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四节 西方人视野中的余华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余华是少数几位在国内外文学界都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被认为是极具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也是少数几位被赋予“大师”期待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选入了中国的中学课本，也走进了国外的大学课堂，余华在欧美大学的东亚系、文学系有一定的知名度，享有国际声誉。目前，余华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在国外出版，成为获国外文学奖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本文拟从“世界文学”的维度观照余华及其创作，看看西方人视野中的余华侧影。

　　一、余华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中，余华的作品不论是翻译成外文的数量还是语种，都是较多的。目前为止，余华译成英文的长篇小说有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活着》（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2004年）、《在细雨中呼喊》（2007年）、《兄弟》（2009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往事与刑罚》（1996年）。《往事与刑罚》是余华的第一部英文版小说集，收入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古典爱情》、《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鲜血梅花》、《一个地主的死》、《难逃劫数》八个短篇，也是中国先锋作家中第一个在海外出版小说集的。该小说集的英文版封底上有这样的评价：“阅读这些故事就像欣赏震撼心灵的风景，经历残酷无情的暴力。在这里，读者的阅读期待被颠覆，已有的道德观念被解构，语言营造的华丽外表下游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暴力。”“难怪余华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面世时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他的创作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观念的反叛，令人想到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这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但其创作灵感却完全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叙事。”除了上述单行本整部作品的翻译外，余华还有部分单篇小说收入了英文版的中国新时期作品集，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主编的《毛主席会不高兴：今日中国小说》收入了余华的《往事与刑罚》，王晶主编的《中国先锋小说选》收入了余华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和《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刘绍铭、葛浩文编译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收入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等。

　　余华在法国和德国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作品译成法文的除了法国南方行动出版社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活着》（1994年）、《许三观卖血记》（1997年）、《在细雨中呼喊》（2003年）、《兄弟》（2008年）和三部小说集《古典爱情》（2000年）、《一九八六年》（2006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2009年）之外，还有法国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世事如烟》（1994年）。余华的四部长篇小说也全部译成了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此外他的部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被译成荷兰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挪威文、希腊文、俄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希伯来文等语种。

　　余华不仅在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方面独领风骚，还是中国新时期作家中获国外文学奖最多的一位。其长篇小说《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其中篇、短篇小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在细雨中呼喊》被法国文化交流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许三观卖血记》荣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兄弟》获法国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另外，《兄弟》还入围英国布克奖的姊妹奖“曼亚洲文学奖”（2008年，遗憾的是最后没能获得该奖项）。

　　余华香飘海外，虽然他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内的重要奖项无缘，但却受到国际文学奖的青睐，而且这些奖项的级别也不低。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是意大利的最高文学奖，该奖项每年都要评出三部意大利本国的小说、三部国外的小说，分为国内文学奖和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也是由最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格拉斯、莱辛和著名作家略萨、富思特斯等都曾获得过该奖。

　　余华获得的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的授奖词中说：“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朴实的自然界，正是这种特质把它们与詹姆斯乔伊斯及以塞缪尔等西方先锋文学作家的作品联系起来。”

　　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专门颁发给在文学艺术领域获得卓越成就的人，每年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有资格获得。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是美国一个鼓励、发现创新之作的重要奖项，而《国际信使》是法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份杂志，2008年决定颁发以此命名的“外国小说奖”，参与角逐该奖项的有130余部当年在法国出版的外国小说，最后评审团一致决定将其授予余华的小说《兄弟》，获奖评语中说该小说“从文革的血腥到资本主义的野蛮，余华的笔穿越了中国40年的动荡。这是一部伟大的流浪小说。”

　　余华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翻译成的外语语种多，不仅有英语、法语、德语等大语种，还有瑞典语、挪威语、希腊语、捷克语、希伯来语等小语种。二是作品翻译的数量多，不仅有先锋时期的作品，更有其创作转型后反映现实的小说。可以说余华的作品在西方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从他多次在国外获奖反映出他的作品在西方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受到从文学研究者到文学爱好者多个层面的关注和欢迎。三是翻译成西方语种的历时长，从1994年其小说集《世事如烟》被译成法语开始，十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不仅新作及时译成不同的语种，就是以前的旧作也不断地走进国外出版社的视野，以至于以前很少出国宣传自己作品的余华，近年来总是不断地受到邀请，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访问，以多种形式宣传、介绍自己的作品。

