏其人，如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在那年的盛大颁奖典礼上，没有获奖者的身影，没有他的受奖致辞，只有对他的颁奖词在宣读。
对于鲁迅，他的态度是最值得当今国人回味、思考和借鉴的。当年鲁迅得知瑞典学者、探险家和科学考察家斯文赫定关于推荐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后，曾书面表示：“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关键是鲁迅对此事的态度，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还表示：“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一，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是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高水平的奖项，要获此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鲁迅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平与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定差距，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意当一个名不副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三、鲁迅认为不仅自己不够格，就是整个中国文坛的水平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也存在着差距。
对于鲁迅这件事，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做了极为精当的评价。他说：“鲁迅的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刻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
应该说，鲁迅的态度是最客观、真实且公正的，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当代依然不过时。其实中国人应该持有和鲁迅先生一样的心态，来对待、认识、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即以平常之心待之，以力求上进之心处之。这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犹如莫言或比莫言更优秀的作家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信这一愿望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梦。
代表世界科学和文化领域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已经设立一百一十余年，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性综合大奖，在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的荣誉和权威地位。一百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获奖者已近八百人，获奖者的国籍有三十多个。其中既有传统的科学文化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发达者，亦有虽称大国但科学、文化乃至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如印度、南非、阿根廷、巴基斯坦等。而最令世人尤其是中国人遗憾的，就是在2012年之前，无论是科学、文学还是和平奖，都与中国无缘。换言之，迄今为止，除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还没有第二位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和作家获得诺贝尔奖。
就诺贝尔文学奖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不仅立足于这个奖项的巨大影响力，更立足于获奖作者的作品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深层内涵。在他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部堪称划时代的著作，代表着本国和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和时代成就，只有这样，才配得上称为“最高”荣誉。回首往事，人们的客观评价表明，迄今为止的全世界一百一十名作家里面，虽然有少数作家存在争议，但80%以上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家，其中不乏本民族、本地区的时代旗手或艺术大师。
所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所具备的荣誉，中国人有着天然的、历史性的敏感和热情。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可谓源远流长。上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初创之时，获奖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还很遥远。直到1913年，第一位亚洲人、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才第一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我们认识了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触角第一次伸向欧洲之外。
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国是无力竞争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于是大家就格外关注与科技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学奖。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的“斯文大国”，产生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传世经典名著的“文化大国”，我们无疑配得上这一项国际荣誉。邻邦印度能够获奖，我们为什么不行？于是，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悄然滋生。一百多年来，多少次可望而不可即，多少次擦肩而过，多次错过良机，都没有让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消散，反而愈来愈重，深深地扎根在众多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心中。特别是当1985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被选入瑞典文学院时，人们更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更与一些中国作家和其他东方文学专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获奖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每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国内的许多新闻媒体都会炒作起来，诸如某某国内作家被提名，获奖几率如何的报到甚嚣尘上。2009年，“安徽诗人叶文斌将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近乎恶作剧的消息霸占了许多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可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炉后，国内就一片叹息：什么时候我们能真的得一次呢？就在2012年春天，莫言获奖的半年前，又流传出中国作家曹乃谦可能获奖的消息，令国人在空欢喜之外又失落一番，好在莫言获奖随后而来。此前，随着巴金等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几位中国老作家相继作古，许多国人失望的情绪也就越来越重。
失望之余，我们也曾欣慰于那些获奖的华裔，这足以证明，在智力上我们不输于任何人。可在欢呼之后，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2000年，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价颇高，好像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前进的方向，引起了国内热烈的讨论。虽然对高行健获奖见仁见智，其说不一，但这毕竟反映出诺贝尔文学奖对华语文学的关注。
走过一百余年的诺贝尔奖评选至今，美国获奖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三百多人，英国有一百一十多人，德国有超过百人。单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获奖人数超过五人的国家有，法国十五次、美国十次、英国十次、德国九次、瑞典八次、意大利六次、西班牙五次。在亚洲，我们的近邻日本和印度，也有泰戈尔、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奖，可是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却只能面对零的尴尬，我们除了埋怨翻译不利和地域歧视外，只能一声叹息。
我们曾拿瑞典文学院只将奖项颁给北欧和西欧作家的“小趣味”来宽慰自己，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正像奥运会那样不断拓展，遴选作家的范围不断扩大，亚非拉地区的作家频繁获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细细分析，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渴望诺贝尔文学奖，有两层原因。首先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一旦获奖，可以说是名利双收。某种程度上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是一场造神运动，权威的评奖成为制造经典的一个环节。有的作家的作品本来可能默默无闻、鲜有人知，可一旦获奖便立即家喻户晓，不仅文学界人士耳熟能详，社会大众也会对他略知一二。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还是有为数众多的人翘首以待，只为获知获奖者的风貌。诺贝尔文学奖高额的奖金也是其令人关注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奖和捷克的卡夫卡奖作为世界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奖金只有一万美元，美国的布克奖高一点，奖金为6万英镑，法国的龚古尔奖最少，奖金为五十欧元。中国的顶级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奖金只有五万元人民币，后来因为李嘉诚的资助，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才在2011年提升为五十万元人民币，但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还有相当遥远的差距。
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还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关注和认同。一直以来，中国对本国文化一直充满了无比的自信，这是基于中国五千多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中国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先进点和创造性，并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关注和认同。但是与之相反，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诺贝尔文学奖直到2000年才有汉语文学（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中国文学）的一席之地就是实例，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西学和西方的汉学之间的严重不对称。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有疏漏、有偏颇，但是相比较而言，其客观性和权威性仍不容否认。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哪怕我们刻意淡薄，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新时期中国人的开放和大气，需要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与世界文化交流，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尊重。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肯定，这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莫言的获奖让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终于成真，但是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却不会消失，因为我们在期待着还有中国人摘得这项荣誉桂冠。在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实际”的“文学”意义。正如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前文化参赞阎幽磬所言：“中国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一个政治性的事物，总是难以将文学奖与政治分成两件独立的事情。”他认为，其实文学奖是给个人的，不是给一个国家的，确实没有必要将政治甚至国家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拴在一起。此言极是。