　　二、余华作品在西方的研究

　　随着余华在国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徐徐拉开序幕。《往事与刑罚》是他的第一部英文版小说集，该小说集在美国一面世，《出版者周刊》就发表文章，对余华的暴力叙事和象征运用进行评论：“尽管这些暴力同优雅的叙述、层层叠叠的象征并置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关联，我们从对作品的深层解读中感受到了当代中国严酷的一面。”随后，《今日世界文学》也发表了对该作品集的评论：“阅读余华就像阅读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你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不过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和耳目一新的感受。《往事与刑罚》中的八个短篇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万花筒般的文学世界，余华最出色的才华在于他善于利用各种题材和时代背景来编织故事。”“余华和他同时代的苏童、格非都属于中国先锋作家，他们以自己独特而又富于表现力的创作，向中国当代文坛投射了一道强光。”“余华高于同时代中国作家的地方在于他对象征手法的非凡运用，《往事与刑罚》、《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难逃劫数》都是这方面极好的范例，在这一点上余华可以说是超越前人的。”

　　《活着》是余华在国外广为接受的一部作品，该小说英文版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评价：“余华是当今中国最深刻的作家，《活着》不仅写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处。”“《活着》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融美德、反抗和希望于一体，余华的小说理应得到高度评价。”“作为当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余华以冷峻的目光剖析社会，以温暖的心灵感受世事。他的小说构思巧妙，散发着神奇的光晕，虽然讲述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引起的却是世界性的共鸣。”“《活着》讲述了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你之所以喜欢余华笔下的人物，是因为他们虽有缺点，却真实可信，个个感情充沛、生气勃勃：你和他们一同感受生活中小小的快乐，经历人生的磨难和痛苦。《活着》是人类精神的救赎，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就连美国作家也称赞《活着》是一部永恒的作品：“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品。”德国的《柏林日报》（1998年1月31日）评论道：“这部小说不仅写得十分成功、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意大利的《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刊文说：“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但它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也在国外赢得了较高评价：“这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小说，余华详细描写了当代中国最动荡年代里的混乱以及生命的脆弱。”“余华抓住了动荡岁月里中国家庭生活中简单和复杂的不同层面，把深沉的爱包裹在黑色幽默里面，展现了一位父亲在种种困难面前显示出来的宽厚、善良以及为家人不惜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而迪尔德丽萨宾娜奈特（Deirdre Sabina Knight）早在该小说译成英文之前，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她指出：“卖血有一种社会功能。许三观的爷爷曾告诉他，只有卖过血的男人才称得上身体‘结实’，许三观的乡邻阿方和根龙在他第一次卖血时告诉他要怎样做：卖血前要多多喝水，卖血后要吃猪肝补身体。因而卖血是确立男性身份和同他人建立交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小说的结尾，许三观向年轻一代的卖血者传授他的卖血经，而由于年过六十，血头不再要他的血时，许三观经历着身份的危机……这些情节表明许三观卖血不仅是为了家人的生存，还是他确立自我、获得归属感……同他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迪尔德丽看来，卖血不仅能带来经济收入，帮助养家糊口，还是许三观确认自我、同他人交际的一种方式。当年老体衰，血头不再要他的血时，他感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同他人交际的重要渠道。迪尔德丽还从私有制和启蒙价值的角度对《许三观卖血记》做进一步的剖析，认为许三观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即许三观拥有自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身体，我愿意怎样就怎样，只要不妨碍别人就行，即便这样做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便别人不喜欢我这样做都没有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很大程度上让许三观有了决定自我的权力。他一生中11次卖血是为了自由地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层面上讲，迪尔德丽认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反映了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即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但紧接着，迪尔德丽又提出了疑问，既然许三观很多次卖血都是为了维持家人的生活，这就引发了她对启蒙观念中关于个人价值实现的思考。由于许三观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是服从于家庭义务的，小说到底是在强调人支配自我的重要性，还是赞赏许三观履行了儒家思想中男人对家庭的义务？而这种家庭义务和私有制中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之间不无矛盾。最后迪尔德丽得出结论：在中国，任意支配自我的私有因素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既要受到经济的约束，也要接受道德的评判。

　　理查德金则从这两部小说的共性出发，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分析道：“余华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活着》中的福贵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尽管贫穷却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种转变在余华以前冷酷无情地描写暴力的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福贵和许三观年轻时曾虐待妻儿，但后来他们成为有尊严的男人，是体贴妻子的丈夫，是关爱孩子的父亲，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最终获得了人生的幸福感。”“余华比他一贯忧国忧民的前辈作家更为乐观，……鲁迅的作品中少有宽容、温和，而在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忍耐无处不在，余华向这种忍耐力致敬。”

　　《在细雨中呼喊》的英文版一问世，美国的《书单》上就刊登书讯，简要介绍了小说的内容，认为余华“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英文版封底上评价说该小说描述了“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太平洋事务》杂志上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作为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和中国当代文坛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余华描写了中国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悲剧命运。《在细雨中呼喊》……让我们不得不思索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教育和心理创伤……余华的小说从亲历者的角度，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深刻而又独到的描绘。”“余华向读者展示了孩子眼中的家庭、友谊、性、婚姻、命运、死亡以及降生，而这一切又掺杂着成年人孙光林的评论和哲学思考。”

　　目前，从国外对余华作品的研究来看，《兄弟》是重头戏。自其法文版、英文版在欧美问世以来，对该小说的评论可谓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法国《图书周刊》刊登文章说：“《兄弟》是一部迷乱而狂热的小说，它拥有滑稽奇妙的情节……这是法国读者所知的余华最为伟大的一本书。《兄弟》是一部杰作。”法国的《费加罗报》称“《兄弟》叙述了中国40年来所经历的从狂热的‘文化大革命’到开放状态的市场经济的动荡变迁，讲述了在道德压制和欲望释放的不同背景下，追求道德风尚和唯利是图的两兄弟的复杂命运。”比利时《晚报》则刊文评价说：“余华利用《兄弟》的故事来叙述中国的故事”，认为《兄弟》将“荒诞和悲剧、爱情和悲伤、美丽和痛苦交织在一起”，“不失灿烂，波澜壮阔，发人深省”。

　　《兄弟》2009年由美国兰登书屋推出英文版以后，《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登载文章，进行评论。其中《纽约时报》周末版用六个版面介绍了《兄弟》和它的作者。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也在“新鲜空气”（Fresh Air）这一美国著名的推荐新书节目中播出了美国评论家莫琳科里根对《兄弟》的评论。她说：“无论从风格、历史跨度还是叙事技巧来看，《兄弟》都称得上是一部宏伟的作品。”他对余华作品的褒扬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让美国读者进一步去阅读、探讨余华的这部小说。2009年3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推出中国专题，其中也介绍了《兄弟》，说《兄弟》中狂风暴雨般的语言、对情欲和肉体暴力的描写，都可能会成为吸引西方读者的元素。

　　统观余华作品在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外国人写的，这一类研究中介绍性的居多，而就某一个问题，从某一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较少，个别研究显示出东方主义的猎奇色彩。比如对《兄弟》的研究中，对其中提到的用钉子钉入脑袋自杀、砸碎宋平凡尸体的膝盖以放进棺材、厕所偷窥等细节津津乐道，而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出发，对这些现象进行多层面的剖析。二是海外的中国学者写的，这类研究中有一部分分析得很见功力，比如王斑在其著作《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中通过与鲁迅的比较，探讨了余华先锋创作中的怪诞。王斑认为：“鲁迅小说中的怪诞服从于讽刺的需要，没有逾越现实的语境，而余华的《世事如烟》直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难以名状的世界--一个世俗与荒诞、梦幻与现实、活人与死者难以区分的王国。”“梦对其中的人物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重要意义，他们把每一个白天都变成梦境。”“在余华的故事中，世界是非理性的，生活是怪诞的，”“我们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意义、不知置身何处的世界里。”“由于迷失和不知置身何处，我们发现我们对常理世界的认识被颠覆和摧毁了……余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逼人而又混乱的怪诞。”再比如刘康在其长达30页的论文《短命的先锋：余华的转型》中详细论述了余华从凌空蹈虚的先锋创作到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书写，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余华是‘先锋小说的典型代表’，而他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则有意避开精心建构的元小说形式，用‘直白的’、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方法创作小说，变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仅仅五年时间，余华就放弃了先锋试验，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两部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刘康进而指出，“余华创作的转型不应该视为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失败，而应看作余华善于捕捉审美的转向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他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文学趋向和文学形式。余华的这一转型帮助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辩证特征。”但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写的有关余华作品的学位论文仅用英语将中国批评界的观点介绍到国外，缺乏新颖、独到的见解。