可以说，中国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视荣誉为人生最大的要事，所谓“金榜题名时”正此意也，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早已不同中国古代的科举金榜，但是“题名”更具世界荣誉。
中国作家醉心诺贝尔文学奖，或说“诺奖情结”或“诺奖梦”的根源是多方面且具历史性的。
首先，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作家，自古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所谓“立德”指在思想道德观念上独树一帜成为“圣贤”，所谓“立功”指在在治国理政或保家卫国上功绩卓著成为功臣，而所谓“立言”即是中国文人的常态，即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而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正能最好体现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和最大荣誉。
其次，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作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或伸张正义救民于水火，或宣传真理为理想而奋斗，或发扬学术为思想而尽言，总之，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光辉。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就是作品或作家“具有理想倾向”，这一点和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相符。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对中国作家来讲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再次，每一位正直的中国作家（或中国文人）都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都渴望用自己的文字和作品，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或改造社会，或建设未来，或教化民心，或开启民智，或歌颂光明，或鞭挞黑暗，或赞扬真善美，或抨击假丑恶。总之，作家的责任重于泰山，而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广泛性，则为作家很好地尽职社会责任造就了可靠基础和条件。
最后，作家的专业创作本能决定了他们必定与文字和著述一生为伍。在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上登峰造极，达到更高甚至最高的境界，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表现社会、反映时代、造福人类，是作家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体现世界范围文学界最新最好成果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位以创作为职业、以弘扬文化为己任的作家来说，将是一项莫大的荣誉和安慰。
所以说，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油然而生的，是其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一个人追求向上和人生荣誉的自然流露，因此它是无可指摘的。
我们更应该看到，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中国社会的民间与官方甚至舆论，比那些文学圈中的专业人士更为强烈且持久。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中国民间即社会大众，对自己国家悠久的文化传统满怀信心，认为一个泱泱大国，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化古国，获取区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正如“探囊取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不得奖才是不正常的。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成就，就连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埃斯普马克在他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专业著作中也公正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些文学作品能与中国的唐诗和《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相比。正是这种外国人的赞赏，中国人特有的心态，使得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趋之若鹜，无以复加。
其次，就中国的舆论媒体而言，他们对中国作家的期望值过高，尤其对一些著名的中国作家期望甚大，认为他们有能力、水平和资格，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作家身份、责任以及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曲解。作家是一种个体智力劳动的职业，他们的创作不仅特色各具，作品也异彩纷呈，作品好且受欢迎，却不一定能获奖。因为任何奖项的评判标准都是见仁见智的，对同一个作家，不同的奖项评委会有不同的评价，对于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亦然如此。
最后，中国政府或说国家，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整体战略考虑，急需要中国作家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家本人的荣誉，更是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公开讲话和反应中即可看出端倪。
总之，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的产生是有其专业、民间、官方、舆论和作家本人的原因的，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问题。
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言：“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的角度以外的评价颁发。这一点本身是遗憾的，我当然希望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学能够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文学，以便能够完全加入全球性文化大军的行列。”
客观地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人，在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上贡献颇大。2012年莫言获奖，更归功于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的出色翻译。特别是马悦然，他是瑞典文学院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能运用汉语者，除翻译外，他的介绍、推荐、评定之作用更大。
其实，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有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表现令世人瞩目和关注。他们就是法国的萨特和中国的鲁迅。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文学中人和社会大众最为看重的国际性大奖，但对于萨特和鲁迅来说，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评比而已。丰厚的奖金和巨大的荣誉，对于他们二人来说不值一提。他们在这世人瞩目的文学大奖和全世界面前，表现出超凡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1964年，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决定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作家让-保尔萨特时，他拒绝了这一决定。然而，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规定，当获奖者拒绝受奖时，该奖项的决定仍然有效，也就是说不管萨特是否同意接受这一奖项，由评委会决定产生的1964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依然是萨特。同时，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照常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这一结果和决定。因而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奖作家本人自愿缺席的颁奖仪式（非本人意愿缺席者不乏其人，如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在那年的盛大颁奖典礼上，没有获奖者的身影，没有他的受奖致辞，只有对他的颁奖词在宣读。
对于鲁迅，他的态度是最值得当今国人回味、思考和借鉴的。当年鲁迅得知瑞典学者、探险家和科学考察家斯文赫定关于推荐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后，曾书面表示：“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关键是鲁迅对此事的态度，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还表示：“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一，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是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高水平的奖项，要获此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鲁迅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平与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定差距，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意当一个名不副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三、鲁迅认为不仅自己不够格，就是整个中国文坛的水平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也存在着差距。
对于鲁迅这件事，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做了极为精当的评价。他说：“鲁迅的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刻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
应该说，鲁迅的态度是最客观、真实且公正的，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当代依然不过时。其实中国人应该持有和鲁迅先生一样的心态，来对待、认识、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即以平常之心待之，以力求上进之心处之。这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犹如莫言或比莫言更优秀的作家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信这一愿望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