　　三、余华作品在西方受关注的原因

　　通过梳理、分析余华及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和研究，可以看出余华是深受西方读者和研究者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西方人希望通过阅读、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余华在“文革”、市场经济等典型中国环境中塑造的福贵、许三观、李光头、宋钢等典型中国人物，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西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属于汉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汉学”在欧美的起源，自19世纪开始，与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并行，因此经济因素是驱动“汉学”研究、并促使其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因。就美国来说，其长期以来的中国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的分支，是情报所和策略思想库。在冷战时代，地域研究、东亚研究资助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现在虽然东亚各国都对美国大学的地域研究有所捐款，但来自美国国家层面的资助仍然十分重要。从这一点来看，西方对待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其对余华《兄弟》的接受正显露出这样的痕迹。法国《十字架报》指出：“从‘文革’的残酷到市场经济的残酷：余华涤荡了近年来的历史，把粗野怪诞的故事重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部大河小说，构筑宏伟，既是一部流浪小说，又充满着荒诞色彩，为了解当今的中国，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卢森堡日报》评论说：“作者在描绘两个兄弟的冲突当中，展现了一幅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完整图画。”《今日法国》刊文道：“通过这两种人生轨迹（指小说主人公宋钢和李光头--笔者），我们看到了整个刘镇，乃至整个民族的苦难与不幸。”法国《书店报》分析道：“在这本书中，读者还会发现昨天和今天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李光头和宋钢所居住的刘镇，是中国20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完美缩影……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人民如何生活在国家的变化当中。”

　　（二）透过余华的作品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固然是西方读者喜欢余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文学方面来讲，这还不是根本的因素，关键是余华的小说本身打动人，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更关注人物本身的生命价值，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融入普遍的人性描写当中，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从主题上来看，余华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更善于描绘普通人的故事，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深刻的生存命题。在《活着》的主人公福贵那充满苦难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余华关于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人生思考；《许三观卖血记》让我们在一个普通男人的辛酸背后看到了人性的温暖。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试验，90年代以来的余华承继了中国传统文人关注民生的传统，真正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表现出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他不再纠缠于曾经的纯粹叙事，而是开始关注普通人，书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作者把更多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了像福贵、许三观这样的小人物，剖析他们面对生存和死亡时的人生态度。在福贵、家珍、许三观、宋凡平等普通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私与伟大，看到了爱情、亲情的力量。而《兄弟》在西方人看来：“从未有过这么一个家庭故事构思得如此得当，如此谵妄狂热，如此地大不敬，让读者又笑又哭，也从没有人向我们传达过这样的一个中国。”

　　（三）西方读者在余华的作品中读到了他们自身所熟悉的东西，唤醒了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时有两种思维定势，一是寻求文化认同，追求不同文学间的互证、互识；二是寻求一种全新的、同自己的文化习俗迥异的东西，追求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余华在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受到很多外国作家的影响，主动吸收外国文学的养分，让西方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文化认同感。

　　在对《兄弟》的解读中，很多西方人读出了自己文化、文学传统中亲切、熟悉的东西。瑞士《时报》评价说：“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因为它编织了数十人的生活，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

　　《自由比利时报》宣称：“在700余页的篇幅里，余华用一个具有流浪汉文学色彩、拉伯雷式的、庞大的叙述，向我们展开了他们的故事。”上述对《兄弟》的评价涉及西方文学史上两种典型的小说类型。一是大河小说，大河小说也称“长河小说”，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史上一种容量巨大、人物众多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多以一个家族或整个社会为对象，力图全景式地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生活，犹如一条蜿蜒奔腾的江河冲向大海，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典型的“长河小说”。而流浪汉小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班牙的一种小说类型，多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从下层人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社会，像无名氏的《小癞子》即是流浪汉小说的典范之作。把《兄弟》定位为“大河小说”和“流浪汉小说”，让西方人拥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感到就像阅读自身文化传统内的文学作品一样，异域文学的陌生感很快融化在本土文学的熟悉感之中，由此带来接受上的主动性、积极性。

　　另外，很多西方读者也在《兄弟》中读出了西方作家和西方作品中人物的韵味。蒙特利尔《义务报》如此说：“经过十年的沉默，余华这个以孩子王式的淘气而闻名的作家，交付给公众一部拉伯雷式的鸿篇巨制……故事中两个异父异母的兄弟生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文革时期一个勉强维持生活的重组家庭里。父亲试图掩饰在红卫兵手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编造令人发笑的谎言--就像《美丽人生》中的罗伯托贝尼尼。”美国评论家莫琳科里根评论说：“读完《兄弟》的最后一页时，余华笔下的‘反英雄’人物李光头已和大卫科波菲尔、尤赖亚希普、艾瑟萨莫森等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拥有了独立于小说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西方读者借自己熟悉的文学人物来理解余华笔下的中国性格，将东西方文学融合起来阅读，显示了东西方文学交流的互识与互证。

　　西方读者之所以从余华的作品中读到了自己熟悉的文学传统、文学人物，是和余华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分不开的。在《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中，余华谈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博尔赫斯的《南方》、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史蒂芬克莱恩的《海上扁舟》、布鲁诺舒尔茨的《鸟》、杜克司奈斯的《青鱼》，中国的只有一部鲁迅的《孔乙己》。可见外国文学哺育了余华，他说川端康成教会了他描写细部；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思想，教会他自由写作；乔伊斯教会了他如何写对话；福克纳传授予他心理描写的技巧。正是因为饱受外国文学的滋养，余华才让西方读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让他们感受到异域文化的迥异风情，又让他们触摸到本土文化的枝节根须，在熟悉中融化陌生的风情，在陌生中捡拾熟悉的传统。虽然余华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虽然西方读者从余华的作品中读出了他们熟悉的东西，但并不是说余华是在步西方作家的后尘。他曾有个形象的比喻，说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树木接受阳光，作家是以树木而非以阳光的方式成长，因而他的创作只能越来越像自己。余华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外国读者能够在他的小说里读到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

　　（四）余华作品在西方的广为传播还和余华简洁的语言、得力的翻译有关。余华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笔洗练，始终保持着简洁的文风。余华的小说多用短句，而且结构简单，少用修饰语、复合句，呈现一派自然天成之美，这一切恰为西方人翻译、阅读他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法国《世界报》评价他的小说“风格简洁、句子简短”。另一方面，好的翻译也是余华作品在西方流传的重要因素。瑞士《时报》说：“皮诺和伊莎贝拉的翻译可谓非常成功。《兄弟》的法译本完全体现了中文版中那个聪明的顽童形象，多亏这两个译者的博学才使得法译本在真实的中国大背景下，准确而游刃有余地还原了原著。《兄弟》让读者身临刘镇，得以全方位地窥见当代中国史诗般壮阔的图景。”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样翻译得十分出色。理查德金这样评价说：“迈克尔贝利和安德鲁琼斯两人对余华的作品翻译都非常好，既忠实于原著，又符合英文的阅读习惯。由于这两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截然不同，一部是由一个小人物娓娓道来的民族史诗，另一部是带有很多戏剧性场景的歌剧风格小说，因而译者也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翻译《活着》的迈克尔贝利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描述福贵困惑的词汇，像‘谁知’、‘谁知道’、‘没想到’等。这些简洁的表达在汉语文本中得心应手，但翻译成英语时句子既长又生硬，贝利选择了有细微差别的英语表达：‘Nooneimagined that’（To Live，140），‘who‘dhaveknownthat’（To Live，147），‘Nooneexpectedthat’，and‘whocouldhaveguessedthat’（To Live，173），or‘whocouldhaveknownthat’（To Live，193）等等，这样翻译既表达了福贵心中的疑惑，又不至于太打断英语表述的流畅。针对《许三观卖血记》雄辩的文风，安德鲁琼斯采取一种不同于《活着》的翻译风格，轮番使用‘Myfateisbitter/My fateissweet’的句式，来呼应原文的重复叙事。当许三观告诉四叔自己想结婚时，余华在一个自然段中重复了七次“四叔”：‘Fourth Uncle，Iwanttofindsomeonetomarry。Fourth Uncle，forthepast twodays I‘vebeenthinking……’（Chronicle，18-19）段话的翻译几乎达到了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对于小说中其他部分的翻译，琼斯尽可能地使用短句和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以和余华的原文相对应。余华小说中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琼斯简洁地译为‘Thisiswhatismeantby Karma’（Chronicle，147）。《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两位译者都出色地再现了余华简洁、生动的语言和具有高度可读性的散文风格。”

　　《在细雨中呼喊》的翻译也非常到位：“巴尔优美的译文不仅读起来简洁流畅，而且不论在风格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忠实于原著。英文版的《在细雨中呼喊》很好地传递了原著的幽默色彩以及隐藏在小说中的弦外之音，巴尔在翻译时敏锐地捕捉到了余华中文表述的简洁性和内涵的复杂性，他不是简单地把中文意思翻译出来，而是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力求把原著表述中的隐含意义完全表达出来。译者还特别注意了中国人名、地名的翻译。比如，对于小说中的父辈孙光才，巴尔用韦氏拼音，而对于子辈孙光林和孙光明则用汉语拼音，如此巧妙地将两代人的名字区分开来。该小说……字斟句酌的英译无疑会受到喜欢东西方小说的读者的欢迎，不仅学术圈里的研究者会喜欢，一般的读者也会爱不释手。”

　　余华这位从浙江小城海盐走出来的作家，不仅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耀眼的中流砥柱，也是国际文坛上令人瞩目的新秀。他所受的外国文学滋养，他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和悲悯情怀，不仅拨动了中国读者的心弦，也启开了西方读者的心扉，余华是属于世界的。